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家主義（Nationalism）説幾句話 （1/2)_風聞

文/老C

假期，又趕上五四，又找了幾篇關於五四的文章看。

讀罷心有所感，寫了一篇關於國家主義（Nationalism) 的文章，比較長，分兩天發：

把Nationalism 這個詞，中文翻譯成國家主義本身就有些問題。特別是中國還有五十六個民族。很容易把這個詞和種族主義混淆。

Nation這個詞，漢語翻譯中大部分情況下都被翻譯為國家，是從人民角度看的國家。

Nationalism這個詞，在現在以民族國家為主的環境下，翻譯上其實譯成國家主義或者國族主義，比國家主義合適的多。

National Flag是國旗，不是民族旗；National Anthem是國歌，不是民族歌。National Emblem是國徽，不是族徽。為啥Nationalism就變成了民族主義呢。

下面我就用國家主義這個詞，以避免把Nationalism 與狹隘的民族/種族概念混淆。

1、

Nationalism 國家主義這個詞，在微博和微信羣上也是一個熱點話題。很多人對中國的國家主義情緒憂心忡忡，戰狼、小粉紅這些熱詞，其實也是對國內國家主義情緒的諷刺。

今天，就講講這個詞。

美國是一個有濃重自由主義情結的國家。美國政治精英們更幾乎是條件反射性地厭惡和醜化國家主義。但同時，美國有趣的地方在於，國家非常強調愛國主義，宣揚讚譽愛國主義，但同時卻醜化國家主義。

愛國主義（Patriotism）和國家主義（Nationalism) 的區別是什麼呢？

難道就是愛國主義是好的，國家主義是壞的？

對美國精英和信仰美國價值觀的國民來説，美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是人類的燈塔，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對美國的愛，是一種信仰，是類似於宗教對地上天堂的信仰。所以，喜歡雙標的美國，在宣揚愛國主義的同時，反對國家主義。

對美國來説，美國人愛美國是愛國主義，是好的。中國人愛中國是國家主義是壞的。

愛國主義（Patriotism)這個詞的來源是希臘語Patrios，大概意思是他人的父親。

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出現更晚，大概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現的。這個詞開始出現時，和愛國主義基本是同義的，可以相互替換，都表達個人對國家（民族）的愛。

韋伯斯特詞典中對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區別做了兩點解釋。第一點是認為愛國主義強調對國家的愛和奉獻，國家主義強調忠誠和奉獻。第二點認為，國家主義強調”將一個國家高於所有其他國家，並將重點放在促進其文化和利益上“ 

然而，個人對國家的愛，和對國家的忠誠，本質上沒太多區別吧。而美國，才是最明確的認為美國例外，美國高於其他國家的。美國的所謂愛國主義，其實更符合國家主義的定義。

西方的話語體系下：美國人愛國，是高尚的愛國主義，中國人愛國，是狂熱的國家主義。

美國NFL球員因為在奏國歌的時候下跪，被特朗普公開批評，其後失業找不到工作。中國類似的情況，被網絡批評兩句，就呼天搶地説被迫害了。

美國對國家主義這個詞的醜化，也通過把Nationalism 和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聯繫到一起。比如 White Nationalism，就指代主張白人至上和強制種族隔離的白人種族主義者。’

二戰後，西方對Nationalism有持續的醜化和攻擊。比如維羅裏認為愛國主義是愛民主價值觀和自由生活方式，而國家主義倡導國家（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統一。

這不就等於説，如果一個國家符合西方價值觀那一套，愛國就是好的愛國主義，不符合西方價值觀那一套，就是壞的國家主義嗎？

這難道不算雙標？

奧威爾認為，愛國主義意味着特定地方和特定生活方式的奉獻，人民相信是最好的，但不希望將它強加於人。愛國主義本質上是防禦性的，不管軍事還是文化上的。而國家（民族）主義的目標是為其民族攫取更大的權力和更高的威望。

奧威爾的話沒錯。但按這個標準，中美兩國，哪個國家是進攻性的？誰搞文化和生活方式輸出？誰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和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我覺得不是中國吧。按奧威爾的標準，美國才是進攻性的國家主義，中國是防禦性的愛國主義吧。

