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留美經濟學家：關於恢復公有制在中國經濟中主體地位的建議_風聞

【摘 要】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冠疫情爆發和治理進一步印證了十九大報告的正確判斷。具體而言，中國醫療體系公益性不充分發展，與人民“病有所醫”的需要相矛盾；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現狀，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貧困羣眾抵禦風險的需要相矛盾；中國公有制經濟成分的不充分發展，與宏觀經濟穩定和提供社會效益的目標相矛盾。要想解決這些矛盾，滿足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須全面推進以全民免費醫療為核心的醫療衞生體制改革，以公民基本收入為核心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以恢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為核心的所有制結構改革。

本文作者：

許準，美國霍華德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李鍾瑾，美國密蘇里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程瀚，美國富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

李民騏，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教授

今年一至四月，全國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齊心協力、英勇奮戰，抗擊新冠病毒肺炎。截止四月底，疫情在我國國內的傳播基本得到控制，九成以上的患者已經康復，國民經濟秩序也在逐步恢復正常。同時，中國積極向其他國家和地區伸出援手，與世界各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以實際行動體現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精神。

在取得上述偉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正視當前日益嚴峻的國際挑戰和國內問題。國際上，由於大部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疫情失控，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蔓延，對全球生產鏈將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歐美國家的右翼政客為掩蓋其施政無能，煽動種族主義情緒，叫囂要讓中國“賠償”損失。疫情過後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恐怕很難恢復到原有態勢。這對於我國以出口為導向、以進口能源原材料為依託的工業部門可能帶來長遠的不利影響。

在國內，由於長期以來公有制經濟比例持續下降，在有些部門中公有制成分過度萎縮，導致公立醫院牀位和人員嚴重不足、醫療物資緊缺、物流不暢，在疫情初期曾經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亂和損失。在抗疫過程中，少數非公有制企業不僅不積極配合抗疫，反而哄抬價格、違規開工、生產假冒偽劣產品，部分偽劣醫療物資還出口到國外。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直接威脅到羣眾生活，助長了疫情擴散，危害了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妨礙了黨中央關於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部署。此外，各地“封城”期間，由於收入斷絕，一些貧困人口和外出務工人員缺衣少食，生活出現了嚴重困難，為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藉機煽動提供了口實。

現在，雖然國內疫情已經基本控制，但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防治新冠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藥能否較快地研發出來，研發出來以後能否迅速推廣，仍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從本世紀初以來的經驗來看，非典、中東呼吸困難綜合症、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等新型流行病每隔幾年就會發生一次；自然界的病毒不斷髮生變異；全球化經濟以及國際間大範圍、高頻率的人員流動大大增加了新型未知病毒在短時間內衝擊多個國家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此次新冠疫情在未來幾個月平息下去，全球經濟在明年得以恢復，也不可以掉以輕心。在當前形勢下，尤其應該總結此次抗疫工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採取一些新措施、新辦法，建立一些新制度，提高國民經濟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以有效應對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更大的挑戰。

中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在這次抗疫鬥爭中又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探索未來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方面也應該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在這次抗疫鬥爭中，我國既有經驗，也有教訓。對於在此次疫情中經過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那些經濟和社會政策，應當保留、推廣並發揚光大，對於疫情中暴露出的各種問題，則應努力通過發揚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深化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來解決。其中，針對新冠患者的免費救治政策可以成為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起點；在疫情期間採取的財政補貼、平抑物價等惠民措施，可以逐步過渡並發展為經常性的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在醫護人員保障和醫療物資生產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公有制經濟則應該進一步鞏固和擴大。

我們認為，通過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和公民基本收入，通過恢復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將有利於防範疫情再次爆發並有效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新的公共醫療衞生危機，有利於控制相關的經濟和社會風險，有利於保障人民羣眾生活，也有利於積極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抵禦各種“黑天鵝”和“灰犀牛”、挫敗國際反華勢力的各種陰謀。

 一、推行全民免費醫療

對新冠肺炎患者的醫療費用實行財政補助是最重要的抗疫政策之一，也是此次抗疫鬥爭取得基本勝利的一條主要經驗。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財政部和國家醫保局發佈了《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醫療保障的通知》，其中明確指出：“對於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發生的醫療費用 … 個人負擔部分由財政給予補助”;“對於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異地就醫患者，先救治後結算”;“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使用的藥品和醫療服務項目，符合衞生健康部門制定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的，可臨時性納入醫保基金支付範圍”;“確保收治醫院不因支付政策影響救治”（國家醫療保障局、財政部，“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醫療保障的通知”，中國政府網）。

