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揚：警惕香港史書寫中的分離傾向_風聞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1期

2019年的香港極不平靜，由“修例”爭議引發的社會動亂持續數月之久。在這場動亂中，激進示威分子聲稱要“光復香港”。香港迴歸祖國已經22年，“光復”從何説起？難道他們想要回到之前某個歷史時期？這些言行包含的荒謬歷史認知和荒唐的“戀殖”情結，發人深思。

歷史認同是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基礎與前提。在香港推進國家歷史教育是促進“人心迴歸”的重要舉措。然而，最近十年，隨着基於“本土分離史觀”的一套香港史論述的建立，相關人士“打正旗號”要“奪取香港史的話語權”，對抗“大中華史觀”。其核心是虛構香港“具有獨立的歷史”，否認香港與祖國是命運共同體的事實，本質是挑戰“一國兩制”實施的歷史合法性，從而為“港獨”的理論與實踐提供所謂的歷史正當性。這些錯誤思想受到一批香港青年的認同與追捧，成為 2014 年非法“佔中”事件直到此輪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心理誘因。

“本土分離史觀”的冒起

香港迴歸後的第一個十年，一些香港史論著開始流露“本土意識”。兩卷本《香港史新編》於1997年問世，這部著作以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專題編排，參與撰寫的作者均為當時各領域學有專長的香港學者。這部著作雖然呈現了香港與祖國的歷史聯繫，但部分篇章過於強調香港人的身份獨特性，對英國殖民統治亦缺乏批判。2000年，《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出版，作者一方面對“殖民史觀”有所批評；一方面又對“愛國史觀”大加質疑，且將重點放在後者。作者稱內地的香港史論著“具備了濃烈的政治宣傳意義”，提倡“既反帝反殖，但也跟大陸主流大論述相異的立場”。2001年，旅美台灣學者蔡榮芳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出版，該書聲稱中國的“愛國史學”和英國的“殖民史學”有“重要的共通相似之處”，“都執迷‘國權’，以‘國權’壓制地方權益”，標榜“秉持‘香港為本位’之史觀，以香港人之權益為首要考慮，來解釋香港的歷史”。 

香港迴歸後的第二個十年，一些以“本土史觀”書寫的香港史論著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分離主義傾向。2011年香港學者陳雲（本名陳雲根）《香港城邦論》出版，提出建立香港“城邦自治”，貫徹“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該書觀點偏激、語言粗鄙，肆意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表面看來，“香港城邦論”服膺“一國兩制”，反對“獨立建國”。事實上，作者是在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表達着分離訴求。作者認為：“戰後由於東西方冷戰關係，香港獨立發展，形成整全的經濟地理格局，香港保存大量農田及郊野綠地，發展工商貿易，並有自己的公共政策及各種制度。”“香港目前的‘國中之國’地位，其文化根基來自香港的城邦歷史。”這一論調即是“本土分離史觀”的濫觴。

2014年2月，在非法“佔中”處於醖釀之際，香港大學學生會主編的《學苑》雜誌推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號，收錄了梁繼平《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王俊傑《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曹曉諾《“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張士齊（本名李啓迪）《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等鼓吹香港“民族自決”的文章。2014年9月，上述4篇文章經修改結集出版為《香港民族論》，新增吳叡人《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練乙錚《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孔誥烽《殘缺的國族 自決的城邦：二十世紀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困境下的香港問題》、徐承恩《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和蘇賡哲《本土思潮的幾點釋疑》等5篇文章。

“香港民族論”是“本土分離史觀”的核心觀點，它以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的論述為基礎，虛構了一個“香港民族”的“前世今生”，目標是“以香港為本位，發展出獨立而自主的歷史觀、身份認同及政治原則”。孔誥烽聲稱：“香港在這一百五十多年中發展出獨自的地域身份、公民認同與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價值體系，已經自成一個族羣。”由於無法在種族問題上做文章，相關作者轉以“文化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等概念支撐他們的謬論。曹曉諾認為“香港人”這個共同體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吳叡人聲稱“香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梁繼平則將“本土政治共同體”作為“香港民族”的內核。

