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發現的古代黃金面具及其文化意義_風聞

摘要:近年來，在青藏高原不同時期的古代墓葬中相繼發現了一批黃金面具，這和文獻記載青藏高原古代部族中所流行的為具有高貴身份的死者製作“金鼻銀齒”用以覆面的情形十分相似。但進行考古學的觀察可以發現，這些黃金面具的形態不盡相同，可以分為“整體型”“拼合型”、“複合型”等不同類型，各自所藴藏的文化意義也可能存在差別。這些黃金面具和古代中亞、西亞地區流行黃金面具的習俗之間，有共性也有特性，但很明顯都是通過“高原絲綢之路”發生的相互聯繫，東西方文明在青藏高原交流與交往，使得青藏高原的黃金面具同時具有東方和西方喪葬習俗的因素。

青藏高原是吐蕃王朝主要的統治地域，在吐蕃版圖上曾經有過不同的古代族羣在此生存、活動，並且遺留下來眾多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墓葬，成為吐蕃先民們的最終歸宿之地。對於死者遺體的處理方式，體現出極其豐富的文化史意義，從來就是研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喪葬習俗、喪葬觀念和具體的營葬方式等諸多領域的“題中要義”。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J.G.弗雷澤關於人類的死亡，曾經講過一段意義深刻的話:“死亡在所有時代一直是使人們感到困擾的問題，與許多僅為少數思想家感興趣的問題不同，因為聖賢與傻瓜都難免一死，甚至最無心的人和最愚蠢人有時也不免問自己死後如何。這個問題在我們的關注中成為一種確實存在的困惑。在漫長的人類思考的歷史中，最有智慧的人總在沉思着這個問題，尋求此謎的解答。”由於青藏高原獨特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從考古發掘出土的古代墓葬中，提供了有關高原先民對死者遺體進行過處理的若干考古痕跡和現象，其中，對於死者面部進行覆蓋和遮掩的黃金面具，十分引人注目，曾經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隨着資料的不斷增加，對於這一考古現象深入進行綜合研究是有所必要的。

一 青藏高原考古發現的黃金面具

近年來，在青藏高原的不同地區發現了一批不同時期的古代墓葬，從中出土了種類豐富的隨葬器物，其中包括大量的金銀器。而在金銀器中，又以作為死者葬具之一的金銀面具十分引人注目。從考古形態上劃分，這類黃金面具可以劃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用金箔製成剪切、捶拓成模仿人臉形狀的橢圓形或正方形，然後在這個扁平的金箔上面捶拓出凸起的眼、鼻、口等五官的輪廓線，或者在模仿人臉形的金箔上用不同的色彩描繪出五官。由於這種類型的黃金面具所表現出的人臉總體而言是一個整體，我們可以稱其為“整體型”面具。迄今為止，屬於這種類型的黃金面具一共出土有3件，分別出土於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故如甲木墓地和札達縣曲踏墓地。

其中，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一件系用金箔壓制而成，呈正方形，長4.5cm、寬4.3cm、厚0.1cm。正面用紅、黑、白三色繪出人面部的眼、鼻、口等五官，面部的輪廓線條用紅色勾出。在面具的周邊均勻地分佈着8個小圓孔，應該是縫綴在質地較軟的材料上，很大的可能性是縫綴在絲織物上，從而整體形成和人臉大小相當的“金箔加織物面具”(圖1)。

另一件出土於曲踏墓地2區，呈橢圓形，長5.5cm、寬4.1cm、厚0.01cm。也是用金箔捶拓而成，凸出面部的輪廓線和眉毛、眼、口、鼻等五官，五官的刻痕處都遺留下來使用紅色顏料描繪的痕跡(圖2)。從其大小情況來看，也不大可能單獨使用，推測也是與某種織物合體形成面具。

還有一件出土於曲踏墓地1區的黃金面具則形態較為複雜，在迄今為止西藏西部發現的黃金面具中形體也最大。這件面具與真人的面部大小相仿，長14.2cm、寬14cm、厚0.01cm。它是由上下兩個部分組成，上部是一個長方形的冠狀金箔板，上面鏨刻出階梯形的雉堞、立鳥、植物、羊等組合成的圖案;下部是人臉形的橢圓形金箔，面部捶拓出眉毛、眼、鼻、口等五官，冠部和麪部的輪廓線都用紅色顏料勾勒。整個面部的周邊，有成組的數個圓孔，用絲線將面具與多層絲織物連綴在一起，冠部背面的絲織物還用薄木片加固(圖3)。

