清平樂：老成持重的韓琦，也曾有過魄力，一天之內搞掉4個宰執_風聞

作者|   爛柯人

來源|   浩然文史

清平樂中的韓琦

熱播劇《清平樂》中，出現了一個與仁宗幼年相見，被仁宗看中並一直倚重的官員——韓琦。韓琦由諫官到三朝宰相，有怎樣的為官智慧？他先是支持慶曆新政，後來又反對王安石變法，同樣是改革變法，他的前後反差為什麼這麼大呢？其間有着怎樣的心路歷程呢？

一、入職諫官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陽人。韓琦出身名門，少年得意，弱冠之年就高中榜眼。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韓琦入朝做官，當時新進的士子都向往館閣高官，但韓琦只擔任一些通判之類的小官，甚至於明道二年（1033年），還任監左藏庫這種閒官，他倒是也能處之自若。

清平樂中的宋仁宗

景佑二年（1035 年），韓琦到了諫院，成了一名諫官。韓琦在當諫官時，不畏權貴，“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意思是説，別人都不敢説的，他就敢説。寶元元年（1038年），各地因災荒流民四處流散，而宰輔集團卻拿不出任何辦法，耿直的韓琦就彈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和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是庸官，一天之間，四個人都被罷了官。

清平樂中的韓琦

同時，他還積極地為正直的范仲淹發聲。他為諫官三年當中，上70餘條奏疏，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被採納。北宋真宗時，台諫的勢力很弱，基本上人微言輕，受宰相的壓制。但韓琦敢言敢諫，開直諫之風氣。到仁宗朝，台諫的勢力壓過宰相，奪中暑職權。仁宗時，宰相王曾稱讚他説：**“比年台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意思是説，以前的諫官都不大行，但你做的很好，諫官就應該像你這樣！

《開封府》中的宋真宗

凡是涉及國家大事、公事，韓琦都要據理力爭，絲毫不讓。但在私下，韓琦以寬宏大量著稱。據宋人筆記《墨客揮犀》記載，韓琦在當地方官時，曾買到一個心愛的玉酒杯，將其視作珍寶。有一次宴請賓客，他拿出玉酒杯裝滿美酒讓賓客欣賞，但一個下人不小心碰到了桌子，酒杯便跌下來打碎了，賓客們都驚呆了。這個下人也嚇傻了，跪在地上等候發落，但韓琦十分大度地説，他並不是有意為之，何罪之有？一場風波就這樣過去。

清平樂的少年韓琦

二、西夏戰爭前後

真正讓韓琦走上歷史前台的，是宋夏戰爭。李元昊建夏稱帝后，對宋王朝發起攻勢。仁宗朝中開始的態度是主守，但元昊尋機會在三川口大敗宋軍。消息傳到朝廷，京師震動，朝臣展開新一輪激烈的辯論。仁宗最終採納了韓琦的建議，對西夏用兵。同時，仁宗任韓琦為陝西安撫使，調往西夏前線。

影視劇中的李元昊

韓琦之所以能得到仁宗的重用，主要是因為韓琦對邊事十分關心，他在做諫官的時候就曾多次上諫，注重北邊對遼、西北對党項的防禦，應當居安思危，防契丹跟党項變卦。但當時的宋廷因為承平日久，不重視邊防，韓琦又人微言輕，上疏沒有奏效。但他屢次上疏無疑給仁宗留下了關心邊事的深刻印象。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韓琦雖然為文臣，但他也十分重視武略。他説：**“如果為儒而不知兵，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宋代重文輕武的思潮影響之下，選帥多選文臣，文臣節制武將。但任軍職的文臣，一般有一種儒將的追求，勤習兵法，以杜預、陸遜等人為榜樣，韓琦就是如此，所以仁宗就非常信任他。

韓琦

韓琦在出發去陝西前，還不顧風險舉薦范仲淹同赴西北邊境。當時的范仲淹，因為犯言直諫而被貶到越州，仁宗説敢為范仲淹申辯，就視為朋黨。韓琦説：“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以全族性命做擔保，保舉范仲淹。於是仁宗任范仲淹為都轉運使，協助韓琦。

