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中國：中國不是集體主義？西方不是個人主義嗎？》_風聞

編者按：愛愛老師轉發了自己的兩篇文章到研討團裏，引起了諸位老師關於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熱議。現摘錄兩文的部分和多位老師的發言於後，供大家學習交流。  

編輯\王巖林   攝影\王巖林

     愛愛老師《一枚硬幣的兩個面》文摘錄：

説西方的精神底色是個人主義的，中國的傳統是集體主義的，這是根本性的誤讀。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集體主義也就沒有個人主義。正是在非血緣性的，制度化的，結合緊密的共同體中，比如西方基督教會或中世紀行會中，才萌發個人與集體關係的意識。西方的所謂理性自律正建立於潛在集體主義的規制中。也正因為這種規制，才需要個人主義的中和。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這種非血緣的共同體的，因此既無所謂集體主義意識，也無所謂個人主義意識。

      在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典型文人中，陶淵明、白居易、李白、杜甫、蘇軾是有個人主義意識還是有集體主義意識？那些以科舉為人生奮鬥道路的士紳、鄉紳們是個人主義意識還是集體主義意識？渴望發家致富的個體小農們是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意識？在中國的古代經典和古代小説中，在濃郁的追求世俗幸福、追求“福祿壽”的文化中，在產生“世故”這一顯著特徵的發達市井文化中（所謂”世故“，即是情慾的最精密計算），我們能感受到集體主義的氣息嗎？還是個人主義？明瞭於此，就知道以個人世俗理性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式“啓蒙”的文不對題，甚至是“以水濟水”，惡化問題。正是在近代中國，要把自己轉型為西方式的民族國家，要從非集體的狀態中，塑造出集體，才有所謂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這個新問題。

    二十世紀中國道路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以覺悟激發和引導的，人的精神、人的潛能、人的生產力得到解放的道路。------因為解放以覺悟為依託，所以它所釋放的力量才是具有能動性、創造性和持久性的力量。-------這個覺悟是逐漸深化，具體化的過程，是民族意識、階級意識、個人意識的漸次發展，也是辯證統一（正是在這個辯證統一中，個人解放才能保障他的深度和力量）。而正是在這個覺悟的引導下，逐步走向民族解放，階級解放和個人解放的歷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文明共同體的構造過程。而個人解放也正是在一個逐步建立起來，完善起來的，均質化，具有平等關係的集體保障中，才能各得其所而舒展。

    個人解放的要義是要以個體的覺悟為前提，這個覺悟的內核是自我意識的高度自覺性和能動性。個人解放也就是以這個覺悟為依託，盡情施展自己德性、能力，自主的面對和處理生活和外部世界的挑戰以實現自己的價值，以及自我擔當的責任感。個人，缺失了集體主義的社會化的教養，覺悟將失去廣闊的世界和視野，沒有海的滋養，覺悟就無法昇華深化，就會萎縮。沒有寬廣深刻的覺悟的有力支撐，個人的解放也會失去根基。而缺失了具體個性的教養，德性的開發，集體也將死氣沉沉，缺乏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因此個人解放最終是與民族解放、階級解放乃至於人類解放的高遠理想匯成人的解放的大海。

    愛愛老師《人民文學與人的文學的歷史辯證法》文摘錄：

五四以來存在着兩種文學觀念的衝突，即“人民文學”與“人的文學的衝突。這兩種文學觀念衝突的背後是兩種改造中國方案的衝突。“人的文學”的理論前提是人性的普遍性，它預設了現實世界存在的是均質化的，無差別的一個個個體。“人民文學”的理論基礎是人性的階級性，既然現實世界的人總是由具體的、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連接起來並受到它的規定，那麼這個人性的普遍性就會以具體的、獨特的形態表現出來，這個人性所包含的社會內容和生活內容也會有極大的差異性。