第二種類型，是用金片與寶石鑲嵌而成的單獨的眉毛、眼、鼻、口等形態，可以拼合成為面部的五官。由於這類黃金面具的特點是由各自獨立的五官拼合而成一套人臉面具，我們可以稱其為“拼合型”面具。最早公諸於世的這類黃金面具，是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公開展出的“夢蝶軒藏中國古代金飾”中所見的三套黃金面具(展品説明中將其命名為“金覆面”)，每套均分別由雙眉、兩眼、鼻子、口唇共計六件組合而成，製作方式是用黃金箔片為底，上面用金片製成不同的分格，在格內鑲嵌以綠松石等寶石。由於在各個部件的背面，均有小釘，表明其很有可能是固定在某種材質(如金屬、木質、皮革、紡織品)之上組成整體的人臉面具。此種類型的黃金面具也存在着一些細微差別，展出圖錄説明中將其分為三型:

A型:眉毛形如卧蠶，頭部下垂，尾部上揚，當中以方格相間，在方格中鑲嵌綠松石。兩眼邊緣以細點金珠為飾，當中鑲嵌有一顆淡紅色的寶石作為眼珠，上下眼瞼和左右眼角上也以綠松石鑲嵌。鼻樑筆直，從上向下逐漸擴大形成鼻翼，在兩側鼻翼上各鑲嵌一顆較大的綠松石。鼻子的其餘各處均劃分為小方格，以大小不等的綠松石塊鑲嵌其中。此型的嘴部呈樹葉狀，上下嘴唇線也以細點金珠圍繞一週，在嘴唇上鑲嵌綠松石(圖4)。

B型:造型風格和鑲嵌綠松石、寶石的裝飾手法均與A型相同，但眼、嘴的形狀、大小與A型有所不同，此型的眼眶較圓，眼瞼線較短，嘴部呈直條形(圖5)。

C型:較為接近B型，但眼眶更為短小，鼻樑稍狹，五官上鑲嵌的綠松石保存情況較好(圖6)。

上述三型黃金面具的五官具體尺寸為:眉毛長10.2－10.8cm、寬0.8cm;眼長4.1－6.6cm、寬2－2.6cm;鼻長11.1－11.4cm、寬3.4－3.5cm;口長6.4－8.4cm、寬0.6－2.1cm。可見其製作工藝和規格大體相同，尺寸大小略有差異，當系手工製作時形成的細微區別，應無表現等級差異的意圖，屬於同一階層使用的葬具。

由於香港夢蝶軒收藏和展出的黃金面具均無明確的考古出土地點，儘管當時已有學者正確地判斷出這批藏品可能系“吐蕃金銀器”，但對其年代、性質、功能等諸多問題尚無法加以深入認識。2019年，首都博物館展出了青海出土文物特展“山宗水源路之衝”，展品中有與上述香港夢蝶軒出土的黃金面具形態幾乎完全相同的一套黃金面具上的五官構件，分別由兩眉、鼻子、嘴巴和雙眼組合而成，只是這套黃金葬具中缺少了一隻眼晴。從製作工藝和造型特點上觀察，這套黃金面具五官的形制與夢蝶軒所藏的A型面具較為接近，也是在五官的表面通體鑲嵌綠松石和寶石(但出土時已經不存)，眼眶的形態略有不同，兩個眼角向上揚起(圖7)。

而實際上，青海出土的這批黃金製品中，還有多件同類的遺物，如同種類型的眉毛共有三對，由此推知理論上可以組合出三套以上的面具(圖8)。只是因為各種原因，目前僅組合出一套殘缺不齊的面具公開展出。青海這批金銀器的出土點十分明確，在展器説明牌上均註明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熱水吐蕃墓羣”出土，這就佐證了香港夢蝶軒同類藏品的來源，應當也是出自青海都蘭熱水吐蕃墓地。

二 年代、類型與用法的考古學觀察

上述考古發現充分表明，為死者製作黃金面具的習俗曾在青藏高原各古代部族中流行，但在年代、類型和具體的用法上，卻存在着明顯的區別。首先有必要從考古學的觀察入手弄清其基本情況，這對於我們進一步考察其文化來源及其交流與傳播的途徑十分必要。

