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檔案觀念在當今米國的體現_風聞

題注：這是2018年《中國檔案報》上我的一組連載文章，共8篇。有些有一定的時效性，有些是結合檔案原理的基本理解。傳統報紙文章，一般只能短小些，讀起來也算輕鬆。本來還想接着寫，但各種原因，為自己放棄了。總標題是集中一起貼出時臨時起的，小標題是原有的。

一、特朗普的麻煩與檔案

當今世界最大的社交媒體面書（Facebook）最近遇到大麻煩，它涉嫌泄露5000萬用户的個人信息。具體來説就是有人利用網絡上的海量個人信息對美國大選乃至之前的英國脱歐公投實施操縱。針對這一事件的國內外評論很多，如何發酵、了結也有待觀察。它同時也是檔案領域面臨的新問題，即社交媒體以及各種網絡應用中形成的個人信息以及發佈內容是否屬於檔案，對其檔案性質的認定以及如何管理、使用，都是新技術條件下全世界檔案工作的新課題。

在人們的印象中，檔案一般都是指紙質文件。隨着技術的發展，圖片、聲音、視頻等也成為檔案的一部分。網絡時代產生的信息量遠遠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有些信息具有重要價值，有些信息無足輕重；有些信息影響長久，有些信息稍縱即逝。面對海量的電子信息，使用手段方式會有很大變化，但檔案的基本原則依然沒變，例如，公開信息如何收集整理歸檔，隱秘信息如何掌握處理。因此，它既是一個新問題，也是一個老問題。簡單説，它涉及到公開與保密的問題。

面書（Facebook）的麻煩實際上是特朗普“通俄門”的延續和擴展。“通俄門”意思是指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特朗普團隊是否與俄羅斯有秘密合作打擊競選對手。由於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言論和政策，“通俄門”成為美國政治鬥爭的一個焦點，它涉及到美國政治最根本的合法性問題。在這一場政治內耗中，人事變遷迅速而頻繁，針對“通俄門”的調查一波三折。雖然有關調查已經對特朗普團隊的“通俄”已經給出否定的結論，但是，這場美國政治的內鬥愈演愈烈。面書（Facebook）事件就是對這一結論的反駁，試圖再次掀起政治巨瀾。本文不對“通俄門”作分析，只是想指出，在“通俄門”已有的調查過程中，關於檔案或者與檔案性質有關的文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通俄門”的調查中，美國政府部門以及共和黨、民主黨都做了各自的調查，形成了多個“備忘錄”。在美國輿論和議會爭執中，這些“備忘錄”是否公開，成為令人矚目的熱點。美國歷史上機密檔案的公開導致政治危機甚至總統下台的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然而，在“通俄門”的較量中，相關的備忘錄並沒有向媒體公開。因此，即便美國有關部門對於“通俄門”已經做出了結論，但特朗普的反對者仍然不依不饒，面書（Facebook）事件就是繼續向特朗普施壓的砝碼。

這個問題涉及到美國建國以來一條重要的憲法原則，即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保的言論自由，或者説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在美國的政治原則中，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毫無疑問已經成為一切其他自由的基礎、前提和保障，以至於美國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民主”國家，關鍵標準之一就是有沒有新聞自由，言外之意就是能不能讓美國媒體進入做隨心所欲的自由報道。

然而，美國憲法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從一開始就收到了阻擊。阻擊力量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涉嫌誹謗的法律界限，其次是個人隱私的公民權利，再次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保密原則。雙方的較量一直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媒體比較聽話，不太為難政府。但越戰期間就不是。有人説美國在越南是敗於美國的媒體。這個説法並不準確。越戰剛開始時，美國媒體其實也很配合美國政府。越戰後期之所以美國媒體越來越反戰，關鍵在於美國政府內部的矛盾被逐步公開化，以至於在很長的時間裏，不斷有人將政府機密文件泄露給媒體，最終導致尼克松下台。

特朗普從競選到上任，與媒體的關係並不好。但我認為特朗普對待媒體的惡劣態度並非他執政的首要麻煩。他最大的威脅同尼克松一樣，即，美國政府的內部矛盾是否會被無底線地公開。目前，特朗普還能利用總統權力阻止公開不利於他自己的各種檔案。這種情況還能延續多久？要知道，當初尼克松面對媒體的不斷爆料，也挺了較長的時間。因此，面書（Facebook）事件在我看來只是針對特朗普的外圍戰，特朗普能否消弭政府內部的離異與內耗，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二、公開性與知情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不久便宣佈要公開當年肯尼迪總統被刺事件的相關檔案，以至於全世界的輿論都期待着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驚天謀殺能在特朗普總統的命令下真相大白。結果卻令人失望。經過美國情報部門一些專業人士的勸阻，特朗普最終沒有公開肯尼迪事件的全部檔案。因此，肯尼迪被刺之謎依然在雲裏霧裏，真相可能還需要等待，也可能永遠不會出現。

