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疫後中國與世界的十個猜想_風聞

來源：中制智庫    2020-04-29 

我們已經看到了各種跡象，疫後中國可能會面臨着一個比較被動國際局面。追究病毒源、傳染源，甚至提出索賠，抵制中國收購，高新技術對華隔離，國際反華、排華的浪潮已經初露端倪，未來全球極有可能形成一股去中國化的洶湧潮流。

 　　始於2020年春天的新冠肺疫必將載入史冊。新冠肺疫與西班牙黑死病、美國大流感一樣，都將成為歷史性名詞。病菌改變戰爭走向，病菌改變國家命運，病菌改變人類歷史，千年不絕，於今為烈。

　　歷史上還未曾有過一種病毒跨越五大洲，覆蓋全人類。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大戰，是一場病毒與人類的戰爭。也是一場非對稱戰爭。因為人類居住高度集中、交通高度發達，而病毒無影無蹤，且迭代變異。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裏德曼認為，始於2020年初的這場疫情，未來有可能就成為公元和二戰這樣的歷史名詞留下來，未來會有疫前、疫後這樣的説法，就和公元前、公元后，二戰前、二戰後一樣。

　　《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的作者赫拉利説，“風暴即將過去，人類將繼續存在，我們大多數人仍將活着，但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

　　比爾蓋茨也有類似判斷：“大流行病將重新定義我們這個時代。”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97歲的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疫情後的世界將不再是從前的世界。

　　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嚴守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語氣之嚴肅，少見。

　　那麼，疫情後的世界和中國究竟會是什麼樣子?疫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將會怎麼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據説人腦主要的功能是預測，我們試着對未來“較長時間”做出十個方面的預測，預判疫後中國與世界的十大變化。

第一，全球化有可能終結，世界陣營將重新劃分，中國面臨着與全球化脱鈎的巨大風險。

　　全球化已經進行了500年。從大航海開始全球化1.0，實現全球資源跨空間配置，到英國工業革命全球化2.0，以殖民體系瓜分世界市場，再到佈雷頓森林體系以及《關貿總協定》誕生，確立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和全球貿易基本框架，美國主導全球化3.0近半個世紀。1992年的柏林牆倒塌，冷戰的結束，2001年中國入世，這是全球化4.0，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輪全球化。

　　從2001年入世到2012年，這是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10年，我們今天的每一箇中國人都能體會到。可以説,中國是全球化4.0的最大的受益者。當然，受益最大的是中國製造，中國成了世界工廠。

　　疫情發生後，從各國使館工作人員撤離開始，到各國與中國隔斷交通和人員往來，再到疫情蔓延後，撤僑、撤廠、撤資，世界各國的相互隔斷，經濟停擺，供應鏈斷裂。全球化4.0戛然而止。

　　我們已經看到了各種跡象，疫後中國可能會面臨着一個比較被動國際局面。追究病毒源、傳染源，甚至提出索賠，抵制中國收購，高新技術對華隔離，國際反華、排華的浪潮已經初露端倪，未來全球極有可能形成一股去中國化的洶湧潮流。

　　其實，本輪全球化早一兩年的時候已有式微之勢。英國退歐，美國退羣，發起貿易戰，洲際自由貿易興起，都是對全球化的反動。

　　對本輪全球化，本來也有不同看法和反思。代表性的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貿易不平衡造成全球化4.0的終結。WTO的最後目標是三免，免關税、免壁壘和免補貼，但現在的免税是不對稱的，所以美國以“照鏡子原則”向相關國家發起貿易戰。一個被經常舉的例子就是美國收中國汽車關税3%，中國收美國25%。2018年4月美國第一撥提高中國500億美元商品關税，主要是依據這個(文貫中)。

　　第二種對全球化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這一波的全球化是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全球化。一些國家利用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低環保和高補貼，獲得國際競爭力，從而造成了民主國家政府負債，工人失業，企業流失。所以，批評者認為，這一輪全球化，也該結束了，因為它是一個非正義的全球化。