“人的文學”暗含着的啓蒙的實際內容，是以世俗理性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倫理準則。這種個人主義倫理準則植根於西方封建社會瓦解，逐步走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歷史過程，是西方近代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在上層建築領域的反映，是對教會、行會和莊園集體的反叛。因此這種個人主義的反叛目標對於傳統中國這樣一個不存在非血緣集體的，世俗化自由個體小生產的社會來説，恰恰是一個現實。從西方移植這樣的啓蒙是一種歷史的錯位，並非中國社會所需。有着巨大階級差異的近代中國恰恰需要一個反向的歷史運動，通過社會革命，構造一個集體，把處於狹隘封閉的世俗小天地中的，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組織進集體中，在集體生活中擴大社會性的視野，使覺悟得以啓發，超越世俗利益的侷限，構造精神的自覺性和能動性。

而1979年的現實，是經過長期社會革命改造的現實，是社會關係極大程度被簡化和平等化的現實。這個時候倒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均質化的、平等化的個人，並有了一個結合緊密的共同體，產生了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的處理需要，這個時候反而為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人的文學“的復甦和普遍接受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如果説，五四時期的”人的文學“帶有一定的抽象觀念性，79年的“人的文學”則是社會革命創造出的“廣大普遍的中間階級”的慾望自我表達，有了一定的現實基礎。這個“慾望的表達”帶有粗俗性，是社會革命帶來的，由文返質的體現，是社會革命所解放的生命本能的表現，也預示了此後在市場經濟中，這個“廣大普遍中間階級”的強勁的能量。

如果説五四時期 的“人的文學”是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精緻文化影響的處於象牙塔之中的士大夫精英的自我表達。那麼新時期的“人的文學”雖自認接續五四的傳統，其實是革命的產兒，是革命造就及解放的的中等化的大眾的慾望的直接性的自我表達，它們具有不同的精神氣質。這裏的個人主義的真正性質不是西歐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而不如説是社會主義集體的兒女，我們不妨把它稱作社會主義的個人主義。把這個集體當作西方前資本主義的集體同等看待，當作封建保守的東西否定掉，作家們是誤會了事物的性質。其結果是不知不覺重新回到傳統中國的已變得蒼涼衰朽的市井文化中去了，由此作家的精神急劇萎縮退化而不自知。

 社會革命造就的中等化的大眾羣體在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又發生了新的社會分化，從而又為“人民文學”觀念的迴歸製造了現實前提。    “人民文學”也不單純是文學的，也是倫理性的。它在二十世紀經學瓦解的革命時代起着經學的作用，它要顛覆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重新塑造新型的、以大眾平等取向的、集體主義倫理關係。

 1949後的“人民文學”也同樣要尋求一種人性理想的表達，如新人的塑造。只不過社會革命帶來的社會關係的不穩定性，使得這種理想人性的表達也缺乏穩定的內容，走向了空洞化。因此“人民文學”在八十年代被冷落，有社會歷史的內在根源。但是，人民文學創造了一種理想，追求建立在平等友愛基礎上的，覺悟解放了的人民所構成的，有創造力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以覺悟為中介，實現集體的發展與成就和個人的解放與完善辯證的統一。這個共同體是新中國在觀念上的倒影。它使新中國人產生這樣一個觀念，祖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不是建立在狹隘的血緣關係上的民族主義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工具性質的國家概念。而是包含整個人類的，寄託着崇高的理想、執着的信仰，滲凝着濃烈的情感，建築在人心之中的精神的共和國，是人心相通的一個倫理道德的共同體。

金岷氏：愛愛先生文章《一枚硬幣的兩個面》提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金岷氏認同，並讚賞這種看法，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客觀的思維方式。

硬幣兩個面，有機結合起來，相互依存，不能分開，不能獨自成立。

一塊錢幣必然有兩個表面，正面和背面，彼此依存不能分開。不論是誰，如果要拿着只有一個表面的“幣”，到世間去晾曬、去使用，都會被認為那是偽幣，不會有人接受它、使用它、流通它。這既是基本常識，也是基本法則。無論那個單面的“幣”有多麼精美，多麼華麗。    有許多事物都存在着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一枚硬幣的正面和背面有機地組合在一起，正好形象地表示了矛盾的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統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金岷氏經常用“硬幣”觀念，去分析社會上的諸種事物和一些觀念、看法。