實踐證明，對新冠肺炎患者實行免費醫療的政策是及時且有效的。該政策免除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大部分費用，直接減輕了患者的經濟負擔；鼓勵了羣眾向正規定點醫院尋求醫療服務，減少了因擔心費用問題故意瞞報症狀的行為；撫慰了疫區民眾的緊張情緒，降低了由於恐慌而造成羣體性事件的風險；緩解了醫患之間由於經濟利益衝突而產生的矛盾，即使在一月初醫療資源緊張的時期，也沒有發生惡性的傷醫殺醫事件，這種和諧的醫患關係是沒有免費醫療政策時無法想象的。

對新冠肺炎患者的免費醫療為我國推行以全民免費醫療為中心的醫療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全民免費醫療是以政府衞生支出為主、社會衞生支出和個人衞生現金支出為輔的醫療支出制度。其中，政府衞生支出覆蓋基本衞生服務，社會和個人支出購買少數尖端醫療服務。全民免費醫療制度可以大大降低人民羣眾獲取基本衞生服務的成本，這既有利於防範類似新冠肺炎的傳染病，也可以為我國日益老齡化的勞動力人口提供有關職業病、慢性病的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很早就指出：“‘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儘量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體人民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全民免費醫療既能提供公平的、均等化的醫療服務，又能提高勞動力的健康水平，既能保證“做大蛋糕”，也能促進“分好蛋糕”，是現階段醫療體制改革中最能“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環節。

全民免費醫療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指出：“中國抗疫能取得這麼好的成績，跟政府第一時間承諾免費救治，出台‘應查盡查、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政策有很大關係……這次抗疫，國家財政、醫保兜底了，醫生就是純粹地去完成救死扶傷的職責，沒有各種考核逼着醫生”。全民免費醫療的額外支出完全可以通過醫療衞生事業的公益化和醫藥資源的國產化來解決。“為什麼説中國施行免費醫療完全有可能呢？這次疫情，財政支付與藥品、耗材、器械、檢測劑的採購是相關聯的 …由於國內市場需求的巨大，能把檢測、醫藥的價格攤得很便宜” （李玲，“全民免費醫療制度改革的時機已成熟”，時代財經）。因此，“在醫療衞生和計劃生育支出方面，政府維持現有支出就能解決問題”（李玲，“以疫情為契機推進全民免費醫療，將有利於刺激經濟復甦”，搜狐智庫）

全民免費醫療改革可以分數年按如下幾個步驟進行。第一步，停止在公立醫療衞生部門中取消事業編制的改革，將參與抗疫的醫務工作者全部授以編制，並適當擴大事業編制的規模和範圍，為廣大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提供就業保障。第二步，改變目前公立醫院自負盈虧、以利潤為導向、收入與醫藥掛鈎的過度市場化狀況，對公立醫院的開銷實行財政全包，恢復公立衞生系統的公益性質。第三步，限定所有公立醫院的基本衞生服務用藥全部向國內廠家採購，由國家代表整個公立醫療系統與廠商談判，穩定醫藥價格，並鼓勵仿製藥的研發。第四步，對公立醫療系統的基本衞生服務個人現金支付部分實行全部免費，對於包括新冠肺炎在內的烈性傳染病的免費醫療可以現在就實行，不必等到其他改革完成。第五步，穩步地擴大和發展公立醫療衞生部門，增加公立醫院數量，擴大公立醫護人員隊伍，取消一切公開的或隱形的妨礙公立醫療衞生部門發展的政策和規定；大力加強國家對社區醫療服務中心的扶持，堅持以預防為主的羣眾路線；學習古巴社會主義醫療衞生工作的經驗，建設有400-500萬個家庭醫生的基層醫療衞生體系，確保大約每100個家庭可以有一個家庭醫生，實現基本醫療衞生服務的全民覆蓋。

 二、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在治理新冠疫情的過程中，我國採取了積極的“封城”政策，對那些不直接涉及抗疫工作的行業實行了“停工”、“停業”、“停課”等果斷措施，充分阻斷了病毒的傳播。但不可避免的是，“封城”期間居民收入來源斷絕，部分地區出現了生活物資價格過快上漲的態勢，對低收入羣體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巨大沖擊。為緩解低收入羣體的經濟壓力，國家加大了對生活困難羣眾的再分配力度。例如，針對低保對象、特困人員等困難羣眾發放臨時價格補貼；對因疾病和其他原因遭遇特殊困難的羣眾發放臨時救助；擴大失業補助金的發放範圍等。據統計，今年一至四月共發放1560億元人民幣各類補助，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的發放額。