2、

前文説到，國家主義大概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隨着民族國家的產生和強化而出現的。西方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法國大革命是歐洲國家主義的開端。法國大革命不僅激發了法蘭西國家主義思潮，還對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區的知識分子起到了極大影響。

1793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新生的共和國政府頒佈了大規模徵兵法令，號召全體人民無分老少參加國民自衞軍保家衞國，這也是現代國家主義的最初表現之一。國家主義動員全民的力量，讓法國以一國之力，幾乎征服了整個歐洲大陸。

隨後，歐洲國家主義浪潮，幫助德國、意大利完成了國家統一，也讓希臘，塞爾維亞等國家從奧斯曼帝國手中獲得獨立。一戰後，西方國家一方面譴責”國家主義“，一方面把”國家主義“衍生的”民族自決“原則做為處理戰後事務的原則，建立了波蘭、捷克、匈牙利等一系列民族國家。

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國家發現，國家主義能賦予國家難以想象的巨大力量。而一戰中，各國通過國家主義而動員的軍隊和工業生產，遠遠超出了傳統王朝國家所能想象的。

二戰後，對西方來説，國家主義浪潮給予了西方殖民地追求獨立的意志和力量，最終導致了歐洲殖民帝國的崩潰。對已經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西方來説，國家主義浪潮對他們已經沒用了，反而影響他們在世界上的利益。於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就全力倡導自由主義。

二戰後，美式自由主義統治下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對國家主義的負面描述也越來越多。

吉爾平 (Robert Gilpin) 把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分為三類：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確實是以階級為核心，而不是以國家為核心的，是國際主義而不是國家主義。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e）就是國際主義。

米爾斯海默則把意識形態分為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和更強調集體的國家（現實）主義，他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與現實主義/ 國家主義天然對立，而在現實世界中國家主義爆發出的力量更強於自由主義。

3、

西方十九世紀發展出的現代國家主義思想，具有極其強大的力量（辯證的看，這種力量既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而中國的國家主義思潮產生，要到二十世紀以後了。

民族國家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共同的文化和國民認同。在過去的中國，除了讀書人階層，一般百姓階層是幾乎沒有的國家認同。在鴉片戰爭期間，當清軍奮戰抗擊入侵中國的英國人時，許多老百姓賣水、食物和其他補給品給英國人，甚至給他們指路帶路。

拿現在的標準看，這是十足的叛國行徑，但當時很正常。歷次中外戰爭，少數民族統治的清政府都沒有辦法動員全民參與抗戰。

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幫助扶梯子看熱鬧的國人

1904年的日俄戰爭，兩國在東北交戰，清政府默默的當吃瓜羣眾，俄國和日本劃分東北權益時，清政府毫無發言權，在滿不在乎，中國國內也毫無反響。

然而，一戰後，列強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劃給日本時，情況就不一樣了，爆發了五四運動。

1919年五四運動的最重大意義，就是喚起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

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傅斯年説：”五四運動之前，總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難説”，“（五四後）我才覺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激動了青年的內心，沒落了北洋的氣焰，動盪了社會上死的寂靜”，“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

五四運動的旗幟就是Nationalism，就是國家（民族）主義。用梁啓超的話來説：“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種是民族的精神，第二種是民主的精神。”在這裏，國家（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互為表裏。今天的中國，大家在互聯網上發表言論，互相爭辯，其實也是這種國家（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互為表裏的體現。

五四運動，也是一些受西方影響的天真自由派思想幻滅的開始。

五四運動前夕的思想家，大多信奉世界主義、大同主義。蔡元培在為《學風》雜誌撰寫的《發刊詞》中鼓吹“完全世界主義”。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的發刊詞中説：“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美國總統威爾遜被國人認為是聖人。胡適寫道：對外應“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是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義也。”

