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古代知識分子參政言政的看法與評價_風聞

毛澤東談古代知識分子參政言政的看法與評價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大多想以仕途為依歸，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甚至擁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空間，也終無建樹；有的滿腹經綸，甚至初露政治才幹，但卻沒有機會或身不由己，終以文人學者名世；有的因主客觀條件具備，得以風雲際會，遂成為政治集團中的重要智士或頗有建樹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命運如此同途殊歸，拋卻客觀因素不論，其大體緣自政治器識上的差異。**所謂政治器識，應該包括觀察事物的敏鋭眼光，判斷時事的深刻洞見，處理人際關係的練達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等等。 

關於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澤東曾有兩次鮮明的論説。1959年6月，他同吳冷西談及《人民日報》工作時説：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1975年又同身邊工作人員講：古人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説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為秀才有兩個通病，一是説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文人相輕嘛。兩次所談，直指一些知識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識。 

**掌握了知識，不等於擁有了智慧和才華；擁有智慧和才華，也不等於就具備了政治識見和謀斷能力。從知識分子到政治家的轉變，需要機緣，更需要主觀的努力和實踐的礪練。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須有某種自覺，培養出必備的政治器識。宋代有個叫劉摯的學者，曾官至尚書右僕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經常告誡晚輩，“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意思是知識分子應該把器度與見識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稱作文人，就沒有什麼值得顯揚於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從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從《宋史》裏讀到劉摯這番話，感慨萬千，在一封拒絕為他人去世的母親寫傳記的信中説：“僕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 

毛澤東比較賞識的知識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談到的這類人：“能説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説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説明它的內部聯繫，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繫，並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説明革命各個方面的內部聯繫並提升為理論，不是普通知識分子所能為，非有政治器識不可。也就是説，**知識分子從政，縱使以理論見長，也需要着眼於時代精神和現實需求，懂得社會實際的情形，具有社會實踐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可以指導實踐的理論。**對此，毛澤東1958年6月説的一句話切中肯綮：“單從學院中過來的哲學家大都不行，必須務點實。馬克思因為是搞革命的，才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澤東早年既研讀和崇尚過宋明理學和心學，也研讀和崇尚過明清實行之學。像顏習齋提倡的“要在行字着力”，以及“試觀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多愚，多讀更愚”之論，毛澤東是知曉的。他在《實踐論》中多次提及“知行”問題，強調既要知，也要行。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毛澤東頗為推崇的一個。顧炎武雖不以政治才幹名世，但其器識卻遠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負，也有比較充分的政治素養和對時事的深刻洞見，只是缺少機緣時會而已。這不僅因為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後世學子所敬慕，更在於其講求經世要務、民生利病的治學之道，在於他年輕時參加復社反對宦官專權，明亡後又參加抗清鬥爭的政治實踐，在於他後半生遍歷華北各地，結交豪傑義士，觀察山川形勢，瞭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風。其心血之作《日知錄》，以“明道”“救世”為宗旨，按經義、吏治、財賦、史地、兵事、藝文等分類編入，絕非書生的空泛之論。毛澤東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師範讀書時，便把顧炎武的學生潘耒為《日知錄》所寫序言中有關顧的政治行宜和講求實學的內容，抄錄在自己的《講堂錄》裏，奉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在1917年4月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還把顧炎武標舉為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可師”的“文而兼武”之人，嚮往之意見諸筆端。毛澤東如此推崇顧炎武，可視為他後來作為理論和實踐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條伏線，也是他後來主張知識分子必須融入實踐才能有所作為的一個端倪。 