　　第三種批評認為，跨國企業推動的全球化配置資源，使各國競相吸引外資，財富進一步向華爾街和硅谷等大資本傾斜，壟斷集團獲得高額利潤，中產階級、產業工人等多數人權利受損，造成了世界範圍的貧富懸殊加劇和社會動盪。

　　在一些人看來，中國與全球化脱鈎，還有另外的原因：中國入世，是西方想讓中國轉向一個市場國家、自由國家，但二十年下來，希望落空了。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提出，未來全球化必須考慮共同價值觀。全球化正在變為兩個陣營、兩套規則。全球化有可能變成半球化。

　　其實，中國對這一輪全球化的結束已有預感和備案，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 ，並以“一帶一路”為抓手，實施多方位開放戰略，同時着手開發中國超大內需市場。

　第二，中美進入對抗軌道，對抗從貿易擴散到其它領域。但即使出現“新冷戰”，也基本可控。

　中美貿易戰以來，我們一次又一次聽到“針鋒相對，以牙還牙”這八個字。中美關係就像兩條不平行的斜線，越往前走，這兩條線的空間越來越窄，遲早會交叉。我們眼睜睜的看着它們進入不可逆軌道，越來越走向對抗。

　　對於中美走向對抗，有兩個版本的解釋。第一個，修昔底德陷阱。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艾利森引用了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察，他研究古代歐洲城邦國家的時發現，一個國家的崛起，必然要改變現有的世界經濟政治格局，這種改變往往通過一場戰爭。修昔底德的概念現在被很多人用來對標中國的崛起，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權力重新分配，中國走向舞台中央，與美國的碰撞不可避免。

　　還有一個説法是第二經濟大國陷阱。什麼是第二經濟大國陷阱呢?1890年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以來，第一大國與第二大國的博弈從未停止。第二經濟大國差不多每16年更迭一次，英國、德國、法國、蘇聯、日本等曾經的第二大經濟體後來都因為種種原因失去了第二名寶座，經濟走向衰落。當前中國同樣面臨如何避免“第二經濟大國陷阱”的問題(王宏廣)。

　　當“新冷戰”這個名詞最早出現的時候，很多人不以為然。2014年，一位中央領導人帶隊在美國進行中美高層對話時説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中美是全球經濟的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 他進一步解釋，“中國雖然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但仍然只有美國的55%，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8。更重要的是，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塑造世界經濟秩序的各種規則仍然由美國主導。”

　　但是，此時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不在中方了。美國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正式把中國列為主要競爭對手，也就是頭號敵人。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成為美國外交、國防的主要工作目標，成為朝野、兩黨、兩院共識，甚至成為全體美國人的意志。兩院所有涉及到遏制中國的議案几乎都是全票通過。

　　2018年4月份，美國對中國發起關税戰，第一輪是針對中國500億出口商品，之後，中方“針鋒相對，以牙還牙”，雙方層層加碼，與2019年底簽署第一階段的協議。協議詳情我們不得而知，但這注定是一場非對稱戰爭。中國出口美國4000億美金，美國出口中國1500億美金，順差達2500億。如果以牙還牙，我們的缺口是2500顆牙。如果對中國出口商品關税全覆蓋提高，對中國東南沿海外向型製造業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不只是關税戰，緊接其後的是輿論戰、技術戰、人才戰、金融戰。

　　由美國等西方國家發起的調查中國病毒源，向中國索賠的國際圍剿，最終很難取得實際效果，意在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實則是輿論戰。美國將中國駐美新聞機構定性為政府代理，就是想釜底抽薪。

　　如果説關税戰是中國受到外傷，技術戰中國可能受的是內傷。中國在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上的企業已經加起來有近百家，這是對中國高新技術的精準打擊，某種程度上放緩了中國科技的進步。