特朗普上任後的這種言論也許來自於他曾經是媒體紅人的原因，天真地接受了媒體的論調，要求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因為對於媒體來説，獲得政府機密檔案就能有更多的“爆料”，從而能賺更多錢。然而，特朗普實際上是個政治白丁，沒有從政經驗，對於政治還有不少幼稚的理解。從選舉到上任，“通俄門”不斷地糾纏着特朗普。於是，他很快不再那麼天真。如果説美國以前的政治家以“國家機密”這個黑洞，封鎖了媒體對於肯尼迪事件的窺探，那麼，特朗普則很快意識到他可以用這個黑洞來保護自己。於是我們能看到，特朗普宣稱要公佈肯尼迪事件的秘密檔案，最終不了了之。與之相一致的是，涉及特朗普自身的“通俄門”調查檔案也被封鎖，沒有完全公開。

新聞自由與國家機密的對抗是美國政治長期博弈的一對矛盾。為此，美國新聞界搞出了一系列新概念，例如公開性、知情權等。事實上，人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常常是非常籠統的，似乎公開性就是絕對正確的，知情權就是像人權那樣，是天生的、普遍的。媒體在使用公開性、知情權時，並沒有給出準確、清晰的定義。這些概念被隨意使用，有時就成為媒體為所欲為的特權。當然，這裏所説的媒體是指美國私有化的媒體，與我們所説的“黨媒姓黨”不是一回事。公開性、知情權的炒作，一方面引發美國政府新的對抗，另一方面也擴散到中國，在媒體屬性根本不同的背景下，引出新的矛盾。

從美國政府來説，對抗公開性的常用武器便是國家機密，因而制定了不同檔案的公開年限，30年，50年，70年等等。即便某些可以公開的政府檔案或文件，在關鍵地方也會塗黑，不讓媒體和公眾獲得全部真相。除了政府檔案外，美國還有一些特殊人員的秘密身份也絕對不允許公開。前幾年，美國媒體曾經公開了某人是中情局特工的身份，引發了美國媒體自身的危機。因此，所謂公開性和知情權，實際上只是美國政府與美國媒體的一種博弈，媒體號稱要監督政府，便製造了這些概念。政府不想受制於媒體的掣肘，便設置了多重黑幕。這種較量絕對不是臨時的，而是長期的。其實，美國媒體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比方説，美國媒體有“線人保密”的傳統，即提供機密信息的來源不能暴露，甚至不能向法庭公開。那麼，公開性只是媒體要求別人的嗎？別人對於媒體沒有知情權嗎？

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美國政府與美國媒體在公開性、知情權方面的抗衡、較量，常常只在美國社會內部。在美國以外，它們兩者經常互相配合、協調一致，將公開性、知情權作為一致對外的工具，以共同維護美國的利益。最典型的就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天真地接受了這個冠冕堂皇的説辭，結果成為蘇聯分崩離析的原因。進一步説，在美國推動的很多“顏色革命”中，美國政府和美國媒體都共同把公開性與知情權當成最主要的手段。而那些天真地將其視為“普世原則”、“世界慣例”的人，最終都深受其害。沒有清晰地認識到美國政府和美國媒體在對內、對外兩個方向上雙重標準。

從基本概念上説，公開性、知情權從來都不可能是絕對的，從來都是有限的，有條件的。例如，即便對於普通民眾，有些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也不會公開審理。國家機密不説，很多商業機密的合法存在，也是對公開性、知情權的反駁。一個普通民眾不可能以公開性、知情權為理由不買電影票進入電影院。買電影票這個行為，實際上就是為公開性、知情權設置了門檻。而在很多其他領域，則根本不存在門檻，而是徹底關門，絕對不能進。因此，特朗普上任前後對於公開性、知情權的言行不一，不僅僅是他政治稚嫩的體現，實際上也是美國憲法與媒體理論的內在深刻的自相矛盾。