第一種類型即“整體型”的黃金面具，目前僅發現於西藏西部及其周邊地區。如前所述，在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境內的故如甲木墓地和札達縣境內的曲踏墓地共發現三件，年代為公元1－2世紀。另據考古資料表明，1986－1987年由印度學者在印度北方邦加瓦地區(喜馬拉雅山地)的馬拉里墓地中曾發現同一類型的遺物，黃金面具呈倒梯形，長8、最寬7cm，系在厚度僅有0.009cm的金箔上採用拓捶的方式敲打出五官，面具兩側的邊緣處各有10個小孔，可供穿系附着於其他載體之上(圖9)。所屬墓葬的年代為公元前1世紀前後。2011年，美國考古學家在尼泊爾穆斯塘地區薩木宗墓地第五號墓中，也發現了一具用黃金箔片製成的面具，其形態略呈倒梯形，尺寸與真人面部大小相當，長51.1cm、最寬12.8cm、厚約0.01cm。面具表面用紅色顏料勾勒出眼眶、鼻子和牙齒以及多條鬍鬚和雙條眼角紋，用黑色顏料描畫出眉毛和眼珠(圖10)。該墓的年代為公元4－5世紀。由上可見，這批黃金面具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出土年代最早的遺物，年代上下限約為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5世紀。

第二種類型即“拼合型”的黃金面具，目前僅發現於青海境內的都蘭熱水吐蕃墓地。都蘭熱水吐蕃墓地的情況較為複雜，從現已發掘出土的墓葬情況來看，可能延續的時間從南北朝直到唐代，死者的族屬情況也並非單一民族。不過，其中一些墓葬規格較高、出土遺物較為豐富的大墓當中，不排除其墓主人屬於吐蕃貴族大臣或者高級將領，也包括吐蕃統治下已經“吐蕃化”的舊吐谷渾王公貴族。結合歷史文獻分析，都蘭熱水墓地中出土金銀器的這批吐蕃大墓的年代，應當屬於吐蕃王朝興盛時期，即8－9世紀左右。

兩相比較，可以比較明確的看出，雖然這兩種類型的黃金面具總體上來看都具有一個用此種喪葬儀禮來遮掩死者面部的共性存在，但從流行的地域、年代和族屬等方面考察，卻又有所不同。第一種類型的黃金面具在青藏高原主要考古出土在西藏西部及其周邊地區，流行的年代約從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5世紀左右。這個時期，根據藏、漢文獻的記載，西藏西部地區主要活動的古代族屬應為“象雄”部族，亦即唐代以來漢文史書中所記載的大、小“羊同”。第二種類型的黃金面具則主要發現在青藏高原的青海地區，流行的年代約在公元8－9世紀左右，時代明顯要晚於第一種類型。根據文獻史料的記載，這個時期在青海柴達木盆地及其周邊地區，前期主要活動着吐谷渾人，公元7世紀以後，吐蕃不斷向東擴張，在吞併吐谷渾諸部之後，這個地區主要活動的古代族屬即有吐蕃人，也有吐谷渾人，還有党項羌、原屬西域胡人的康國人、何國人，甚至部分漢人。在如此廣闊的時、空框架之內來觀察這一考古文化現象，我們很難簡單地將其歸入一個考古學文化體系當中來加以看待，還有必要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來加以梳理和比較。

與上述西藏和青海地區出土的黃金具面可以進行比較的，是我國新疆地區和相鄰的南亞、中亞地區發現的黃金面具。第一種類型的“整體型”黃金面具，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地中海文明時代，後來在波斯地區公元前後也開始流行。如在帕提亞尼尼微出土的黃金面具，就是在一件用黃金箔片製成的呈倒三角形的人臉上，採用捶拓的方式凸顯出人臉的眉毛、眼晴、鼻子和口部(圖11)，其出現的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後。

公元4－5世紀，中亞地區也發現了這類黃金面具，最具代表性的遺物可舉吉爾吉斯坦薩石(Shamsy)墓地中出土的一件黃金面具，它也是在整塊的捶拓成人臉形的黃金面具表面，再捶拓出眼晴、鼻子、口部。但不同的變化在於，它在人臉的雙眉、臉頰、鼻樑等顯要之處，鏤刻出連續的細點紋，並在雙眼部開孔，鑲嵌進紅寶石。(圖12)這種鑲嵌寶石的做法，很可能是中亞遊牧民族新的創造。