歷史上知識分子從政，免不了通過疏策書諫等方式發表政見。毛澤東讀史，很注意他們在這方面的見樹。對切中時弊又能給人啓發者，推崇有加，並常常根據現實的需要作些發揮。比如，讀戰國時宋玉借與楚襄王對話寫成的《風賦》，毛澤東認為賦中描述了貴族之風和貧民之風的區別，“有階級鬥爭意義”，還説對政治形勢也要在宋玉説的“風起於青苹之末”時看出動向。讀李斯獻給秦王嬴政的《諫逐客書》，毛澤東認為“有很大的説服力”。讀西漢時賈誼向漢文帝進的《治安策》，認為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讀枚乘借吳客與楚太子的對話寫成的《七發》，他認為對現實政治有“頗多的批判色彩”，“是給吳國貴族們看的”。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的體會是受到錯誤處理，可以鍛鍊意志。讀東漢末年李固致黃瓊書，他強調“人貴有自知之明”。讀西晉江統為杜絕“四夷亂華”向晉惠帝建議把少數民族從關隴一帶遷走的《徙戎論》，他批註説“遷亦亂，不遷亦亂，封建時代非亂不可”。讀唐代李百藥寫給唐太宗的《封建論》，他總結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讀馬周貞觀十一年給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認為是“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讀朱敬則就“覽秦、漢之得失”、“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等問題給武則天的上疏，他批註説“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讀姚崇奏對唐玄宗的十條建議，他認為“如此簡單明瞭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讀姚崇勸諫皇帝節制佛事、削減僧尼的奏對文字，他贊其為“大政治家、唯物論者”。讀柳宗元的《封建論》，則賦詩説“百代都行秦政法”，“莫從子厚返文王”。讀劉蕡在唐文宗策試賢良時關於剷除專權宦官的對策，也賦詩稱道“中唐俊偉有劉蕡”，“萬馬齊喑叫一聲”。 

對古代知識分子的器識政見，毛澤東覺得有現實意義的，還常作古為今用的發揮。僅以讀《明史》而論，朱升本為教書先生，在朱元璋“召問時務”時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毛澤東對此頗為欣賞，説朱升“很有見識”，並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現實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幾年後便疏於朝政，御史楊爵沉痛諫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毛澤東讀後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出自《詩經 大雅》，意思是萬事萬物無不都有一個開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終的。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引用這兩句話來提醒中央委員們要注意保持晚節。讀海瑞給嘉靖皇帝的著名上疏，毛澤東認為“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的大官僚”，並稱贊海瑞批評皇帝的勇氣“比包文正高明”，由此在公開場合提倡人們學習海瑞。 

相反，對那些空泛之文，毛澤東則很不以為然。讀馬周給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時，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書策，批註説“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這個看法不是隨便提出的。毛澤東讀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論和政論文章，評價普遍不高。即使像歐陽修這樣在政治上頗有作為的散文家，毛澤東讀其《朋黨論》的批註是“似是而非”。歐陽修在《為君難論》中提出歷史上的一些失敗現象，原因在於“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毛澤東頗不以為然，批註説“看什麼新進”，況且老成之人開始的時候“皆新進也”。讀曾鞏的《唐論》，毛澤東批註：“此文什麼也沒有説。”讀蘇洵的《諫論》，他認為是“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讀蘇洵的《六國論》，對文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併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註“此論未必然”，因為“凡勢強力敵之聯軍，罕有成功者”。 

毛澤東愛讀古代知識分子的史論、政論文章，自然與他想從中體會和疏理出一些為政治國的歷史經驗以及帶規律性的東西有關。而他的評點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貶、所揚所抑，也明顯反映出他對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從政言政時所寄予的期望和要求。宋代一些知識分子雖然也搞些政治，有的還擔任了很高的官職，但毛澤東明顯不喜歡他們抽象説教、言不及義的書生意氣。 

書生意氣和政治器識之間，畢竟隔着一道不淺的溝壑。 

補充閲讀1：裴行儉眼中的“初唐四傑”

裴行儉(公元619年-682年，漢族，絳州聞喜人)。唐高宗時名將。隋朝禮部尚書裴仁基之子。出身望族河東裴氏（中眷裴），是裴行儼（隋唐演義裴元慶的原型人物）的弟弟，李靖的徒孫，蘇定方的徒弟。

李唐初期，是唐軍徵西，討伐突厥的行軍主帥。唐高宗時，出任禮部尚書。

裴行儉能文擅武，最具識人之才，經他選拔的將領，如程務挺、王方翼、黑齒常之等，都成為一代名將。所以歷史上的裴行儉，不但有武功文治，還有識人之明，不用龜卜不用嗜，靠的他的一雙慧眼，其中最為經典，最有傳奇色彩的，是他對初唐四傑的“評判”。