三、特朗普的推文為何成為國家檔案？

據媒體報道，近日，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宣佈，白宮方面已經同意，特朗普總統的所有推文，甚至已經被刪除的推文都將被歸檔。所謂“推文”是指在美國社交媒體“推特”上發的信息，類似中國的“微博”，“推文”是中文翻譯的簡稱。這事很新鮮嗎？

前幾年在中國很火的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很多內容源自民間藝術《君臣鬥》。在這些故事中，劉墉經常與皇帝鬥心眼，引誘皇帝説出某些話，然後抓住自己需要的某句話，一聲“謝主隆恩”，便將皇帝説的話固定了。因為皇帝屬於“金口玉言”，説話不能耍賴，不能出爾反爾地不承認自己説過的話。當然，這只是民間故事，但這個細節有着牢固的事實依據。

中國古代從很早開始就有皇帝的《起居注》，即記錄皇帝的每一個言行。而且，記錄皇帝言行由專門的官員負責，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這些特殊官員有起居郎、起居令、起居舍人等官職名稱。再往前，負責記錄皇帝言行的官員屬於“史官”，即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由於時代的變遷，中國歷史上很多皇帝的起居注沒能流傳至今。比較齊全的是清朝皇帝的起居注，此外，唐朝、明朝的起居注也有部分存世。這些都成為今天中國國家歷史檔案的一部分。因此，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將特朗普總統的推文全部歸檔，無非是中國歷史傳統的再現而已。

為何要記錄皇帝的每一個言行？顧炎武説：“所以防過失，而示后王”。這裏説的很明白，主要是防止皇帝的過失。因為皇帝有極高的權威，一言九鼎。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用在皇帝身上並不為過。皇帝言出，除了詔書、聖旨等正式官方文件外，其他言説也很容易被人遵照執行，參照仿效。因此，記錄皇帝的言行，一方面要求皇帝謹言慎行，另一方面也是一旦發生過錯，可以用來追責。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經常有皇帝下“罪己詔”。如果沒有關於皇帝詳細的言行記錄，皇帝若説“朕沒説過此話”，就很容易成為推卸責任的新聖旨。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明，詳細記錄皇帝的言行，是中國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一個具體例子。中國曆來重視文化，文字記錄工具在歷史上比西方先進得多。西方主要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德國，雖然早就有各自“方言”，但有自己的文字的歷史比中國晚得多，再加上很晚才從中國學到了紙張技術，因此，西方歷史上基本沒有這種用記錄皇帝、國王一言一行的方式來制約權力的做法。以至於法國國王曾經説：“朕即國家”，“我死後，管它洪水滔天”。

由於技術發展的原因，記錄最高權威者言行的方式，以前主要是文字和紙張。後來出現了圖像和聲音。但是，即便在西方社會，用圖像和聲音記錄最高領導人言行的做法也沒有形成明確的制度慣例。例如，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下台，其中，白宮的一些錄音帶最終戳穿了尼克松聲稱自己不知情的謊言，對“水門事件”的結局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白宮的錄音帶之所以產生，並不是像中國古代那樣用來制約和監督皇帝的，而是尼克松用來竊聽和監視手下和周圍其他人的，它實際上是尼克松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而非約束總統的制度性規範。若按中國古代的制度規範，尼克松絕不可能耍賴撒謊説自己不知道，最後被事實戳穿。若按中國古代做法，尼克松要麼像御史、錦衣衞那樣明確對屬下實施監督，要麼面對諫官，早早地下“罪己詔”。最高領導的公開撒謊，是對國家的嚴重犯罪。

如今，美國政府將特朗普的所有推文全部歸檔，可以算是美國的一個小小的進步。但背後也有美國面對新技術條件下的一些困境。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曾經麻煩纏身，原因之一是她和她的助手用私人郵箱而非政府保密的電子郵箱傳遞信息和文件。這個細節説起來似乎只是保密問題，事實上，用政府保密電子郵箱也同時意味着一個國家高官對於國家政府沒有私人秘密。而用私人電子郵箱，既涉及到泄密，也涉及到逃避制度性約束。而特朗普經常發推文，很多隻是他個人一時興起，將其納入國家檔案，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的約束。然而，美國政府高官，包括總統都要求使用政府提供的保密手機，但特朗普發推文使用的卻是個人手機。這個細節未來是否會成為新的麻煩，可以繼續觀察。

四、檔案如何起到教育作用？

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宣佈將特朗普總統所有推文都歸檔，顧炎武説記錄皇帝的每一個言行，目的還有一個是“而示后王”。兩者有何關係？所謂“而示后王”，意思就是給今後的帝王以警示，起到教育後世帝王的目的。檔案的這個作用，在中國古代與現代社會既有相同也有差異。

