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之下，中國如何走出話語困境？_風聞

原創 愛思想愛學習 學習俱樂部 昨天

本文為著名經濟學家、三農問題專家温鐵軍教授應學習俱樂部的邀請於2018年9月1日在北京大學所作閉門演講的錄音整理稿，原題為《新時代與新挑戰》。

我不能一一對應的回答大家的問題。原來考慮的是小範圍座談，講講宏觀形勢，所以跟主持人商量的主題是“新時代與新挑戰”。我順着這個思路先講一講，這樣的話對你們理解這個問題本身也會有點幫助。

我先説一下這個“新挑戰”，然後再談談為什麼是“新時代”。

中國真的搭了全球化的便車嗎？

我們先看在進入“21世紀”這個時間節點上，這個世界實際上發生的變化是什麼？

大家普遍認為進入21世紀對中國來説最大的一個變化是2001年的12月份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圓了自80年代以來的所謂“入世之夢”，也因此中國算是正式加入全球化。然後人們就會順着這個邏輯接受西方輿論所指出，中國在新世紀的高增長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主要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車。

我現在問問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人對此有過質疑？

因為這個論述邏輯是體現美國單極霸權控制後冷戰意識形態的一種全球化“話語”，倘若這個“話語”成立，那當然就意味着中國確實得了全球化的巨大好處，因此現在應該為你得的好處來付賬。這就是美國現在發起所謂貿易戰也好，其他西方針對中國的批評等等也好，總之算是西方對中國取得巨大成就而未改變制度提出質疑的一個重要依據——中國只得了西方好處、卻沒有發生西化制度演變——也就是中國沒有支付應該支付的制度成本。

中國現在不僅接受這個“話語”，甚至在針對西方質疑進行反駁時將這個“話語”作為主流聲音。這就形成了當前我們在國際社會一直強調的表達——如何在意識形態上捍衞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如何加快金融對外開放納入全球的產業分工體系、以及中國繼續努力維持全球增長等等。這就真的把這套全球化“話語”描述變成了中國應盡的責任。至於該付多少成本，那就是在所謂貿易談判中如何讓步。因此，現在人們被後冷戰意識形態浸淫着不由自主地把這個“話語”表述變成了中西、包括中美雙方所共同認可的、形成共識的話語表述。

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了！

誠然，其實雙方只是“好像”在話語上是一致的。再進一步説，當雙方談判的時候，中方的代表並不刻意強調雙方之間因分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導致的“制度”上的本質差異，也不揭示中國把商品和資本都廉價地“雙重輸出”給美國、助力美元控制全球的戰略地位；反而試圖把中國現在的增長，用西方的所謂“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套話語來描述，或是不斷靠攏到這個話語體系上，以竭力形成“我不是異類”的感覺。

中國一方面非常努力又盡心地靠攏這個話語表述，但是另一方面又很清楚西方強調的“我和你之間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套制度體系”。西方國家認為，如果讓你們中國繼續按照目前的情形發展下去，那就意味着西方國家坐等被中國這種制度體系超越。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針對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以及短期快速增長勢必派生的複雜問題，美國構建的解釋比我們構建的解釋更原教旨主義，這兩者明顯不在一個討論層次上。我們中國是強調“我認同你，我是你，你別説我不是”；美國則説“你本來就是對手，現在如果我允許你繼續這樣下去，我就要失敗”。因此雙方的討論似乎就像“兩根線沒有搭上”，也因此在美國明確對中國貿易戰的時候，中國官方不讓説“貿易戰”、只説“摩擦”，而現在也只是逐漸地默許了用“貿易戰”。但是，仍然沒有把美國人已經明確提出的——不同本質的制度體系之間的競爭——作為我們應對這個挑戰的主要政策思考的邏輯起點，也就因“王顧左右而言他”而沒有允許我們官方智庫學者有這樣的討論。何況，官方智庫照搬西方那種學科化標準選人用人造成的後果，本來就不大會説超越美國意識形態的話……

話語權重構：中國對美國做了雙重貢獻

人們都很重視2001年中國加入WTO，卻往往忽視同一年美國爆發新經濟泡沫崩潰和“911事件”。蘇聯解體10年後，經濟和政治雙重危機不可避免地在美國這個單極霸權國家爆發了。其重大意義不僅是造成外資大規模流入中國引發10年高增長；而且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資本新時代的規律性後果：以前美國都是通過對外轉移產業、降低制度成本，從而延緩自身危機；而這次確實是此前80-90年代的資本流動造成的危機。

為什麼這樣看？

主要是因為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得到了和平紅利——軍事研發的IT業技術投入變成“沉沒成本”，技術成果解禁放給民間進行商業化開發，這就造成巨大的機會受益空間。於是，IT產業陡然成為美國大量吸金的行業。勢必導致90年代正在工業化、正在“資本增密”過程中的亞洲遭遇到資本流出，這是造成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主因。而西方給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提供了一套意識形態化的“經濟學”解釋，認為原因在於東亞的金融市場無序、金融當局監管無力等等，但實際上主要是資本流出了，集中到美國。不過，大量資本回流很快導致美國IT行業泡沫化——過高的資本平台超過高技術行業吸納能力，乃至每個高技術項目都形成了過量投資，最終2001年泡沫破裂。

本來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的1998年，也應該爆發全面危機——當時國內的銀行普遍存在1/3以上的壞賬、財政嚴重赤字，並且又發生南海撞機，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等等一系列與單極霸權的軍事衝突。同時大家也注意到“台獨”、“藏族”、“疆獨”等等也都在霸權國家直接支持下興旺起來了。這個時候，中國原本已經出現了危機、本來也應該進入全面深刻的危機狀態，可老天爺另外做了安排——美國先發生了2001年的新經濟崩潰，接着發生的是恐怖襲擊“911事件”，這就給了中國一個緩衝機會。江澤民緊急調整中美關係，跟布什通電話説中國在反恐上是美國的戰略盟友。中美雙方達成一個新的關係——中國暫且不算是美國的主要敵人了。因為美國要去打阿富汗戰爭，接着是打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中東地區的戰爭沒打完，北約急於東擴，又跟俄羅斯衝突起來了。

