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物理到冷戰及之後：一本影響幾代科學史人的雜誌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0-05-05 15:28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學歷史研究》）是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國際科學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雜誌之一。它是由1969年創刊的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物理科學歷史研究》）及其繼身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歷史研究》）更名而來。本文為留美華人科學史家、該雜誌編委王作躍所寫，發表於2020年初出版的紀念特刊“觀過去，看未來：HSNS 50年”上。該特刊由新任雜誌主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艾麗卡·洛林·米拉姆（Erika Lorraine Milam）編輯。
撰文 | 王作躍 （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
翻譯 | 沈慧
作為《自然科學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或 HSNS) 的讀者、作者、及編委會成員，我很高興來參加紀念雜誌五十週年的慶典。幾經更名，HSNS對於像我這樣研習科學史的幾代人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我自己更是在其陶冶之下在學術上成長起來。完全可以這樣説：這個雜誌開拓、重塑了現代物理、科學政策，和科學政治的歷史研究，特別是關於冷戰期間科學與國家安全機制之間關係的歷史研究。
我是在1980年代初第一次接觸到HSNS的前身《物理科學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或HSPS）的。當時我正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物理思想史的研究生，主導師許良英是一位研究愛因斯坦的學者。在他的家裏收藏着一套基本完整的、漂亮的硬皮HSPS年卷，他很慷慨地允許他的學生們借閲。我還記得雜誌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論文作者的國際陣容。當時的編輯是羅素·麥考瑪（Russell McCormmach）。雜誌作者包括蘇聯的鮑里斯·庫茲涅佐夫（Boris Kuznetsov）和日本的廣重徹（Tetu Hirosige），他們兩人都研究二十世紀初愛因斯坦與物理革命。這些論文向我展示，不僅現代物理是普世的，而且其歷史研究也是普世的。
受到這些文章的激勵，也得到許先生的支持，我選擇了量子力學史作為碩士論文的方向，並將重點放在1926年矩陣力學和波動力學等價性的發現上。在構思和寫作的過程中，HSPS上數篇有關量子物理學家以及他們所處的知識、文化環境的文章，給了我最直接的啓發。這些文章在當時都深具開創性，其中包括1969年第一期上V.V.拉曼和保羅·福曼（Paul Forman）的論文，研究的是波動力學創始人歐文·薛定諤（Erwin Schrödinger）和物質波理論創建人路易·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之間的歷史關聯；1970年馬丁·克萊因（Martin J. Klein）的論文，關於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在量子力學到來之前就量子理論所發生的分歧；當然還有極具爭議但也很有影響力的（第一個）福曼命題（Forman Thesis）。該論文石破天驚地宣稱，魏瑪文化對1920年代量子力學在德國的誕生產生了影響。[1]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我在論文中提出，由愛因斯坦和玻爾所代表的兩個不同的“研究綱領”產生出來了波動力學和矩陣力學（在科學哲學家伊姆雷·拉卡託斯（Imre Lakatos）使這個詞普及之前，愛因斯坦和玻爾早就在使用“研究綱領”這個術語了）。儘管在1926年發現，這兩種所謂對立的理論，實際上是等價的，然而這一發現不但沒有終結綱領性的爭論，反而使其更加激化。[2]
1986年我進入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UCSB）研讀科學史博士學位。剛好在這一年，HSPS改名為《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簡稱仍為HSPS)，但它仍繼續深深地影響着我的學習和研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我選擇了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的早期歷史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之所以選擇這個課題，一方面是受到我的導師勞倫斯·貝達什（Lawrence Badash）的指點，另一方面是因為，在該雜誌的倡導下，針對美國近現代科技從機構、社會和政治史的角度進行研究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在約翰·海爾布朗（John Heilbron）編輯的領導下，1980年代的初期，雜誌發表了一系列這方面有開創性的文章，其中包括莉蓮·霍德森（Lillian Hoddeson）1981年發表的有關1940年代後期貝爾實驗室發明晶體管的文章、巴頓·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1982年發表的關於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54年被吊銷保密資格案子的論文、羅伯特·塞德爾（Robert Seidel）1983年關於二戰後勞倫斯輻射實驗室的研究、以及1983年艾倫·尼德爾（Allan Needell）關於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早期歷史的文章。[3]1986年發表的內森·雷因戈德（Nathan Reingold）的文章，通過審視美國二戰後科技政策關鍵人物範內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的觀點，對這個時期美國科學政策進行了廣泛而細緻的分析。[4]