　　美國大學一些高新技術專業，對中國留學生、學者開始限制交流，我們千人計劃名單，成為CIA的工作地圖，人才戰已經拉開。

　　按照入世承諾，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走向資本項下開放。中國作為新興國家金融體系，與美國的人才優勢、金融工具儲備,差距較大，必須警惕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地位壓制中國，壓制人民幣，發動非對稱金融戰。

　　需要提防，局部熱戰。“南海裁決”後，美歐鷹派圖謀南海生事，不可不防**。但中美熱戰有可能嗎?幾乎不可能。就如同是多年夫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巨大，易合難分。中國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亞，徹底切割不可能，熱戰解決不了問題。**

第三條，全球主要經濟體進入衰退期，有可能成為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

　　新冠疫情黑天鵝導致全球經濟大停擺、硬着陸。全球疫情已經持續近一個季度，對世界經濟最終傷害到什麼程度，取決於疫情何時結束，疫苗和特效藥何時面世，張文宏教授預測要到10月份前後，還有專家預測是兩年。根據目前情況判斷，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已不可避免，有的經濟學家稱為大衰退，有的稱為大蕭條，李楊教授發明了“新型長期蕭條”。

　　新冠疫情對中國企業形成三波衝擊。第一波的隔離和交通阻斷，造成生活、生產癱瘓，需求、供給停滯，使春節前後的商業、服務業、旅遊業、娛樂業停擺，損失慘重。消費者居家隔離，旅遊凋敝，電影院線、遊輪公司、航空公司、服裝公司、飛機製造商瀕臨破產。

　　第二波，國外疫情爆發，沿海外向型製造業企業出口受阻，商品積壓，復工卻不能復產。製造業停工停產，實體經濟末端開始出現困難，現金流枯竭，失業潮、倒閉潮接踵而來。疫情首先實體危機向上遊，向金融各個領域傳導，向家庭傳導，資產負債表普遍惡化。存量經濟大面積滅失，經濟基本面快速潰敗，企業、家庭承受最終的財富損失。

　　第三波，由於長時間的隔離管控導致供需不暢，產業鏈斷裂。疫情的長鞭效應，使企業遭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次生災害，越往產業末端受損失越大，複雜細密的全球產業鏈出現 紊亂，短期衝擊變成了中長期衰退。

　　疫情對各國企業的影響過程大抵如此，只是順序相反，而傷害可能更重。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與戰爭不一樣。戰爭破壞需求方，但戰爭需要工業，需要強大的製造業和供給能力，戰爭期間的工廠都是開足馬力的。所以，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不似戰爭，甚於戰爭。由於中國石油消費陡降，全球石油價格暴跌，引發全球金融震盪，資本市場八國熔斷，世所罕見。

　　與所有危機一樣，疫情的變化過程，大致也分為四個階段，孕育期、爆發期、平台期、回落期。中國已進入回落期，發達國家疫情目前已在平穩可控狀態，進入平台期。但現在最大的不確定是南半球，非洲、南美。印尼、印度、尼日利亞開始爆發，因為居住條件落後，醫療基礎薄弱，南半球疫情的前景不容樂觀。全世界研究貧困問題的專家如戴維斯·蘭德斯 等，都認為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熱帶地區病毒多，持續性時間長，進而影響到財富創造。新冠疫情到達南半球，將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

　第四條，疫後世界經濟分工格局面臨重構，全球產業鏈將出現區域化、收縮化趨勢。

　　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就已經開始。金融危機之後，歐美各國開始重視實體經濟，美國提出迴歸製造業，英國提出再工業化，德國出台工業4.0。中國2015年提出來“中國製造2025”，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有一個比喻，大體可以形容全球製造業格局和分工，美國是這個世界的大腦，引領信息技術革命，德國、日本是這個世界的心臟，提供多動力，如半導體、機電設備，中國是這個世界的四肢，幹一些普通製造的力氣活。也就是説，中國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下端，但加工製造的中心和基地在中國，即所謂世界工廠。

