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崛起: 中國究竟有多少“隱藏”基督徒?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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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雲峯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 張春泥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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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宗教信仰與社會心態互為表裏，宗教信仰可以反映出信眾的社會結構、社會心態與社會地位，並與社會總體的危機程度緊密聯繫。不可否認，中國的信教民眾已成為龐大的社會羣體。本文作者經過調查與分析，認為中國的基督徒已超過2600萬。基督徒已成為僅次於佛教徒的第二大宗教團體，但基於宗教信仰的隱秘性以及其他原因，還有眾多信教羣體被“隱藏”了起來，可以斷定的是，基督教已經形成“全國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成為不容小覷的社會力量。總體而言，基督徒的組織化程度相對較高，他們對於信仰的忠誠度較高，且對宗教活動擁有更高的熱情。女性基督徒佔據中國基督徒總量的多數，年長者、居住於農村地區者在基督徒總量中的比例也相對較高，他們總體上屬於中國社會的“弱勢羣體”。基督徒的快速發展與社會急劇分化有較大關係，基督教義與團體也為“被剝奪感”羣體提供了心靈救贖的港灣。伴隨社會壓力的嬗遞與社會結構的持續分化，也許基督徒的數量還會有更大增量。

本文原載《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由作者授權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當代中國基督教現狀管窺：

基於CGSS和CFPS調查數據

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發展迅速是一個不爭的社會事實，但是對於其規模卻是人言人殊。

本文將根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這兩個全國性社會調查數據，探討三個問題：

一、中國當前到底有多少基督徒？這是回應中國基督教規模的“數字之爭”，我們以多期調查數據為基礎提供多種可能的估算方法和結果，找尋“隱藏的”基督徒。

二、基督徒具有怎樣的人口及社會特徵？這一定程度上能夠回答基督教的傳播是否在某些特徵的人羣中更廣泛。

三、基督徒在社會心態上與其他宗教信徒和無信仰人羣相比有什麼特點？基督徒對信任、生活狀態的評價和心態與其他羣體相比是更積極，還是更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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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隱藏的”基督徒：中國到底有多少基督徒？

在回答中國有多少基督徒之前，需要首先指出的一個基本現實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沒有明確聲稱的宗教歸屬的。

無論是CGSS還是CFPS均顯示，絕大多數被訪者自認為“無宗教信仰”，除2014年數據外，2006至2012年數據顯示只有略多於10%的人自認為有宗教信仰。即使CFPS 2014年的調查中以信神的方式提問，並納入了祖先崇拜的選項，也仍有73.5%的人表示不信任何的神或祖先。

從回答的具體信仰歸屬上看，佛教是我國的第一大宗教團體，約5.5%-7.4%的受訪者自認為是佛教徒，若不嚴格限定回答宗教派別，有15.9%的受訪者回答“信佛或菩薩”。基督教是僅次於佛教的第二大宗教團體，成年人口認為自己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約為1.8%-2.2%。社科院宗教所2009年的調查顯示1.8%的受訪者信仰基督教。這三個不同機構獨立主持的六次問卷調查反映出的中國基督徒的比例相當接近，即約有1.8%-2.2%的受訪者認定自己為基督徒。

我國在合法的“三自”教會之外，還有大量處於灰色地帶的“家庭教會”的存在。有人認為，部分基督徒會出於各種顧忌在接受調查時不願意披露自己的信仰狀況，因此基督徒的實際規模遠大於抽樣調查數據得出的結果。這是一個合理的懷疑，但我們可以嘗試用一些方法對調查數據進行校驗和校正。具體而言，方法之一是從宗教實踐出發推測被訪者的宗教身份。

通常來説，基督徒需要每週禮拜，所以“每週去一次教堂並禱告”可以成為判斷被訪者是否屬於基督徒的一個標準。如果被訪者幾乎每週都做禱告而且去宗教場所，但卻認為自己沒有宗教信仰，那麼我們就姑且認為這個人是基督徒。這種估計或許會高估基督徒的規模，因為他們也可能信仰別的宗教（比如天主教、東正教、摩門教等）。但這至少是一個讓我們從聲稱沒有宗教歸屬的人中估計 “隱藏的”基督徒的辦法。

