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都沒留意到這個“空中橋樑”?順帶反思中斷的下西洋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927349-2020-05-03 07:56
本文轉載自微信號“孟暉的箋冊”
最近,法國RTL廣播電台一則談話節目的視頻片段引發了大家的興趣,因為其中談論的是,駕駛飛機來中國取防疫口罩的法國飛行員落地後被測試出陽性,按中國的規定只能就地隔離,連帶着口罩也飛不回去了。好在前兩天這位飛行員結束了觀察期,順利駕着飛機帶着口罩回了法國。
很少有人注意,節目中那位男主持談到,這次意外導致中法之間的一個聯繫方式跳線了,這個聯繫方式叫“空中橋樑”。因為是法語節目,所以男主持説的是“pont(橋) aérien(空中的、架空的)”。這位言語生動、富於表現力的主持人連同在場嘉賓都把這個空中橋樑當成一個鑿實了的、人人都該知道如果不知道那麼現在也知道了的、疫情中的特殊渠道,而中國百姓好像根本就沒有留意到這個概念。
看起來有了熱乎乎剛出屜的新鮮現象,不知道能不能請專業人士替我們梳理一下它橫空出世的過程?就我個人來説,第一次聽説這個概念,是看新聞中報道川普女婿庫什納領導美國的一個專門小組,從中國購買抗疫物資運回美國後再分配,而他們從中國購買物資的方式,是通過一個特殊的“空橋(空中橋樑)方案”——“Project Airbridge”。當時我以為這只是中美之間因為疫情緊急臨時商定的一個變通方式,偶一行之而已。但是沒多久,我第二次在半島的阿拉伯語報道里撞上了這個詞,説以色列一個公司用十一架運輸機從中國運回了對付新冠疫情的醫療物資,是通過“高架橋”方案。因為阿拉伯語報道用的是高架橋一詞,我就很困惑,不知道這是什麼花樣?接着看到那則法語節目片段,才反應過來,所謂高架橋方案就是空橋方案。同樣,阿語報道里把空橋方案當做一個讀者都瞭解的事情,在標題裏一帶而過,根本沒做什麼解釋。當你在四種重要語言的媒體裏都撞見了同一個詞稱、同一個方案,那你就會想,這事兒不簡單。
換句話説,在短短的不到一個月裏,空橋方案已經成了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默認的應急方式,一説空橋,都知道在説什麼——除了我們中國人……
讓我們來擼一擼這個空橋方案是怎麼憑空產生的?大致線索是,中國最早注意到疫情爆發,最早對疫情展開全面防控與全面對抗,然後開動各個系統的生產機制緊急製造相應的醫療物資。結果當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起來之後,基本上每個國家都忽然發現自己缺乏相應的防護和醫用物品,唯獨中國已經開足全副馬力在生產這些東西,於是中國就變成了大家的指望。物資奇缺的局面讓人焦急,都希望第一速度趕緊把它們買到手。我印象中第一個想到而且搞成了類似空橋方案的是美國的紐約州,州長聯合了一個體育俱樂部大老闆,用改裝的私人飛機來中國運物資,但是飛機不是隨便想來就能來的,過程很複雜,州長直接找到了中國駐美使館,由使館協調才完成了這樣一次行動。那位大老闆大概是當富人當慣了,事後感慨説,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麼多繁文縟節。
接着最意想不到的劇情發生了,在所謂全球化的運輸體系當中,不同國家的物資要有不同的路徑,其間會經歷中轉的過程,結果在半途當中就被途經國給截胡。前一陣是天天有這方面的新聞,其中最悲催的是瑞士,小國一個,任何進口物資都要從周圍國家轉運,於是就一再遭截留。以致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嘲笑説新型的海盜現世了。
在這個情況下,各國的聰明人而且還有責任心的,就開始動腦子,想法直接找中國政府商量好,派軍用飛機或者其他運輸機從本國直飛到中國某個機場,把買到的醫用物資裝機後再直接拉回去,中間不停,這樣就避免了被其他國劫走的危險。但是即使如此也依然出了不少意外的花絮,據外媒報道,一些國家的官員透露説,他們在中國訂購的物資,其他強國就想用高價先買走,法國官員甚至誇張地透露,美國人在中國的機場現場上演搶購戲。
正是這種情況催生了空橋方案,我甚至不知道這個概念在中國這方面意味着什麼,但是在其他國家的媒體裏,已經變成了一個確定的、全球通行的模板,就是凡是這樣的行動,都用這個冠名來稱呼。
在這個事情上,我們中國人再次表現了一向的實幹精神,就是你現在扯這些幹什麼?管他叫什麼,有沒有名稱,都不重要,現在是大家一起對付這次全球化的疫情要緊。