《資治通鑑-唐紀》記載， 裴行儉碰到剛中進士的王眘（王勃的哥哥），和咸陽尉蘇味道（相當於咸陽市公安局長）一起逛街。裴行儉跑過去，對他倆説：“二君他日必定為相，僕有弱息，請多多關照”。

果然，王眘，蘇味道後來分別成為唐高宗，武剛天的宰相。

但對於當時，名震天下的四大才子：初唐四傑。裴行儉一個都不看好，他説：“士所以致遠，當先器識後才藝，王勃等人，雖有文華（非化），但個個浮躁淺露，絕非享爵祿之器！

有朋友對裴行儉説：“你説王眘，蘇味道有宰相才，而名揚天下的四大才子，最後會是什麼命運？”

裴行儉説：“楊炯最多能做一縣長，其餘三人，能得善終，就是他們家祖墳燒高香了！”

最後，王勃溺水而死，駱賓王死於徐敬業叛亂之中，盧照鄰染上惡疾（藥王孫思邈一時半會兒都沒治好他的病），英年早逝，楊烔老死在盈川令任上。

補充閲讀2：亦隱亦仕的高人李泌

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

《詠方圓動靜》

這首並不太像詩的“小詩”，是唐代一位奇人所作，他當時只是一名年僅七歲的小小孩童。此人就是有白衣丞相之稱的李泌。

千古聞名的詩仙李太白，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像謝安一樣半隱半仕，玩票似地搞一把政治，就“為君談笑靜胡沙，強胡逆虜一掃光。”然後，在萬丈榮光中瀟瀟灑灑地一甩袖子，回白雲深處的山裏，繼續修道求仙。所謂“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然而，李白卻一直沒有實現他的“理想”，而且就太白在政治上的表現看，他是性情中人，喜歡衝動，這是搞政治最忌諱的。所以，如果真讓太白當帝王之師或者宰相的話，指不定要出什麼亂子呢。

歷史上名聲並不顯著的李泌，卻正好做了李白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情。李泌一生，身經四朝，於安史之亂等危難之時，他鼎力相助，以大智慧定策平賊，居功甚偉。四朝皇帝都對他恩寵有加，奉為師友，親密之極，是名符其實的“帝王之師”。李泌如果想要一般人夢裏也想的高官厚祿，那簡直是唾手可得。但他卻身在朝堂，心在山川，天下稍有安定，就退步抽身，遠走隱退。正所謂“大隱隱於朝”，實在是深得道家精髓的絕世高人。

關於李泌，雖然他不是帝王，但由於他的事蹟太過神奇，所以他出生時也有“異象”。據説，他在母腹中呆了三年才出生，生出來就前發齊眉，後發遮肩蓋頸，活脱脱一個小哪吒般的形象。但李泌卻不像哪吒那般招災惹禍，據説母親生他時一點也不痛苦和睏倦。所以給他起小名叫“順”，意思是生得順利。

**李泌聰明過人，書看一遍就能背。**開元十六年，唐玄宗親自登樓大宴天下文士，並讓儒、道、釋三教開壇辯論。人家這唐代的“百家講壇”似乎開放性遠強於我們現在央視搞的這個。當時，李泌姑姑家的孩子名叫俶，才九歲，請他媽給他做了一身儒生的衣服，穿了起來，小大人似的也坐在台上高談闊論。唐玄宗大奇，把他叫到樓裏問他姓名。結果俶説：“我舅舅家的順弟弟，比我小兩歲，他比我聰明多了。”玄宗馬上派了幾個太監像偷小孩的一樣偷偷把李泌抱入宮來。

