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回憶不得不説的話（修改稿）_風聞

       關於歷史回憶不得不説的話

               （修改稿）

                            2020年5月7日凌晨

      今天看到胡錫進先生的文章《今天請允許老胡為亡父哭出聲》。首先我要向胡錫進先生的父親——建國前參加解放軍的老戰士、長期為國家默默工作的前輩致敬，並請胡先生節哀。但有些話還是不得不説，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胡先生在文章説道：“1966年，我們在北京工廠區的尋常百姓之家被抄。紅衞兵把我們家箱子裏的所有東西都扔了出來，把我的奶奶一把推到地上，罵她地主婆，奶奶坐在地上哭。這一幕是我童年最恐怖、傷心的記憶之一。一直跟兒子過的奶奶被迫從北京回河南老家，孤苦一人，她最後幾年是由我的姨和舅舅們照料。這是個時代的錯誤，父親無力對抗它，就在心裏自責、悔恨了後半生。”

       我也曾聽説過類似的事情，所以想説出來，為大家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的歷史回憶。需要説明的是，與胡先生不同，這件事是我從長輩那裏聽説的，並不是親身經歷——但這並不妨礙我把自己聽到的如實記錄下來，這同樣是歷史回憶。我爺爺有兩個叔伯兄弟，其中一個在北京開飯館（最初是在門頭溝給人家拉煤，後來積攢了點錢，在解放前開了一個飯館）。我爺爺在抗戰前也曾跟着他這兩個叔伯兄弟在北京給人家扛活，“七七事變”以後，他受不了日本人的氣，又擔心獨自在魯北老家的母親，就順着鐵路跑回來了。後來，我爺爺就參加了八路軍，抗美援朝後復員回鄉。他這位叔伯哥哥在解放初定的成分是”個體工商業者“。公私合營以後，國家也為他安排了工作（仍然在餐飲行業）。等到1966年春夏之後，又重新劃分成分，他就被劃成了”民族資產階級“。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因為解放初他的飯館一共有8個僱工，但是其中有老家投靠他的親戚。當時的政策，僱工8人及以上就算資本家。解放初沒有把老家去的親戚算作僱工，所以就把他劃成了”個體工商業者“。      1966年又把老家去的親戚算作僱工，所以他就被劃成了”民族資產階級“。

      他們一家（已經參加工作的孩子還留在北京）是在一個風雪之夜回到老家的——那時候沒有現在通訊這麼方便，但此前已經通過書信把回鄉的大致日子告知了老家的人。村裏人（包括我們家長輩）説起他們一家剛從北京回到老家時反覆強調的就是：”你那個爺爺和他一家人，就別提穿的有多破爛了——就是電影裏的楊白勞也比不上。可是，一進門，人家脱下外邊的衣服，裏面全是筆挺的毛料中山服。“他們一家人在我們家落腳住了幾天之後，就落户在前遊村（我爺爺在宋於村——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我爺爺家老輩子就窮，一直住親戚家。前遊村是他奶奶的孃家，宋於村則是他母親的孃家）。

       村裏對他們一家人非但沒有任何歧視，反而有很多照顧——這裏面固然有包括我爺爺等人在內的“情面”以及鄉親們的樸實感情，但更多的是當時的政策原因。因為看過“傷痕文學”，所以我專門問過不少長輩，為什麼和小説裏説的完全不一樣？大多數人都説不清，只是籠統地説”小説裏的話能信嗎？“。只有我爺爺（以及我爸爸）強調了當時政策的原因——他們兩個人都當過兵，有相當的政治經驗，所以能夠注意到這一點。

