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疫情過後即將到來的全球新格局，淺談儒法之爭！_風聞

中國兩千年前的古典哲學，是我們用之不竭的智慧寶庫。其中儒家和法家在國家治理方面的鬥爭，一直也沒有停止過。

1-儒家保守，希望回到西周時代的封建禮法社會。雖説倡導封建，但其思想是為大一統的天子統治準備的，以停滯的眼光看世界，倡導仁義道德的王道治天下，以求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有序。儒家在漢代以後被獨尊，其實就是順應了統治者對大一統集權專制的需求。

2-但是，儒家的思想並不適合競爭狀態的諸侯國。春秋戰國時代是各國攻伐不斷、高度競爭的時代，仁義道德就一文不值了，急需的是競爭之道。此時，法家倡導的嚴刑峻法、編户齊民、高度管制、軍功KPI等法家思想，則大受歡迎。東方發達的齊、燕、魏、韓、趙等五國認為自己還有王道文明的優越感，對法家改革的接受還半推半就，尤其齊國簡直就是不思進取、關門過好日子。反觀被譏笑野蠻的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就全盤接受法家模式，並由範睢、韓非、李斯等不斷深化完善，迅速崛起，以至於吞六國而一統天下，此法家的功勞啊！

3-自漢代用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法家迅速式微。而以後，儒家大致壟斷了中國歷史兩千年，這就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需求。法家是能人政治，講求把國民經濟和社會户口進行高度管制化，有利於對外競爭，但也容易產生分裂和動盪。

儒家政治以德治國，用賢人，講仁義道德行，治國用兵卻無能，揚文抑武，不易反叛分裂。絕對的壟斷，壓制工商和創新創造，也導致了社會發展的全面停滯。中國兩千年皇朝集權時代，雖有分裂競爭，終不是主流，甚至少有的幾個改革變法，都歸於失敗，這也是長期的儒家思維使然。如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等。儒家長期教育，產生大一統的天下思維，至今還是中國人文化思維的主流。

4-長期的儒家教育，以至於“大一統的天下思維”仍是我們當前的主流價值觀。中國歷史上“天下思維”的模式是內緊外鬆，對內嚴酷控制，對外仁厚施捨。這與中國人近現代對外國人至今昌盛的“超國民待遇”現象相符合。但這種“天下思維”阻礙了我們去正確認識當前的國際關係，阻礙了我們更進一步的藍圖規劃。因為當前的我們已經不是面臨的一個大一統的天下了，我們僅僅是春秋列國中的一員而已，更何況當前的世界各國又與春秋列國的境況不同：當年列國有着相同的血緣、文化和價值觀，而今天，世界各國種族、文化和意識形態完全不同，而且我們也不再是天子之國了。所以，我們的制定全球戰略，必須先改變思維了。當今世界各國關係的本質就是競爭，強權即真理，和我們的儒家仁義道德思維毫不相符合。其實當前，正是法家思維大有作為之時。所以，為了競爭和復興大業，治國必從法家，對外必效秦漢，唯《韓非子》是從。

5-現在談法家，很容易把法家和法治混為一談。其實二者完全不同，天差地別的。

（1）戰國時代的法家，是國家間競爭的需要。依靠國家暴力強制推行，高度管制社會和經濟資源，獲得強有力的動員、組織力，從而獲得對外競爭的優勢。

（2）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需求，是工商業發展必須的條件，講求公開透明公平公正，以確保信用契約的有效進行，保護競爭促進經濟。

（3）法家治國，就像緊繃的弓箭，高度集中精力，隨時準備射向敵人。其實就是現代的戰時體制，也就是國民經濟社會總動員狀態。古代的秦、隋代，當代的蘇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都是偏重於這種體制。缺點是，不長久，國民不能堅持，容易造成民憤。而且經濟因缺乏競爭，導致停滯。

（4）工業化國家要發展，就必須依靠市場經濟來促進競爭，而市場經濟的有效前提就是法治。所以二者是兩碼事，甚至很多時候是相對的；

（5）漢代之所以強，是經濟上採用老莊之術，休養生息，而軍事上仍然採用戰國法家的全民皆兵的動員模式。後期財政吃緊，桑弘羊等又恢復法家經濟管制模式，以至於有了著名的“鹽鐵論“。

6-漢武帝採取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模式之後，中國兩千年中央集權皇朝時代，就一直奉儒家思想為最高意識形態和治理法則。但是儒家思想適合於封建制，並不適合搞大一統的集權專制，適合做人而並不適合做事，所以不得已仍須使用法家的手段治理國家，並美其名曰“內儒外法”。內儒外法的政治就是“四不像”，法家的效率被道德所掣肘，儒家的仁義思想是違反“生物本性原理”的，是反自然的，和法家手段攪到一起，結果就是超級保守和腐敗，以至於停滯不前兩千年。

7-到了近代中國，儒家思想，因為被侵略屠殺的苦難和屈辱，而倍遭責難，以至於產生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其實，儒家思想沒有錯，只是被統治精英給“獨尊了”，成了打壓任何思想競爭的工具。但五四精英並沒有走出儒家思維的束縛，他們只不過用新的道德打倒舊的道德，甚至把西方的成功理解為“自由民主”的新道德。其實人家那裏奉行的是赤裸裸的競爭主義精神，“優勝劣汰”，仁義道德，一文不值!

五四運動並沒有改變中國精英的儒家思維，以至於民國產生了一大羣裝逼擺譜的所謂大師，卻連一噸合格的鋼鐵也煉不出來。中日差距急劇擴大，以至於工業日本以絕對優勢侵殺農業中國，我們差一點亡國滅種，教訓深刻啊！

8-儒法之爭的最後榮光，是發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連馮友蘭也寫了批判文章，梁簌溟是唯一敢反對的硬骨頭。其實老百姓怎麼也搞不明白，林副統帥怎麼能和兩千五百年前的孔老二勾結一起搞壞事。

但是法家的缺陷也顯露出來。以商鞅韓非李斯為代表的法家治理，其實就是“國民總動員”的戰時模式，是依靠高度的社會管制和組織的動員力，來把社會各種資源都用來對外戰爭，並以嚴厲的獎罰來驅動。這種模式就好比把全社會都變成一張搭箭拉緊的弓，隨時對外攻擊。其勢必不長久啊！秦朝一統天下後，法制不改，則國民疲敝而怨恨漲滿，以致於潰敗倒斃。隋朝如此，二戰快結束時的丘吉爾下台，是如此，蘇聯倒閉也是如此。所以批林批孔運動的儒法之爭，也是那時候上層矛盾的激化。

中國非常幸運的是，有了一個千古最偉大的改革家，出來撥亂反正，和平扭轉了局勢，迅速走向改革開放，也就無所謂“儒法之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