CGSS 2010的宗教信仰模塊抽取了4231名受訪者提問他們 “您現在做禱告的頻率如何？”以及“您參加宗教組織或場所活動的頻率如何”，受訪者回答的實際行為可能反映了他們的真實信仰狀況。數據顯示，在3,646名接受宗教信仰專題模塊調查並聲稱自己“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有0.04%的人既“差不多每週都禱告”且“每週都去宗教場所”。我們再大膽一點，把這些人都算作基督徒。如此算來，2010年，基督徒大概佔中國總人口的1.97％。這個方法或許有些高估了基督徒的比例，因為很多聚會型的宗教都有類似的實踐要求。如果我們把只要“差不多每週都禱告”或“參加宗教組織或場所活動”卻自認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視為基督徒，那麼有0.26%屬於此類，以此計算基督徒的比例大概為2.18％。

另一個辨別基督徒隱藏宗教身份的方法是在追蹤調查變換提問方式。這是CFPS 2014做的嘗試。在CFPS 2012年的問卷中，對宗教信仰的提問是這樣表述的：“請問您屬於什麼宗教？”選項為：1.佛教 2.道教 3.伊斯蘭教（回教）4.基督教（新教） 5.天主教 6.無宗教 77.其他（請註明）。這是直接問宗教身份歸屬。但考慮到中國人對宗教的制度性認同感不強，其信仰很有可能是以神靈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因而在2014年的訪問中，CFPS把提問方式改為：“您信什麼？” 選項相應地改為：1.佛、菩薩 2.道教的神仙 3.安拉4.天主教的天主 5.基督教的上帝 6.祖先 78.以上都不信。有的基督徒或許不會明確承認自己信仰基督教，但真正的基督徒不會否認自己信奉耶穌基督。因此，2014年的數據也許能更真實的反映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信徒）的規模。

由於CFPS是追蹤調查，歷次調查的是同一批被訪者，將他們2012年的回答與2014年的回答做比對，我們就能推斷出哪些人是“隱藏的”基督徒--雖然他們並不聲稱自己信仰基督教，但卻信仰基督教的上帝。當然，這不能排除有些人可能是在過去兩年中才改信的基督教，但從數據變動的幅度來看，CFPS 2014“捕捉到”更高比例的有信仰人羣應該是由問法的改進帶來的，並非是由於中國人信仰的改變造成的。

總的來説，通過比較CFPF追蹤樣本在2012年和2014年回答，我們發現，2012年已經聲稱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人，2014年新的問法並沒有給他們的回答造成什麼影響，73%的基督徒被訪者在2014年仍回答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回答的一致性很高。而對於2012年聲稱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絕大部分是無任何信仰的人），有0.8%在2014年回答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這一部分人極有可能就是“隱藏的”信徒。

根據上述兩種對“隱藏教徒”的甄別方法，我們總結了幾種可行的估計方法並以此估算基督徒規模。

首先，我們以2010年的CGSS數據為基礎，如果僅根據CGSS 2010年問卷調查被訪者回答的宗教身份，基督徒的比例為1.93%（估計1）。

如果把那些自認為無信仰但差不多每週都參加宗教組織/場所活動並每週禱告的人認定為基督徒，那麼基督徒的比例修正為1.97%（估計2）。

如果我們把差不多每週都禱告或參加宗教場所/組織的無信仰者都當成基督徒，那麼基督徒的比例進一步修正為2.18%（估計3）。

若利用CFPS 2014年追蹤樣本的發現，有0.8%的“隱藏”基督徒，減去0.5%兩年回答不一致的比例（即2012年回答信仰基督教，2014年回答信仰其他宗教或無信仰），將這些比例運用到 CGSS 2010年為基礎的估計，則基督徒的規模為2.2%（估計4）。

此外，我們還可以根據2006年至2014 年曆次CGSS和CFPS調查得到的基督徒比例來線性推算，假定基督徒人數的增長是線性的，以年平均增長率對2010年的比例做數據插補，據此估計的2010年基督徒比例約為2.12%（估計5）。

綜合上述方法，我們估計2010年基督徒的比例下限為1.93%，上限為2.2 %，相對應推算的成年基督徒規模在1411.9萬至1614.3萬人之間，如果該比例同樣適用於18歲以下人口，則據此推算的全國基督徒規模為2568.3萬至2936.5萬人。由於我國不允許向未成年人傳教，未成年人口的信教比例應該低於成年人。