整個21世紀最初10年美國發起的這一系列戰爭衝突改變了中國面對的國際局勢——中國是當時世界最安全的地區。又由於美國承認中國是其反恐領域的合作伙伴，於是在西方“新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大量的急於尋找安全投資的資金轉向中國。中國1997年以後連續4年蕭條陡然在2002年進入復甦，2003年變成FDI（外商直接投資）世界第一的國家。

就在中國遭遇危機和蕭條的壓力下，突然發生西方資本流向中國。同期，也導致中國大規模“對沖增發”本國貨幣，致使主權貨幣由此而逐漸演化為外儲貨幣；所以這不怪金融高官，而是客觀規律使然。因為“對沖增發貨幣”就是外資大量進入國內市場的情況下，每進來1塊錢美元——在本幣管制條件下——都會對沖增發成6塊多人民幣，因此導致我國的對沖增髮量取決於資本流入規模。

這就帶來一個實質性問題：西方資本流入可以促進我們形成完整的工業結構，也就是説世界上所有的現代工業的門類全都集中落地在中國了，但這些工業不是中國的，而是外來資本控制的。因此才有人算賬説這1萬多億美元投資是我們的“債務”。此外，國外進來了1萬多億美元的產業投資，改變了我們國家貨幣發行的基本性質——人民幣發行量依靠流入外資對沖增發，因而使得人民幣將不再是主權貨幣，這是金融資本階段最大的威脅。

其次，外資企業出口獲利是屬於我們的貿易盈餘嗎？所有高回報率的、高收益的出口大多是屬於外資的，外資能夠最大幅度佔有的我們的資源租，包括土地；我們地方政府的政策不是零地價向外資轉讓土地的嗎？各省都在競爭零地價向外資轉讓，只要你來就好，各地官員都會説“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客觀結果就是，產業不是我們的，出口也不是我們的，但污染是我們的，勞工糾紛矛盾衝突是我們的，搞得中國在很多領域都挨批評。

這些情況清楚表明：其實是美國在搭便車，中國接受美國產業轉移的作用客觀上是既幫助美國化解危機，又使美國維持了虛擬經濟擴張；相當於做了雙重貢獻。

第一，我們把最低價格的商品輸出給美國，讓美國在大量增發貨幣的壓力下卻不發生通脹。我們到美國都看得見，美國連吃低保的窮人都成車地從商場裏推出中國生產的消費品。可見是我們幫美國維持了低收入人羣的基本生活、維持了CPI穩定，美國才能大規模增發貨幣，美元資本才能湧向全世界“割韭菜”，所以我們是美國得以在全球金融擴張的最大貢獻者。

第二，我們向美國的國債市場做了最大規模的投資，這是中國對美國政府擴大開支、包括增加軍事開支維持世界霸權所做的特殊貢獻。因為我們多年來都是美國國債最大買主，美國由此才能維持國債的低利率水平。假如所有的投資品是以國債利率為基點的，那美國當然可以維持其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擴張。

所以美國人説中國搭了全球化便車，但其實我們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做了雙重貢獻，美國搭便車不僅得了便宜賣乖，而且現在還把我們當成東郭先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我們最大化地保護了美國避險資本的安全，讓美國從2001年的經濟危機中得到復甦、而美國沒有流到中國的、在國內剩下的投機資本大量進入房地產導致泡沫，最後演化成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美聯儲再搞QE進一步向全球轉嫁危機成本。這就是美國乾的事兒！

中國若能以此跟美國對話，誰在搭便車早就講清楚了。主流之所以講不清楚，究其根本，還在於梁漱溟早年批過的“自毀甚於他毀”！中國思想理論界基本上完成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墮入的“再依附”陷阱——跪慣了的大咖們“自慚形穢”，學科化教科書也充斥着殖民化知識體系……

中國面對“新挑戰”的話語困境

西方當然有創新話語的學者！比如戰後產業資本危機時期的沃勒斯坦，當代金融資本危機時期的皮凱蒂。但中國經濟理論界幾乎不在意“清流”們的創新。

特朗普和班農都是冷戰制勝的那一代人，回到1940-196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污泥濁水是駕輕就熟的。從西方主流話語來説，長期以來很明確把中國一黨執政表述為“集權體制”。在冷戰時期認為“極權主義”的主導國家是蘇聯。後冷戰時期西方認為蘇聯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已經垮掉了，那中國算是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那麼，現在中國面對的“新挑戰”——如果從“以中美貿易戰為名的爭論”來説——它背後的話語仍然是冷戰意識形態！經過了蘇聯解體之後延續27年的“後冷戰”，現在開始提出所謂“新冷戰”，但如果美國意識到用“新冷戰的話語體系”不足以表述中美之間的競爭，那最終會回到哪？目前的趨勢要回到老冷戰！

中國人至少應該有點常識，美國在冷戰意識形態掌控各界的年代，已經把那個時代形成的所有學科話語都徹底“漂白”過！這也是某些所謂學者連話都説反了的根源。

至於被“麥卡錫主義”漂白過的西方話語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就是促使美國在二戰之後的兩極對立霸權競爭條件下形成意識形態化的絕對政治正確——即依靠“麥卡錫主義”重塑整個西方的思想理論體系、乃至教育文化體系，實質是包裝和保障冷戰話語——具有內在的絕對政治正確的所謂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然後，幾十年都在用自由主義來進一步“洗白”所有的支撐這個意識形態的話語表述。

也因此，今天各位所接受的照搬美國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乃是被冷戰“洗”過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也是特朗普“美國中心主義”的這套“新殖民化知識體系”。

人們之所以不能回答當前重大挑戰及其存在的問題，乃至於中美官方之間的競爭、雙方的爭論沒有在一個層次上，這是由於美國正在迴歸“麥卡錫主義”那個時代的冷戰意識形態、而我們還停留在試圖借用“後冷戰”的實用主義層次上，因此使得我們陷入了某種“塔西佗陷阱”、或者“輿論困境”之中。