李智慧：不能苟同。中華文明的初始華夏時代，是靠軒轅黃帝武力鎮平海內、北逐葷鬻而來。青少年時代（秦漢唐）更是雄姿英發，陰陽一體。內斂，是宋以後的事情。

愛愛：我是學外語的，西方歷史與文學讀了一些。感覺西方根底是集體主義的，是在近代從集體主義的底色中，才冒出個人主義。

李智慧：@金岷氏  西洋哲學的矛盾論是對抗性的，零和性質。若着以陰陽之道闡述個人與集體的矛盾論，則結論一目瞭然。

老曹：西方不是集體主義，西方是在競爭中學會了自律。西方的“集體主義”是產生於人類內部的鬥爭。中國的集體主義是產生於與共同的環境的鬥爭。

李智慧：@愛愛  西方哲學中世紀斷代1200年，再始於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是人性的（對抗神性）、個人主義的。

愛愛：西方是教會行會創造了集體主義，有集體才有個人反抗集體的需求；中國傳統，沒有非血緣的集體，也就沒有集體主義。不然“一盤散沙”之説就沒理由了。

按中國傳統歷史觀，社會有文質之變，宋以後是文過於質，所以中國革命的作用就是從文返質，從文士德性到戰士德性，才能恢復中華文明活力。

今天的西方和希臘羅馬無關。準確的説應叫基督教日耳曼西方。所謂中世紀，是日耳曼蠻族在基督教教化下從野蠻起步的幼年階段。

張老師： 中國文化的基因在家的傳承之中。沒了家傳、家教，文化的傳承消失的很快，尤其是道德方面。

黨老師：@愛愛  這個觀點值得商榷。西方文化的骨子裏，應該是個人主義佔據主導地位的。這從西方文字、文化、文學、文明的傳統和現實，都能反映出來。現在，也還是這樣子。

愛愛：事情有現實和觀念兩個層面。現實是集體主義的，觀念才會用個人主義彌補。

而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引一個最近的例子，比方説國民黨是傳統士紳、會黨構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實情，它有實實在在的集體主義體現嗎？

厚生：.事情有現實和觀念兩個層面。中華文化，是個體彰顯整體性的立體體系化進程；西方文化，是整體實現個體性的主體系統化過程。

一個是利用資源，先公後私的·公中私；一個是奪取資源，先私後公的·公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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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一定程度作為中國文化代表的李白、陶淵明、蘇軾，在他們身上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集體主義。

厚生：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它們是互為補充的。自由的背後是理性自律，而理性自律不過是集體規制的倫理內化。

愛愛：今天需要重新澄清中國傳統是集體主義精神的這樣一個看似常識性説法。這個問題是建設現代中國倫理取向的關鍵。

大道中華作為一個理念，要落到實處，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就不能不表現為什麼樣的價值觀以及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而倫理就是一個共同體的生活方式的面相。所以，是集體主義和還是個人主義的倫理選擇需要澄清。而澄清先要從回顧歷史傳統開始。

王巖林：愛愛老師，我注意到，您以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概念為論題展開，您也關注到了中國社會多層次動態構成的問題。如果，僅是拘於這一對概念，我覺得還是沒有逃出西方的二分思維。

愛愛：所以要回顧歷史，澄清問題。集體主義到底是中國傳統所有，還是近代從西方傳入的概念。在中國傳統經典裏，是否有集體主義之類觀念的表達？

王巖林：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本身就是西方容易走極端的二分話語。若是個人主義的，就不是集體主義的了……這種話語，將咱們掛在嘴上的中道，放於何處了呢？

愛愛：所以我的觀點是：中國傳統無所謂集體主義，也無所謂個人主義。可以是集體主義，也可以是個人主義。道無定形，只在恰當。當，就是中。

王巖林：這樣説，首先總體上就是正的。你也就是隻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做個話題引子罷了。就沒什麼大的問題

愛愛：危機時刻，多一些集體主義。集體的安全有保障了，在集體的保障下，各得其所，多些個人主義也無妨。

這樣看來，個人主義恰恰以集體為前提。沒有集體平台的保障，個人怎麼安心自我發展呢？

王巖林：既然這樣的西式概念容易引起隔絕、對立，不符合我中華中道的歷史現實，那麼建議在自己的話語裏儘量少用，更不宜作為我們建立話語體系的基本概念。

愛愛：但個人德性的塑造，覺悟的啓發，又是有利於集體的。

王巖林：除了我在過去討論中講過的那一個從上天、天下、國、直到家、人的漸次推演“圓形思考迴環”（見《這才是中國：中國人不同維度上的“國家”與“天下”》）外，具體到個人與集體的問題上，請你一定要關注中間還有個大社會的問題。