公元5世紀前後，大約與中亞地區大體相當，在西藏西部及其周邊地區也發現了這類整體型的黃金面具。其共同特點均是採用黃金箔片拓捶的方式，加工出黃金面具的輪廓，再在其上描繪出五官。如前所述，西藏西部的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與我國西藏地區相鄰的印度北方邦馬拉里墓地、尼泊爾穆斯塘地區的薩木宗墓地中，都出土過在金箔表面採用繪彩的方式描述出人臉五官的黃金面具，很可能是受到西藏西部地區古代文化的直接影響。而西藏西部這類黃金面具的來源，究竟是直接來源於中亞地區?還是另有它途?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細加分析，可以觀察到一個很重要的細節。在西藏阿里札達縣曲踏墓地1區出土的這件黃金面具的周邊，有一週小圓孔，每兩個為一組，在面具的背後，殘存有多層絲織物，還殘留着打結的繫帶，面具冠部背面的絲織物還用薄木片加固，通過繫帶與絲織物縫製在一起。這個現象説明，絲綢在這個時期已經傳入到西藏西部，並且使用在喪葬儀軌當中。在同一座墓葬中出土有“王侯”字樣的絲綢，用以包裹死者的頭部，棺內還發現大量絲織物，也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西藏阿里出土的此類黃金面具和絲綢合體並用的情況，並不見於最早出現此類面具的西亞、中亞地區，而有可能受到流行以絲綢製作喪葬用具的“絲綢之路”東段喪葬文化的影響。發掘者曾經觀察分析，“從具體的發現情況來看，基本上都是固定在紡織物上，其中三件器物有較多的絲織物殘餘。”同時，還正確的指出:“較小型的面具可以通過襯底的紡織品來擴大其面部覆蓋面積，這種面具基本是象徵性的。”由此推測，與西藏阿里地區地理位置最為接近的、同時處在“絲綢之路”東段的我國新疆地區，有可能是西藏西部及其周邊地區這類“整體型”的黃金面具輔之以絲綢等織物襯底、用作“覆面”習俗的源頭之一。

主要發現在青海都蘭熱水吐蕃墓葬當中的第二類“拼合型”的黃金面具，其來源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研究。這是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黃金面具，結合現有資料來看，其特點十分突出:首先是做出單獨的眉毛、眼晴、鼻子、口唇等器官，然後加以組合。我們可以推測，附在這些五官後面的，應當是一個與人臉或者與人臉大小、形狀相接近的襯底，然後將這些黃金製作的五官釘在這個襯底之上，最後形成一件完整的面具。

新疆昭蘇波馬墓地中曾發現過一件年代下限在公元6－7世紀前後的黃金面具，很值得加以關注。它是用一件人臉形的黃金面具作為襯底子，雖然從總體上看，可以歸納到筆者所劃分的第一類“整體型”黃金面具之中，但是它卻採用了多種綜合性的加工手法:先是捶拓出鼻、眼、口的大體輪廓，然後在雙眼開出眼框，在眼框內鑲嵌以珠寶。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它的眉毛和鬍子卻是採用了焊接鑲嵌的方式，即事先“預製”好眉毛和鬍子飾件，最後用焊接的方式連輟在面具的表面。這種將單獨預製而成的黃金五官和某種特定材質的託底相互結合，最後形成為一套完整面具的做法，似乎又帶有第二類“拼合型”黃金面具的特點，堪稱為一種具有複合型特點的黃金面具，我們是否又可將其劃分為第三類“複合型”的黃金面具，很值得思考。(圖13)

這種“複合型”的黃金面具同時也提示我們注意，青海都蘭熱水墓地中出土的這類“拼合型”的黃金面具的五官，有可能也採用了類似的襯底。不過，從一般常識而論，如果其襯底也如同新疆昭蘇波馬墓地一樣是用黃金製作，則很難繼續保存在墓中而不被發現，如果是採用絲織物和紡織物作為襯底，在襯底腐朽之後，將其金質的五官盜掘出土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當然，這個推測是否成立，還需要進一步的科學考古工作方能確證。新疆昭蘇波馬墓地這件黃金面具的發現，很可能將成為解開青海都蘭熱水墓地出土的這類“拼合型”黃金面具源頭的一個重要線索。