當我們在思想理論上陷入實用主義的泥沼，就很難拔出來，即使我們勉力拔出腿，而腿上、腳上全都是泥，用西方意識形態製造的洗液當然洗不乾淨。

這就是中國現在面對“新挑戰”的話語困境。

綜上，我們簡單的歸納了“挑戰”及中國陷入話語困境的本源，是照搬了美國在冷戰時代所形成的具有內在政治正確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如今，經過冷戰和後冷戰的歷史演變出來的這個意識形態被西方媒體、教育和文化全面表述，再被我們按照這套意識形態來實用主義地構建自己的意識形態。因此，當我們想塑造自身的政治正確的時候，才發現陷在“泥沼”之中、拔不出腿來、滿腿是“泥”。今天人們網上所討論的、很多人們所詬病的東西，無外乎就是指出你這個“泥”粘在靴子上、那個“泥”粘在褲子上了，甚至更有甚者説“對不起，你的‘泥點子’已經在你褲衩上了！”更進一步説“你全身上下都是洗不乾淨的”，無外乎就是這樣的尷尬。總之，這個大前提，是深陷“泥沼”之中的、意識形態的政治不正確，越抹稀泥越掙扎不出來。

這個新挑戰的背景，主要是二戰之後因兩大霸權體系對抗，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所形成的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到哪一位思想界的討論者願意這樣深入地把問題擺清楚。由此，從這個角度來説，中美之間話語構建能力的差距太大。

如果我們把中美意識形態的紛爭、把現在看似“泥沼”之中的這種“塔西佗困境”，迴歸到客觀事物的本源上來看，所有的“泥”不再是“泥”，所謂“空既是色、色即是空”，困境就不再是困境，你就會感覺到一切都是通透的！

中國的話語改變源於毛澤東七十年代的戰略調整

事實上，在蘇聯解體之前的各種困境中，我們曾經試圖形成一套“中國特色”的具有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體系。大多數人以為那是從鄧開始的。其實延伸起來看，則是從毛的乒乓外交開始的。當然也不是完全從毛開始，應該是起源於中蘇之間的長期政治鬥爭直至發生邊境戰爭。

1969年的中蘇邊界衝突，當時珍寶島戰役其實意味着中蘇兩黨兩國之間長期矛盾造成兵戎相見——政治上決裂！儘管軍事上其實各有勝負，比如在新疆我們有一個低級建制的部隊被殲滅，而在東北有小勝，所以在新疆是小敗、在東北是小勝。當然這個勝敗的規模都不大，但它畢竟標誌着中蘇決裂。也就無所謂過去的結盟問題，無所謂雙方之間道義上或是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聯繫等等。

冷戰時期美蘇兩個核大國多次在國際爭端中準備使用核武器。跟今天普京用核武器威脅西方的情況是一樣的，因為蘇聯當時和現在都是世界最大規模的核武器擁有者！所以珍寶島戰役後勃列日涅夫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武器打擊！

至於使用核武器，在當時來看，全世界只有美國是已經使用過，蘇聯只是準備使用。美蘇雙方在使用核武器的問題上，無論是使用或者準備使用，其實沒有道義上的約束。也因此在中蘇兩國發生軍事衝突、戰略關係破裂的條件下，蘇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是隨時存在的。因為美蘇都沒有承諾不使用的道義，至今在“蘇聯特色”遺傳下來的俄國話語體系中，使用核武器還是捍衞俄羅斯利益的手段。

因此，正是由於中蘇關係破裂、才有中國緊急轉向美國，因為在當時美蘇這兩個世界核大國的抗衡之中，只有另外一個核大國才有資格説對方不許用核武器，核小國和無核國是沒有資格説的。這是中國轉向美國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美國從傳統帝國主義的地緣戰略角度希望“奪回中國”。

兩個方面交織，於是有尼克松訪華。

其實尼克松訪華也是基於1969年中蘇關係破裂的客觀邏輯結果，尼克松訪華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改變。

早在尼克松訪華之前，美國首先放鬆了自1950年開始對中國的制裁和封鎖，也就是説中國可以和西方各國開展貿易了。尼克松1971年走後接着1972年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制定新的戰略部署——“四三方案”——引進價值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改造中國工業化早期形成的蘇式軍重工業結構。

這項國家工業結構調整戰略部署的執行者是周恩來，決策者是毛澤東。

所以，中國的所謂“對外開放”這件事情不是始於鄧小平時代，而是始於1971年尼克松訪華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主政的時代，這一點我在《八次危機》這本書已經寫清楚了。

戰後西方國家獲取巨大財富的歷史演進與內在邏輯

在1970年代，任何西方“外資”都不忌憚所謂的“集權”體制。

人們可以回看的歷史事實無法改變，1970年代對西方國家負債最高的恰恰是西方援助或投資的軍事獨裁國家，當時在拉丁美洲幾乎清一色的是CIA策劃政變或扶持起來的軍人政權接受西方產業資本轉移，而在亞洲也幾乎是清一色的集權政治國家——比如菲律賓的馬科斯軍事政權、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軍事政權、泰國也是軍人政變控制政府——不僅“四小虎”都是集權國家，“四小龍”亦然。當時朴正熙將軍在韓國實行集權政治，蔣介石治下的台灣當時也正處於軍事戒嚴期間，那時候香港是個殖民地——沒有任何所謂“人權高於主權”、自由選舉或“民主政治”等等可言。

所有這些集權政治，客觀上都是70年代西方進行產業轉移的一個前提條件。

如果不是集權政治的國家，西方是難以轉移產業資本的，因為非集權國家對於西方轉移產業資本來説並不安全。而西方國家是在戰後生產過剩危機壓力下進行產業資本轉移，最先轉移出來的是勞動密集產業。這其實就意味着西方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直接對抗性矛盾、衝突，轉到了那些在政治上相對集中控制的國家，因為勞動密集產業資本是一種薄利、但大量佔用勞動力、並且獲取更多勞動剩餘價值的低層次資本，也因此，這種低層次類型的資本必須找到的是最安全的、也是可以直接剝奪勞動剩餘的地方——那就是軍事政權和集權政治！