　會不會出現全球價值鏈的重構?疫情期間，日本部署撤回工廠，美國白宮經濟顧問也提出美國工廠撤回本國。其實這還是2008年後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持續，疫情只是加速了這一過程。當然，疫情的應對，也提醒各國開始考慮產業鏈的完整性，尤其是重要物資產品的供給，需要安全和效率雙重原則，不能完全依賴國外。即使是中國企業，也意識到產業鏈過長、過於複雜帶來的脆弱性。疫後，全球產業鏈的收縮將是預料中事(劉志彪)。

　　全球產業鏈收縮，對中國弊大於利。因為中國進口少，出口多;其中，進口的關鍵產品與核心零部件多，出口的普通產品多。中國對全球產業鏈是強依賴，而全球產業鏈對中國是弱依賴。中國的產業鏈大致是三重鏈，全球產業鏈、東亞產業鏈、國內產業鏈。中國全球產業鏈收縮的情況下，可以守住中日韓為主的東亞產業鏈，如果東亞產業鏈出問題，只有深耕國內產業鏈了。

　　但是，中國製造業有四大獨特優勢，全球無法替代。工業門類齊全，幾乎無所不包;製造能力強大，普通製造產能甚至過剩;超大的國內市場，內需潛力全球第一;有效的產業政策，集中化體制可以自上而下，有執行力。

　　中國的巨大市場優勢在全球化收縮之後將更顯突出，新一波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稱為必然選擇。中國的超大內需市場和完整產業鏈得益於國內統一市場，因此，國內產業鏈和內需市場的進一步提振，將有賴於商業互聯網基礎上的工業互聯網，以及補上城市化欠賬，擴大中產階層，提高中產階層收入。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產業政策的樣本，也是中國政府決心迴歸實體的標誌，遭美國鷹派非議，在所難免。這是中國政府圖謀由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型升級的行動綱領，包括九大任務、五大工程、十大領域。該綱領提出經過三個十年的努力，到2045年，進入與美國並駕齊驅的世界製造強國領先位置。據中國工程院專家分析，目前，世界製造強國分為四大陣營，第一陣營美國，第二陣營德國、日本，第三陣營中國、韓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第四陣營印度、巴西、阿根廷等。

　　目前的中國製造正面臨着來自三方面的挑戰，處在突圍階段。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圍堵，模仿式創新越來越難;普通製造業，又面臨東南沿國家的追趕;而國內製造業的要素成本全面上升，比較優勢衰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價格、低效益、低品牌“三高三低”問題也沒有根本性解決，供給側改革尚在途中。

　　疫後，有可能出現產業鏈的部分外遷，中國企業應當未雨綢繆，化危為機。一是補鏈，謀求在全球價值鏈的提升，二是縮鏈，向市場終端靠近。如果能通過全球產業鏈重構，加強研發和自主創新，提高國內製造業平均利潤率，吸引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倒是中國製造業鳳凰涅槃一次機會。

　第五，未來幾年可能是民間經濟和社會力量大倒退的時期。

　　疫情發生以來，很多臨時性的措施都是強化政府力量，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權變得異常之大。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擔心，突發公共性事件會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極端，未來社會將變成一個應急常態化的社會。

　　政府的公共衞生、公共安全等責任大為擴展，其賦予的權力也相應擴大。政府從調動資源逐步滑向配置資源，社會力量和民間經濟的空間必然要縮小。

　　《未來簡史》作者赫拉利將疫情應對比作一場社會實驗，極權主義監視與公民賦權之間的選擇，將是疫後各國會普遍面臨問題。監控將無遠弗屆，甚至會出現皮下監視。個人隱私、公共空間被極端壓縮。

　　疫情應對，醫療衞生成為輿論焦點，各國開始反思醫療衞生體制。醫療改革產業化、市場化，是失敗?還是成功?民營醫院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中國國內對莆田系民間醫院的議論也再度成為熱詞。多數人呼籲加強公立醫院建設，政府可以無償徵用民營醫院。

