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國的時代巨浪_風聞

在諸多現代節日中，五世青年節可謂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畢竟社會主義是個舶來品，一切與社會主義運動相關的國際節日一般都來自於國外，比如五一勞動節、三八婦女節。但青年節不同，這個日子從始至終，都昭示了中國自己的歷史腳步。

五四運動因其具有複雜的時代和歷史意義，歷史書中往往着墨甚多。時至今日，即便剝離沉重的歷史意義和政治價值，五四青年依然是一個濃墨重彩的文化符號，時時都可以流行，懷舊但不陳舊。中國的莘莘學子們還是喜歡換上民國時代的學生裝，紀念自己離開校園的日子。即便那是百年前的舊物，但彷彿一直象徵着新生，代表着未來的希望，許人無窮生機，風華正茂。

作為一個純粹的文化符號，五四青年彷彿就是理想主義者不朽的雕塑，恰同學少年，正是他們，在時代的湍流中，浪遏飛舟。

其實我們不妨從這些零碎的視角回溯那段歷史，去看一看理想主義和消費文化之下，五四沉澱的那些深沉意味。這場席捲大江南北的社會運動源自西方列強分贓過程中中國的外交失敗。喪權辱國終於點燃了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們的憤怒。在五四運動激盪的風雲中，大量新思潮和新文化湧入中國，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的起點。同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中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潮與羣眾運動基礎，成了我黨起家的源點。一切的一切疊加到一起，賦予了這場運動，以及掀起這場運動的青年們開天闢地一般的意義。一百年前，那些憑着一腔熱血衝上街頭的青年們也許根本想不到，自己因為後世時代的變遷而永久性地載入史冊，成了國家和民族的某種象徵。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這種歷史敍事的結構，無論是愛國主義，還是德先生賽先生，亦或是社會主義，在當時中國，這是一種時髦的文化，也是被後世蓋棺定論的進步文化。作為一百年前的青年人，他們和今天的青年人一樣，樂於接受與傳統不同的聲音，樂於接受新鮮事物，標新立異，熱愛“襲反”，這些被後世視為進步的新文化論、舶來思想自然會在青年人中生根發芽，而歷史恰好又讓這些新生事物匯聚成洪流，越過崇山峻嶺，彙集成新中國的滔滔海洋。那些富於朝氣、敢於砸碎舊世界的青年們自然就成了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歷史的起點。如果從歷史的精神現象學去説，那些青年創造了中國歷史新精神運動的起點，而太祖思想的完整表達，也可以看做是這一精神運動的產物。在此之前，舊精神運動終於在列強歐戰將息的炮火聲中走向終結，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晚清救亡運動政治精英構成了中華帝國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最後的自我革新嘗試。

這種敍事結構深深影響着新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尤其影響着他們對青年人的視角，正是因為五四在中國近代史上別具一格又格外沉重的意義，老一代人總是習慣性將青年作為時代勃發的精神起點，默認青年應該是未來中國走向新歷史高度的精神起點，新中國的歷史運動將以巨浪奔湧之勢不斷衝擊着未來，直至邁向“國雄於地球”的巔峯，而青年則構成了上升的一代又一代台階。

然而，就現實而言，我們都知道，這就像父母望子成龍一樣不切實際，沒有任何一代人會脱離時代生活和個人生活匯聚成一個新的精神符號，帶着社會和國家的歷史不斷自我超脱，一如人不可能自己把自己舉起來高高懸空，再通過不斷髮力把自己升入宇宙。社會視角對青年們的擔憂和種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基本都源自後世五四歷史敍事的倒影，青年人也不會因為這種歷史精神的投影照在自己身上，就獲得天眼神力，將十年或者二十年的代際之差放大成洞悉百年的歷史視野。

也許，如果不是五四青年節，不是太祖的恰同學少年，不是TG對青年工作的重視，我國青年們也不會時常被賦予如此莊重的歷史使命，被寄託如此重大的希望，進而在每年的這一時刻成為輿論焦點。西方社會中那些匪夷所思的叛逆文化，也許更符合資本主義後現代社會中青年人的一般形象。沒有什麼歷史使命和社會主義政權賦予的榮譽感，最好的事情也許就是弄一輛破車從東海岸開到西海岸，在全國的汽車旅館裏做多人運動，再把這些荒誕不經的經歷寫成小説寫成音樂。再不濟也要一本正經地靠一個PPT項目騙幾億美元出來。

這些被我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羣眾嗤之以鼻的青年腐化行為，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説建立在資本之上的現代社會應有的常態。正是因為五四之於中國的獨一無二，中國青年們才獲得了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獨特歷史使命感和榮譽感。當你做好一件正確的事情時，全社會都不吝惜對青年的誇讚，反過來當你做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對青少年教育的擔憂也會通過行政反饋進入漫長的社會管理鏈條，最終演變成綠色的網絡環境。這一切恰是彌散在社會中的五四精神時時噴薄的體現。

