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泄密被多次處罰，如今又被池子舉報，中信銀行到底怎麼了？_風聞

繼羅志祥之後，中信銀行的時間管理學再度登上了熱搜榜單。

7日凌晨1點，其官方微博發佈了道歉信：

翻譯一下，網上爆料的都是實錘，我們感到很愧疚（這次居然被發現了），已經對責任人做出了處分（純屬個人問題，銀行制度不背鍋），向池子道歉（事情趕快過去吧）。

縱觀全文，躺平認錘的服軟背後，又融合着不漏聲色的甩鍋藝術，和積極認錯光明磊落的形象塑造，實在堪稱是身處極端不利環境下企業公關的典範。

遺憾的是，公關所起到的效果終究有限，可以預見到，這一負面消息所帶來的蝶變並不會就此停止。

這一場無形的輿論交鋒背後，池子獲得了道德的勝利，而慘敗的一方，卻可能要為此賠掉銀行業視為第二生命的信譽體系。

01 行業“清流”，中信失信

截止發稿時，中信銀行盤中股價已有些許下挫態勢。

同資本市場勉力支撐下的平靜相反，另一邊的互聯網上，關於中信銀行的段子和批判已經是熱火朝天。

有人更是扒出了幾年前的報道和司法判例，暗指中信銀行泄露客户信息的“傳統”由來已久。

接連扒出的猛料之下，網友們也紛紛調侃稱：

“中信銀行建議改名叫中銀行，因為‘信’已經沒了。”

輿論的爆發背後，中信銀行此番行為，實質上已經破壞了銀行一直試圖與客户構建的信任關係，在漫長的銀行業發展歷史上，這一信任關係，始終是行業得以不斷前行的基石所在。

從端坐在中世紀威尼斯碼頭板凳上兑換法幣的初代銀行家們，到如今西裝革履，出入奢華辦公大樓的金融精英，銀行業的模式和經濟地位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但唯一沒有變化的，便是其身處信譽金字塔頂端的地位。

正如英國經濟學家沃爾特·巴杰特所説的那樣：“銀行家的事業和財富並不是貨幣數字，而是父子之間代代相傳的信譽。”

這種信譽並不僅僅意味着簡單的及時付款，同樣包含着某種更為深遠的細節：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票據承兑，資產的妥善保管，以及這背後所藴含的深層邏輯：

“永遠站在客户的一邊。”

無獨有偶，《紐約時報》在深入研究了摩根銀行被華盛頓和倫敦的權力結構青睞的原因之後，同樣得出了這個結論：

“摩根與其説是一家銀行，不如説是一個體制，在這一體制下，信譽成為了最關鍵的因素……華爾街上，比摩根規模更大、資產更多的銀行有十多家，但論信任、善意、誠實，和客户至上的原則，摩根是獨一無二的。”

這一點在國內的銀行業中同樣有所體現。

在中國，個人的賬户信息實質上是受“雙重保護”的，一方面，它屬於個人隱私的一部分，是憲法和刑法所承認的公民權利，賬户查詢只有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行政執法、刑事偵查等司法活動下才能進行，另一方面，它又作為金融業傳統信譽服務的某一環節，受到銀行出於利益考量等諸多方面的庇護。

兩者相比，後者有時甚至還會高於前者。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簡單搜索，各大銀行因為拒絕配合法院工作而被罰款的案例多如牛毛，從拒絕提供被執行人開户信息，到拒絕配合劃扣被執行人賬款，罰款金額花樣百出，涉及單位也普遍存在於建農工商和地方商業銀行。

儘管不那麼“政治正確”，但從歐美到中國，保全客户信息，甚至於在一定程度上“違抗”司法機構的現象，雖然不符合法律法規，卻是銀行內部不折不扣的一道“榮譽勳章”。

在此基礎上，中信銀行的橫空出世，彷彿一道清流，改變了銀行之間無休止的“信譽競賽”，把全行業拉到了“比爛”的賽道上，並一騎絕塵的奪得了冠軍。

02 被存款“綁架”的銀行

回到中信銀行這一醜聞本身，不同於司法機關等公權力對於個體隱私的徵集，這一事件本質上更近似於銀行“大客户”對於“小客户”的權利侵犯。

同前文中所闡述的拒絕配合法院工作而保護“大客户”不同，後者的性質從各方面來説都更為惡劣。

銀行被法院罰款，從純粹的經營角度看，和逢年過節送大客户貴重禮品、請大客户吃飯一樣，本質上是一種自掏腰包的關係維護，儘管不為法律所提倡，但這並沒有超出“成本——利潤”的循環框架，仍然是可控的。