太監抱着李泌來了，當時玄宗正和張説在下圍棋。唐玄宗一看，就非常喜歡地説：“儀狀真國器也。”意思説他長得好，又命張説出題考考他。張説就對着棋盤説：“方如棋局，圓如棋子，動如棋生，靜如棋死。”張説是當時的文壇權威，説了這四句後，讓小李泌也以“方圓動靜”四字為題作詩。他看李泌年小，還特意啓發一下説，最好是説棋而不提棋字，這樣才更高明。小李泌説，這太容易了，張口就道：“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就是本篇説的這個。我們看小李泌説的，行義時方正，用智時圓通，在寧靜中適意，但卻在必要時機如龍飛九天，逞才報國，揚名天下。**這正是深得道家真義後才能悟出來的至理。**有些人糊糊塗塗地活上八輩子還明白不了這個理兒，而小李泌七歲小童居然能説出這話，着實令人驚奇。**相比之下，堂堂“燕許大手筆”張説的那四句倒像是小兒所説。**唐玄宗當時就大喜，將小李泌摟過來，讓他坐在自己懷裏，親切地撫着他的頭，並讓太監們趕快拿宮中的御製糕點、珍奇水果來給李泌吃。張説也在一旁向玄宗道賀説：“有這樣的神童，實在是國家的祥瑞。”**張説雖然是“三教珠英”編輯部的，給皇帝拍馬屁是拿手好戲，但此話倒也沒有説錯。**李泌後來給唐室出力極多，雖不能説唐室完全賴他才能保全，但李泌起到的作用還是無與倫比的。

普天下的父母，都喜歡自己的孩子多和聰明的小孩多接觸，現在也有好多父母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和學習好的學生當同桌，而向班主任請客送禮的。唐玄宗因為小李泌非常聰明，所以就安排他和太子李亨一塊玩。因此，後來成為唐肅宗的李亨和李泌關係非常好。唐肅宗初登大寶之時，其實非常倉皇狼狽。當時安祿山在洛陽稱帝，長安和洛陽都陷落於賊手，唐玄宗遠避四川，唐肅宗跑到寧夏靈武這樣的偏僻小城當了皇帝。當時半壁江山都在安祿山手裏，而且賊焰正熾。肅宗這個皇位能坐多久，實在心裏沒有底。

這時候，肅宗想到了李泌，要封他做宰相，但李泌堅決推辭。雖然如此，肅宗但凡國家大事都先諮詢李泌，對他的恩寵也是無以復加。肅宗和他“寢則對榻，出則聯鑣”——睡覺時也在一個屋裏，外出時並馬而行。當肅宗皇帝乘車外出時，也讓李泌坐在身邊。因李泌當時沒有官職，只穿一身白衣（唐代無官職的只可着白衣），故而李泌有“白衣山人”之稱。宴會上，因李泌不吃葷腥，唐肅宗親自燒梨給李泌吃，皇帝的弟弟穎王等也聯句獻詩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穎王）；“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信王）；“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益王）；最後肅宗親自結句説：“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臣子做到這個份上，實在是榮寵已極，比起太白借酒撒瘋讓高力士脱靴不知強了多少倍。

**李泌絕不像李白那樣只會胡吹海侃，空談“南風一掃胡塵淨”，他實實在在地提出了剿滅安祿山等賊寇的計劃。**他的意見是：因安祿山定“都”洛陽，但老家卻是在范陽（今北京附近），山西等地此時都在唐朝軍隊手中。所以，安祿山所控制的地域有個特點就是南北狹長，活像一條長蛇。李泌根據這種形勢，勸唐肅宗不要急於收復洛陽，而是像解放戰爭中我軍常採取的戰術一樣——“圍點打援”，在運動中調動敵人，殲滅敵人。李泌的意思是，一會兒猛攻賊人的范陽老窩，讓賊軍主力火速北上增援此處，一會又佯攻洛陽，賊軍必然又要回救，賊軍顧頭難顧尾，在這之間長途奔襲，必然疲於奔命。唐軍再找機會，必操勝券。正所謂“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裏，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肅宗聽了大喜（但後來沒有完全將此戰略貫徹到底，因為唐肅宗剛開始登位有點名不正言不順，但根源還是出在唐玄宗身上，玩弄政治平衡術，讓唐肅宗始終沒有安全感，最終可惜了李唐的江山）。説來安史之亂，唐王朝沒有當場玩兒完，一方面多虧了郭子儀、李光弼等大將的浴血奮戰、殊死報唐，另一方面也多虧了李泌這條“山人妙計”。