凡爾賽和約給了中國知識界一個很大的打擊。剛剛樹立起來的普世價值觀又動搖了。

1919年5月4日，陳獨秀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隨感錄中寫道：“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5月18日，他在另一則隨感錄中感嘆道：“現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敵不過強權的時代！可憐為公理破產的比利時，所得權利尚不及親德的日本，還有什麼公理可説？“

今天的中國，和當時的中國也有類似之處。美國的霸權主義，Covid-19疫情中的甩鍋，抹黑中國，西方各國的態度，也讓很多被”普世價值“迷惑的國人，看清了國際社會中公理敵不過強權的本質。

五四運動後，中國人最終認識到，不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不發展現代民族意識，便不可能進行充分的民族動員，便不可能自強。

梁啓超對國家（民族）主義的評價是：“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焰，磅礴衝激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

民族（國家）主義並不是進攻性的，是他族不得侵我之自由，我亦不會去侵他族之自由。

中國提出，中國、印度、緬甸三個新興的民族國家聯合倡議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 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民族國家之間交往的典範。

4、

五四運動形成的國家主義浪潮，其實還是侷限在知識階層，並沒有深入到最普通的老百姓層面。而中國全民動員和全民民族意識的形成，還是靠抗日戰爭。抗戰讓每一箇中國人知道了國家意味着什麼，沒有抗戰，同樣沒有今天的中國。

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説：“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這裏的感謝，就是抗日戰爭使中國做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最終成型，抗戰讓中國人民團結起來了。

今天的中國，比100年前，1920年的中國強大很多。但今天，中國碰到的局面，和1920年有類似之處，都是面對一個比自己強大很多的對手。而和這個對手直接的利益衝突，又是難以調和的。

1920-1930年，日本內閣確立了在亞洲建立絕對霸權，並伺機爭霸全球的國家戰略。而中國的資源，是日本國家戰略所必需的。當中國的無可爭議的領土 - ”滿蒙“被認為是日本的生命線時，兩國之間的關係，就難以調和了。

日本需求是亞洲的霸權，亞洲的霸權需要佔領中國，至少佔領”滿蒙“。而中國的需求是生存和領土，至少法理上的領土完整。兩國之間的矛盾就無法調和。

中國不是沒有嘗試過妥協，談判，但雙方的差距無法調和。中國要求至少法理上的領土完整，而日本絕對不可能放棄對”滿州“佔領。

現在我們知道，九一八之後，中國和日本是無法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日本的胃口無法滿足。但當時，很多中國人，認為是可以和日本妥協的，談判的。

即使在七七之後，汪精衞還是認為可以和日本人談判，可以曲線救國。但最終，日本人的條件擺到桌面時，就是和汪一起出逃的高宗武和陶希聖，都無法接受，最終逃到香港，披露了汪精衞的賣國條約。如陶希聖自己所言：”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發覺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發覺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兩個國家，如果國家戰略目標上存在根本衝突，靠弱勢一方妥協是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的。因為弱勢一方妥協後更弱，強者更強。那麼強者一定會要求更多，直到自己的戰略目標完全達到。

蘇洵的六國論，就説出了弱者妥協讓步的後果。“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慾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

妥協的目的是形成新的均衡。如果為爭取更多時間而妥協，妥協前提是你能比對手更好的利用時間，縮小差距，最終還是要形成新的均衡。

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在國家利益上的根本衝突，是無法靠妥協解決。而妥協爭取到的時間，也無法縮小兩國之間的國力差距。所以對當時的中國來説，妥協讓步是沒有出路的。

最終，還是靠堅決的抵抗和鬥爭，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徹底解決了二十世紀困擾中國五十年的日本問題。日本再也無法壓制中國的發展。

晚清至1949年的中國，是從一個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樣，沒有國家主義思潮，沒有全民的團結，就沒有今天的中國。

余英時説：“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經歷了三次政權的變更：一九一二年滿清讓位於中華民國；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國民黨政權；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政權。我們稍一追究這三次政權移轉的歷史，便不難發現，其原動力無不來自民族（國家）主義。”

推薦兩本書《1946現代國家的形成》和《野蠻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可以看看二戰後，居住在東歐（割讓給波蘭的德國領土，捷克蘇台德區）的德國人遭遇了一種什麼樣的報復和對待。