因此我們認為2936.5萬基督徒是根據CGSS 2010數據所能得到的最高值，但這一數字存在高估的風險，主要有兩個因素：

第一，把每週都禱告的無信仰者都認定為基督徒是有高估風險的；

第二，將成年人口的基督徒比例運用到未成年人也會高估基督徒的比例。

如果真要給出一個點估計，我們認為估計2更為合理，也就是2010年基督徒佔我國總人口的1.97%，絕對數量在2600萬上下。

或許有人認為，出於某種原因，基督徒相比於普通人羣有更高的無應答率，在這種情況下，問卷調查的結果可能低估基督徒的比例。但是目前我們尚未獲得嚴謹可靠的證據證明基督徒比其他信仰人羣更可能在入户調查時不在家、拒訪、無法作答或不回答與宗教相關的問卷問題。另一種問卷調查會低估的可能性是基督徒在回答信仰或宗教歸屬時不能意識到或有意避免承認自己的宗教身份。對於這一種情況，我們可以通過採集與宗教相關的實際行為，來判斷被訪者是否是基督徒。正如我們在估計2和估計3中的嘗試。

但是CGSS提問的宗教行為不僅適用於基督徒，還可能適用於其他宗教羣體，因此在沒有更多、更細緻、更有針對性的與基督教相關的宗教實踐的測量時，我們還是難以準確估計在自認為無信仰的人羣中有多少人實際上為基督徒。此外，以估計比例推斷信徒人口規模也存在一定的困難。目前研究者（包括我們）往往根據全國人口數來推斷，但問卷調查通常只針對16歲或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口採集宗教信仰數據，而基督教在成年人口中的比例能否同樣運用於未成年人，以及全國人口中有某些少數民族是有特定信仰的（比如回族多信奉伊斯蘭教），這些少數民族羣體也算在估計規模的基數中是否合適等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隱藏的”基督徒有什麼特徵？

儘管上述調查數據表明佛教是我國漢族地區的第一大宗教，基督教排名第二，但我們如果從更綜合的指標來考察，會發現這一認識並不全面：因為相對於佛教，基督教的信徒更重視宗教信仰，宗教實踐上更頻繁，同時他們的組織化程度更高。

用宗教社會學的術語來講，就是基督徒的委身程度很高。我們發現，虔誠的基督徒在數量上不亞於虔誠的佛教徒。此外，1.93-2.2%的估計是一個全國平均水平，而在局部地區，基督徒的絕對規模甚至超過佛教。對此，我們主要藉助CFPS 2012 採集的對宗教信仰重要性的自我評價、宗教實踐的綿密程度以及是否加入宗教組織三個指標數據來説明。

首先，相對於佛教徒，基督徒更加重視宗教信仰。

CFPS 2012的數據顯示，在評價宗教對自身的重要性時，69%的基督徒認為宗教對自身“很重要”，其次是穆斯林（57%），佛教徒和道教徒認為宗教對自身“很重要”的比例很低，佛教徒比例不及三成，道教徒不及五分之一，與此相呼應，自認為信仰佛教的人有接近三分之一認為信仰“不重要”，其在有宗教信仰羣體中此項排名最高。相比之下，僅5.5 %的基督徒認為宗教信仰“不重要”。這一數據表明，基督徒更重自身的宗教信仰。

其次，委身程度高的基督徒在絕對數量上與虔誠的佛教徒相當。

CGSS 2010和CFPS 2012均提問了宗教信徒參與宗教活動的頻率。兩個調查一致反映出聲稱自己信仰佛教的人中接近40%者幾乎不參加宗教活動（“一年少於一次”），又有至少40%的人一年僅參加一次或幾次，只有15%-20%的佛教徒能夠堅持每月至少參與1次。信仰佛教者通常會在農曆的初一、十五禮佛，這15%-20%的人大概能被稱為比較虔誠的佛教徒。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超過半數（54%）的基督徒堅持每週參與一次或幾次宗教活動，這些人可以被視為高委身程度的基督徒。儘管佛教徒的總體規模三倍於基督徒，但考慮到經常禮佛的佛教徒比例不及經常去教堂的基督徒的三分之一，因此，可以大致認為虔誠的基督徒在規模上與虔誠的佛教徒不相上下。

其三，組織化的基督徒在規模甚至高於組織化的佛教徒。

在中國，人們信仰某一宗教不一定意味着會加入該宗教的組織或團體，而在這個方面，基督徒相對於其他宗教羣體體現出了相對較高的組織化程度。1%的基督徒加入了宗教組織，具有組織成員身份；穆斯林（16%）緊隨其後。相比之下，只有2.5%的佛教徒回答自己加入了宗教組織。CFPS 2012的數據表明，雖然自認為信仰佛教的被訪者三倍於基督教信仰者，但是具有成員資格的基督徒比例卻十倍於有成員資格的佛教徒。從這個意義上説，有組織的基督徒比有組織的佛教徒在數量上或許更多。