　　為恢復經濟，各國政府紛紛祭起凱恩斯主義的衣缽，出台刺激政策，老基建，新基建，以鉅額投資拉動需求。在中國，宏觀刺激的差別性政策往往造成國進民退的實際結果。

　　成熟的社會結構是三元結構。政府、企業、社團，分別對應人類的三種需求，政府滿足安全需求，企業滿足財富需求，社團滿足公正和歸屬感需求。三元各歸其位，缺一不可，既相互支撐，又相互制約。三元社會是一個平衡而富有活力的社會，進入互聯網時代，社交極大延展，為民間組織發育又提供新的土壤。

　　政府、企業、社團，三者不是縱向的屬下關係。在一些西方國家，近年出現強企業、弱政府、弱社團的情況，跨國公司和大財團過度擴張，向政府和社團滲透，政府職能扭曲，社會公正缺如。東方的情況相反，兩種組合最多：強政府、強企業、弱社團;強政府、弱企業、弱社團。而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本次疫情中，社會組織發揮的作用就大不如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甚至也不如2003年SARS。中國紅十字會就是一個尷尬的縮影。

　　由於西方社會的多元性，疫情期間中國的外交應對就顯得很不對稱，生硬而且手忙腳亂，只有政府一極在單打獨鬥，很多時候還是雞同鴨講。民間力量和第三部門過於薄弱，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軟實力和巧實力大打折扣。

　　各國“強人”頻出。普京“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傳言不知真假，倒也貼切。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印度總理莫迪，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朝鮮金正日、沙特王儲薩勒曼，強中自有強中手。各國元首越來越個性，越來越強悍，強人們相互模仿，競相出格。特朗普式的專制，越來越不受制約，社團組織、民間經濟和第三部門卻出現大倒退。

　　第六，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將普遍下降，貧富差距持續拉大。

　　疫情的長鞭效應正在顯現。經濟停滯一月與停滯兩月，其損失並不是一倍與兩倍的關係，而有可能是生與死的關係。生產生活鏈條上一個環節的缺失，將會導致一系列的經濟混亂，越往鏈條的尾端，損失越大。除基礎設施的運行以外，人類已經失去一個春天。中國人沒有過年，情侶們沒有看電影，全球的女性沒有購置春衣，大多數的飛機趴在停機坪上。處在這個鏈條上的所有企業、所有人都將面臨效益或福利的滅失。

　　尤其是分佈在三產和實體經濟末端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十分脆弱，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對居民生活形成直接壓力。有一組數字大致描述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過的56789。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佔税收貢獻的50%，投資貢獻的60%，技術創新的70%，就業崗位的80%，企業總數的90%。這種經濟結構，反應在疫情後的統計數據上就是，企業庫存增加，負債增加，失業增加，税收下降，進出口大幅下降，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下降，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同時，整個社會及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普遍惡化。

　中國投資的活水之源是民間經濟，未來投資面臨枯竭;疫情造成的人口傷亡涉及千千萬萬家庭，生活困難，消費鋭減。投資預期、消費預期雙雙下降，傳統意義上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幾乎同時熄火。

　　鑑於隔離和失業導致的生活困難，西方國家拿出真金白銀大力度救濟居民，中國各地政府也向市民發放各類消費券，補給生活，啓動消費。各國政府還紛紛出台了中小企業免租免息等救亡圖存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以往“六穩”的基礎上，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這可以看作是疫後中國經濟社會工作的底線思維。

　　企業先活下來，居民先吃飽肚子。已經有人在屯購糧食、屯現金、屯黃金。各國開始增加物資儲備，甚至禁止糧食出口。人們的恐慌心理已經從最初的防病毒，轉到防飢餓。社會各階層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已開始主動降級。

　　疫情將加劇貧富差距。病毒正在發揮對窮人和老人的篩選淘汰機制。低收入階層的負擔加重，一批中產階級將因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進入窮人行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因為醫療體系、居住環境、人口密度、社交隔離、沒有充足經濟資源等原因，無力應對疫情，從而再次墜入失敗國家。