為“香港民族”建構“民族歷史”的是本職為醫生的業餘歷史學者徐承恩。他於 2014年和 2015年相繼出版《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和《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後一本書影響甚大，於 2017年在台灣出版第3版，改名為《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試圖對所謂的“香港民族”的文化源流與社會變遷進行系統的論述。其實，這本充斥着大量史實錯誤的書籍，只是系統歪曲了香港從遠古到現今的歷史。作者開篇即放言妄論，稱“本書無意要‘公正持平’地恢復歷史的原貌”，“香港國族主義是筆者的立場，也是被鄰國帝國主義壓迫的七百萬同胞之立場。我無法為了所謂的‘政治正確’和‘公正持平’，不以香港國族的立場寫香港的歷史故事”。該書妄稱，香港地區的原住民是被邊緣化的“海洋族羣”，“受西方文明洗禮”，一直“抗拒漢化”；來香港的中國移民大部分都是“逃避中國國族建構的難民”；1949年以後，香港人“開始視中國為他邦異域”；香港迴歸是“中國威權主義的二次殖民”；非法“佔中”事件中“出現了以爭取民主、自由、公平和平等為己任的公民國族意識”。

2016年，本職為律師的梁衍華出版《香港獨立論》一書。作者稱其“嘗試透過分析國際法、闡述香港歷史與北方粵漢相異及文化上獨有的粵英混合事實，以整理出香港主權獨立的學術依據，並且解釋香港具備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而生存的能力”。該書的主要內容就是虛構“獨立”的香港歷史，分設“古代史篇”“近代史篇”和“當代篇”，從族羣、文化、語言和發展線索等方面論述香港“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該書稱古代香港和迴歸後的香港是“北屬時期”；鴉片戰爭後至迴歸前的香港“與北方的大陸住民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該書的出版標誌着“本土分離史觀”已經成為“港獨”的支柱理論。至此，香港“本土分離史觀”完成了從冒起到形成的整個過程，並試圖用“思想力量”推動“港獨”實踐。

“本土分離史觀”的危害與成因

在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各種原因，香港社會一直對歷史比較“冷感”。然而，最近十年，一些倡導“本土分離史觀”的著作卻一版再版，相關人士多次開設講座，形成了不可小覷的傳播效應。2012年，由香港電台、香港出版總會合辦的第五屆“香港書獎”竟將《香港城邦論》評為獲獎書籍。2016年2月，警方搜查涉嫌參與旺角騷亂的22歲男子寓所時，檢走的三本書籍中就包括《香港城邦論》。“港獨”分子梁天琦坦陳，中學時代即看過《香港城邦論》，這是他投身“本土社運”的原因之一，並稱陳雲等是他的“政治啓蒙老師”。2014年9月，《香港民族論》首印2500冊，4個月後即銷售告罄。2015年1月，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香港民族論》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2015年3月，《蘋果日報》稱《香港城邦論》《香港城邦論（Ⅱ）》“一向暢銷”，《香港民族論》“更是部分書店的暢銷榜榜首”。《鬱躁的城邦》一書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已經出了第三版，這本書不僅在香港，亦在台灣頗受青年追捧。 

“本土分離史觀”的危害是與現實直接關聯的，“港獨”勢力已將回歸後香港當代史的書寫視作挑戰“一國兩制”的重要“戰場”。“本土分離史觀”以推動“港獨”為終極目標，而“港獨”之所以遭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排斥，原因之一在於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在身份認同方面無法接受這種荒謬主張，而“本土分離史觀”恰恰就是在身份認同方面大做文章。梁衍華聲稱：“當香港民族整體能區分香港民族與其他民族，普遍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後，才有政治基礎公投自決獨立。”此外，“本土分離史觀”的建構者頗為重視對“台灣經驗”的學習，吳叡人聲稱：“台灣人蔡榮芳在中國崛起的前夜為理解帝國邊緣人民認同的共同困境而書寫的香港本土史，在十五年後被映照在香港市民史家徐承恩為香港書寫的民族史之中，而啓發這部香港民族史的原點，則是上一個世代的台灣人民間史家王育德在流亡中書寫的台灣民族史。”練乙錚毫不諱言地表示，自己“法理港獨”的主張參考自“法理台獨”。 

值得注意的是，徐承恩、梁衍華等人的著作是“本土分離史觀”最系統、最完整的呈現，它們恰巧出版於非法“佔中”剛剛平息、“本土社運”處於“休漁期”之時。練乙錚即在徐著的推薦序中號召香港青年人利用這一時期“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現在看來，2019年香港社會動亂的種子，早已播下。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本土分離史觀”如此迅速地傳播，並影響了相當一批香港青年？