今天，我們如果願意把冷戰意識形態放一邊、把“麥卡錫主義”洗白的教科書放一邊，就會把客觀過程看得很清楚。

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進入福利社會，是因為它們把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直接對抗性的矛盾、衝突轉走了，那西方國家當然就可以講福利社會主義了！然而這麼多福利開支背後所形成的財富是怎麼來的呢？因為在海外產業投資匯回收益巨大！所有非工業化國家的資源本來是按照農業要素進行定價的，突然引入西方國家的大量產業資本，帶動其他資源向工業化要素做“低價轉化”，那麼，西方國家的這些產業資本就得以在空間轉移中得到了鉅額的收益！

這個客觀過程不就是這樣嗎？難道不是我們構建應對新挑戰的話語材料嗎？

到了90年代，西方國家已經對外進行了約20年的產業轉移、而蘇聯和東歐國家產業卻不進行對外轉移，兩者之間就顯出效率的不同。西方產業轉移者可以降低社會矛盾，佔有海外收益，形成福利社會；而蘇東產業不轉移者，又必須給予國內所有就業的人——無論他在西伯利亞還是在莫斯科——同等的福利待遇。因此，兩者在產業資本階段的競爭中、在赫魯曉夫以來的“和平競賽”之中，愈發顯示出不轉移產業的效率低，對外轉移產業的效率高。

什麼叫做自由主義？什麼叫做自由市場經濟？各位，並不是你們教科書上寫的！希望那些學西方的經濟學的學生、學者們，尤其要警惕，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本身就是意識形態！所以，沒有任何經濟學教科書會把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道理告訴你們。因此，不是你們所想象的那樣，只要用市場的方式，就可以自由地實現要素的最佳配置——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叫做“要素最佳配置”——。倘若你的勞動力要素價格最低卻不能對外輸出、而我的資本要素對你來説是最稀缺的，那麼我的資本要素的價格就應該被這個只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市場定價為最高價格，因此我作為資本家獲得比較高的資本回報率乃是自由市場的客觀結果。這是我們經常使用的、教科書式的解釋。

但是，如果我們把真實的歷史經驗過程放進來檢驗，難道真的符合這樣的一個邏輯解釋嗎？當然不是。

事實上，西方國家在戰後再度遭遇的生產過剩符合資本主義一般規律。於是，過剩的產業資本比較收益下降，在國內維持不下去，必須對外轉移。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對外轉移過剩產業資本就一定要找到資源要素價格的低谷。當然這也是資本主義在產業資本階段運作的規律。

那好，接下來我們看當西方國家完成對外產業轉移的時候，一般的歐洲國家進入福利社會，因此有所謂“萊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和北歐的“福利主義”。但是，美國進入的是“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NewAnglo Saxon model)，也可以稱之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

“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是什麼呢？其實就是一種金融資本主導經濟的當代資本主義形態。因為美國本來就是對歐洲戰後復興提供金融資本支持的，於是乎美國當然率先形成了戰後金融資本經濟。所以，當其他國家還停留在產業經濟時，美國已經進入到了金融經濟。美國就可以憑藉着龐大的軍事實力，來保障美元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取資本收益。也因此美國產業對外轉移有所謂“新自由主義”引領——這時候歐洲各國中那個製造業產業最空虛的英國緊跟着美國進入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資本階段，所以就有了“里根撒切爾主義”，也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名的“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所以，“新自由主義”是美英為主的、在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升級階段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可見，我們應該與產業轉移聯繫起來解讀，本質上它具有資本主義濫觴全球的後續霸權階段的保守主義性質。因為，一是當美國完全不依託國內實體經濟、或者可以主要不依託實體經濟來維持金融資本霸權的時候，那就必然“脱實向虛”，國內實體經濟衰敗是必然的。二是美國進入金融資本階段依託的是什麼？依託的只能是以軍事實力維持政治強權！然而，這是個保守主義實質，但不能接續自由主義形成話語，何況金融資本早期依託的“金本位制”早在一戰到二戰這個期間都已經被放棄了，此後，客觀上就出現了金融資本依託軍事強權的擴張演化成虛擬資本的全球化，而這個擴張過程需要一個包裝它的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問世的背景。

因此，在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之際，世界上大都在批判“新自由主義”話語的時候，中國有部分學者站出來公開維護“新自由主義”！這在國內仍然屬於理論界的主流。相對而言，西方批判學者無論老一輩沃勒斯坦還是新一輩皮凱蒂，都在中國思想理論界無聲無息！這個意識形態一邊倒也是我們今天對外無法針對西方質疑進行反駁、對內無法進行合理理論解釋。

不能苛責理論界，這是全局性的趨勢。在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主導地位的過程中，恰逢我們80-90年代的整個思想理論和高等教育體系的全面西化改造，也就自然地、亦步亦趨地跟隨美國的腳步，形成了接近於“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以及服務於這個意識形態體系的所謂學科化的知識體系。

這個演變，就是在今天中國社會上許多問題百思不得其解、也從現在的教科書中找不到解釋的原因。包括剛畢業的學生，他們面對現在的一系列新挑戰，幾乎看不到真正能夠讓他覺得有思想、有價值的知識和理論。網上一片熱炒的，其實不過是各種各樣的不同利益表達，某種程度上也是被策劃出來的。

不過，話又説回來了，中國人自19世紀中葉開始追求工業化，根本就不可能自外於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歷史。

“新自由主義”包裝下的金融資本全球運作

那好，我們不妨再回歸到客觀歷史經驗的歸納上，來看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階段性變化帶來的新時代。

當1970年代那次西方國家產業轉移之後，到了198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意味着虛擬資本的擴張成為一個新的資本主義時代主導性的經濟基礎，這個新的資本主義時代，可以叫做“金融資本新時代”。

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看，在產業資本時代，形成收益的過程是一個相對比較長的經濟過程，其空間和時間大致是合一的。比如，必須先找到礦源，然後去採掘、洗礦，再煉礦，再鑄造成型，再變成工作母機，然後，才能再變成一般設備，最終變成商品生產向海內外市場銷售。這需要經過一個相當大的空間的佔有，並且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因此，產業資本形成收益是比較慢的。