愛愛：首先，我特意用個人解放代替個人自由的説法，以與西方話語區分，並與我們中國人獨特的歷史體驗聯繫。

其次，我在個人解放前面加上覺悟，用覺悟引領解放，通過覺悟聯繫上整個集體的解放和進步。覺悟，是個人視野的放大。另外你指的大社會就是一個集體啊。

王巖林：覺悟，的確放大了個人的格局與視野；但仍嫌沒有靠實到多元大社會上。你的心裏，還是沒有實存的那個社會。不要因為社會特別複雜多元，難以下手，就將其虛化或無視。

在我看來，社會，恰恰是處於天下國家和各個個體人知行之間的，真正的中道大合所在！

愛愛：覺悟，不僅意識到自身生命的舒發，還意識到他人、乃至宇宙生命的舒發，以及生命與生命的相通。

所以，覺悟就是溝通社會與個人的橋樑。

王巖林：覺悟，肯定是個好詞，但主要是意識層面的。也就是説它，他不能全面統合知與行。有些地方用沒問題。

愛愛：覺悟就是覺悟到中道，也就是生命的辯證運動。並指導遵循中道的個人解放。而中道落實到社會層面，就是社會法律及倫理準則。所以覺悟雖然是意識層面，但能打通內在的德與社會層面的準則。

王巖林：請注意中華古代為什麼有一個龐大的士人階層。由於其是個龐大、複雜、立體、多元的結構性存在形態，所以我將其稱作“士之組系”。它該歸於集體呢，還是個人？

只有高度發育發達的社會，才有可能出現一種獨一無二的、社會人性質的士人。若無社會，中國古代龐大多元的社會建構，“士之組系”，該在何處安身立命呢？

愛愛：個人覺悟與個人解放，就是做什麼樣的人。以中道而修德，修德而成人，就是做覺悟和解放的人。

王巖林：你這是陷入了西方理念論、認識論的誤區。人，並非不是那個絕對意義之集體的，就一定是極端個體的。

社會，本身就是一個交雜着集體與個體的、半實半虛的動態存在，本身就是將各階層各領域之人們思知與行用熔於一爐的。與其專事兩端，不如執中以解。

愛愛：古代並沒有非血緣化的集體。

王巖林：那也不能將最為倚重的家、家族、宗法社會，排除在外、視而不見吧？

老曹：王巖林的問題就是過於在乎自己的那個三，而不在乎三下面的兩個一和二，不在乎陰陽。須知，一和二，才是三的基礎。沒有一和二，就沒有三。無視一和二的基礎性，而要一和二都上升到你的三，你這是自斷其根。三，是領導一和二的，不是消滅一和二。

愛愛：極是。一陰一陽之為道。中，是陰陽相續流變中產生的狀態。

王巖林：老曹，這不是沒有一、二的問題。這是在大家都沒有三的意識和總陷在二分思維泥坑裏掙不出來的時候，必須強調三的問題。

愛愛：家族，宗法並不是嚴密制度化，規章化的集體。不過半實半虛狀態的説法，我同意。

    王巖林：對呀，你這個“相續流變”用的好。反倒是半實半虛的，更能一體擔起兩頭來。正因為其動，才可以兼合歸整。

老曹：西方理論有對立統一，中國文化的《太極》、《五行》、《八卦》都也有對立統一。什麼是西方文化？什麼是東方文化？

愛愛：按梁漱溟的説法，這個狀態是倫理本位社會。不是個人對集體關係，而是個人對個人的關係。無數的個人對個人的關係，構成一個圓形的散狀網絡。

王巖林：社會，不能理解成無數個人對個人的關係；社會，至少還有一半以上的家族對家族、階層對階層、行業對行業、社羣對社羣、區域對區域、圈子對圈子等自組織的複雜關係呢。社會性，怎麼也不是個人對個人的單一表現吧？