就歷史而言，港英當局對中國歷史教育的限制，迴歸後教育領域“去殖民化”的不力，以及由此產生的香港社會一些人長期以來對國家歷史的冷感、漠視和曲解，這些因素是“本土分離史觀”形成的深層心理土壤。港英當局的官立學校長期推行疏離、割裂祖國內地與香港之間關係的教育。省港大罷工之後，香港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有意推行中文教育，他結交遺老、鼓吹國粹、提倡尊孔，但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以此抵禦革命思潮的影響。20世紀40年代，中共香港市委認為：“香港是英帝國主義‘封建的’地統治着的殖民地。”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社會民族意識空前高漲，港英當局決定重新審視中文教育，於1952年成立“中文教育委員會”。1953年，該委員會提交報告書聲稱，中國內地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都具有排外宣傳的性質，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應編印“不含偏見”的歷史教科書。冷戰時期香港中小學的“中國歷史”科目所授內容經過“精心剪裁”，教學以古代史為主，討論鴉片戰爭等“敏感”歷史事件被視為禁忌。美國和台灣當局亦在香港資助“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機構，展開針對新中國的“文化冷戰”。相關人士刻意營造一種“士大夫花果飄零”的氛圍，標榜中國傳統文化海外傳承的立場。

冷戰時期香港社會扭曲的歷史認識，是港英當局有意培植的結果。它與“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相悖，站在自視“高等文明”的西方立場，賞玩、緬懷古代中國，輕蔑、鄙夷近代中國，恐懼、仇視現代中國。1967年“反英抗暴”結束後，港英政府展開“洗腦贏心”，刻意培養香港居民對本地的“歸屬感”。香港迴歸後，在課程改革中，特區政府不再將“中國歷史科”列為高中必修課程，轉而大力推行“通識科”。“通識科”雖然設置了“現代中國”和“今日香港”等單元，但一些學校選用的教材，卻出現大量醜化祖國、歧視同胞、誘導“港獨”的內容，灌輸“仇中親西”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不少香港青少年缺乏歷史常識、拒絕瞭解史實，熱衷解構、排斥建設；深受“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歷史不可能真實”“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等觀念影響，“理直氣壯”地否認香港與祖國的歷史聯繫。

就現實而言，“本土分離史觀”是香港“本土社運”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展的必然結果。應該説，香港迴歸後的一段時間，本土意識在香港民眾中的影響比較有限，它的傳播最初與“保育運動”的發展有關。“保育運動”原本是指針對香港本地歷史遺蹟進行保護的主張與行動，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未受到公眾關注。然而，“保衞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和“利東街反拆遷事件”雖以“保育”為名，卻轉向以反對“地產霸權”“官商勾結”為政治訴求的“本土社運”。從2008年開始，“本土社運”出現“反內地化”的轉向。面對香港和內地融合發展的趨勢，香港的政治反對派擔憂香港被“內地化”。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反高鐵”運動，是“本土社運”轉向的一個重要拐點。本是香港資本主義體系造成的社會矛盾和民生問題，但在反對派的引導之下，一些香港居民將矛頭錯誤地指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將怨恨撒向內地民眾。2008年之後，“反對國民教育”“反對‘非雙孕婦’赴港產子”“反對‘水貨客’”等事件相繼發生，“社運人士”在理論和實踐上愈發激進，他們從強調“本土優先”轉向誇大“陸港矛盾”，進而宣稱“反陸抗中”。尤其是在“反對國民教育”事件中，運動參加者將香港迴歸這一“去殖”“解殖”的過程描述為中國政府“再殖民”香港，從而催生了部分青少年的“本土分離意識”。

結 語

香港迴歸，既包含着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領土迴歸、政治迴歸；也包含香港居民重新確立國家認同的“人心迴歸”。香港，需要一場“二次迴歸”。“一國兩制”是一個系統工程，歷史學者不應置身事外。中國內地學者應該與愛國愛港的香港同行共同努力，建立國家歷史框架中的香港史敍述，堅持自主話語權、抵制對西方話語體系的生搬硬套，講好包括“香港故事”在內的“中國故事”。史學工作者不僅要從“去殖民化”視角系統評判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更要深入發掘中國內地人民和香港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需要兩地人民都認識到，香港和國家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香港與國家一起經歷了“共有的歷史”，也將一起走向“共有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