好了，再進一步看農業，那農業為什麼必然是一個被金融資本所忽略的角落呢？是因為依託不同空間條件存在的農業形成收益所需要的時間更長，並且它必須跟自然過程結合。它的空間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可以在一個城市、在一個廠區、在一個工業區就可以形成的，它的空間必須是和大氣、地理等自然界的非常豐富的多樣性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使農業難以超脱的自然過程變成某種經濟過程，而這個經濟過程往往以年為時間單位。很少有金融投資家願意做這種一年或多年才完成一個流動週期的經濟領域，除非資本嚴重過剩或做避險投資。

綜上來看，資本主義在1980年代進入到“新自由主義”的、追求資本虛擬擴張的這個階段的時候，金融資本勢必異化於實體產業，金融衍生品大量“創新”，已經大大突破了空間和時間的疊加侷限，放棄了過去金融對產業資本、對農業生產等等的依賴，突破對所有過去自然過程的限制，這就可以極大地縮短交易及獲取收益的時間。

在當代來看，資本市場交易縮短時間要使用計算機，就是因為當你可以用計算機來撮合各種投資人網上提交的多空交易的時候，你會發現僅用0.04秒就能完成一個交易，可以在不到0.6秒的時間內完成一次結算，計算機已經把時間壓縮到了極短。因此資本運作要獲利，靠的就是增加其流動性，比的就是誰的流動性快，誰的耗時更短。因此都大大打破了一般資本運作的時空條件，乃至於打破了人和時空條件之間的物理意義的結合。

但是，如果連華爾街都完全可以靠機器做交易了，這就必然造成就業機會越來越少，而收益卻會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上矛盾衝突越來越激烈。

這是進入到金融資本、虛擬資本這個新時代的客觀現象。

但是，因為從90年代放棄了作為政策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我們連解釋這個演化中的客觀現象的理論能力都不存在。因此大家產生種種困惑——比如農業為什麼這樣了？商業銀行為什麼不能應對農户在農業生產上的信貸需求？對不起，商業銀行追求什麼？追的是流動性啊，也就是跟着你們這些搞投資的（現場聽眾中有投資公司經理），那就當然不再以實體經濟的客觀過程為信貸依據。於是乎，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品出現，請問這些投資跟那個實體經濟過程還有關係嗎？而那個實體經濟過程必須是在形成一定的空間、時間條件下才能完成的，那麼整個衍生品交易出來的GDP還有實際意義嗎？沒有了。

於是乎，人們的哲學思想發生變化，整個認識體系發生變化，因此人們的世界觀、方法論都在變。而越是在金融部門，越是接受了金融部門的所謂知識體系的培訓，就越是具有非常典型的西方化或者叫做殖民化知識的特徵，那還可能迴歸到關心實體經濟的初心嗎？我就想問你們在座的各位搞金融的，任何一個金融資本家，還有沒有可能再真正迴歸到關心三農、關心自然、關心資源環境，有這個可能嗎？

當然，就算是還有人真關心，那麼當你表達關心時，就都應該允許社會質疑你表達關心的真實性。社會質疑的原因在於，你在實際工作中進行的大量資本運作、並取得的收益，根本就沒有和這個實體經濟過程處於同一個時空條件，資本運作和這個實體經濟過程也不再有關係了。

鑑於，金融資本的運作不再有時空條件的約束，因此，只能依靠一定時空條件完成資本運作的產業資本佔據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老時代”，所形成的幾乎所有的概念——無論是國家的概念、社會的概念、人本的概念等等——這一切難道不是正在被排斥嗎？

剛才有人説過，注意到我這些年一直在講“成本轉嫁論”，也就是説當進入金融資本時代的時候，成本轉嫁是普遍性的——是真正具有理論上的普遍意義的——制度成本對外轉嫁，而收益卻愈益向少數人集中。這就是今天這個世界的問題之所在。

所以在“新時代”（如果把金融資本時代作為一個“新時代”的主要的內涵來看的話），當用“新挑戰”把所有這些新自由主義話語的浮雲抹去的話，你會看到“新時代”的核心矛盾非常之簡單——就是實際上收益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代價卻第次向弱勢羣體轉嫁。

但是我們除了得看這個演變的過程，就是它怎麼就變成像中國現在遭遇這種新挑戰狀況，還得看中國面對這個狀況所遭遇到的危機是不是具有客觀內生性？所以前面對“新時代”、“新挑戰”進行簡單歸納之後，下一步就得回到中國目前的狀態，我們如何看待中國現在的形勢，然後我們才能進一步來形成我們的判斷。

中國是金融資本虛擬擴張新時代的另類

實際上當我們説到金融資本主導的“新時代”的時候，就得説中國這個另類——中國是這個金融資本虛擬擴張的新時代的另類。為什麼？我經常跟學生講，不要搬用西方的金融學理論來看中國金融資本。

我先問你們基本常識，中國什麼時候人民幣可以稱之為貨幣？

有人説1949年，1950年，錯！那麼，到底什麼時候人民幣成為貨幣？我説1992年，那年我們取消了所有的票證分配製度，人民幣這種名義貨幣才成為具有基本功能的真實貨幣，也叫做體現了商品交換中介的基本功能。在此之前人民幣連商品交換的中介都不是，怎麼能説人民幣是貨幣呢？那時人民幣只是一個生產資料或消費品的標價符號。

再進一步問，什麼時候中國的銀行成為商業銀行？

你們可能説早在什麼時候就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對不起，那不是。什麼時候銀行成為銀行？當1998年財政正式把銀行高達1/3以上的壞賬徹底剝離，然後重新向它注資，讓它進入市場，銀行才成為銀行。銀行和財政徹底分離是在1998年，到了2001年完成壞賬剝離財政向銀行的再次注資達到巴塞爾協定要求，中國銀行業的這些金融機構才成為真正商業化意義上的金融機構。

中國的金融業很有意思，都把美國當做榜樣。如果按照西方的銀行制度1998年四大銀行就應該破產，可20年後卻都成了排在世界前四位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