而池子這一事件所揭露出的，則是中信銀行對於這一框架的破壞，它證明了，該銀行下屬至少存在着一個支行，願意以犧牲中小客户的權益為代價，去“討好”大客户，而在這一過程中，本該由銀行方面支出的“灰色成本”被直接轉嫁到了客户的頭上。相對應的，銀行完成了無本萬利的客户留存。

在此基礎上，這一看似零成本的小小舉動，同樣暴露出了中信銀行在博弈過程中的被動。

毋庸置疑，存款對於任何一個銀行來説都極為關鍵，這一點，《資本論》中就曾做出過清晰論述：

對銀行來説，具有最重要意義的始終是存款。

對於許多老一輩銀行從業者來説，更是有着“存款立行”的説法。

而翻開《商業銀行法》，不難得出結論，存款目前對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重要性，主要源於它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等強制性監管指標形成對貸款規模的直接約束。

另一邊，源自WIND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29家A股上市銀行存款總額為107.25萬億元，貸款總額為85.33萬億元，存貸款比率平均值為76.99%，這之中，中信銀行以98.12%的存貸比高居第二。

這意味着，同樣接受了1億元的存款，中信銀行增加的貸款數額將較一般上市銀行多出整整2113萬。

某種程度上，這或許是中信銀行如此執着於“討好”笑果文化之類大額存款客户的原因所在。

而在那之外，源自財報的另一組數據也旁敲側擊的點出了該行內部“特權客户”存在的可能性。

2019年半年度業績報告顯示，截至報告期內，中信銀行客户總數已經達到了9504.76萬户，其中，中高端貴賓客户突破80萬户，然而，這一批僅佔客户總數0.84%的羣體，委託給銀行管理的資產總額竟高達9561.73億元，佔據了該行資產管理總額的48.35%。

有這樣一批足以“綁架”銀行的VIP客户的存在，倘若制度管理出現些許的漏洞，像池子這樣的案例，恐怕難以杜絕。

03 銀行業靠什麼活在21世紀

“我們需要銀行業，但我們將不再需要銀行。”

上述之外，中信銀行此番一系列的違規操作，看起來更像是呼應了比爾·蓋茨23年前的那一番預言。

儘管時至今日，全球範圍內，線下銀行業的發展依然如火如荼，短期內難以看到消亡的可能，然而與此同時，高速迭代的新興技術也正在不斷衝擊傳統銀行業搖搖欲墜的壁壘。

面對可以預見到的數字化變革，環繞於人們手機屏幕前的支付工具，支撐線下銀行龐大規模的理由正在呈現難以逆轉的削減趨勢。

面對未來，或許正如傑姆斯·漢考克在《消失的銀行》一書中所説的那樣：“假以時日，銀行必將被徹底改變。”

然而對於這種改變的最終結果，作者本人所持有的態度依然是開放的，銀行業究竟將被淘汰，還是藉助於技術和理念的變革重獲新生，決定權仍然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

這之中，除了數據轉型、創新投資等一系列措施之外，漢考克為當下銀行業找到的唯一存在理由，便是客户。

他相信，銀行只有將目光從產品重新迴歸到客户的身上，這一組織才能真正基業長青。

而正如前文中所闡述的那樣，這一圍繞客户構建組織的關鍵之一，仍然是彼此的信任和客户至上的原則。

這一點在現實世界中同樣已經被另一個組織所印證——瑞士銀行業。

數據統計顯示，2016年瑞士銀行業持有的境外財富為2.4萬億美元，為全球最高。儘管這一數字正在被亞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不斷拉近，但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的調研指出，到2021年，瑞士仍將以24%的份額牢牢佔據境外最大的財富中心名號。

而提到這一龐大的財富集團，高度為客户保密依然是首先浮現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從加爾文教派所主張的私有財產保密，到1934年通過的保護客户私隱，禁止泄漏銀行客户資料的瑞士銀行法。瑞士銀行業一貫以來對於存户資料的保護，成為了他們在日新月異的商業世界裏歷經百年的通行證。

在瑞士，銀行僱員公開存户資料可以被判入獄。不少銀行與員工的保密協議更是終身制，離職後都有責任保密。儘管這一準則所帶來的避税和洗錢風波難以為法律所闡明，但這並不妨礙其擁有的，某種程度上勝於法律的威力。

當然，對於國內銀行來説，這樣極端的保密法則未必有存在的必要，但其背後所藴含的信譽準則，仍然值得每一位銀行從業者的思考。

這或許也是中信銀行此番醜聞背後，唯一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