然而,這個空橋方案是由外國人提出來,然後快速定型,接着變成國際通用的稱呼和行動模式,但是其核心為中國,如此一個現象蠻有意味的,值得我們想一想。
首先是我的一個一貫的看法,大概也是最招罵的一個看法,關於近年來很熱門的一個話題:為什麼鄭和之後,明清兩代不再大規模地下西洋?至於結論,好像無論中外都是一種負面性的批評,覺得中國文化封閉內向,缺乏冒險精神等等。
(鄭和時代的地圖)
但是看看此刻的中國。實際上鴉片戰爭以前的明清時代,甚至更早的時代,情況跟今天的中國很類似,就是物產非常豐富,生產力強勁,技術精湛,成本低而效率高,產品優質,其他國家都來競相購買,是人家要撐着船踏破萬里驚浪,來你這裏買東西,你只要敞開倉庫賣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再組船隊或者車隊往外運。這是一個簡單的經營成本的問題,就是當你不愁買家的時候,沒有必要再花錢去搞運輸隊,因為運輸隊的盈利其實相形之下就沒有那麼吸引人,但損耗卻非常之大,而且會增添很多難處理的麻煩。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出口能力,我們介紹得非常不夠,所謂絲綢之路出口的根本不僅僅是絲綢、瓷器和茶葉,還有很多其他商品。如果大家去廣州的十三行博物館參觀,就會看到,明代後期到清代中期,歐洲商船從中國進口的物資之一是白糖。穆素潔的《糖與中國社會》對歐洲進口明清白糖的情況也有介紹,大家肯定想不到哦,連白糖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出口的。現在相關研究非常多,大家可以去讀,簡單來説,美洲白銀髮現之後,對於中國來説就有了出口的動力,因為中國可以出口的東西多,但是相應的需要進口的東西少,如果是實物貿易的話,沒有那麼大的動力,但一旦有了白銀,可以換回白銀,明清人的出口熱情就高漲了。
(保存在伊斯坦布爾託普卡比宮的14世紀中國瓷器)
順便扯遠一句,今天一些國家有些人宣揚要對中國發起訴訟賠償,真的是歷史場景的重現。所謂懷璧其罪,今天的中國如此,19世紀的清朝也是如此。當時雖然歐洲在文明程度上開始反超中國,但是中國幾個世紀積累的財富,包括白銀,是很讓人垂涎的,於是最後就是引來了強盜。只不過今天搞這一套的那些人還活在昨天,不清楚中國已經有東風快遞和真理快遞了。
(繪有路德和加爾文像的清代定製外銷瓷花瓶)
我們還是扯回到原來的話題,就是為什麼鄭和之後,中國人不再搞下西洋?答案很簡單,因為沒必要。
西歐人為什麼一定要搞所謂的大航海?那是因為他們想要加入到兩千多年來日益繁榮的歐亞非大貿易圈裏,其中的目的之一包括繞過中介國,繞過奧斯曼土耳其和意大利,直接和中國貿易。這個對他們來説是一個很必要的行動,但是由於一百多年來歐洲確實在文明程度上領先全世界,於是他們把這樣一個必要的行為拔高到精神層面,描述成種族氣質和文化優越性,説歐洲人或者歐洲文明天生具有冒險精神。反過來指責説中國人保守封閉,沒有徵服和探險精神,中國人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也接受了這個説法,於是我們一再地自責和反省,覺得自己的文化甚至民族氣質天生就有短板。所以這是典型的一個用強者的模式、他人的模式來往自己身上套的案例。
(清代的廣州十三行商館)
所謂空橋方案反映出來的第二個情況同樣很有意思,那就是在各個文明傳統或者説國家傳統中,確實有思路慣性,也許可以叫做文明慣性。比如説,當這次新冠疫情忽然爆發,中國主動跟全世界展開合作,倉猝間創造出的模式,竟然是歷史上曾經長期時興過的那個模式,就是中國開生產廠,開倉庫,全世界自己派人派飛機來買,中國人不主動組織運輸隊去往外賣。唯一的例外就是對那些沒有能力的國家,中國捐助救援物資和派遣醫療隊的時候,才會主動派飛機。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點,是所有的中國人上上下下都認為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是最好的選擇,就該這麼幹,沒有人多想想會有其他的選擇。我個人也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最有效率最省事,無論從道義上、國際規則上還是實效性上都是最優方案。但是可能我們誰都不會想到,我們之所以這麼想和這麼幹,是漫長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習慣引導我們這麼幹的。如果換了帝國主義,換了寡頭經濟,換了壟斷資本,都不會這麼幹。