需知，銀行商業化改制以前是跟財政綁在一起的，財政金融是可以互相“掏口袋”的——財政有赤字可以直接“掏”銀行資本金，銀行資本金“掏”空了甚至可以直接“掏”存款。

據此，提出下一個常識問題，我們的財政和金融，它們的信用本源於何處？

如果財政和金融都是在運作國家信用，都是國家政治強權賦權所派生的信用工具的話，那它們的信用從何而來？實際上只能從國家政治強權而來！因此，財政發債當然是國家主權信用工具，而人民幣又叫做主權貨幣，銀行運作的也是主權信用。

因此，金融信用本來就與國家主權直接相關。是政府手裏的調控工具。

若放下西方金融學從實質上看，主權國家的中央財政發的國債是主權信用，人民銀行發的貨幣也是主權信用，因此財政和貨幣都具有公共性、普惠性。在財政、金融不分家的條件下，它們的信用就變成政府的兩隻手。這兩隻手運作的都是國家信用，是由中央政權向其作了政治性的賦權，於是財政和貨幣便具有了國家信用工具的作用。

所以説，在進入西方主導的金融資本階段之前，一個國家發多少貨幣主要是這個國家主權向貨幣體系賦權的自主決策的結果。跟其他國家有關係嗎？

中國在過去那個年代之所以“橫”，部分原因是兩個信用之手都在自己的身上。1992年人民幣成為真正的貨幣後立刻就大規模增發，1993-94年就增發了幾千億，主要是推進經濟貨幣化。所以，當今天説我們的M2總量達到GDP多少倍的時候，先請問中國完成貨幣化了嗎？

世界農業三分天下與中國農業政策導向

因為中國在過去處在產業資本階段，還沒進入當前的金融資本“新時代”；而產業資本階段要求農業提供剩餘才能原始積累，因此工業化時代才把農業變成第一產業。而由此派生的問題是：第一產業的農業在這個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可以獲利？有哪個國家能完全靠第一產業讓農民得到社會平均收益？有誰能讓農民真心去愛這個僅停滯在第一產業的職業？讓農民繼續願意從事沒有收益的一產化農業？去找啊。有嗎？世界上唯有美國那種“殖民化”國家！是殖民者把原住民基本殺光以後，由外來人口占有大規模的土地資源，才可以產生絕對地租增量，形成第一產業收益。

我們中國屬於世界最大原住民國家，有這本事嗎？

今天的農業政策困境恰在只把農業作為第一產業、而又為此而照搬美國大規模一產化農業的經驗和理論。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要先講冷戰意識形態所形成的殖民化知識體系、亦或是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當政策官員把美國這套話語體系搬來的時候，他還會説自己的話嗎？會總結自己幾千年生態化農業的經驗嗎？不會。

如果你們看過我的演講，應該明白，我會先講世界資本主義農業三大類，“殖民地才有大農業”，那是不能學到的，因為你沒法把自己作為原住民幹掉，像北美洲和澳洲那樣讓100%的原住民減少到2%！如果不能減少自己，怎麼能學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呢？去看看這些大農場國家，全部都是原住民剩下2%不到，怎麼可能是我們模仿的“榜樣”呢？

因此很多人問我“農地能不能集中？我們能不能辦出美國那樣大農場？達到它那樣的勞動生產率”，我説“請先把你自己幹掉，割下頭皮能得35美元賞金，再去買15美分一英畝的土地……我尊重任何學者捍衞你照搬的理論、願意當那個犧牲者。但得先犧牲你，可別先犧牲別人，等你真勇於犧牲一回，然後咱們再説怎麼向美國學”。

幾十年的教訓表明，在農業領域中至少是學不了美國的，不僅亞洲，連歐洲國家都學不了，雖然它作為宗主國，曾經大規模向外移出人口，把罪犯都移出去，政府連管理成本、監獄成本都減少了，才有所謂的“圓桌會議”的條件。如果面對的是大量的無地無業窮人，怎麼協商？

例如有人説法國大革命是平民革命。以為是那些第三等級開個會就革命了？平民中佔多數的貧民根本等不得到國王跟第三等級如何開展談判！我在香港講過兩個“93年”的講座——法國的1793年和中國的1993年。對比一下這兩個“93年”，可以深刻理解今天領導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那是舊制度的問題嗎？路易十六推行激進改革開放，尤其是急於對已經工業化的英國開放，這就使得法國起步階段的工業被摧毀，這些原來已經被髮展工業集中在城市的人變成貧民，無家、無業、無糧。那就造反了。什麼叫做攻克巴士底獄？是因為路易十六沒有調動正規軍。不過，貧民仍然攻不下來，後來找到一門新式大炮，就把巴士底獄大門轟開了，再後來類似的事情再度“奏效”——拿破崙這個裝備着新式大炮的炮兵旅長出現，就不僅掃平了所有的革命黨，甚至蕩平了歐洲。

所以，我們應該看這個世界的真實經驗過程，而不是接受了西方教科書灌迷糊的學者們吐出來的那些心靈雞湯，真實的西方故事是非常骨感的。

中華民族百年追求工業化的痛苦過程

好了，回過頭來説我們現在這個局面。

當西方1980年代進入金融資本新時代的時候，當然會隨伴進行新一輪產業資本轉移。這一輪正好讓中國趕上，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再到後來這一階段，李先念那時主管經濟工作，明確提出世界上所有通行的可以使用外資的方式，我們都可以用。這遠比鄧南巡談話講的要早得多。所以中國引進外資與西方產業轉移在時空條件上耦合，就跟前面我講的道理是一樣的，與西方國家上一輪向拉丁美洲、東亞轉移產業資本的道理是一致的。巴西1970-80年代當時工業化程度比我們高得多，它能生產飛機、汽車，無外乎都是外國產業資本轉移進來裝配線和零部件，它就生產了。

以這種接受產業轉移的方式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哪個是因為西方今天所講的自由市場制度？多黨派民主政治等等？而迅速進入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隨着工業GDP增長也都同時形成了高債務，因此都變成依附型的國家。也就是説人家向你轉移什麼，你就只能接什麼。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都知道桑塔納轎車，原來是德國人1970年代淘汰之後轉給巴西的二手生產線，而巴西有市場購買力的人口規模小、中產階級人數少，桑塔納轎車迅速佔領市場，接着巴西很快就沒有市場空間了，怎麼辦？再轉移到中國，我們接的是“轉移的轉移”，是第二波的下家。桑塔納轎車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來，變成我們的主打車型，替代了中國的“上海”。我們這麼多年把俄國的伏爾加轎車引進消化吸收，變成上海牌，被引進一個桑塔納生產線給打垮了！幾十年的積累，連品牌都完全放棄！