最後，基督徒在局部地區的絕對數量已經超過佛教徒。

CFPS有五個具有抽樣自代表性的“大省”樣本，基督教傳播迅速的河南省恰好是其中之一。據其統計的河南省分城鄉居住地被訪者的宗教信仰分佈。從中我們看到，河南的基督徒比例要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其次，在河南農村，聲稱信仰基督教的被訪者比例（6.9%）已經超過佛教（5.9%）。據此我們認為基督教在我國已經形成“全國存在，局部聚居”的分佈格局。

綜上所述，撇開基督徒人數的爭議，我們可以斷定的是基督教在我國已經成為不容小覷的社會力量。從數量上來講，我們雖然只能估計其規模的大致範圍，但基督徒的規模僅次於佛教在數量上位列第二幾乎是不爭的事實，基督教在我國已經形成“全國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此外，從信徒的組織化程度、信徒參與宗教活動的頻率以及信徒對宗教重要性的主觀評價這三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定的話，基督教已經成為漢族地區最有影響的宗教之一。

▍中國基督徒的人口與社會特性

接下來，我們試圖回答基督徒具有怎樣的人口和社會特徵。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將具體探討基督徒的性別比例、年齡分佈、婚姻狀態、城鄉居住地等人口分佈特徵，以及其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或社會地位。為了突出基督徒的特徵，我們也同時描述了無信仰羣體和其他主要信仰羣體（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的特徵，以便與基督徒比較。

在這一部分的描述中，我們主要使用CGSS 2010數據，該調查提問的宗教信仰的類型分為10類：佛教、道教、民間信仰（拜媽祖、關公等）、回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其他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但實際調查中，沒有被訪者選擇東正教、其他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在所有選項中，選擇佛教、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相對較多，而信仰道教、天主教的個體較少，不足30人，根據統計學常識可知，百分比過少可導致統計估計有偏，因此，我們將道教與民間信仰進行合併，在分析樣本中排除天主教。最終描述的信仰類型僅包括五類：無信仰、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間信仰、伊斯蘭教。

根據CGSS 2010的數據，我們發現：基督徒以女性居多。在全世界範圍內，女性通常都會比男性更容易信仰宗教。但中國基督徒的性別差異之大讓人印象深刻。CGSS 2010 的數據顯示，接近70% 的基督徒是女性，男性只佔30% 。女性基督徒是男性基督徒的兩倍有餘, 這説明基督教在我國大致是一個以女性為主體的宗教。相比之下，雖然伊斯蘭教和佛教中女性也較男性多，但其女多男少的程度都不及基督教。

基督徒的年齡偏大。從各信仰羣體的平均年齡來看，基督徒和佛教徒的平均年齡最高。或者換種方式，將人口劃分為五個年齡階段，30歲以下（18-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和60歲及以上，依此描述各信仰羣體的年齡結構，我們也可以看到：基督教中60歲及以上老齡人的比例較高，接近三成；除基督教外，佛教的中老齡人口比例也很高，兩者在統計上差異並不顯著。與這兩個宗教相比，伊斯蘭教教徒的年齡結構明顯偏年輕。

男性基督徒的在婚比例更高。我們將被訪者的婚姻狀態簡化為在婚和不在婚兩類，並分男女統計了不同信仰羣體中不在婚者的比例，這裏的不在婚狀態包括單身、離異和喪偶。如果以無信仰人羣作為參照，我們看到除道教/民間信仰外，有宗教信仰羣體女信徒的單身、離異、喪偶比例均要高於無信仰羣體，該比例最高的是佛教徒，女佛教徒中有接近23%處在單身、離異或喪偶的狀態，其次是伊斯蘭教，女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跟無信仰女性接近，兩羣體差異並不顯著。但從男信徒的在婚/不在婚狀態看，除了佛教徒外，其他宗教男信徒的在婚比例都高於無信仰男性。因此，在婚姻狀態上，我們並未發現女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相較於無信仰人羣更高，但發現男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略低於無信仰人羣。

基督徒居住在農村的比例略高。不同地區的宗教類型結構有一定的差異，穆斯林、佛教徒居住在城市的比例較高，而基督徒居住在農村的比例略高，超過一半的基督徒居住在農村。此外，道教/民間信仰羣體中居住在農村的信徒也較多。