　　第七，疫後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將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 有些變化可能是方向性的，起點性的。

　　疫後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商業模式的變革，雖然不是很明朗，但已經出現革命性、方向性的苗頭。2003年非典之後，中國大陸出現了電商和快遞的飛躍式發展，得益於電商和快遞，中國大陸殘存多年的區域市場行政分割難題，幾乎一夜之間解決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使資源配置效率出現革命性變化，中國市場經濟進程由此向前邁出一大步。

　　這次疫情之後，三產尤其服務業的改變將是最大的，這種改變或許從發達國家開始。疫情對美國衝擊最大，美國三產服務業佔到國民經濟80%以上。疫後，傳統服務業，現代服務業，都可能呈現出新的理念，新的業態。

　　人們的消費模式、生活方式會更加趨向保守性、戒備性。人與人的頻繁接觸，從心理上會有深刻而細微的改變。距離感深植人心。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會朝非集聚、非接觸方向發展，非接觸、非集聚性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將會有新的爆發點。製造業將進一步服務化、個性化，但將是遠程智能方式。

　　無人生產線、無人工廠將替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橫向產業鏈得到提升，產業集羣進一步壯大，但縱向產業鏈收縮，產業鏈風險與安全成為產業佈局的重要因素，全球產業鏈將更多的被區域產業鏈和國內產業鏈代替。

　　未來的消費模式，將更加註重健康衞生。與生物醫藥健康相關的消費和產業會快速發展。消費需求在馬斯洛需求論的最低層次上開始放大。與居民生活相關的現代農業、食品工業等基礎性消費會有所提升。

　　宅經濟、宅消費成為熱點，雲上生活、雲上辦公將日常化，人類快速進入到AI社會。智能加網絡將惠及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角角落落。通信運營商、電商平台、支付平台將被賦予新的功能。

　　馬斯克正在進行一項雄心勃勃的太空互聯網計劃。隨着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5G網絡、數據中心等領域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廣泛應用，虛擬社區、虛擬社交成為主流形態，智慧城市、智慧社區、智慧交通快速發展。

　　大數據使每個人成為中心，如同微信在抗疫過程中的作用一樣，社會經濟運行將依靠數字化、虛擬化支撐。大數據是未來的石油，數據資產、數據隱私、數據安全、數據戰爭，都將被提上未來議程。

第八，民粹主義泛起，文明衝突有可能演變為種族衝突。

　　疫情爆發之初，一些西方人以為與2003年的SARSI一樣，只限於東亞和黃種人。當發現病毒在本國也快速爆發，一種氣急敗壞的心態，滋生了一系列扭曲的言行，別有用心的政客煽動反華排華情緒，以追責和清算作為心理補償。

　　傳染性病毒最容易和種族聯繫起來。病毒產生以及病毒傳染，往往與特定區域、居住環境、生活習慣和飲食文化有關，歷史上對病毒的命名就記載了這種認識。但人類對病毒的認識，至今還在初級階段。未來，科學家或許最終給出答案，也還會有新的病毒，普通人應該調整心態，做好與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

　　1989年夏，福山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1990年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之後的1993年，福山的老師亨廷頓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明的衝突》，把世界的文明劃分成八大文明。亨氏認為人類將進入到一個文明衝突的階段，2001年發生9·11事件，亨氏一讖成真。

　　各國之間的隔絕狀態持續下去，必然助長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誇張的説，疫後地球人打量對方的眼神會不一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網絡媒體謊言漫天飛，仇恨如毒藥擴散，全世界出現信任危機。國家衝突表現為文明衝突，文明衝突進一步演變為種族衝突。

　　愛國主義的後面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後面是種族主義。這之間的界限很難把握，愛國主義有可能滑向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民粹要達到自己的“多數人利益”，往往藉助於民族主義來構建共同體。近些年，一些國家民粹主義泛起，成為一股逆全球化力量，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就是例子。事實證明，對內的民粹主義都是對外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均是雙刃劍，處理不好，會傷及自身。