那麼會怎麼幹呢?説出來讓人震驚,會利用這個國家擁有的物資優勢,單方面強行規定,只能由它來指定向各國運物資的飛機,或者是隻能用這個國家的飛機,或者是把這個便宜給哪個寡頭的飛機公司,而且要求買物資的國家掏錢付這個運費。也就是説從生產,銷售到運輸全部壟斷,每一環都賺足了錢,而且基本不給對方議價能力。
我想,我這個話説出來,會讓大家覺得氣憤和反感:在世界上這麼多人都面臨着這個疫病危險的時候,怎麼能這麼賺錢,這麼敲詐全世界?哪兒不能賺錢,非要賺這個錢?但是,這個真的是我們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呀。換上很多中國人都特別欣賞特別稱讚的那個最優秀民族,大概最後一公里的一毛錢都要賺的。
空橋方案引發的第三點思考,大概是會讓世界上的西化精英最為注意和觸動的,就是它無意中輕輕鬆鬆地破壞了西方兩三個世紀以來建立的一整套所謂的國際交往規則、國際體系、國際組織構架,也破壞了他們的資本主義市場規則。空橋方案裏,沒有聯合國,沒有北約等等各種組織,也沒有遵循西方習慣的外交方式和市場交易方式,更沒有照顧上世紀蘇東解體以來他們鼓吹的全球化方式,所有西方人建立的方式忽然之間都被繞過去了。那麼相應的為這些方式特意制定的法律也都失效了。
空橋方案讓人想到什麼呢?想到所謂的朝貢體系,當然並不是真的就等於朝貢體系,那麼我們就姑且稱之為空橋體系吧。就我們普通人能觀察到的空橋體系是什麼形態呢?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獨自來跟中國政府接洽,形成一次雙邊的合作,在中國政府的溝通和領導下,向中國的公司或者廠家購買抗疫物資。然後再由雙方政府以及政府下轄的管理部門之間溝通協調,讓這個國家派飛機來從自己國家起飛飛到中國,裝上物資之後再飛回去,同時付費的過程也由兩個國家商定找一個合法的渠道來完成。如果從世界組織的模式這個角度來看,變成了中國單獨跟各個國家直接合作的方式。
同時極其重要的一點,因為是由中國政府指導溝通和聯繫,不是由看不見的手來調控市場,是由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來管理,所以抗疫物資的市場不是由寡頭壟斷,不是由資本隨意操控,不是放任市場去博弈。對出資購買的國家來説,這仍然是一次商業行為,並不是中國捐贈,但是,中國企業和公司因為有政府調節,所以不能亂漲價,價格控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沒有造成趁着世界發生危機然後隨便敲詐買方、謀取暴利的惡劣情況。這種雙方政府溝通之下的商業買賣,不是很有歷史色彩嗎?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如文章開始所説,雙方政府調節好之後,是由對方派專員和專機來運物資,中國並不負責運物資,這也讓我們想到歷史上的過往情形。還有一點,物資運到購買國家之後,再怎麼分配,中國基本就不過問了,是由人家國家內部去運作,同樣的,這種形態讓人想到歷史上的情況。
我們或許可以説,在空橋方案中,中國方面是不自覺地沿襲文化慣性,按照一種熟悉的思路來進行這樣一場空前的、近乎全球規模的運作。形成對照的,是西方精英,或者如我感興趣的中東世界裏那些西化精英,他們按照歐美模式來想象中國,所以非説中國在搞帝國主義,或要搞帝國主義,或必然是帝國主義,他們預想中國的行為也必然是複製西方帝國主義的行為。比如近來我愛説的一個引發了很多朋友驚奇的段子,就是中東世界的一部分人曾經預期,中國會派軍隊直接去敍利亞清剿ISIS。這個就是他們按照西方人的政治模式和歷史軌跡做出的預判,但是如果把這個預判告訴給任何一箇中國人,這個中國人的反應都會是非常吃驚:“中國派軍隊到敍利亞去幹什麼?怎麼可能派軍隊過去?那麼遠的地方!”因為在一箇中國人所學習到的歷史經驗裏,無論是看正經的史書、看《三國演義》也好,還是聽評書楊家將也好,很少勞師遠征下西洋去征服遙遠異國這樣的教導,這種事情在一箇中國人的腦海裏是不存在的。最近鄭和下西洋、怛羅斯之戰變成熱點,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和世界關係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式的思維開始影響到中國人。但是空橋方案説明,一遇到實際情況的時候呢,中國人其實並不是很受這種外來的思維方式影響,而是不自覺的就按照中國自己的歷史模式來做事。