中國古代注重教育，即便是皇帝或未來繼位的太子也要接受教育。除了改朝換代和太子身份變換的特殊時期，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候，掌權皇帝與繼位太子都是明確的。而西方社會相當長的時間裏帝王是少數貴族選舉出來的，這一點很像元朝、金朝的早期，西方很長時間裏都沒有中國的嫡長子繼承製度。因此，在西方歷史上很多時候，帝王以及繼位者並不明確，隨時都可能變化。這種差異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對於帝王教育的差別。換句話説，中國古代由於帝王和繼位者的身份明確，對於他們的教育從一開始便呈現出不同於普通人教育的特殊教育，而西方社會常常沒有這種針對帝王的持久的特殊教育，未來成為帝王者，在起初階段所接受的教育與常人或一般貴族差不多，甚至沒什麼教育。

何為中國帝王的特殊教育？“孟母三遷”的故事中國人都很熟悉，大致是説，孟子小時候的家先是住在墓地附近，孟子便跟着學習喪葬儀式。孟子的母親覺得不好，便搬了家。但新家附近是自由市場，孟母擔心小孟子跟着生意人學壞了，又搬家。但新家附近是屠宰户，孟母不想讓孩子學習殺豬宰羊，於是第三次搬家。這個耳熟能詳的故事講的是孟母注重孩子的教育，它適用於很多普通民眾，但不適合於帝王。因為帝王以及候任繼位者的特殊身份是明確的，帝王的教育除了講四書五經的大道理外，在援引好壞榜樣的具體事例時，不能用普通人作參照，否則不符合帝王或候任繼位者的身份。誰做的好，該向誰學習，誰做得不好，應引以為鑑，對於帝王來説，只能用其他帝王作參照。由此便形成了中國古代檔案記錄的一大特點，對所有帝王的言行記載非常詳細。

例如，皇帝早起給母后問安，皇帝閒暇時遛鳥釣魚，皇帝晚上由哪個妃子陪侍等，可以説，中國皇帝是全世界最沒有隱私的人，皇帝乾的一切好事、壞事都被記錄在案。但在使用這些記錄時，又有些差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講得幾乎都是宋朝以前歷代帝王的故事，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教育現在或今後的皇帝，或給現任皇帝做借鑑。當大臣希望皇帝做某件該做的事情，可以找出歷史上其他皇帝的功績來勸説皇帝。當皇帝產生了糟糕的念頭或做某些不好的事情，用以往皇帝的失敗、錯誤來規勸現任皇帝，就成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這就是顧炎武所説的“而示后王”。

這種方式在今天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負面結果。為了避免現任、未來皇帝犯錯誤，中國的官方史學家會大量記載各位皇帝的各種錯誤。在古代，這種記載一般不會成為民間閲讀對象，而在今天，古代史官的記載已沒有了教育皇帝的單項功能，只成為研究歷史的素材，因而在貶低中國歷史的錯誤思想指導下，關於古代皇帝各種犯錯的記載成為否定中國歷史的證據。“歷史虛無主義”既作為思想觀念的出發點，在歷史檔案中找到無數的證據，又反過來強化了歷史虛無主義。也就是説，人們可以在中國官方歷史記載中找到很多古代皇帝的皇帝事蹟，以證明中國歷史的黑暗。這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解讀。

在描述中國歷史的“黑暗”時，人們常常用來自西方的價值觀判定説，中國古代皇帝是專制獨裁的。這便帶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古代皇帝真的是專制獨裁的，他們為何不能下令不準記載皇帝的錯誤、失敗、荒唐？即便記載了，為何不能下令統統銷燬？這個話題以後再説，在這裏只想説明一點：中國古代由於教育規勸皇帝的需要，史官們記載了大量皇帝的荒唐和錯誤以實現“而示后王”的作用。相反，西方國家歷史上要麼是還沒有自己的文字，要麼是還沒有這種制度，因此，歷史記載非常缺乏。中西相比較而言，就好比一個有文化的人以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原則，每天記錄自己的過失、錯誤，甚至不好的念頭想法，結果被人用來證明他有多壞；而另一個文盲從來不能記錄自己的想法和事蹟，反倒被人用來證明他是一個好人。歷史檔案的歷史作用被後人錯誤地解讀了。