面對這一切，沒有人不會迷茫，究竟五四精神及其傳承要表達什麼？要賦予青年什麼？甚至要賦予中國歷史什麼？要知，如果把歷史敍事搞成神學教義，這種問題永遠不會有答案。

孟子評價孔子：“聖之時也”。後來魯迅做了個戲謔的解釋，叫摩登聖人，大概是説聖人這種角色，都是趕時髦趕出來的。當然這是玩笑，但聖人也好，英雄也罷，都與時代相稱，聖人之所以成聖，是時代的迴響敲出來的，順應時代，理解時代，思考時代的問題，其中最為精鋭的一批自然成為後世眼中的先知先覺者。以此視角來看五四青年，也不妨稱他們為青年之時也。百年前和百年後的青年人在趕時髦這個問題上也許沒什麼差別，但當時代的迴響碰撞民族的時鐘時，那些發揮聰明才智趕時髦的青年們也許也就成了後世歷史的先覺者，儘管他們可能也不知道趕時髦這件事還有什麼熱愛之外的意義。所以某位長者説，要看歷史的大勢。畢竟當年的時髦除了寫白話文、看徐志摩和胡適、談自由戀愛，還有燒趙家樓、上街遊行、念黃埔軍校、加入TG特科和去延安，今天的時髦也就是上個b站、當個網紅、執着於熱愛、寫個PPT方案創業騙錢。青年們同樣意氣風發，同樣滿懷理想，但歷史時鐘的撞針已遠去，在這個中國已經可以為了和列強分贓不均而不惜掀桌子的時代，青年們的五四已經不會再有當年的波瀾了。

既然不逢其時，一代又一代綿延着五四精神還有什麼意義呢？再回到歷史的精神運動中看，在中國的現代化洪流依舊滾滾向前的今天，以五四為開端的歷史精神運動尚未完結，並且無人知曉它將如何完結，亦不清楚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究竟是歸於西方現代化的路徑，還是迴歸中華文明的泮泮大潮，亦或是兩者綜合出了全新時代的先聲。這些今人無法回答的歷史之問，只能留給下一代人，讓一代又一代青年做好準備，效法五四前輩。但遺憾的是，我們也不知道歷史的撞針究竟在哪一代人回撞我們民族的洪鐘大呂。譬如此次武漢疫情，歷史大潮成就了奔現一線的青年人，也為五四精神提供了急需的時代案例。抱着這種時刻準備的心態，TG的青年工作無論做成什麼德性都會堅持下去，五四精神的傳統還會繼續，總書記的關懷永遠不會缺席。輿論聚焦着代際間的裂紋，緊盯着青年人的日常，卻不見真正的革命者那無所畏懼的理想主義浪漫，那一種叫五四青年的時髦文化，那一種叫潤之的疏狂性情。

在未來歷史的那一聲迴響之前，一代代青年最宏闊的理想可能會被埋沒，他們的成就也就是改開大潮中功成名就，時代壓力中堅持自我，勞碌工作中財務自由。即便我們很清楚時代的問題會匯聚成塔，但在歷史的洪流衝擊那個時刻之前，我們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只是歷史潮流中的水滴，承託歷史浪潮奔湧向前的是險峻地勢，是雄峯關隘，不是水流自身。也許在我們安身立命之後可以超然於世，潛心研究這個終將來臨的拷問，以期為後世留下更多經驗，但我們畢竟不是那個時刻中的青年，便很難越俎代庖地去承擔歷史使命。

於我們眼前，只有時代的瑣碎，是消費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齟齬不斷，是資本和社會關於個人命運的博弈，還有不知何時而起不知何時而終的時代危機。無數人企盼着某一大事件，比如新冠危機，成為歷史的節點，成為那個時刻的先聲，尤其是青年人滿懷理想和悸動。但平心而論，這些個人視角上的重大事件，遠未彙集成那個即將到來的拐點。那個新舊帝國交替，現代化與反現代化交織，中華文明的慣性與現代化路徑終極碰撞的時代節點。因此，我們還在懷念五四，還在運用着五四時代以來的思想工具辨析時局，這一切恰好表明，那個與五四一樣波瀾壯闊的未來歷史還十分遙遠，為理想奮鬥的青年們依然要回歸民族的歷史浪潮。談不上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也許它挫傷了青年人的理想主義情懷。但在我國這種依然過度程式化的政治宣傳中，依然為青年人和理想主義情懷空出不合時宜的一大塊，恰是那一代又一代人對青春與時代的懷念與不甘，百年的黨與70多年的國家政權，依然有人要恰同學少年，有人要初心不忘，永葆青春。

回到中國文明的漫長曆史中，王朝興替，時代興衰，聖王之治，萬世之功，一切過往雲煙，又歷歷在目，每一個時代都有情懷不泯的中國人在創造一些堪稱奇蹟的東西。從這一點上講，五四精神雖是歷史的產物，卻也是歷史的某種邏輯必然，它是真正屬於中國文明敍事中的“特色”，因此也可以想見，未來的歷史，必將有某處不同於西方四百年來的現代化與帝國進化史，亦不同於當今世界退行性的反現代運動，那可能就是五四精神真正的未來接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