多説一句,據説有一些中東和非洲的老鐵,希望中國派軍隊到中東去“建立秩序”,而這一點就完全進入不了中國人的思維。比如説其實大家都很清楚,有些國家從中國買了醫療物資回去之後,不一定能公正地、有效地分發給民間需要的人,會像當年民國時候那樣出現各種貪污腐敗,但是我想上上下下沒有中國人認為,這就應該中國派軍隊去建立秩序和維持公正,隨便一個大爺大媽都會不以為然:“中國人就算了去了又能幹嘛?也就是給當地人添亂和添堵!”這個實際上仍然可以看做是歷史習慣的延續。
所以換句話説,歐美也好中東也好,因為不認真研究中國自己的歷史脈絡,政治模式,政治思想傳統,所以對中國進行了很多非常激烈的但是恐怕不準確的預測。甚至中國自己也是懵懵懂懂的,沒有對自己形成清楚的分析,就是按照自己認為對的在做,但是並沒有想清楚自己為什麼這麼做。
(清代廣州象牙雕緞面繡外銷扇)
但是空橋方案不可能是由中國單方面完成的,而且這個方案從有人動念頭到現在變成一種模式,某種程度上其實中國應該是比較被動的,是那些需要物資的國家主動提出來建立這種一對一的直線聯繫。所謂空中橋樑,就是跨越其他一切障礙,在半空中架一座單獨的橋,由橋頭這頭到橋頭那頭,橋樑之下的一切都無關了。那麼我們就要想一下為什麼其他國家會同意這樣一種形式,甚至推動這樣一個形式呢?包括那些資本主義最徹底,全球化最徹底,市場經濟最徹底的西方國家?唯一的解釋就是它簡單有效,對方那個國家可以用比較合理的價格,很快速地拿到物資,沒有半途丟失的煩惱,而且回到自己國家之後,還可以不受干涉地自行分配。就從這個情況來説,我們似乎也可以反過去想中國歷史上那些政治模式,包括被命名為朝貢體系的歷史形態。記得當年朝貢體系理論是由外國學者——我印象主要是日本學者——提出來的,中國學界非常謹慎,而且不以為然,一個是因為當時自我評價非常低,另外一個其實非常警惕日本學者在提出這個理論時裏面隱藏的東西。但是後來好像中國學者就開始慢慢回過味來,覺得這一學説頗堪琢磨。
當然空橋方案還有很多可以分析的方面,比如中國朝野都沒有把這次當成一個發財的機會,而是當做一個幫忙的機會,當然幫忙的同時也是要賺錢的,但是不會賺到很過分。更何況對一些不發達國家乾脆就是直接贈送物資和派遣專家,這個不能不想到中國歷史上“懷恩”啊類似的這種政治觀念。
自然也要考慮到,空橋方案並不是產生於中國人單方面的善意,因為他有一個前面的階段,那就是當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實際上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是已經實行了空橋方案,只不過是把物資向中國發,幫助中國。所以空橋方案這個概念出世之後,某種程度上只是輸送物資的方向反轉了,但是,我們要必須注意到,反轉之後,性質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由捐贈,變成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行為。
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當然是把空橋方案視作一個緊急情況下的臨時措施,毫無疑問,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是這麼想的。疫情一旦結束,這個方案就會停止,整個世界勢必恢復到原有的國際框架、恢復到市場經濟的脈絡中去,那個在歐美引導下一兩百年來形成的國際貿易網絡會重新啓動,全球化還是全球化。但是有一部分敏感的精英人才不這麼想,歐美一些專家就警告這次疫情改變了世界的組織形式,中東也有專家這麼認為,半島上還有文章在談論相關議題時提到,在疫情面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一下就失靈了。在王爺國的媒體上看到反思資本主義,還真是挺玄幻的。
(奧斯曼宮廷喜歡使用中國青花瓷器)
一樣呈現了歷史慣性的是,當代國內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也和明清的士大夫和民眾一樣,對朝廷和異域的交往不感興趣,覺得那是遙遠而沒有意義的事情,是背景和輔助性的事情。這兩天大家爭論的焦點是方方日記,很少有人注意到空橋方案。
站在跨入5G時代的門檻,一切都很新鮮,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但一切又都有熟悉感,依稀映着既往歲月的影子。(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