      相對我爺爺和爸爸注重從不同時期的政策來解釋，我姑姑和母親這些沒有多少政治理論知識的人對這位從北京來的親戚的回憶就主要是一些生活場景。比如，因為這位從北京來的”大爺“（普通話就是伯父，是我姑姑和母親對他的稱呼，這裏的”大爺“沒有任何貶義或者調侃的意思）”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生產隊裏只好安排他做飯、送飯這樣的輕快活（當時公社的食堂已經解散，但是農忙時還是集體做飯並送到地裏去，以此節省時間）。大家回憶時有一個”保留節目“就是這位”北京來的大爺“用自行車推着乾糧，在土路上”艱難行走“最終全部撒落在地（好在是窩頭這樣的乾糧，不影響吃），引得旁邊幹活的社員哈哈大笑。其實，當時別人都是用扁擔挑乾糧去地裏的。這位”北京來的大爺“不會用扁擔，而且他自己有自行車（當時可是”大件“），所以就用自行車送。即使這樣，他也不擅長在生產路上走。

     實際上，在當時公社的分配製度下，加上他個人的積蓄等原因，他們一家也不在乎掙工分。所以，多年以後，大家回憶起來對他的印象就是經常騎着自行車戴着手錶到處轉。相對於當時的社員，這位從北京來的親戚生活條件當然要好得多。比如他們的孩子雖然也在公社的學校上學，但穿着“一看就是城裏人”。又比如，我母親經常説起的是有一次上堰（就是參加水利工程義務勞動，一般在冬季），這位“北京來的大爺”正好碰見她，就立即到供銷社為她買了一雙膠皮雨鞋——這讓我母親的夥伴們羨慕的不得了。

      1972年還沒有過春節，就傳來消息，説是北京給他落實了政策，可以回去了。因為春節已經很近了，所以他們一家是過完春節又回北京的。這裏要注意的是，“九一三”事件以後，在政策上有了明顯的調整。我爺爺這個叔伯哥哥又重新“落實政策”，階級成分劃為“個體工商業者”，不僅回到了北京，而且工作等也都得以落實。就是在他們被“掃地出門”離開北京回鄉的時候，他們已經參加工作的孩子也仍然留在北京。我也從來沒有聽説他們一家的財產遭到損失。

       接下來我還想説説我曾經工作過的一所學校校長的家庭歷史。 1996年到2003年，我曾在一所城郊小學擔任小學教師。當時我們的校長是共產黨員，他妹妹也在這所學校工作，他們兩人都是通過接班、招工的正式公辦老師。這位校長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少校軍官（除了這位校長的母親外，還有一個老婆），因為有血債而且性質惡劣所以一直被關押到死（2000年左右）。這位校長的母親“是國民黨時期迪化市長的女兒。到北京上學都是坐飛機。”（這是單位同事和村裏人津津樂道的，這位校長也沒有否認過）解放後，這位校長的母親和那個有血債的國民黨戰犯丈夫離婚，回到老家。她先是在當地一所很有名的中學當老師，後來被認為不合適，回到了村裏當小學老師。每當説起這位“國民黨迪化市長女兒”，同事和村裏人除了上述“坐飛機到北京上學”以外，每次一定要説到的是她臨死前還高呼“毛主席萬歲”。我曾經問：“是不是她用這種辦法保護自己的孩子？”——大概當時我還受“傷痕文學”影響吧。這個時候，同事中的民辦老師以及村裏的羣眾，總會説：“那時候的人不像現在這麼精，哪有那麼多心眼。”當時我就很是感慨——夜深人靜時經常想：假如（當然僅僅是“假如”）國民黨打回來了，像我這樣普通共產黨員的後代會是什麼下場？多年以後，看張藝謀的《歸來》，我已經憤怒到“心平氣和”了——歷史的回憶也許可以被悄悄篡改，但人民不可侮！