五、皇帝也不能刪除、銷燬檔案

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宣佈將特朗普總統所有推文都歸檔，其中還特別強調，即使被刪除的推文也要歸檔。這個規定值得一説。首先我們先試想一下，誰會刪除特朗普總統的推文？我認為，一般來説，網站不會，相關執法部門也不會。最有可能刪除特朗普總統推文的，就是他自己。這就使得這個規定變得很有意思，為什麼特朗普本人刪除的推文也要歸檔？

説一件中國歷史上的事情。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了長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以及這兩位親兄弟的孩子，最終自己被立為太子，後來逼父親退位，李世民才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唐太宗。然而，不管唐太宗貞觀之治的貢獻有多大，不管人們怎麼讚美貞觀之治，對於唐太宗來説，他的繼位過程名不正、言不順，成為他的心病。他很想知道唐朝的官方起居注是如何記載這件事的。因此，唐太宗對負責此事的起居郎褚遂良（他也是著名書法家）説，他想看看起居注。褚遂良拒絕了。理由很簡單：按照歷代規矩，皇帝不能看關於他本人的起居注。唐太宗問：如果我有什麼不好，你也記？褚遂良説：當然，這是職責所在。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皇帝並非擁有絕對權力。

被褚遂良拒絕後，唐太宗不死心，又找了監修國史的房玄齡，問：為什麼皇帝不能看關於自己的起居注？房玄齡説：“史不虛美，不隱惡”，房玄齡起首回答説得對，但後面的解釋便有點滑頭，他説：“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事實上，並非史官“不敢”給皇帝看，而是制度規定皇帝不能看。為什麼呢？因為皇帝看了如果不滿意，很可能會下令刪改起居注。唐太宗畢竟是個聰明人，他説：我想看看自己究竟犯了什麼錯，好引以為戒。房玄齡等人拗不過唐太宗，最終決定刪改成書後給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後説：何必將“玄武門之變”寫的隱隱約約、躲躲閃閃，直接寫就好。

這個故事帶來很多解讀。有人説，唐太宗開了個壞頭，皇帝可以有權刪改歷史。我認為並非如此。首先應該區分褚遂良和房玄齡的職務，褚遂良是起居郎，即專門負責皇帝言行記錄的，因此，褚遂良的本職工作就是事無鉅細地記錄下來，褚遂良特地解釋説：我不會評判是非。而房玄齡當時是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從“起居注”到“國史”，兩者是有區別的。簡單説，起居注是原始素材，國史則是凝練的歷史，包含着孔子所謂“春秋筆法”。因此，房玄齡給唐太宗看的應該只是寫成後的“國史”，而非原始素材“起居注”。在此過程中，諫議大夫曾經指出，皇帝不可以一個人看“起居注”。也就是説，如果皇帝“獨覽”起居注，刪改或銷燬就不好説了。由於年代久遠，那個時期的起居注並沒有流傳下來，因而我們不能斷定唐太宗是否刪改了原始素材。而根據起居注那樣的原始素材、原始檔案編寫的國史可能會帶有個人情感，實際上也難免。就好比史聖司馬遷根據古代檔案編寫的《史記》也帶有他的個人色彩。

如果我們多瞭解了中國歷史，就會發現，當今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連特朗普刪除的推文也要歸檔，背後的原理與中國古代是一致的。雖然我們很難説今天美國的制度規定是學習中國古人的結果，但即便是今天的美國人自己想出來的主意，我們也能很明確地得出結論説，中國人的想法和制度規定比西方人早很多，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領先西方數千年。所以，我們當然有理由保持我們的文化自信。

只要我們稍微改變一下心態和視角，改變西方把中國歷史視為落後、專制的膚淺定性，以客觀立場和事實本身邏輯出發，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古代的很多理念和制度，今天正被西方社會逐漸地借用和復活。這個現象一是説明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並不比西方落後，反而領先西方很多；二是説明西方自鴉片戰爭以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定性是很膚淺的；三是在當今中國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乃至未來，中國傳統、中華文明將會給我們帶來更多有益的借鑑和經驗，而這些寶貴的歷史財富，過去曾經被我們嚴重地忽略了。這也是我們今天必須批駁針對中國的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原因。它不僅僅只是民族自豪感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説，中國傳統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乃至全世界、全人類都是一個取之不盡的珍貴寶藏，需要我們重新發現和認識我們祖先的智慧。