綜上可見，近年來在我國西藏、青海等地考古出土的這些黃金面具，與歐亞地區和南亞、中亞一帶的黃金面具有着某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從總的背景而言，都反映出通過“絲綢之路”文化帶沿線不同古代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聯繫。不過，十分顯然，不同類型的黃金面具和喪葬習俗密切相關，在不同的地區有着不同的表現形式，也會出現不同的類型和製作工藝，在具體的使用方法上也有不同的特點。西藏西部地區出土的“整體型”面具主要與公元5世紀以前活躍在這一地區的“羊同”(藏語中稱為“象雄”)古部族有關，從採用絲綢和黃金面具合體製作為葬具的方式來看，既受到西亞、中亞一帶黃金面具習俗的影響，但同時也接受了絲綢之路東段我國新疆地區“覆面”習俗的影響，具有東西方文化交互影響的痕跡。而青海都蘭熱水墓地中出土的“拼合型”黃金面具，流行年代可能下限為唐代公元8－9世紀左右，而其上限或可上溯到公元5世紀前後的南北朝時期，使用這類葬具的死者主要的族屬，則可能為吐蕃統治下的吐谷渾舊部、吐蕃高級官員及貴族，至於這種“拼合型”面具的源頭，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三 黃金面具所隱含的文化意義

我們注意到，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對於青藏高原古代部族當中黃金面具的製作與使用，也曾留下來十分重要的歷史線索，成為我們理解這一喪葬習俗所反映的文化意義的參照。如唐人杜佑所撰《通典·邊防典六》“大羊同”條下記載: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氈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牸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文中所記載的大、小羊同等地，和今天的西藏西部、北部的羌塘高原密切相關，而這個地區的“酋豪”——也就是部落首領之類的人物，在死後有着特殊的葬俗，其中“假造金鼻銀齒”的做法，或許就是考古發現中製作黃金面具的一個泛指。長期以來，由於沒有考古發現的佐證，這些文獻記載的真實性不能得到確認。而新的考古資料則提供給我們重新認識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中黃金面具的流行及其歷史背景，有着重要的價值。

為何要在死者的面部覆蓋以黃金面具?考古學者和人類學者都有過不同的解釋，有的認為是代表着死者的地位與身份，也有的認為可能和企圖保護死者遺容有關，還有意見認為可能是為了避免死者生前的某些禁忌(如面容殘損等)所為。如果從上面所引的唐人杜佑所著《通典》的記載來看，在西藏西部的大、小羊同(藏語稱為象雄)地區，這種喪葬習俗具有某種“外科手術式”的遺體處理特點，類似古代埃及製作死去法老的“木乃伊”的做法。即首先要“抉去其腦”，清除顱內物體，爾後“實以珠寶”，再“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對腹腔內的器官也要全部摘除，用黃金加以裝飾。在這個過程當中，死者的頭部、面部容貌可能會有所改變，所以，必須用“金鼻銀齒”製作而成的黃金面具加以覆蓋和遮掩。不排除這個習俗與這個地區某種古老的祭祀傳統有關，即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保存部落首領的遺體得以不朽長存，或者至少保存其遺容具有尊嚴性，從而達到佑護族人昌盛之目的。

青海都蘭熱水吐蕃墓地出土的“拼合型”黃金面具上，尤其突出了死者的五官，可以想見，這些用黃金製成的鑲嵌着珠寶、綠松石的眉毛、鼻子、雙眼和嘴唇，恰如文獻中所記載的“金鼻銀齒”，會讓死者的面容得以重新塑造，不僅金碧輝煌，而且莊嚴可敬，既維護了死者最後的尊嚴，也體現出如同黃金和寶石一般永生不朽的深長意義。