對困難羣眾發放財政補貼是重要的惠民政策，這不僅有助於緩解羣眾的直接困難，同時也能擴大消費需求，有助於國民經濟的穩定。然而，在國外疫情防控態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疫情仍然可能再次爆發，再次衝擊羣眾生活。同時，疫情給國際市場帶來了長期的不確定因素，國民經濟的一部分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最脆弱、最不穩定的環節。一次性的、特事特辦的財政補貼無法保障人民收入和消費需求的長期穩定。我們建議，在總結此次抗疫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同時借鑑國外經濟學的一些新理念，在我國逐步建立並實行公民基本收入的制度。

公民基本收入是指國家無條件地向全體居民發放一定數量的生活補貼，是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提供給全體人民的基本社會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近年來，國際上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主張實行基本收入制度，一些國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經實行了試驗性的基本收入政策。實行基本收入制度，可以保證全體公民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適度緩解市場經濟中難以避免的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的問題，穩定有效需求，防止社會矛盾極端化尖鋭化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政治動盪。對於那些因為不合理的性別分工而難以獲得合理報酬的女性為主的家庭勞動者，這個制度也有有助於提高其經濟地位。實行公民基本收入以後，政府原來實行的失業補貼、低收入補貼、貧困扶助款等財政補貼項目可以逐步退出，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可以相對簡單化，並節約相應的行政管理成本。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被迫實行了一些類似於公民基本收入的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其中有些政策的力度相當大。據4月29日《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聯邦和各州政府最近大大提高了給失業人員的補貼，平均的失業補助金的數額已經增加到相當於以往的三倍，超過了大約半數美國工人在正常年景的工資數額。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把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黨在現階段的一項基本奮鬥目標。雖然我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綜合國力已經大大加強，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也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實行惠及全體人民的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

中國現有18歲以上男女公民約11億人。如果國家在實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第一年向每個十八歲以上公民無條件發放1000元人民幣，那麼第一年的支出總額就是大約1.1萬億元。如果國家以後每年將基本收入的數額提高1000元，那麼十年後，就可以保障每個公民每年得到一萬元的基本收入；三十年後，即到本世紀中期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時，每個公民每年可以得到至少三萬元的基本收入（大約相當於一個農民工現在一年的收入）。實行這項制度以後，不僅有利於大大改善低收入羣體的生活狀況、基本消滅貧困，還有助於緩解現有的各種社會矛盾，大大提高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確保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那麼，我國現在是否具備實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財政能力呢？中國現在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00萬億元。所以實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第一年所需要的支出大約僅相當於中國經濟總規模的1%。十年後，預計名義國內內生產總值可以增加到約200萬億元，實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總支出將增加到11萬億元，相當於十年後經濟規模的5.5%。

我國目前各級政府用於社會保障和就業的財政支出約為3萬億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果不實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的財政支出也要水漲船高。假如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保持7%的增長，十年後國內生產總值會翻一番，社會保障和就業的財政支出可能也要翻一番到6萬億元。實行了公民基本收入制度以後，現有的失業補貼、低收入保障、扶助貧困款等可以逐步退出，十年後可以節約大約6萬億元。

另外的5萬億元缺口可以通過有利於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房產税和有助於環境保護的碳排放税來補足。

中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達到約40平方米，城市人口超過8億，現有城市住房總面積約320億平方米。如果每年新建住房約10億平方米，那麼十年後中國的城市住房總面積將達到420億平方米。假如從現在開始向所有城市住房徵收房產税，逐年增加，十年後增加到每平方米住宅每年徵税100元（大約相當於目前三線城市平均房價的1%），那麼十年後全國的房產税總額就可以達到4.2萬億元。實踐中，可以實行累進的房產税制度，比如人均住房面積低於一定平方米數的可以免税，而高於一定平方米數的則按較大比例繳税。

我國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90億噸，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在全球氣候政治中處於不利地位，已經影響到我國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戰略設想的順利實施。此外，二氧化碳排放還與總的能源使用以及其他的各種空氣污染物高度相關。中國現在的石油進口依賴度已經接近90%，又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氣和煤炭進口國。長此以往，能源安全嚴重堪憂；一旦國際政治發生重大不利變化，將使得我國在經濟上、政治上都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

徵收碳排放税，有利於鼓勵節能減排、減少環境污染並改善我國的能源安全形勢。假如十年後將碳排放税增加到每噸二氧化碳排放徵税90元（大約相當於每噸煤炭市場價增加180元、每度電加價0.08元），就可以徵到8100億元。