我們客觀地看這個過程，1970年代的那次產業轉移是接受被西方淘汰的落後產能，是西方國家的所謂“供給側改革”，把這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集中體制的發展中國家，不管叫什麼統治，一黨專政也好，軍事獨裁也好——都變成了高負債國家。難道本國不是70年代在毛時代進入高負債嗎？此前的1966年我們好不容易宣佈了沒有外債內債了，一進入70年代，一開始引進西方設備技術，就又有對外債務了。看上去是19世紀中葉洋務運動乾的事我們後來接着幹嘛！我們無外乎也是在後發國家追求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之下。如果大家客觀地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來看，從18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到1930年代民國年間，再到1970-80年代，同樣都是“引進、消化、吸收”模式的後發工業化。

但民國年間和新中國都應該有很多不同。不同在哪？在於還有一部分立志“實業救國”的民族工業家，還能夠秉持傳統文化跟外資及其買辦勢力有點競爭和鬥爭，所以民國私人企業中一部分是政治化資本，也才有了中國共產黨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當時被作為建國方針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對吧？但是民族工業太弱小，這個另外再説。等到1950年代我們接受蘇聯工業化援助以後，最初形成的是一個從屬型的半依附經濟，於是，1955年就有了毛澤東為代表的反對“全盤蘇化”的鬥爭，然後是1960年代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1970年代引入西方設備、技術和管理體制，隨伴改變的是從對蘇聯模式的從屬型經濟逐漸改成對美國模式的從屬型經濟，當然不光是美國了，是歐美日。國家也從對蘇東國家負債改為對歐美日負債，卻不再有民國和毛時代的那兩次性質類似的鬥爭了。由此而有了薩米爾阿明“依附理論”所揭示的“再依附”。

大致就是這樣一個客觀演變的過程。

我們把這個客觀過程放在完全哲學意義的空間、時間條件下，百年工業化的一切爭議問題迎刃而解。為什麼非得説誰好、誰壞、誰對、誰錯？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百年追求工業化的一個痛苦過程！要不怎麼解釋所謂中華民族文明的偉大復興？如果不客觀的把這些講清楚，還仍然停留在冷戰意識形態，就難以文明覆興。

我們的冷戰意識形態難道不是跟隨着蘇聯的意識形態的嗎？今天我們大量的馬學者們，難道不是重複着昨天的故事嗎？所謂的創新無外乎是把“西馬”拿過來再摻和了一下，有從中國文明史出發結合自己當代實踐中生髮的“儒家社會主義”創新嗎？為什麼不直面我們自己的歷史？看看我們到底是怎樣走過來的，然後用我們自己上下五千年傳承的融通儒道釋三大思想體系的“大同”至善來重新做一番歸納、整理。

如果這樣做，我們的文化自信建立起來，理論自信也建立起來了，倘若需要對外講好中國故事，那自然也就講好了。

我們這樣講中國故事，誰反感？世界上沒有人會反感。

中國就是被西方列強打擊了才迫使我們追求工業化，但條件卻差得多，因為我們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西方國家可以向外擴張、可以轉移成本，我們不能轉移，只能內部消化。

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成本大都只能內部消化，那就造成了全民貧困；因為國家集中了全民的剩餘用於工業化資本積累。所以，我們過去兩代人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那個時候包括領導在內都沒有人去追求個人消費，都以個人主義為恥，大多數都在向國家做貢獻，因此才能形成龐大的國家資本，這個類型的國家工業化從原始積累到產業擴張的過程中確實有很多錯處，難道因此就該數典忘祖推崇全盤西化，甚至美化西方搞殖民化掠奪和反人類的奴隸制的那種制度嗎？

有鑑於此，我的團隊寫的《八次危機》為什麼5年來15次印刷，就是因為客觀講了中國這個類型的工業化從原始積累到產業資本擴張的過程。

如果一定要用西方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當然可以用。建國之初誰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50年代一致同意：我們能搞的就是國家資本主義。沒有誰説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原來斯大林模式給我們確立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思維定式——當初蘇聯從中共一成立就定下中國必須先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沒有説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但，1950-53年那一場朝鮮戰爭加強並促進了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工業化，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憑藉蘇聯資本和技術要素直接注入中國發展軍重工業，但是，這種工業化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市場效率。後發國家的軍重工業能有市場效率嗎？生產大炮坦克怎麼有效率？除非你打了人家，把人家地盤佔了，把人家的香車寶馬拿過來才算有收益。所以只能説發展軍重工業是加強了國防、鞏固了國家主權的獨立——這其中包括了獨立主權經濟。

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形成了主權經濟，最為基本的核心是主權財政和主權貨幣。

主權經濟的核心是主權財政和主權貨幣

而後來我們做了什麼？作為後來者把幾代人艱苦奮鬥、流血犧牲來維護的這個主權所形成的信用賦權能力變成了什麼？

今天討論新挑戰問題的背後，最具實質性的問題是——當我們以外匯多少來發行貨幣的時候，請問這叫做什麼貨幣體系？這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國民黨時期失敗的“金圓券體系”被搬回來了！

想想看，通貨膨脹危機壓力下國民黨政府放棄主權貨幣、採行金圓券的改制，不就是美國人幫着搞的頂層設計嗎？國民黨放棄了法幣這個主權貨幣體系，造成了惡性高額通脹，而這放棄主權貨幣的結果是什麼？民國政府用借入的美金——美元通過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按照當時匯率承諾隨時兑換黃金，所以美元被叫做美金——被作為民國政府發行貨幣的依據，所以叫金圓券。結果，這個把美元作為基礎的殖民化貨幣體系四個月就垮了。

而我們現在進入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新時代還算幸運。因為，堅持把美元作為本國貨幣發行依據有多少年了？十幾年了，還維持得住在於被仍然屬於經濟主權的土地變現所吸納。