　　民粹主義有時候是包裝着愛國主義的外衣，成為藏污納垢之地。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導致世界不穩定的原因之一，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民粹主義泛起的結果，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的土壤都與民粹有關。

　　在中國，疫情初期的愛國與疫情後期的愛國，出現了撕裂。方方日記最初連載，看得網友們鼻涕眼淚，很是感動，但後來聽説方方日記拿到國外去出版，網友立刻變的十分對立。愛國還是賣國，一本日記變成主義之爭。《紐約時報》頭版上暗含種族歧視的標題，引起中國政府和民眾的一致聲討，甚至引起了一場互驅記者的外交糾紛。

　　中國經過40年快速發展之後，民粹主義心態不可不防。各種“厲害體”、“嚇尿體”，一方面宣揚民族自豪感，顯擺秀肌肉，另一方面，民眾的心理卻變得十分脆弱，一言不合，就發起抵制活動。當疫情從中國向全世界蔓延的時候，中國互聯網上出現幸災樂禍的言論，而不知中國的出口即將停擺;支援歐洲的醫療隊不論是出發還是撤回，網上總有各種奇奇怪怪的解讀。國內自媒體“疫情下各國悲慘狀況”、“哈薩克斯坦渴望迴歸中國”等等網文，鋪天蓋地，一度引發外交紛爭。

　　移民問題困擾歐美多年，中國也正在面臨這一棘手問題。廣州的黑人羣落在疫情期間如何隔離，就提前暴露了箇中尷尬。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性大國，非洲移民快速增長，把握移民政策與種族融合的尺度將是越來越現實的問題。

　　在那些盛行等級制的國家，不知不覺中就會出現種族歧視。印度等國盛行等級制種姓制度，等級高下暗含種姓優劣，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等級高下。有專家指出，世界大國近年不同程度出現印度化趨勢。

　　第九，中國將有可能重啓改革，釋放增長潛能，率先走出經濟低谷。

　　中國這40年有一條法寶，經濟下行，就馬上想到改革。改革是發展的根本的動力，40年來屢試不爽。這比大基建、新基建這些刺激更有效。原因很簡單，刺激不是長久之計，必須從機制上、體制上解決動力問題。如果説基建能夠一直刺激經濟增長，美日歐這些長期低增長的國家，難道不知道搞基建嗎?

　　如果疫情長期化，各國經濟將從常規增長模式，進入到危機增長模式。中國要突破困境，不僅要有刺激政策，還需要啓動實質性改革，釋放增長潛能。湊巧的是，中國既有實施刺激政策的優勢，又有體制機制改革的空間。結論是，中國有望率先走出衰退。

　　疫情持久化，消費者行為、政府行為都會有一些不可逆變化，市場萎縮，競爭加劇，資產價格下跌，交易成本上升，全球產業鏈重構。1930年代大蕭條產生了凱恩斯經濟學，現在安全與發展等一系列難題擺在了經濟學家們的面前，迫切需要經濟學創新，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中國與美國，機制上相互滲透，體制上相互借鑑，制度上相互競爭。從疫情應對來看，制度的意識形態邊界越來越模糊，加強政府的作用成為各國共識。中國在機制體制的借鑑轉型上，以人民為中心，可以更加進退靈活。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道路的關鍵選擇。2014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這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該決定還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六年，在資源配置和政府治理改革方面已取得長足進展，尤其疫情發生以來，改革明顯加快。走出衰退，中國需要高標準市場經濟。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分類提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的改革方向和具體舉措，部署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運行機制。

　　走出衰退，還需要高層次開放。2020年4月起，中國金融市場正式開放。金融服務行業和資本項下開放邁開實質性步伐。國外的券商、保險、期貨公司，以及信用評級機構，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甚至可以開全資公司。

　　走出衰退，需要加快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設，拓展內需市場。4月9日，國家發改委發佈《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提出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以及超大特大城市逐漸取消郊區新區落户限制，正式宣告了我國區域發展思路的重大轉變，即從限制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流入和邊際擴張，轉變為將中心城市和城市羣作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