可見，我國已經完全具備了實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財政條件。如果現在即開始實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逐年增加每年發放的基本收入數額，通過退出現有的多項社會保障支出，結合徵收房產税和碳排放税，完全可以保障到2030年左右為每名男女公民每年提供一萬元的基本收入。2030年以後，如果每人每年的基本收入繼續按照每年1000元的幅度增加，增長速度則會隨着基本收入基數的擴大而下降，每年新增財政支出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下降到0.5%以下，這個增量完全可以通過從每年新增財政收入中酌量調劑而得到解決。

 三、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在緊張的抗疫過程中，我國的公立醫療系統經受了歷史的考驗。佔我國醫院總數36%的公立醫院，收治了超過95%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在抗疫鬥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與一些疫情剛剛爆發就紛紛關門歇業或者“升級改造”的私營醫院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抗疫的其他戰線上，國有企業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國有企業的組織下，我國僅用十天就建成了火神山醫院，不僅大大緩解了重症患者的收治壓力，也充分凝聚了士氣民心。國有企業第一時間搶通醫療物資的生產和運輸鏈，用戰時方式強力推進醫療物資生產。據統計，疫情期間，國有企業向湖北地區每天運送米麪油超過800噸，共輸送汽油20萬噸、柴油6.4萬噸、天然氣5.9億立方米，煤150.9萬噸，保障了疫區人民的基本生活資料供應不輟（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在大戰大考中充分發揮國有企業頂樑柱作用”，《求是》）。本次抗疫工作的實踐證明，中國的公有制經濟不僅承擔起了保障抗疫工作和人民生活的社會責任，同時也顯示出了強大的生產力、組織力和動員力，在公平和效率兩個方面都顯示了非公有制經濟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這次抗疫鬥爭的勝利一方面體現了我國現行社會制度的制度優勢，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目前經濟改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向我們敲響了警鐘。長期以來，在我國主流經濟學界中存在着一種錯誤觀點，一提起公有制經濟，就是大鍋飯、養懶漢，一提起計劃經濟，就是僵化保守、效率低下。但是，在這次抗疫工作中，我國能夠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做得好、取得巨大成功，顯然不是因為我國經濟中與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都有的那些共性，比如非公有制經濟佔國民經濟的絕大部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等，而是因為我們國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保留着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公有制經濟成分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後一個優點實際上就是特殊條件下的計劃經濟辦法）。當然，在中國，一切成功都離不開黨的領導。但是，如果沒有公有制經濟，如果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組織能力，黨的領導就失去了領導經濟的有效抓手，在全民抗疫中就無法真正有效地發揮作用。

雖然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出指示，要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但是在實際經濟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和有些具體經濟工作部門仍然存在着嚴重的偏差。一説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積極性高漲，要為私營企業家保駕護航，甚至還要限制公有成分發展，為非公有制騰出空間；一説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取消國有股“一股獨大”，改變國有控股的經濟性質，變公有制成分為非公有制成分。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把自己當成了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孃家人，公有制企業反倒成了私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工作理不直氣不壯。

實事求是地説，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建設是我國各項工作的重心，提高經濟效率、加快經濟增長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主要任務。在那個時候，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可以並且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其歷史地位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然而，隨着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經濟的宏觀穩定性不足和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逐步凸顯。這次新冠疫情及其在全球範圍的蔓延進一步證明，穩定性問題和公平性問題已經取代效率問題成為新時期我國經濟將要面臨的主要問題。如果這兩個主要的問題解決不好，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我國經濟在將來遭遇新的“黑天鵝”、“灰犀牛”時將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甚至於遭遇嚴重挫折，將過去的經濟增長成就一筆勾銷。這兩個主要的問題是不能靠一味地、片面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來解決的，而只能靠積極發展公有制經濟、重新樹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才能解決。

非公有制經濟的逐利性決定了其對價格信號過分敏感，一旦市場價格出現意外波動，極易出現躁進或恐慌，引發投資水平和就業水平的劇烈震盪。在新冠疫情引起全球經濟衰退、國際局勢波譎雲詭的今天，非公有制經濟的上述根本缺陷可能成為國民經濟宏觀穩定性的致命短板。相反，公有制經濟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追求的是穩定投資和就業這樣的全局目標。它不僅不受價格信號偶然波動的影響，還能在國家的統一指導下平抑價格，為非公有制經濟和人民羣眾提供穩定的市場和生活秩序。