愛愛：中國傳統，人不是在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中行動。而是在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對個人的關係中行動。如父子，夫婦，朋友，君臣，師生。至於王老師説家族對家族，行業對行業，社羣對社羣，區域對區域，圈子對圈子複雜關係確實存在，但畢竟不同於西方各等級團體以及各社團之間有嚴格的界限，有激烈的對抗性和排它性，從而中國的集體內部是鬆散的，各集體間是可以流動的，正因為此，也就沒必要在集體中實行嚴格紀律，產生對個人強大約束力。所以可以看成是個人對個人關係的放大。士人階層也不像西方的族團體有正式規章制度的組織性和約束力。

所以中國傳統無所謂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這樣的説法是近代要從一盤散沙中建設一個緊密結合的共同體，才產生的。

王巖林：比如君臣的關係，只是個人對個人嗎？難道不是國家、朝廷的君臣？這又是被西方奪去話語權的一種結果。

是的，我們形式上的集體，不如西方發達。教會，是學來的；政黨，是引入的；甚至現代公司、現代國家，都更大程度上是直接拿來的。但我們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又無時無刻不生活在頗具實質性的大社會集體之中。

愛愛：但是現代中國，確確實實產生了緊密結合的共同體，所以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問題就應運而生。

王巖林：這樣的話語，或許部分地能用於現當代，但用在古代中國的頭上就強人所難了。

我個人看法，即便現在這對關係有一定的表現，也是歷史未來長河裏的一小段，眼下已開始被複蘇和壯大的中華社會正在逐漸將其在推向邊緣，而且越來越會令其成為非主流形態的。這就是中國之所以稱作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與中道選擇。

老曹：中國人有整體觀念，西方人獨立意識，這是源於各自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陰陽比較，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物質分析。説李白、陶淵明、蘇軾是個人主義，這是沒有看到他們的生活背景。不可能有不需要個性支撐的整體，也不可能有脱離於整體之外的個性。個性突出，是源於環境壓力所致。

愛愛：我需要澄清一下。説中國傳統沒有西方的那種緊密的集體。不等於以西方話語作為衡量中國傳統的標準，貶低中國傳統社會不成熟。而是要突出中西社會的相異性。中國傳統社會是另一種組合形式，也即梁漱溟所説倫理本位社會。也就是無數個人對個人的關係組合的圓形散狀社會，正在王老師所説虛實之間。

這個社會仍在今天的正式集體中存在。正是這種社會特質，使得中國人不會面對西方人那種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的選擇問題。説中國是集體主義是極大誤解。中國傳統的市井社會是集體主義嗎？在我看來，中西區別並不是中國傳統是集體主義的，西方是個人主義的。真正的區別是中國根本就不存在產生要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這類問題的社會背景。而西方的社會特點則產生了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這類問題。

王巖林：是的，就西方嚴格定義的集體組織而言，的確不如他們為多和成形。但這恰恰也是中道行的結果。行中道，就難以走向形式主義、尤其是異化的“組織”與“集體”的極端，它本身對走兩個極端都是有着強大的牽拉和規製作用的。所以，想用西方概念剖析中華文明、中華社會，本身就是一件出力不討好和偏離大道的事。

按他們的標準，咱們的社會就不成熟。但按咱們的標準，他們盡玩些懵小孩的糊弄事。

愛愛：正因為中國事實上並非什麼集體主義，所以在產生了正式集體的今天，觀念上需要提倡集體主義去平衡。

王巖林：明知偏離了中華的大道中合，您還要堅持走下去，那就是你的事了。和而不同嘛。

愛愛：正如説中國沒有哲學，但不等於説中國思想幼稚。中國的思想是另一種表達形式，天下不只哲學這一種表達高深思想的形式。

這是你的誤解，我是將“覺悟”視作達成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中”的狀態。這才是我的本意。

王巖林：這也就是黨老師、張老師以及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我們生活在大集體之中，難以認同你説中國古代社會沒有集體之論的原因所在。當然，你要堅持西方制定的話語標準，你肯定能在某種程度上自圓其説。但這樣的自圓其説，是不是脱離和罔顧了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呢？