接下來，我們將描述基督徒在整個中國社會分層中所佔據的位置。

宗教與社會分層一直是美國宗教社會學家關注的主題。在宗派林立的美國社會，社會階層決定宗教歸屬的現象十分普遍。我國的宗教興盛程度不及美國，教派分化程度也遠遠不如美國，相關的研究很少。所謂我國基督教信仰羣體有三多（婦女多、老人多、文盲多）的説法涉及到了宗教與社會分層之間關係的分析；有關文化基督徒、文化佛教徒討論似乎都在將宗教信仰與特定的社會階層聯繫起來，但總體而言，系統的有關中國宗教與社會分層的實證研究有待充實。

下面仍使用CGSS 2010 數據初步分析基督徒和其他幾個信仰羣體的社會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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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反映了人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力資本水平，教育既是社會地位傳遞的機制，也是社會流動的機制。我們既統計了各信仰人羣畢業於不同教育階段的分佈，也計算了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總的來説，有宗教信仰羣體的平均教育水平低於無信仰羣體，而基督徒的教育水平在其中最低。

CGSS 2010數據顯示，基督徒受過高等教育者不足8 %，而同時又將近四分之一的教徒為文盲/半文盲。儘管基督徒的年齡結構偏老，而中國老齡人口受教育水平較低，但這並非完全是由於年齡結構造成的，因為前面已經分析過，佛教徒的年齡結構也偏老，但佛教徒卻是在四個信仰羣體中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當然，佛教徒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一方面仍顯著低於無信仰羣體，另一方面其兩極分化明顯：佛教徒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宗教羣體，而其文盲/半文盲比例也非常高，與基督徒不相上下（兩羣體此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

職業地位是衡量成年人在社會中社會經濟地位的最主要指標。一般來講，職業代表了人們最重要的社會角色，反映了人們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所擁有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決定了一個人長期的社會地位，是一個比收入更為穩定的地位測量指標。目前對職業地位等級國際通行的測量標準有兩個，即國際標準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和國際標準職業聲望（SIOPS），前者是對各職業從業者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標，後者反映的是職業被社會人口的認可和讚許程度。兩個指數得分越高，説明該職業的地位越高。需要注意的是，對有工作的被訪者，我們選擇的是他們當前的職業，對於已經離職或退休的被訪者，我們選取的是他們最後一份職業，因此這裏的職業可視為是被訪者的主要職業。對於從來沒有工作過的被訪者，我們無法獲知其職業及相應的地位得分，因而將至排除在分析樣本之外。我們對各信仰羣體職業地位均值進行排序後發現，無信仰羣體的職業地位最高，其次是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居中，而基督徒、伊斯蘭教信徒的平均職業地位較低。

根據收入、教育程度、職業地位測量出的客觀地位並不總是與人們對自己社會地位的主觀認同相一致。我們還分析了各信仰人羣的社會地位自我評價。有趣的是，儘管無信仰人羣在收入、教育、職業地位等客觀指標上體現出來的社會經濟地位最高，但他們的主觀地位評價卻並不高於有宗教信仰人羣。在我們分析的這幾個羣體中，穆斯林對自己的主觀地位評價最高，其次是佛教徒和道教/民間信仰者，地位自評最低的是基督徒和無信仰人羣。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持有不同信仰的羣體不僅在人口特徵上存在顯著的差異，而且在社會經濟地位上也存在層級劃分的特點。總體而言，宗教信徒的社會經濟地位要低於無信仰人羣，而在宗教信徒的樣本中，基督徒在許多社會地位指標上都是最低的。需要説明的是，基督徒在社會位置上的相對劣勢一定程度上也是與其人口特徵相聯，即基督徒多為女性、中老年人、農村居民。

▍中國基督徒的社會心態是否積極？

信仰對信任程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狀態有怎樣的影響？對基督徒的社會態度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評價基督教的社會影響。我們再次利用CGSS 2010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總的來説，穆斯林、道教/民間信仰羣體的社會信任度較高、公平感較高，穆斯林對於生活的幸福度和未來的信心均較高。基督教在這些指標的得分相較於其他宗教羣體低，但是與無信仰羣體沒有顯著差異。換言之，基督徒並沒有體現出更高的對社會和國家的不信任、不公平感，或者更低的幸福感，或對未來較低的期望。僅有一個例外，即基督徒對信教的人的信任度極高，在對信教者的信任度上僅次於穆斯林。