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效益在新時期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出現重大災難的非常時期，公有制經濟可以暫時拋棄效益目標，不計成本地投入救災抗疫物資的生產，極大地增強國家動員力。在平時，公有制經濟維持的糧食、能源和其他物資的儲備體系也是國家安全建設不可缺少的部分；公有制經濟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科研事業、國防和軍隊保障中以低成本保質保量地提供了公共服務、智力資源，保證了我國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可以享受和平安寧的環境。這些是非公有制經濟不願做也做不到的。

雖然在此次抗疫過程中公有制經濟顯示了強大的力量，但由於多年來公有制經濟成分的比例持續下降、部分部門的公有制成分過度萎縮，這次抗疫工作的組織、救災物資的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協調已經出現了一定的困難。如果戰勝疫情之後一切恢復原狀，甚或任由公有制經濟繼續萎縮，那麼我國將不僅不再具備抗擊類似災難的能力，甚至連本次抗疫的收尾工作也不能順利完成，醫護人員和全國人民的偉大犧牲就可能付諸東流。

雖然國家統計局並未公佈目前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總的比例，但是，綜合各方面資料，可以粗估，除政府部門以外的經營性公有制經濟成分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肯定已經低於五分之一，甚至於不到六分之一，並且還在繼續下降。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情況。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如果現行經濟政策不調整，幾乎可以肯定會繼續下去）。那麼，十年後甚至不到十年，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將與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多少差別，甚至低於某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比例。試想，如果到了那個地步，再發生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不要抱着僥倖心理認為以後不會發生與此次新冠疫情類似或更加嚴重的疫情），或者其他的“灰犀牛”、“黑天鵝”事件，我國在應對這樣的事件時還有什麼制度優勢可言？

即使在這次疫情中，已經有某些勢力企圖借疫情來煽動普通羣眾對“體制”的不滿。這些勢力得到了大批“主流”媒體的支持，這些“主流”媒體實際上是一些國內外私人資本的代言人。雖然這次抗疫鬥爭取得勝利，但是，不必諱言，由黨直接領導的傳統媒體在反擊部分國內“主流”媒體、別有用心人士和國外敵對勢力的造謠污衊方面做得不夠好、不夠有力。如果國內疫情沒有得到及時控制，而是發展到像美國那樣嚴重，政治上出大問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那種認為，不管公有制私有制，只要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就一好百好的觀點，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十分幼稚的。公有制經濟搞垮了，搞沒了，黨的領導就成了一句空話，最終領導的位子也要讓出去。柏林牆倒塌的殷鑑不遠，只講政治不講經濟，只在政治上堅持黨的領導，經濟上不堅持，或者表面上講堅持，實際上把公有制搞垮，最終必然犯顛覆性的錯誤。

我們認為，從現在開始，必須要亡羊補牢，重申並堅持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建議，用擴大公共投資、政策上向國有企業適當傾斜等辦法逐步擴大公有制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同時，在社會保險、勞動法規、環境保護等方面要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管，認真貫徹現有的各項法律政策，而不能搞什麼“可管可不管的，不管”、“可抓可不抓的，不抓”；要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競爭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還要適當補償公有制經濟多年來由於社會負擔過重、政策法規執行不平衡等原因而蒙受的損失。

在總體目標上，可以考慮，力爭從現在起每年將公有制經濟佔國民經濟的比例提高大約一個百分點。這樣，到本世紀中葉，公有制經濟佔國民經濟的比例就可以達到或者超過一半，初步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使我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總  結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冠疫情爆發和治理進一步印證了十九大報告的正確判斷。具體而言，中國醫療體系公益性不充分發展，與人民“病有所醫”的需要相矛盾；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現狀，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貧困羣眾抵禦風險的需要相矛盾；中國公有制經濟成分的不充分發展，與宏觀經濟穩定和提供社會效益的目標相矛盾。要想解決這些矛盾，滿足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須全面推進以全民免費醫療為核心的醫療衞生體制改革，以公民基本收入為核心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以恢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為核心的所有制結構改革。

我們相信，如果黨和政府能夠重申並且堅定貫徹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通過實行上述的三項改革以及其他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政策，將有利於解決我國在現階段所面臨的各種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有利於保持我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長期穩定和安全，有效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只要我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就一定能夠按照十九大所設想的遠景，建設為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環境優美、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人類的驕傲。

（作者：許準，美國霍華德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李鍾瑾，美國密蘇里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程瀚，美國富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李民騏，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教授。來源：崑崙策網**【授權】**，轉編自“察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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