西藏西部的象雄(羊同)地區從來被認為是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發源地，後來又接受了來自伊朗高原波斯古文明中的所謂“雍仲本教”的影響。其中本教師中的“辛”，就是喪葬儀軌中專門負責對遺體進行解剖、處理的專門“祭司”，敦煌古藏文寫卷中涉及到喪葬儀軌的部份很多與他們有關，曾有學者對此進行過系統的研究。目前在出土黃金面具的西藏阿里噶爾縣古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當中，由於遺體並未能完整保存，無法觀察到是否有過特殊處理後留下的痕跡。但是在與西藏西部地區相鄰近的尼泊爾穆斯塘地區薩木宗墓地當中，發掘者觀察到墓地遺體“76%帶有確定無疑的刀痕，並且這些痕跡很明顯是在死後產生的”這是否就是在對死者遺體進行某種特殊處理的遺蹟?值得留意。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出土黃金面具的一號墓(M1)死者頭顱用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絲綢包裹，面部覆蓋有與真人面孔大小相仿的黃金面具，可以肯定死者的身份等級正是唐人杜佑《通典》中所記載的地方“酋豪”一類人物。聯繫到文獻中關於遺體處理和製作“金鼻銀齒”的記載，應當考慮其在喪葬過程中也可能採用了本教喪葬儀軌，成為這個區域古老文明的標誌性特徵之一。

青海都蘭熱水吐蕃墓地多件、套“拼合型”黃金面具的出土，表明這一習俗流行程度很高，甚至可能在一座墓葬當中便有多套黃金面具的存在。這一方面表明，吐蕃時期仍然繼承了青藏高原遠古時代來自西方的本教喪葬儀軌的某些遺緒，但另一方面和西藏西部地區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黃金面具相比較，也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具體而言:

首先，是黃金面具已經趨於大型化、制度化。從目前已經公佈的數據來看，金面具的五官當中，眉毛、鼻子的長度均超過了10cm，以此類推，整個面具拼合後的長、寬、高度，都應與真人面容大小相當。早期西藏西部及其周邊地區出土的“整體型”小型黃金面具在這個地區沒有發現。從出土的黃金面具五官大小基本一致、形態基本相同這一點來看，很可能當時對於製作和使用這類黃金面具已經形成某種制度，有一定的規制。

其次，黃金面具的製作工藝這時更為精美，在黃金面具五官的表面大量採用寶石、綠松石加以鑲嵌，更顯金碧輝煌、五彩斑爛。這種在黃金面具上鑲嵌珠寶的做法，其源頭至少可以上溯到中亞吉爾吉斯薩石墓地，但在這個時期鑲嵌的面積幾乎達到全覆蓋，使用的手法也更加豐富多樣。

其三，香港夢蝶軒公開展出的金銀器當中，和上述三套“拼合型”的黃金面具五官同時展出的，還有一組也是用黃金箔片拓捶而成的下頷託，共計四件，包括額帶、項圈、指環和下頷託(圖14)，這暗示着和這些黃金面具同時使用在墓葬當中的，可能還有此類黃金製作的下頷託。為死者製作和使用下頷託這種葬俗，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在西亞和中亞都曾流行，北朝至隋唐在我國西北和中原地區也有發現，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羣、寧夏固原九龍山、寧夏固原史道德墓等都有出土。其中出土在寧夏固原史道德墓中的一套下頷託，有金額帶與下頜託共同組成，下頷託託部有開口，額帶上有日月等圖案(圖15)，形制和寧夏固原九龍山唐墓所出者相似。死者史道德生前任唐給事郎蘭池正監，是昭武九姓之後，其先祖曾居西域，後遷至固原。在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這組下頷託的額帶上方，有新月和日輪的圖案，也帶有濃重的域外色彩，在波斯薩珊和粟特人的裝飾圖案中十分流行。這些跡象均表明，青海都蘭唐代熱水墓地出土黃金面具和黃金下頷託的這些墓葬，和同樣處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寧夏地區一樣，已經受到更多的來自“絲綢之路”上多種文明的影響。

青海都蘭熱水墓地所在的柴達木盆地，既是吐谷渾故地，也被唐代吐蕃統治長達170多年。從公元5世紀到9世紀，這一地區事實上已經成為中西交通的中心區域和“陸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幹線之一，“從青海向北、向東、向西、向西南，都有着暢通的交通路線，聯繫着中國與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而無論是吐谷渾人還是吐蕃人，都不僅不曾中斷過這些對外交流的通道，而且還積極參與了絲綢之路上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商貿、宗教活動，維護了這些通道的暢通，這在文獻和考古兩個方面都留下來大量豐富的證據。從這個意義上去透視青海都蘭熱水墓地中出土的這些黃金面具，它們很顯然都被打上了“高原絲綢之路”與外界交流、交通、交往的歷史印跡，是東西方文明交匯於此的珍貴考古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