回顧當年，無論是就雜誌本身還是更廣義上的科學史領域，它在1987年出的第一期都可以稱得上是美國冷戰科學之歷史研究的轉折點。在這一期上，一批當時尚屬年輕的學者，對冷戰時期美國科學技術的不同側面，進行了嚴格的實證研究。其中有戴維·德沃金（David DeVorkin）有關在軍方贊助下進行的早期空間研究的文章、霍德森有關費米實驗室的論文、斯圖爾特·萊斯利（Stuart W. Leslie）有關在斯坦福大學進行軍事研究的論文、尼德爾有關在大學進行太空研究的文章、賽德爾有關軍事激光研發的文章，以及最著名的福曼有關量子電子學研究的文章。[5]
這個被稱作“第二福曼命題”的文章，標題直截了當就是：“量子電子學的背後：國家安全作為1940-1960年間美國物理研究的基礎”。文章稱，美國物理學家常常是在不知情——有時甚至是被誤導——的情況下而被整合到冷戰時期的國家安全事務中了（而他們卻還會帶有“自治的幻覺”）。這篇文章一方面引發了爭議，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刺激效應，並影響廣泛，足以媲美“第一福曼命題”。三年後，雜誌發表了丹尼爾·凱夫萊斯（Daniel J. Kevles）的回應文章。在文章中，他沒有質疑物理學家被整合到國家安全事務中的現實，但是認為大多數物理學家是支持這種整合的，尤其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他還提出，這種整合對美國物理學的發展從廣義、整體上來説是有益的。[6]娜奧米·奧雷克斯（Naomi Oreskes）和約翰·克里格（John Krige）都是刊物上的經常作者，他們認為福曼與凱夫萊斯的對話是這一領域裏核心史論的起點。用奧雷克斯的話來説，這場爭論在許多方面“定義了關於冷戰科學的辯論”，而對於克里格，它是一個有價值的政治干預，涉及到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才算是科學。[7]
對我而言，當我在研究斯坦福直線加速器（SLAC）建造的歷史的時候，重點放在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PSAC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但總體分析也與福曼——凱夫萊斯辯論聯繫了起來。在論文中我提出，在美國公共政策制定中，尤其是1957年蘇聯發射人造衞星之後，像PSAC這樣的科學組織的崛起，提醒我們，不能再認為科學家與政府是兩個獨立且毫不相干的實體，而是需要研究它們之間的交集，以及在國內國際政治的持續變化下，科學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如何轉變的。在論文完成之際，我很自然就想到了HSPS，論文在1995年登在雜誌上，成為我用英語發表的最早的學術論文之一，也成為我專業發展中的一個亮點。[8]
1994年我獲得博士學位後在UCSB的特別收藏館作文稿處理工作。在1998年我有幸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B）科技史辦公室的邀請，參加一個有關物理與政治的會議，收穫良多。這個辦公室正是刊物的編輯基地。當時由校內還是年輕學者的凱瑟琳·卡森（Cathryn Carson），伊森·波洛克（Ethan Pollock），彼得·韋斯特威克（Peter Westwick），以及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H. Williams）共同主辦了會議，會議名稱就是“戰後政治舞台上的物理學家：比較的觀點”。之後在1999年，又出版了一期HSPS特刊，發表部分會議論文。參與這兩項活動，都給我機會分享我籌劃已久的關於尼克松1972年到訪北京後中美科學交往的歷史研究。特別讓我感到高興的是，在特刊的前言中，編輯特意指出我的論文是“不從國家的角度來書寫歷史”的一個例子，這對我來説是相當大的鼓勵。[9]類似這樣的正面反應，激勵着我開啓了跨國科學史的研究嘗試，目前集中關注在1940年代曾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科學家——後來這些科學家中有些留在了美國，也有些回到了中國。
1999年春季我作為客座講師在UCB教了一個學期的科學史，給了我近距離欣賞HSPS運行的機會，特別是體驗到了由執行總編戴安娜（Diana Wear）帶領下眾人的工作效率。當年秋天，我開始在普莫娜的加州州立理工大學任教，仍一如既往與雜誌保持聯繫。我注意到雜誌中有越來越多有關二戰後科學與政策的文章和特刊，都具有相當的品質和影響力，而且有關國際和跨國方面的文章也在不斷增加。這些年中，我曾為雜誌做過同行評議、寫過幾篇書評，而且我自己的有關PSAC歷史的著作《在衞星的陰影下》也在雜誌上有書評。[10]
自從2007年我成為編委以後，我更多地參與了雜誌的運作。第二年雜誌更名《自然科學歷史研究》，而且從半年刊改為季刊。這是以卡森為首的集體領導下的成果。通過參與編輯的過程我更加確信，對於那些剛剛起步的學者，這個刊物是最佳的文章發表之處：我們通過各種措施，集編輯、作者及評論者共同的合作精神，打造一個鼓勵與支持的環境，為那些年輕學者以及非英語地區的學者提供一個學術發展與進步的空間。在作者與論文內容方面，至少部分實現了地區、學科、等級和性別上的多元化。現代物理和冷戰中的美國依然在雜誌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但是涉及到其他學科的研究，諸如生物、地質和環境科學的研究正在增加（或許刊物名稱的改變真的管用！），而且涵蓋了美國和西歐以外的地區，如亞洲、拉丁美洲和俄國。
最後請允許我在此祝願，這個曾助我這樣的學人的學術發展，這個在過去的五十年為科學史注入生命力的刊物，能夠持續為未來的學者提供一個充滿激勵和支持的園地！
註釋
[1] V. V. Raman and Paul Forman, “Why Was It Schrödinger Who Developed de Broglie’s Ideas?,” HSPS 1 (1969): 291–314; Martin J. Kle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Bohr-Einstein Dialogue,” HSPS 2 (1970): 1–39; Paul Forman, “Weimar Culture, Causality, and Quantum Theory, 1918–1927: Adaptation by German Physicists and Mathematicians to a Hostil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HSPS 3 (1971): 1–115. 關於福曼命題及其影響，參見 Cathryn Carson, Alexei Kojevnikov, and Helmuth Trischler, eds., Weimar Culture and Quantum Mechanics: Selected Papers by Paul Forman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Forman Thesis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1).