六、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北京市東城區府學衚衕63號，是一個不太大的四合院，這裏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囚禁和就義的地方。明洪武年間修建了文天祥祠，保留至今。在這個地方，文天祥寫下了著名的《正氣歌》，其中幾句這樣寫道：“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張良、蘇武的故事人們比較熟悉，而“太史”、“董狐”的故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事實上，這兩個故事對於中國歷史的意義也有很特殊的價值。

“在齊太史簡”的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當時齊國的大夫崔杼殺了國君齊莊公，後來成為齊國執政，當國秉政二三十年，等於事實上的國君。崔杼殺齊莊公並非無緣無故，齊莊公給崔杼戴綠帽子的失德行為因為被史官記載而被今人所知。但不管怎麼説，崔杼以下犯上殺齊莊公也是事實。因此，當時的齊國太史便在官方檔案中記下“崔杼弒其君”。“弒”字是所謂“春秋筆法”的一個體現，意指子殺父、臣殺君。與“殺”字相比，“弒”字因犯上而帶有明顯的貶義，而“殺”字則沒有明顯的褒貶。

崔杼得知太史這樣記載歷史很生氣，便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沒有改動文字，依然這麼記載，又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叫來太史的第三個弟弟説：你的哥哥都死了，你不怕嗎？你還是按照我的要求，將齊莊公寫成暴病而死。太史的弟弟説：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如果失職，不如去死。我如果不寫，大家也都會知道真相，你反而會成為笑柄。崔杼無奈，沒有殺他。太史弟弟離開時，路上遇到“南史”持簡而來。南史原以為太史的這個弟弟也會被殺，他打算自己接着寫下“崔杼弒其君”，也就是説，南史也準備盡責而死。但看到太史弟弟沒死，記載也沒有改動，便返身回了家。

在這個故事裏我們看到，太史是一個官職，真實記載歷史就是他的職業。在等級制度時代，太史這樣的官職是家族性的，也是世襲的。太史一家並沒有因為連死三人而放棄職責，依然真實記錄歷史。“南史”是比太史級別低一些的史官。當他以為太史一家都難逃被殺命運時，也毫不畏懼地準備恪盡職守，從容面對被殺的命運。只是因為崔杼沒有繼續殺史官，南史才沒有成仁。同時我們還看到，一方面，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古代的史官就秉持不畏強暴、秉筆直書的職業操守。另一方面，再有權力的暴君也不能改變中國史官的這一原則。而且，這樣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孤例。

“在晉董狐筆”的故事同樣發生在春秋時代。大致故事如下：晉靈公年幼即位，由趙盾等三位大臣輔佐。晉靈公年長親政後，卻昏庸無道，殘暴荒淫。趙盾多次規勸晉靈公，引起晉靈公的不滿，便派人刺殺趙盾。但刺客發現趙盾是個良相忠臣，便沒有殺趙盾，反而自殺了。晉靈公一計不成再生一計，他命人請趙盾來赴宴，準備在酒席上設伏殺死趙盾。結果被趙盾的衞士發現陰謀，保護趙盾脱離險境。趙盾無奈，準備逃往他國。路上遇到晉靈公的姐夫趙穿。趙穿得知後很生氣，便去找小舅子晉靈公評理。小舅子依然態度惡劣，趙穿萬般無奈，命令手下殺死了晉靈公。趙盾得知此事後立刻返回，將晉靈公的叔叔擁為晉成公。趙盾依然為宰相。

董狐那時候是晉國的太史令，他在官史中寫下了“趙盾弒其君”的文字。趙盾得知後質問董狐説：誰都知道晉靈公不是我殺的，史官怎麼能讓我承擔“弒君”的罪名呢？董狐回答説：你身居相位，並沒有離開晉國國境，至今也沒有懲罰兇手，“弒君”之事若不是該你負責，又應該由誰負責呢？趙盾無奈，沒有繼續難為太史令董狐。孔子後來評論説，如果趙盾跑出了國境，就能避免“弒君”的罪名。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是文天祥以古人的氣節勉勵自己，但這兩個故事也從一個側面説明，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着極強的職業操守，他們隨時準備為了真實記載歷史而獻身。再強大的暴君也不能改變古代史官的這個職責和信仰。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中國古代絕大多數的歷史都是信史，史官的原則成為數千年曆史中不能更改的慣例。中國歷史上也很少有哪個皇帝可以刪改、銷燬史官的檔案記載。因此，將中國古代皇帝説成是專制獨裁，是現代人的偏見。

