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真諦：脱鈎是常態，全球化很偶然_風聞
ATM观察-2020-04-30 00:12
開篇先普及一個已經被遺忘的常識，
一個國家最核心的利益是什麼？
很多人一定會説是財富。但這是錯誤的，國家的第一追求是安全！
安全而非財富，才是人類的第一需求，無論是基於集體的國家，而是基於個體的個人，都是如此。
只有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況下，財富才會成為國家和個人的第一需要。多年來，我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無憂的世界，才會錯誤地認為財富乃是國家利益的第一追求，這是嚴重的謬誤，往往會帶來無法挽回的錯判。
只有理解了這種邏輯，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會有全球化，為什麼會有脱鈎，以及為什麼某些情況下，脱鈎是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而且，國家間的脱鈎，恰如人的生死一樣，是最稀鬆的常態，沒必要大驚小怪。信任多了，安全感強，就會融合，信任少了，安全感弱，就會脱鈎，就跟夫妻離婚一樣痛苦卻平常。
歷史上的經貿脱鈎：
15世紀漢薩同盟的崩潰，中北歐商業城市的經濟衰敗；
16世紀奧斯曼帝國征服近東和北非，地中海貿易鏈崩潰，威尼斯、熱那亞等商業霸權衰敗；
17世紀前期尼德蘭與西班牙脱鈎，西班牙經濟衰敗；
17世紀晚期英國光榮革命，英國與尼德蘭合併，英國經濟崛起；
19世紀初俄國、瑞典、葡萄牙與英國經濟短暫脱鈎，四國經濟皆陷入崩潰境地；
19世紀30年代，波蘭起義後，俄國與英法經濟逐漸脱鈎，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20世紀初，英國與德國發生多次激烈貿易戰，雙方實現經濟上的不斷脱鈎，直至戰爭；
20世紀20年代，奧地利、匈牙利、捷克、克羅地亞經濟脱鈎，四國經濟皆陷入崩潰，並呈現長期動盪；
1939年-1940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戰，經貿脱鈎；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革命成功，中國與西方實現脱鈎；
20世紀中期，匈牙利、波蘭、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西方經濟脱鈎，經濟一落千丈，波蘭、匈牙利先後發生大規模叛亂；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與蘇聯實現脱鈎；
21世紀初期，俄國因克里米亞危機與西方在經貿上逐步脱鈎；
大概如此，實際上還有更多，不便累述。
總之，從長期歷史角度看，政治敵意增加，脱鈎是稀鬆平常的外交現象。
二戰之後，為了幫助歐洲恢復經濟，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馬歇爾援助計劃，原本這個計劃包括蘇聯，但在蘇聯與美國的談判中，美國刻意提出了要求蘇聯經濟改革和開放諸多關鍵要害部門的要求，這些要求是蘇聯無法接受的，斯大林對負責談判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表示，“我們希望獲得美國的經濟幫助，但答應美國人的要求，無異於把蘇聯的安全置於美國的鼓掌之中”。最終，這種美蘇一體化努力破功，世界裂為兩半。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戰後蘇聯的不安全感非常強，她對安全的渴望遠遠超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這就導致了她堅決拒絕了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儘管當時美蘇關係還遠遠沒有惡化。
安全是國家外交追求的第一目標，只有在這個目標得到滿足之後，國家作為一個實體，才會去尋求基於開放貿易的財富。
安全感越強的國家，就越底氣開放，安全感越稀缺的國家，則越會以猜忌的眼光看待假象的敵人，也就越沒有底氣開放。當兩個大國相互疑懼、安全感不足的時候，開放就是一個奢侈品，對安全的渴求會迫使他們設置重重藩籬，來保證自己的安全。
1947年的蘇聯剛剛經歷了慘痛的戰爭，面對極盛的美國，又怎敢進行開放化的改革？在1980年中美建交之前，中國又怎敢對心懷叵測的強大西方開放自己？
全球化時代的形成，不只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更是以美國為首西方冷戰勝利的短暫副產品。當蘇聯帝國轟然倒塌，當全世界的國家都承認西方的世界霸權，當任何力量都不能威脅西方後，安全得到極大滿足的西方才會推動所謂的更大範圍全球化，將兩個世界合二為一，融成了今天的情勢。
然而，這只是短暫的偶然。當西方的絕對優勢變成相對優勢，當西方的絕對安全變成相對安全，當一系列事態激發了他們內心深刻的恐懼之心，那麼對安全的渴求就會迅速凌駕對財富的慾望。
這一點無需過於從過於生僻的理論中尋求經驗。我們中國人只需要認真打開兩個故事，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一，澳大利亞是經濟上最依賴中國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佔其總出口額的26%以上，常有中國打噴嚏，澳大利亞就要陷入蕭條的説法。但問題是，這一次對中國搞“獨立調查”，澳大利亞恰恰是最積極的——實際上，過往幾年的其他針對性行動，澳大利亞也是最積極的。
中澳之間的貿易額如此之大，發揮作用了嗎？答案是沒有？為什麼呢，因為在外交中，安全問題比財富收益更重要。
第二，中國人熟知的日美太平洋戰爭改變了中國國運，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1939年7月，美國決心廢除日美商約，1940年美國跟日本打貿易戰的時候，日本是美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來自日本的訂貨為美國帶來了最大額度的貿易順差，美國太平洋東岸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與美國的貿易，美國華爾街大鱷拉普曼是財長摩根索和總統羅斯福的好朋友，他曾代表華爾街遊説美國政府，“如果日美決裂，那麼美國企業將承受難以想象的損失”，但問題是日美還是脱鈎了，而且非常徹底。
為什麼呢？因為安全問題，在外交中，安全問題遠比財富收益更重要，當1939年日軍進軍南洋之後，安全已經成為美國對日外交的首要考量。
我們談論的貿易損益和華爾街影響，大部分都只是太平時代，安全無憂下的邏輯，但問題是，未來是個相互疑懼，安全感極度缺乏的世界，國家追求的首先是安全，而不是財富，這才是歷史的真諦。
在那些決定歷史走向的重大關頭，貿易額改變過什麼嗎？華爾街有過影響嗎？或許文學家告訴這些要素很關鍵，但歷史即將以殘酷的未來活生生地告訴你，或許有影響，但真的少得可憐。
最後，不要忘記一句國際關係史上的名諺：
“與阻止日軍進入印度支那相比，幾個企業的破產根本不值一提”
——1941年3月，面對華爾街的質疑，美國國務卿高級顧問、遠東政策制定者霍恩貝克這樣回應對日禁運的初衷
最後講一個關於脱鈎的笑話：
1938年8月24日，面對日趨沉重的日美貿易脱鈎的憂慮，日本頂級經濟外交智庫專門在《日本經濟年報》（第38集，162-165頁）撰文中分析了日美脱鈎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日美貿易關係的樂觀預期，這篇文章認為：
日本進口乃是美國加州原油企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對日禁運將嚴重傷害當地經營者的收入；
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廢鐵銷售企業純粹依靠日本的訂單維持，對日禁輸將激發他們的強烈不滿；
至於日本對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絲，美國也無力禁運，因為其國內企業短期內不可能找到替代國，禁止輸入會迅速傷及美國製襪業者，這是勞工密集行業；
日本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之一，美國每年從日美貿易中獲得大量的黃金硬通貨。
在日方看來，美國不可能承受日美貿易脱鈎的後果，他們做不到。後來呢？從1940年夏到1941年7月，美國先後對日本發起五次大規模的毀滅性貿易禁運，使得日本經濟迅速陷入崩潰的邊緣，只能選擇戰爭。
原創 王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