從進入21世紀推行銀行商業化改制開始，當全民所有制的國家銀行從中央財政剝離出來，宣佈成為獨立運營的商業銀行的時候，中國的主權貨幣體系幾無異議地改成主要以“對沖外匯外資”作為對應貨幣增發的依據。當21世紀第二個10年財經高官指出人民幣貨幣對沖發行已經擴大到超過2/3比重的時候，請問我們的貨幣還是不是主權貨幣？似乎已經靜悄悄地改變了幾代人艱苦奮鬥所形成的核心經濟主權。因為，經濟主權的核心主權是貨幣主權，貨幣主權背後是國家要維持長治久安的政治信用。這個國家政治信用向我們的貨幣做了信用賦權，才有這個主權貨幣信用體系。

這就是説，中國只要能夠維持國家政治穩定，本來應該有對信用工具的賦權能力。隨之，國家也就有了兩隻宏觀調控的手：一手是國家向財政債券做了信用賦權，財政發行的債券就能夠作為長期信用工具，用於國家基本建設來維護長期穩定。另一手是國家向貨幣做了信用賦權，貨幣就有了票面價值用於經濟活動。兩種信用工具都是國家為了長期穩定而賦權形成，也就都有服從於國家戰略的內在普惠性。

我們現在大可不必擔心按照所謂的西方模式來評估是否存在債務危機、貨幣危機等等。不用擔心的原因，在於我們貨幣大量增發卻主要被資源性資產的“貨幣化”需求吸納，而且至今並沒有完成這個超大型國家的資源性資產的“貨幣化”。

亦即，只要繼續堅持主權貨幣的基本金融制度，就還有不造成通脹的增發空間。

為什麼金融資本自發地把依據國家主權增發貨幣的基本制度改為依據外匯呢？

因為，中國直到1992年人民幣才開始成為貨幣，再到10年後的2001年銀行完成壞賬剝離才開始成為銀行，而那時候銀行的市場化轉型是粗放的——中國的銀行從一成為商業銀行就是照搬了歐美的“混業經營”！但是反觀美國、歐洲，人家搞了幾百年商業銀行才從“分業經營”變成“混業經營”，而且是隨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虛擬擴張的條件逐漸具備、資本市場不斷地創造衍生品，歐美的銀行才開始實行“混業經營”。期間，也是由於私人銀行家利益集團不願意在城市中承擔原來的比較保守的分業經營業務，轉而紛紛要進入高收益的虛擬資本投機業務。因此，當銀行家們都進入高收益的投機業務的時候，金融資本也就加快了虛擬化擴張。

可見，這個過程本身是合乎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內在規律的，具有金融資本新時代的典型特徵。

好了，我們的銀行新世紀剛一完成商業化改制的同時就是“混業經營”，並且就是在混業經營同期開始改變國家的貨幣發行依據！在這樣一個金融資本虛擬化全球擴張體系之下，請問金融界的高官制定的政策、以及金融界這些從業人員推進的所謂金融創新，這些所作所為難道真的問心無愧嗎？

有些搞投資的朋友解釋不了身處其中的這個問題，抑鬱了、神經了、甚至自殺了。因為他們也不能理解怎麼可以這樣“吸星大法”？在金融領域的從業人羣中有個很小的羣體，愈益表現出要掌控一切的趨勢。如果我們國家由他們來主導中國新時代的發展方向，結果會是什麼？我並不是對任何個別的財經高官做批判，指出的是客觀規律：當前我們國家擁有着龐大的農村人口、山水田林湖草資源，城市擁有着龐大的產業資本經濟，卻要跟從“盎格魯美利堅模式”陡然進入到金融資本集團掌控局面的階段，請問這樣的國家經濟難道不是矛盾重重嗎？

“普惠”的中國信用工具與異化的金融資本遊戲

我們金融界的朋友們認為可以照搬美國的金融制度，因此儘管我們的商業銀行——如果説每個縣級農商行和每個城商行都是獨立的銀行機構的話——已經有數千家，但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認為我們沒有放開金融自由化！只有放開私人、外資金融自由進出，才算是金融自由化。金融開放的要求幾十年來爭議多多，不能被關税貿易總協定GATT各締約國接受，才有1986年納入“烏拉圭回合”另案處理。但是我們現在制定的政策就是中國人新辦銀行必須有外資，還一定要全面發展私營的股份制的民營銀行，似乎只有這樣做才會被美國認為是市場化金融的充分競爭。

但，如果把上述關於我們國家的貨幣信用體系是怎樣形成的表述納入考慮，應該知道是政府的政治強權向貨幣做了信用賦權，貨幣才成為信用工具。所以，獲得大量存款的只能是國有銀行，請問如果老百姓去存款，是去私營銀行還是去國有銀行？很清楚！沒有任何人説“我因為願意跟從自由主義信仰而把錢存在私人銀行”，因為不知道私人銀行哪天就會倒閉，它確實沒有那麼強大的信用基礎。而國有銀行為什麼有信用？在於國有銀行80%以上資本金屬於國家，儘管為了完善金融法律法規而出台銀行破產法等等，但是有哪個老百姓會相信80%國有資本金的國有銀行會破產？所以大家還是把存款集中在國有銀行。

現在金融秩序混亂，根源上是剛剛被粗放地造出來的幾千家地方銀行惡性競爭卻頭寸不足，因而有大量“抽屜協議”、“嵌套”和“多重嵌套”等等這些融資的東西被銀行創造出來。體制上看，是因為國有銀行雖然集中大量的“頭寸”(position)，來源還是大量的社會存款，但是國有銀行卻是被國家控制的，國家要求國有銀行必須“普惠”，例如要求中國農行必須以“服務三農”為宗旨，那農行哪怕收益低也得發放“支農”貸款。董事長和行長都是組織部任命，無論換了誰上來，都得強調“國家交給我們的唯一職能是服務三農”。國有銀行代表的是國家意志，否則國家會減少國有銀行的“頭寸”、減貸款指標、減税收優惠等等。現如今，哪個大型國有銀行不是仍然是靠存貸的息差來維持收益的？

據此可以説，美中兩國的金融資本階段的制度差異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