沒有國家的民族，是無法擺脱悲劇的。

5、

百年前，在1920年-1937年，中國的國家（民族）主義情緒，是否有正面意義？是否過激？

那時，軍事上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政府攘外必先安內。國家主義情緒主要反映在經濟上的抵制日貨上。

1919年因為中國無法收回山東權益而引發的五四運動，中國的學生及知識分子提出了抵制日貨的號召，獲得工商界和民間的廣泛支持。部分地方商會議決“與日本斷絕工商關係”，民間罷買日貨，工人拒絕到日資工廠上班，學生更出動檢查是否有人在使用、販賣日貨。

學生們成為“運動中的警察”，監督商店和小販、破壞日本廣告牌等。更火爆的集中燒燬日貨行動，在全國各大城市推廣，運動迅速擴展到商人、商會、手工業者、勞工等各階層。

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教授雷邁（C.F.Remer）等在1933年指出，中國抵制日貨的途徑從行會抵制發展到社會化的強制抵制，最後甚至發展到以暴力流血為保障手段的強制抵制。“九·一八事變”後的抵制日貨，在不少城市都發生了拘禁、遊街、甚至處死違規商人的行為。

“九一八”事變後一個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在天津，有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據當地的《庸報》報道，有人發現宋則久的商店賣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紐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紐扣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主管，並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茅盾在《林家鋪子》裏這樣寫：“林小姐的一雙手在那堆衣服裏抓撈了一會兒，就呆呆地站在牀前出神。這許多衣服和雜用品越看越可愛，卻又越看越像是東洋貨呢!全都不能穿了嗎?她愛這些東洋貨，她又恨那些東洋人;好好兒的發兵打東三省幹嗎呢? 不然，穿了東洋貨有誰來笑罵。”

如果我們用現在的標準評估，那時的國家（民族）主義情緒，肯定是嚴重過激了。

但1920-1937年的反日鬥爭，還是有很大正面意義的。

首先，1920年-1930年，中國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成果。從日本處收回山東，收回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收回威海衞，部分收回關税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多雷西·歐查德(DorothyJ.Orchard)及其研究團隊收集了中、日、美各項經濟數據，認為羸弱的中國得以成功收回國權，其幕後推手正是經濟抵制這一重要武器。

這種經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中國工商界和民眾一道，抱着決死精神，不惜自殘，以小博大，以弱戰強。

其次，“抵制日貨”運動，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幫助，國貨商們更是不失時機地利用高漲的愛國熱情宣傳自己的產品。最著名的例子當數南洋煙草公司，它利用抵制日貨的時機大打國貨牌，獲利豐厚，一度與英美煙草公司相抗衡。

南洋煙草公司的愛國香煙

美國1930年的研究認為，抵制期間，一些日本商品已經無可挽回地被中國的民族商品所替代，日產的火柴和棉紡織從中國被徹底清除。

過激歸過激，但那時，這些抵制也是一個弱國面對強國的無奈的反擊，敵人是強大的，本身是弱小的，抵抗是艱難的。

其實，美國這樣的世界頭號強國，也幹過類似的事情。

1980年代日本商品橫掃美國。美國也搞過抵制日貨。

美國工人們砸日本汽車

政府官員砸日本收錄機

美國抵制日貨期間，一名華裔青年陳果仁被當成日本人而殺死。

6、

現代國家（民族）主義，具有其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有建設性的一面，當然過激也有破壞性的一面。國家（民族）主義，是弱者面對強者的武器，是弱者擺脱自身被欺壓命運的工具。

今天的中國，和百年一樣，面對這一個國力遠勝於自己的對手。

與那時的中日一樣，中美之間，存在國家戰略層面的衝突，妥協只能爭取時間，但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百年前，中國的國家（民族）主義，有過激之處，但整體上是正面的。中國的國家（民族）主義，塑造了今天的中國。

而今天，適度的，防禦性的國家（民族）主義，益處大於害處。

現今的事情，第二篇文章再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