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稱疫情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學者：後疫情時代，大國戰略競爭重點將轉移_風聞

來源：上觀新聞 2020-4-30

近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認為，新冠肺炎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對此，國內學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雖然目前還談不上是世界歷史進程的分水嶺，但確實成了二戰後最大的現象級事件。這一“百年變局”將如何影響中國的外部環境？後疫情時代，國際關係又將如何變化？ 29日，在上海市國際關係學會召開的研討會上，多位國際問題研究專家對此進行深入探討。

大國關係如何變化？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劉鳴認為，疫情或許不會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但大國戰略競爭將從軍事、經濟、高科技與基礎設施建設轉向輿論、政治、信息等。

劉鳴表示，隨着疫情危機加劇，美國在輿論場上發起了一場污名化中國，追責中國以及否定世界衞生組織同中國協調抗疫的“政治戰”與“虛假信息戰”。中國政府與輿論也對美國政客的言論進行了必要的反擊。

美國政客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詆譭中國聲譽，同時，也是為美國抗擊病毒不力“甩鍋”。但其深層原因，是蓬佩奧、納瓦羅等一批反華人士將疫情視為打壓中國的最佳機遇，讓美國人與一部分國家認為新冠病毒擴散到全世界的原因在於中國政治制度，賦予美國與中國戰略競爭合法化、正義化的色彩。

劉鳴預計，中美關係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受此陰影的影響與干擾。詆譭形象僅僅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國需要防止美國超越紅線的舉動。不過劉鳴也指出，這些情況今後仍然可能改觀。中美關係保持相對穩定的發展大勢仍然可能性較大，逆流與不利因素無法根本性顛覆雙邊關係，個別點上的危機，面上的衝突與競爭不能主導兩國領導人希望維持基本的合作與交往的意願。

歐洲方面，中歐關係或將“喜憂參半”。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認為，疫情期間，中歐領導人外交及抗疫互助，歐洲抗疫的緊迫壓力及復工復產對中國的依賴等，讓歐洲無意摻和中美對峙和南海等區域熱點問題，維護鞏固了中歐關係。此外，中國向意大利等國派遣醫療隊的舉動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民間關係。

但與此同時，歐盟視中國為經濟競爭者和體制對手的思維未變。競合轉型加速，警覺和防範加深。疫中一些成員國政府“甩鍋”作派凸顯，歐洲某些地區的輿情也對中國不利，中歐關係正面臨着一定的考驗。

面對疫情，中國和俄羅斯始終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上海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會長範軍認為，新冠疫情暴發同樣是對中俄關系的一次考驗。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經濟方面，兩國始終團結合作。今年第一季度，中俄雙邊貿易額同比增長3.4%，這在世界經濟整體下行背景下難能可貴。

外部環境變化有何影響？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健認為，疫情加速了疫情前國際格局的基本走向。

首先，疫情加劇了國家本位主義和民粹主義上升，大國合作意願下降，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較量加劇。

此外，制度和價值體系競爭也日益凸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最核心的競爭是制度和價值體系之爭。對中國抗疫的政治污名化或所謂的追責鬧劇，也是為了遮蓋西方制度體系在應對疫情過程中的無力，維持西方所謂的價值體系的正當性。王健認為，疫情結束後，我國的外部環境將更加嚴峻，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則認為，當前疫情的衝擊，加強了世界去中心化、去霸權化的趨勢，也加強了區域化蓋過全球化的趨勢。

在疫情衝擊下，美國經濟實力遭到削弱，經濟結構性矛盾將更加突出，美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會進一步下降。政治上，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力量和影響力的上升，不惜以犧牲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為代價，導致美國作為全球治理主要推動者的地位也進一步下降。全球化步伐放慢，將會促使相關國家更重視區域合作，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多中心的區域合作會在勢頭上蓋過全球化。

吳心伯也指出，疫情讓新興經濟體面臨更大挑戰。長期以來，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得益於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市場、資金和技術。然而，隨着全球化步伐放慢，特別是美國轉向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這意味着新興經濟體必須加快培育自我造血功能，減少對發達國家特別是對美國的市場、資金、技術以及貨幣等方面的依賴。

中國如何應對百年變局？

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也帶來了一系列機遇和挑戰。

應對百年變局，如何塑造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門洪華認為，大前提是，國內先要穩住陣腳，儘快復工復產。

在此基礎上，要讓中國機遇、中國貢獻為世界所共享，用建設性的作為防止世界他國脱鈎之念，加大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力度，推動國際合作的新境界。

在地區層面上，中國還要優化地緣政治經濟環境。在推動東亞地區合作，加強與周邊國家合作的基礎上，倡導並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這是將中國發展機遇轉化為地區乃至全球機遇的重要抓手和核心路徑。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郭樹勇則認為，全球性問題的本質是全球化負面效應，因此更需要施以全球治理。他認為，一種新的外交形態將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這種外交形態可以稱為“扶助外交”。

一般的自助外交核心是自己幫助自己，不尋求他者幫助。扶助外交則不同，強調合作第一位，衝突第二位，合作時強者對弱者有幫助的義務。扶助外交有着利他主義的成分，但不是空想主義。只要具備了一定的國際體系要求，形成了國際政治文化，建立了國際治理權威，就可以在某些領域施行並不斷擴大。

在人類共同命運之下，有責任感和使命意義的大國或綜合性國際組織將傾向於從人類全局和長遠出發，而不僅僅從本國外交的成本收益出發來調整對外行為。郭樹勇指出，本次疫情防控中，中國、英國、沙特、德國等就多次進行捐助等扶助活動，積極配合了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G20等全球治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