​七、“焚書坑儒”為何成為兩千多年的詛咒？

歷代帝王廟坐落於北京西城，建於明朝。最初祭祀的皇帝很少。到了清代擴大了祭祀規模。清朝乾隆皇帝提出“中華統緒，絕不斷線”之後，最終將供奉祭祀的歷代皇帝，包括三皇五帝，確定為188位。中國曆代皇帝的總數不止這個數，顯然，有些皇帝未被列入成為祭祀對象。皇帝有好有壞，有一個取捨標準也能理解。但是，歷代帝王廟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沒有秦始皇！這個問題值得一説。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無論如何不能迴避的重要人物，他的歷史功績在各類史書和教科書上説的很明白：完成政治統一，大致確定中國的版圖，為此後兩千多年中國的國家統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成為當今全世界各國行政管理模式的源頭；書同文，車同軌，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文化向心力做出了巨大貢獻；統一度量衡，為全國性的各類交往和經濟流通提供了便利；其他還有修築長城、修建驛道、溝通全國水系等具有重大意義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

秦始皇對中國的意義無論如何都不能低估，在歷史貢獻方面，能與秦始皇相提並論的寥寥無幾。因此，毛澤東主席在《沁園春·雪》中，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排比，將秦始皇與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幾位皇帝並列。1973年，毛澤東因為不同意郭沫若《十批判書》中的某些觀點，特地寫了一首詩給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可見毛澤東主席對秦始皇的評價很高，但中國歷史也恰如毛澤東主席所説那樣：秦始皇被人罵了幾千年。秦始皇未能進入明清的歷代帝王祭祀行列，也是被罵的體現。這是為什麼？

毛澤東主席給郭沫若的詩中已經提到了原因，即第二句中的“焚坑”，也就是中國歷史上頻繁提到的“焚書坑儒”，這四個字已經被中國人熟悉到我們無需任何解釋就能知曉的程度。由於歷史大都是文人書寫的，中國古代文人大都是儒家學者，因此，在儒家式微的今天，有人説自秦始皇死後，或者説董仲舒“獨尊儒術”得到漢武帝認可以後，歷朝歷代的儒家學者在描繪秦始皇的“焚坑事業”時有所誇張，因而誇大了秦始皇的“罪行”，也不是沒有道理。

比方説“焚書”究竟焚了多少書？哪些書？這個問題是有爭議的。可以明確的是，秦始皇並沒有焚燬所有的書，很多書還是留下了，例如醫藥、農學等書籍。甚至很可能在秦朝的官方收藏中還留有最全的、完整的書籍，焚書的主要目的是禁止民間擁有某些書，例如《尚書》和《詩經》以及方士的《道經》，但另外一些儒家經典也沒在焚書之列。再比如説“坑儒”，坑的究竟是儒士還是方士，坑了多少人，同樣是有爭議的。史聖司馬遷20多歲便接替父親擔任太史令一職，距“焚書坑儒”的發生時間大約六、七十年，在他的記載中沒有説到“坑儒”，因此，有人認為秦始皇坑的只是方士而非儒士。

然而，不管疑古派是否正確，事實真相是否有出入，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罪名兩千多年來完全是坐實了，甚至相較於他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嚴刑峻法等行為而言，“焚書坑儒”幾乎是他的“第一罪行”。後世儒家為何要這樣把秦始皇徹底打翻在地？理由其實也很簡單：重文輕武，言論自由！儒家認為管理社會要靠“文”的柔性方式，而不能靠“武”的強硬手段。既然要靠“文”的方式，也就要讓人説話，不能用殺人的方式禁止某些人説話。因此，中國歷史兩千多年不改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定性和詛咒，也就是罵了他兩千多年，完全可以看成是中國人對於敞開言路、保護言論自由的原則堅守。所以，到了宋朝，當宋太祖以“祖宗家法”的“憲法”規格制定了“不殺言事大臣”的制度後，大臣甚至可以“風聞言事”，中國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言論自由的國家。當然，宋代的言論自由在歷史的橫向比較中更為突出，而在縱向比較方面，與今天人們對於言論自由的理解還是有所差別。

換個角度説，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目的之一是，不讓六國的遺老遺少因懷念過去而否定當下，成為中國歷史上“厚今薄古”、“厚古薄今”兩大價值體系爭端的高潮。客觀上説，李斯建議被秦始皇採納，除了秦國史官所記歷史，其他六國史官的記載很多都被焚燬，也的確造成了歷史檔案的巨大損失。