愛愛：首先，説西方是個人主義沒問題，這在他們的經典中、觀念中有顯明反映。但中國的典籍四書五經中，有集體主義的概念嗎？在世俗的小説《紅樓夢》、《水滸》裏有集體主義觀念嗎！

王巖林：還是要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圈圈裏繞。

“主義”的提法，我都建議少用。因為它是精神意識和觀念形態的，而中華恰恰卻不是這樣的。中華，是站在知行統一建構的更大一體場域裏鑄定中道的。單憑思與知，是根本無法擔起這個擔子的。這不只是兩套不同思維思考系統的問題，而壓根就是西方走向偏極了的問題。

老曹：中國傳統不是集體觀念，而是整體觀念。整體觀念包含着中，集體觀念就是聚眾為一，沒有中。

王巖林：這個，倒是比較認同。贊一個。

愛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個人情懷選擇。你可以這樣做，也可以不這樣做。很難説是集體主義。達則兼濟天下更象個人抱負和理想，達成種種圓滿成就。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同理。都是覺悟溝通集體與個人。

王巖林：這就是你看的是實顯的、陽的那一面，而沒看到虛隱的、陰的那一面了。

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信條來説，它能經久流傳，被許多世人奉為座右銘，這難道只是個人的事嗎？

愛愛：這個我同意。既然中西已經碰撞，一味排斥西來概念、西來思維，也是不尊重現實的表現。

當然這裏個人的圓滿和成就與社會的利益達成一體了。

我本意是質疑中國是集體主義，西方是個人主義這樣似是而非的説法。

王巖林：除了高度發育、持久壯大的社會，還有一個就是“文明大道統”。這個，很多人更覺着它不存在了。但它真的不存在嗎？有文字，有歷史記載，有典籍傳習，甚至有國家統治者和世代世人的集體維護（衞道士謂之也），其相當於政教分離國家中的“教”，但是更高明更偉大的一套道統-------不僅僅是儒家的內聖外王道統。

李智慧：有“中”的整體、羣體才有主義，無中則無序，無序烏合。

老曹：@愛愛 你這個質疑本身就有問題。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不能涵蓋中西方文化的本質。

愛愛：你這個説法是對的，符合事實。我質疑的，是存在於一般人頭腦中的當作常識、而其實不符合事實的觀念。

王巖林：既已質疑，就還是多關注中國的社會歷史實際，從自身話語裏找更恰當妥帖的完美表達。

愛愛：王老師，請你表述下這個道統不叫內聖外王，叫什麼？

這個道統，按我的説法就是改造外部客觀世界的同時，實現人的主觀世界的覺悟和解放。

老曹：中華文明是有一個大道統的，這個道統就是陰陽。

中華民族的一切文化，都歸根於一對陰陽。而陰陽首先是一種思維方式，進而形成一種價值觀。

王巖林：總稱就是“文明大道統”。因為我們信奉文明、致力於文明，且行的是文明大道。

甚至還做出了統繫上的梳理和建構（比如天道、人道、易道、法道、德道、醫道、兵道等），遠比什麼人為建立的體系更師法自然，更恢宏永久。中華文明一一貫之的，恰恰是這套東西。

愛愛：那麼覺悟和解放，就構成一陰一陽之道。

老曹：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就是中。中凌駕於陰陽之上，與陰陽組成三。

見龍在田：老曹説的這句話值得着重探討。與王巖林先生的"三"進行比較、探討。

愛愛：那麼從覺悟到解放、以止於中和至善的理想，這個説法行不？

王老師，還是這個問題，統系的具體結構內容是什麼？

老曹：@王巖林 你怎麼確定別人的體系就是人為建構，你的就是師法自然呢？

王巖林：非常喜歡你二位這種窮追不放的勁！

不過問題頭緒太多，又是“文明大道統”的問題，又是“三”的問題，又是自然性“統系”與人為建構“體系”的問題。還有我這套理論裏最重要的“分辯論”。這些都需要分別專門來論。

關於“文明大道統”，我是根據“分辯論”和“分合理論”向下推，並在中華文明史中找到、提煉出的。在草根網寫了多篇文章，有興趣先可以看看。其中心內核的完美表述，還沒有完全定型，尚在進一步地思考探索中。最終很可能不是我一個人去完成，而是大家一羣人的集體智慧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