　　希望後續有更具實質意義的關於保護產權、保障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和改善營商環境的政策法規出台;也希望存在供給短缺的民生領域能早日破除壟斷，放松管制，真正啓動這一最具潛力的內需市場;各地各產業園區還應及早拿出預案，應對產業鏈外遷，對沖企業外遷意願。

　第十，中國始終是地球上的特殊一極，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將決定世界走向，中國格局決定世界格局。

　　中國現在是GDP意義上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GDP並不完全代表國力,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仍排在世界二十名左右，中國的人均GDP更是在全球七十名以外。當今中國在世界上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和諧、不相稱，均可以看作是第二、第二十、第七十之間的不和諧、不相稱。總量和素質之間有張力，總體和個體之間有張力，速度和質量之間有張力。我們的心理定位是世界第二，但我們的落實手段和實際表現往往是世界第二十，甚至是第七十;我們的對外姿態是世界第二，但具體到國內民生和感受並不盡然;我們有世界第二的胸，但不一定有世界第二的胸懷。

　　仔細分析GDP的內涵、GDP的結構，中國經濟提質轉型任務甚重。中國GDP的科技貢獻、價值含量比美日歐有差距，中國工業產品的品質、品牌、壽命與發達國家還有相當距離，大多處在微笑曲線的底部。低質低價的“中國造”和畸重畸高的房地產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比過大。

　　中國的創新多是1-N,而0-1的創新少。以諾貝爾獎為例,美國掌控了全世界70%的諾貝爾獎人才和成果，而中國只有人工合成胰島素、雜交稻、青蒿素等為數不多的世界級發明。中國最好的大學排不進世界前20名，世界級的學派和學術大師也是寥寥無幾。由於基礎科研力量、技術資源配置機制和人才培養能力的欠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考驗。

　　以“雙車”(汽車、高鐵)為代表的先進製造，我們靠市場換技術，解決了大部分問題，但以“雙機”(手機、飛機)為代表的尖端製造，關鍵技術仍然受制於人，芯片、操作系統、航空發動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比較優勢、後發優勢在遞減，正如任正非所説，我們已經無可模仿，到了無人區，現在需要自主創新。

　　中國的教育部長提出要把中國建設為教育強國，甚至各個部委也都制定了相應的目標，如科技強國、工業強國、健康強國、文化強國等等。但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如何達成?最起碼的條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充分吸收、積極交流以及國內自由寬鬆的學術氛圍。中國的國資委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就應該保證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規範的公司治理制度。如果中國各個行業的崛起不是基於開放和法治，而是要放棄國際交往的基礎和普遍規則，中國崛起的難度和相容度也就大大增加了。

　　向世界推廣中國意願是一門技術活，要低調務實，不輕易出血。一些西方政客誇大中國威脅，譬如中國製造2025、華為的5G技術，完全是為了政治正確，我們不要太當真。而那些投其所好，拿巨大經濟利益交換政治表態的國家，也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不能因為未來的國際願景，而造成現實的經濟拖累。中國必須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堅定不移走現代化道路。

　　即使存在所謂“去中國化”，即使中國遭遇一時的隔離、圍剿，中國註定也要重新加入國際社會。病毒政治化不可持續，價值觀站隊並不可怕。中國人民的勤勞聰明，中國的文化、道德得到各國人民的認可;中國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所謂普世價值並沒有根本矛盾;中國的新一代年輕人，生於互聯網時代，他們中的大多數受到良好教育，他們渴望中國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

　　在人類世界，中國的獨特性將會一直存在。目前，中國這“世界一極”的狀態尚難以描述，中國特殊性的存在仍將孕育着各種可能性。總的來説，中國仍是一個轉型大國，這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疫後中國，面臨近代史以來最重大的歷史抉擇。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越來越重要，某種程度上，中國是自變量，世界是因變量。中國改革影響世界，中國格局決定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