       當時我在的那所城郊小學，最多的時候也不過20來個老師，但這其中除了這位校長和他妹妹以外，至少（我知道的）還有一位地主的孫子（他的另一個孫子在其他鄉鎮中學當老師）、一位富農的兒子、一位富農的孫女——這已經佔到了五分之一了，而且僅僅是我知道的——這是在距離新中國成立差不多50年（1999年）的時候一所偏僻的城郊小學。這還不説解放後幹部、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人。這些人中，校長因為黨員和領導的身份，言行（至少我見聞的言行）是“中規中矩”的——説鄧的好話，但卻不説毛的壞話。有人攻擊毛，他反而會強調時代的原因。而那位“地主的孫子”則是以公開攻擊共產黨、毛主席，吹捧美國、貶低中國作為拿手好戲——甚至在課堂上對小學一二年級的小孩子也是這樣。他的學生中有一個是我同事的孩子，中午在一起吃飯時，對我説“美國可厲害了，有二三十艘航母，中國什麼都沒有。”。我問他誰説的？這個孩子就説“數學老師説的”。這是1997年、1998年的事情。當時我就不得不經常思考“革命之後幹什麼”——在這所城郊小學的七年，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毛主席。

       説到這裏，我大概又要“得罪”人了——但原則所在，不得不説。今天還看了宋魯鄭先生的《巴黎日記  法國隊員稱自己在武漢軍運會上已染新冠病毒》。我和很多人一樣，非常喜歡宋魯鄭老師的文章，但是宋魯鄭先生的一些觀點我是無法苟同的。比如在這篇文章中他説道“當然，1949年後一直到1978年，中國走向一條靠強調意識形態、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發展道路，實是偏離了馬克思唯物論，特別是生產工具、生產力、科技是人類社會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最終基礎。中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妨看作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復歸。”

       對於新中國的歷史、哲學上唯物主義的討論，顯然不是這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允許的。但我仍要把我的結論斬釘截鐵地説出來：宋魯鄭先生理解的“馬克思唯物論”其實是機械唯物主義，甚至最大的可能是偽裝成機械唯物主義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也就是唯心主義，而且是最惡劣的主觀唯心主義。當然，如果從人家的主觀願望來説，統統説成“偽裝”大概也會冤枉一些人。有人真的是故意偽裝，而且還是惡意偽裝，有人卻在主觀上不一定認識到——但從客觀後果上來説，卻是一樣的。我這個結論大概是要受到不少人的責罵以至謾罵的。沒關係，我相信歷史自有公論。這些年來，我一直推薦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直努力宣傳船山先生對“陸王”的批判，其原因也在於此。希望十年到二十年以後能夠在全國就此展開一場思想解放大討論吧，這裏只是提一句。

      回到歷史回憶這個話題上來。比如説建國初期三十年尤其是1966年——1976年，普通的工農羣眾和幹部、知識分子的回憶就不同。在幹部、知識分子中，基層幹部、一般知識分子和中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又有不同。當然，即使一個家庭中的人，也會因為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回憶。又比如土改，《暴風驟雨》是一些人的回憶，《軟埋》是另外一些人的回憶。

      人的回憶可靠嗎？集體的回憶就是可靠的嗎？學過心理學或者有相當生活經驗（尤其喜歡研究歷史）的人都不難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無論是單個人還是集體的回憶都不是那麼可靠的。這個説法和我上面説的“相信人民”、“歷史自有公論”並不矛盾。（後者是從宏觀的、根本的角度來説的，前者則是從一個具體的歷史時期來講的。）其實，無論個人還是集體，他們的回憶都是可以改變、被改變的——儘管他自己不一定意識到。不得不佩服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片尾不就有這個問題的藝術化表現嗎？

       為什麼要寫這麼一篇文章呢？胡錫進先生仍在悲哀之中，宋魯鄭先生是我們大家喜歡的學者——他的《巴黎日記》等文章仍在發揮戰鬥作用。為什麼還要”挑剔“呢？因為原則！我想起恩格斯曾借用平行四邊形原理講過“歷史合力”問題。只要向前的力量，我們都歡迎、都支持。但是，方向一定要正確，唯有如此，才能不僅保證不偏離正確的航向而陷進泥坑，而且保證形成最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