[2] 這篇碩士論文後來修改發表為王作躍，“量子力學的兩個研究綱領,”《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年第13卷第4期，第41-49頁。
[3] Lillian Hoddeson, “The Discovery of the Point-Contact Transistor,” HSPS 12, no. 1 (1981): 41–76; Barton J. Bernstein, “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HSPS 12, no. 2 (1982): 195–252; Robert W. Seidel, “Accelerating Science: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wrence Radiation Laboratory,” HSPS 13, no. 2 (1983): 375–400; Alan A. Needell, “Nuclear Reactor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HSPS 14, no. 1 (1983): 93–122.
[4] Nathan Reingold, “Vannevar Bush’s New Deal for Research: Or the Triumph of the Old Order,” HSPS 17, no. 2 (1986): 299–344.
[5] David DeVorkin, “Organizing for Space Research: The V-2 Rocket Panel,” HSPS 18, no. 1 (1987): 1–24; Lillian Hoddeson, “The First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Superconductivity: The Fermilab Energy Doubler, 1972-1983,” HSPS 18, no. 1 (1987): 25–54; Stuart W. Leslie, “Playing the Education Game to Win: The Milit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Stanford,” HSPS 18, no. 1 (1987): 55–88; Allan A. Needell, “Preparing for the Space Age: University-Based Research, 1946–1957,”HSPS 18, no. 1 (1987): 89–109; Robert W. Seidel, “From Glow to Flow: A History of Military Las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SPS 18, no. 1 (1987): 111–47; Paul Forman, “Behind Quantum Electronics: National Security as Basis for Physic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60,”HSPS 18, no. 1 (1987): 149–229.
[6] Dan Kevles, “Cold War and Hot Physics: Scienc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945–56,” HSPS 20, no. 2 (1990): 239–64.
[7] Naomi Oreskes, “Introduction,” and John Krige, “Concluding Remarks,” in Oreskes and Krige (e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Cold W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1–9, on 2, and 431–41, on 437. 另見 Oreskes, “Science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bid., 11–29.
[8] Zuoyue Wang, “The Politics of Big Science in the Cold War: PSAC and the Funding of SLAC,” HSPS 25, no. 2 (1995): 329–56. 我記得當我一開始與海爾布朗編輯聯繫時，他讓我把文章直接寄給負責“二十世紀物理科學”的福曼和負責“二十世紀社會文化背景中的科學”的凱夫萊斯。該文後來經過修改收入我In Sputnik’s Shadow: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Cold War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譯本《在衞星的陰影下：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與冷戰中的美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9] Cathryn Carson, Ethan Pollock, Peter Westwick, and James H. Williams, “Editors’ Foreword,” HSPS 30, no. 1 (1999): i–ix, on ix. Zuoyue Wang, “U.S.-China Scientific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State-Sponsore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HSPS 30, no. 1 (1999): 249–77.
[10] Jacob Darwin Hambl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book review),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40, no. 2 (2010): 259–67.
本文原為：Zuoyue Wang, “From Modern Physics to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50, no. 1-2 (2020): 25-30. 經加州大學出版社許可翻譯成中文在《返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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