安史之亂初平後，宦官李輔國和權臣元載嫉恨李泌，開始在肅宗面前説壞話。李泌一看風頭不對，就自請隱退。其實，李泌一直生有仙骨慧根，俗人眼中的什麼高官顯位，在李泌看來都是糞土一般。正像莊子説的那樣：“不知腐鼠成滋味，猜忌鵷鶵竟未休”，元載、李輔國他們拿着相位正像夜貓子看死耗子一樣，人家李泌鳳凰一樣的人哪裏稀罕這個。相傳李泌小時候就身輕如燕，能在屏風燈籠上行走，有道士説，他將來必然會飛昇上天。但李泌的父母捨不得，只怕神仙從天上下來接了小李泌走，於是準備好狗血、大蒜、韭菜等神仙厭惡的東西，為了增加效果，大蒜、韭菜還得搗出汁來，一聽到天上有音樂聲，或者有香氣瀰漫，李泌家的人就紛紛破口大罵，並派人帶狗血、搗爛的蒜韭向天上潑。李泌雖然沒有上成天，但求仙向道之心不變，一直不娶妻室，不食葷腥，靜心修煉。他不當官了，就隱居衡山。李泌後來練得“引指使氣，吹燭可滅”。看來已達到能內氣外放的境界了。這也非常難得，大家看電視劇《射鵰英雄傳》上，只有南帝等武功好手，才能一點指就可以打滅蠟燭。

元載和李輔國等人死後，唐代宗和唐德宗兩代皇帝又想起李泌來，強迫他出任宰相。當時唐德宗急於削藩，弄得天下大亂，朱沘等叛賊攻入了長安。唐德宗被叛軍圍城，叛軍的箭射到離皇帝的御座三步之內，情況危急萬分，多虧大將李晟、馬燧等人忠心報國，才又度過這一劫。**李泌奉勸唐德宗切勿因讒言殺害功臣，他説“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衞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怒反厭，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唐德宗聽了，深以為然。李晟等功臣也感激不盡。

唐朝皇室中，歷來爭鬥不休，父子兄弟相殘者屢見不鮮。唐德宗受奸人挑唆後，疑心太子不軌，竟又動了殺心。李泌十分懇切地勁諫德宗，列舉唐朝歷代皇帝中父子母子相煎的悲劇，並吟誦李賢的《黃瓜台辭》來感動德宗，於是太子終得保全。**德宗後來醒悟之後，感動地向李泌哭着説：“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説來李唐肅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甚至包括德宗的太子後來的唐順宗，都要感謝李泌的。有道是“上德不德”，唐德宗雖然名號裏有個“德”字，實際上卻是“小人頭子”（赫連勃勃大王語），重用盧杞等一干奸臣。**唐德宗曾問李泌：“人們都説盧杞是奸人，怎麼我覺得他這人挺好的。”李泌説：“天下皆知其奸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奸邪也。”**這句話説得真是一針見血，但凡奸邪之官，都是欺下瞞上，馬屁功練到最高級，專門按上司的心思做事，而不是為了國家和百姓，這正是奸臣的表現。

李泌後來請求辭職歸山。唐德宗堅決不許，並強迫他娶妻吃肉，給他修了個豪宅，娶了名門貴族盧氏女為妻。但後來過了沒有多久，李泌就死了。然而，有人説在藍關旅館裏又見到了李泌，他單騎常服，和人聊起身歷四朝的往事。難道是李泌詐死隱退？也未可知。

縱觀李泌一生，正切合了他七歲時所詠的這四句：“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的要旨。這正是道家思想的真義所在。李泌一生行義用智，遊刃有餘，逞才於危世，靜意于山川，實在令人欽服不已。

附：李泌幼年有長歌雲：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此詩狂放桀驁，大有太白之風。但當時的丞相張九齡見了，告誡説：“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為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為妙。”李泌聽了，流淚相謝，就此不再出此狂言。本書也以《詠方圓動靜》更能體現李泌一生的作為，而未選此詩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