清平樂中的范仲淹

韓琦到達前線後，“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經過仔細的考察分析，韓琦認識到宋軍的缺陷是“兵弱勢分”，因此他工作的關鍵就是練兵，加強軍隊之間的配合和策應能力。但韓琦年輕氣盛，輕敵而導致急功近利，尤其是對軍糧後勤工作不重視。在好水川之戰中，他的部將任福貪功冒進被埋伏，而宋軍糧草難以供應，大敗。韓琦上疏自劾，被貶到耀州。在任地方官之後，韓琦也慢慢反思，變得越來越穩重。

清平樂中的韓琦

三、兩次變法

宋夏戰爭以雙方的妥協而告終，但宋廷已逐漸意識到宋廷的危機。一方面，國內的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流民越來越多，時常發生動亂。另一方面，國家面對遼和西夏的威脅，時力不從心。而且自北宋初年積累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

仁宗感於困局，便鋭意變法，重用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此次改革以范仲淹為主導，韓琦為副手。

清平樂中的富弼

韓琦在新政過程中“先上七事，後陳八事”。韓琦後八事是針對北宋的一些弊端，主張罷黜庸才，選賢舉能、消除冗官現象等；前七事基本都跟軍備建設有關。當時正值宋與西夏和議，西夏與遼勾結獅子大開口，宰相晏殊厭兵情緒嚴重，主張一切順從。但韓琦堅決反對，認為國家應該注重邊事，加強軍備，選拔軍事人才。

這時，韓琦主戰的傾向轉向主和，主張在河東（今山西）和河北廣建要塞，做好戰略縱深。同時，因為開封四面平地無險可守，他建議營建洛陽，蓄財屯兵，國家有難好有退路。可惜這條建議沒被重視，如果受到重視，北宋可能不會迅速被金滅掉。

清平樂中的晏殊

但新政面臨的阻力太大，利益受損集團開始反擊。反對派給改革派扣的帽子是朋黨，但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卻毫不避嫌，歐陽修甚至作《朋黨論》，辯稱朋黨有**“君子之黨”結黨為公，有“小人之黨”結黨為私。自己是“君子之黨”。但帝制時代，任何統治者都忌諱臣下組成政治團體，所以仁宗改變主意，終止了新政。其實，韓琦對這一問題十分謹慎，避談朋黨，説自己“惟義是從,不知有黨”。**

清平樂中的歐陽修

新政失敗後，韓琦自請出任地方官，後來又回到朝中。轉眼已到神宗年間，韓琦已任首相。此時的北宋，危機已經潛伏得越來越深，但此時的韓琦，歷經滄桑，做事越來越穩重，只求就事論事，補救時弊。但這種做事風格，顯然無法滿足鋭意變革的青年皇帝神宗之意，於是神宗罷了韓琦而任王安石。但王安石變法的許多舉動偏離初衷，擾民甚為嚴重，於是韓琦帶頭反對新法，最終在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預下，王安石出京，新法廢除。

清平樂中的曹後

文史君説

韓琦弱冠中榜眼，可謂少年得志。出任諫官之際，韓琦初出茅廬不怕虎，敢言敢諫，做出了“一日之內以片紙罷四宰執”的偉績。在之後的宋夏戰爭中，韓琦因急功近利而遭大敗。但正是這次大敗，讓他思考人生，重新定位自己，行事越來越成熟穩重。他的一生經歷了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兩次改革，但他前後態度差異很大，這其中又有怎樣的原因呢？

其實，韓琦不是反對變法，他也致力於拯救北宋的困境。但是他所經歷的，讓他變得更加謹慎，不贊成幅度巨大的顛覆性變革。尤其是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思想是取財於民，對於長期擔任地方官，深知民間疾苦的他，是萬萬不忍加重百姓負擔的。新法後期執行的偏差導致民怨沸騰，讓韓琦不能坐視不管。對比來看，王安石重“利”，而韓琦更重“義”。

參考文獻

[元]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

劉思麗：《北宋政治家韓琦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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