但上述結果是否説明基督徒心態更不積極呢？其實不然。因為通常來講，人們的主觀態度是與其社會經濟地位相聯繫的。從客觀的社會經濟地位描述中我們看到，有宗教信仰羣體普遍地位不及無信仰羣體，但是，在主觀地位的評價上，以及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上，伊斯蘭教、道教及民間信仰要高於無信仰羣體。

雖然我們沒有發現基督徒在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和精神健康上高於無信仰人羣，但是鑑於該羣體在收入地位、教育程度上普遍較差，其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健康程度與無信仰羣體卻相當（沒有顯著更差），這説明信教對人心態的積極作用。

為了進一步説明這個道理，我們分析了社會經濟地位與積極社會心態的關係。我們發現，與無信仰人羣相比，宗教信徒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積極心態之間關係的強度更強，在線性關係中就是斜率更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能夠更大幅度地提高教徒的積極心態。換言之，信徒比無信仰人羣更“知足常樂”。

對基督徒而言，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信徒中，他們的積極心態得分不僅高於同一地位的無信仰人羣、佛教和穆斯林，甚至高於所有人羣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地位中上水平的基督徒，其積極心態得分也是要高於無信仰人羣和佛教徒，但次於穆斯林。

總的來説，包括信仰基督教在內的信徒，在社會分層較底層的一端和在中上地位者的心態比無信仰人羣相比更積極，處在中間地位者跟無信仰人羣趨於一致。也就是説，處在社會底層的信徒更坦然，而處在中上層的信徒更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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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信仰羣體社會分層和社會態度的發現的數據是來自於社會綜合調查，而非針對宗教羣體專題研究數據，這意味着，儘管樣本對全國居民有代表性，但不一定完全代表每一個在此分析的信教羣體，因為信教羣體的分佈可能有一定的區域集中性。另外，信教個體的樣本量較小，這也會影響統計結果的穩定性。因此，我們解讀相關結論時要非常小心。

▍討論與結論

通過對CGSS和CFPS數據的分析，本文初步探討了基督教在我國的發展現狀，涉及基督徒的規模和格局、人口及社會特徵、社會心態。近年來，中國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已經成為學界爭訟不休的話題。基於CGSS和CFPS的數據，我們給出了一箇中國基督徒數量的區間估計。

我們用五種方法對2010年我國基督徒的人數進行了估計，結果顯示基督徒佔我國成年總人口的比例大致在1.93%至2.2%之間，相對應推算我國成年基督徒大致在1400萬到1600之間，全國基督徒總規模為2568萬至2936萬人。如果非要給出一個點估計，我們認為2010年我國大概有2600萬基督徒。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並不認為這個估計就絕對正確，而是在現有數據的基礎上我們最能接受的一個判斷。實相的找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路途中，我們需要不斷的積累數據和改進測量工具，也需要開放的心態和心平氣和的討論。

從規模上，基督教在數量上已經成為我國漢族地區第二大宗教，僅次於佛教。然而相較於佛教，基督教的活動更為綿密、組織化程度更高、信眾對宗教信仰的重視程度也更高。在某些地區，如河南農村，基督徒的規模已超過佛教徒的比例。基於這些數據，我們認為基督教在我國已經形成“全國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

總體而言，基督徒在中國社會屬於弱勢羣體。他們絕大多數是女性和中老年人，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是文盲/半文盲、半數以上居住在農村。平均而言，基督徒的收入和職業地位都較低，不僅低於無信仰羣體，也在許多指標上低於其他宗教羣體。但是，即使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其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健康程度與無宗教信仰羣體卻沒有顯著差異，甚至在底層的基督徒較之無信仰羣體擁有更積極的心態，而社會經濟地位處在中上層的基督徒也表現出了更知足的心態。

在《工廠工人與傳道者》一書中，波普發現工人們有一種視貧窮為聖恩、以宗教地位代替社會地位的傾向。工人們認為自己雖然物質生活不如意，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擁有真正重要的東西：宗教。波普的分析能延伸到中國嗎？更細緻的研究有待來者，有待來日。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史正富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

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

嚴   鵬

04.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

劉炳輝

05.公共衞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

曹東勃  葉子輝

06.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

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

牛   可

09.美國工會怎麼了？

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

張玉友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

黃婧怡

▍新國史

12.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啓示

趙   崢

▍觀察

13.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本文原載於《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原題為“當代中國基督教現狀管窺：基於CGSS和CFPS調查數據”。感謝作者授權發佈。**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