八、國家統計數據與治理能力

秦朝的國祚不長，隨着陳勝吳廣的起義，劉邦、項羽等梟雄競相而起，楚漢相爭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國象棋的棋盤。一般認為，劉邦、項羽在秦都咸陽的表現導致了重大的民心向背。劉邦先攻入咸陽，在他人的規勸下，沒有騷擾和破壞便離開秦朝首都，駐軍灞上。項羽進入咸陽後引兵屠戮，殺秦王子嬰，火燒秦王宮，大火三月不熄，項羽軍隊擄掠財寶美女後離開。兩者比較使項羽輸了民心。但劉邦進入咸陽也並非“分文不取”。劉邦手下曾任縣吏的蕭何命人迅速佔據秦朝的行政機關駐地，將秦朝有關國家户籍、地圖、法令等官方檔案仔細清查並收藏起來。

我們如果單看中國歷史，難以感受蕭何此舉的全部意義，最多認為蕭何是個超級行政管理人才，有很強的先見之明，為日後管理國家而未雨綢繆。事實上，蕭何既然要收集户籍、土地等官方檔案資料，至少説明中國在那時已經有了普查制度。雖然古代普查不同於今天，但有沒有人口和財產的普查制度，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標誌。

中國最早在《周禮》中已記載有户口登記，但我們不太清楚周朝户籍統計的具體內容和方式。關於蕭何收藏秦朝官方檔案這個記載則很明確地表示中國那時候已經有了全國性的統計信息。比較而言，歐洲與秦漢處於同一時代的羅馬帝國也有人口普查，但兩者關於普查的概念是不同的。歐洲若往前追溯，古希臘梭倫時期，雅典也有人口普查。然而，雅典人口少，普查對象不包括奴隸，只針對公民身份，因此，只有幾萬人。所謂公民身份就是要打仗、有投票資格的少數人。事實上，羅馬的人口普查與之類似，奴隸因為對國家沒有權利和義務，只屬於私人財產，不在國家普查、統計範圍內。所以我們看到布匿戰爭時期羅馬帝國的人口統計只有20多萬人，顯然只是全部人口的一部分。而在秦國，商鞅變法的重要內容便是消除和抑制貴族，實行全國性的户口登記制度。

人口統計和財產普查與徵税有關，也與民眾同國家政府的權利義務關係有關。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等級制度有一句話可以描述它的關係形態：我的附屬的附屬，不是我的附屬。因此，國王只對貴族徵税，而不對貴族的下屬徵税，國王也就不必統計貴族下屬的信息。所以，羅馬帝國後，歐洲長期沒有人口財產的普查和統計信息。英國最早的人口普查是在11世紀，當時發生了諾曼征服，即來自法國的諾曼佔領了英國。諾曼征服屬於外來者，為了向英國本地貴族徵税，所以才有了人口和財產普查。與之類似，俄羅斯最早的人口和財產普查是蒙古人佔領後做的。而俄羅斯自己在彼得大帝時才有第一次人口和財產普查，由此也可以看出受中華文化影響的蒙古人當時的治理能力比俄羅斯強。

古羅馬帝國的人口統計並不規範，也沒有像中國那樣定期統計。羅馬帝國到處發動戰爭，征服了很多地方。對於征服的地方，往往沒有普查信息，但徵税是征服者的權利，沒有人口和財產統計信息如何徵税？於是便出現了一種職業，叫做“包税人”，即征服者委託某人代為徵税，被委託之人只需向征服者繳納固定的總税額。被委託人自己徵繳了多少，征服者並不管，其差額部分便落入包税人自己的腰包。因此，包税人是一個很容易發財的職業，一般由地方豪強或資本家擔任。歐洲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例如法國，也出現了包税人制度。事實上，這都是人口和財產普查統計缺乏的結果。相比之下，中國歷史上最多在某些非常偏僻的地區才有類似的方式。

人口和財產普查統計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體現。但是到了今天，中國和西方歷史上治理能力的差距，被某些人做了顛倒黑白的解釋。他們認為，中國很早就有詳細、定期的人口户籍統計，説明中國那時候就是不自由的，而歐洲很晚才有人口普查，説明歐洲長期都是自由的。如果這種説法成立，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説歷史上長期沒有普查統計信息的非洲大陸更自由呢？如果説蠻荒、落後就是自由，我們也難以反駁，但這種自由有何價值？再説現代國家為何要有更豐富準確的人口及財產普查統計呢？因此，僅僅從自由這種單一的價值標準解釋歷史，往往會扭曲真相。

來源 | 劉仰   點擊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