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布羅斯：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石_風聞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劉衍鋼 徐昊

　　公元前兩千紀是古代文明的黃金時代，埃及、兩河流域、愛琴海、希伯來與小亞細亞等文明競相綻放，各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也十分頻繁。其中，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城市畢布羅斯（Byblos）是諸文明交流的一個關鍵節點。畢布羅斯不僅是繁榮的海上貿易城市，也是活力四射的人文薈萃之都，古代歐亞非文明在此處碰撞、融匯，形成兼容幷蓄的獨特景象。

　　畢布羅斯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於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以北約30公里處，西臨地中海，東接黎巴嫩山脈。這裏既有適於停泊航船的優良海岸，又可輕易獲取黎巴嫩山區的香柏、雪松和松脂等在古代世界緊俏的商業物資。據古代文獻記載，畢布羅斯是最早興建城市、步入文明的腓尼基邦國。現代考古發現也證明，早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900年間，當地居民已使用石塊壘牆造屋，城市初具雛形。畢布羅斯最初為漁業碼頭，居民世代臨海而居，他們擁有豐富的航海經驗並發展出先進的造船技術，可以維持大規模的貿易船隊，這為畢布羅斯開闢和經略海上貿易提供了切實保障。畢布羅斯的造船工藝和船體結構對後世影響深遠，埃及人不僅大力模仿借鑑，還以“畢布羅斯船”統稱類似的大型航船。畢布羅斯人的另一特長是善於在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中維持平衡，營造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維持商業貿易的平穩發展。畢布羅斯統治者往往會向周邊強國稱臣納貢、接受冊封，同時全力維護政治獨立和貿易自由。在早期畢布羅斯皇家銘文中，當地統治者既有兩河流域城市統治者的“恩西”頭銜，也有埃及地方行政長官的“王公”頭銜。憑藉上述優勢，畢布羅斯從公元前三千紀至公元前兩千紀期間，逐步發展為東地中海沿岸的海上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

　　在整個青銅時代（約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1200年），埃及都是畢布羅斯的首要貿易對象。雙方交往的最早證據是畢布羅斯遺址出土的一件石皿殘片，上面鐫刻着古埃及第二王朝法老卡塞克海姆威（約公元前2714年至公元前2687年在位）的王名圈。畢布羅斯在向埃及出口香柏木和松脂的同時，也由埃及進口大量手工藝品，埃及風格的首飾、聖甲蟲印章、陶罐和青銅小雕像在畢布羅斯廣受歡迎，埃及文化的影響由此在這裏迅速擴展。同時畢布羅斯還與毗鄰的兩河流域文明區交流頻繁，經由陸路貿易輸入的兩河流域特色滾筒印章在貴族中頗為流行。法國考古學家皮埃爾·蒙特在畢布羅斯遺址發現一枚獨特的滾筒印章：該滾筒印章為典型的兩河流域式樣，其上刻有埃及象形文字，印章上的圖案為畢布羅斯守護女神巴拉特·吉巴爾。女神頭頂牛角與太陽圓盤，其形象與埃及女神哈托爾十分相似。這枚印章是古代兩河流域、埃及與腓尼基三大文明交流融匯的典型產物，凸顯出畢布羅斯在西亞北非諸文明發展演化中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

　　位於愛琴海的克里特島也在中晚期米諾斯時代（約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100年）與畢布羅斯維持着穩定的貿易關係。畢布羅斯人以本地出產的香柏木與手工藝品換取克里特出產的羊毛與陶罐等物。不過轉口貿易的規模可能更大，畢布羅斯商船將產自埃及的石皿、陶罐與聖甲蟲印章等運往歐洲。愛琴文明由此經畢布羅斯的海上貿易線接觸到遠在北非的埃及文明。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貝文對克里特出土的埃及物品進行過深入研究，他的結論是：在米諾斯時代，克里特島與埃及之間雖未建立直接聯繫，埃及文化卻經由畢布羅斯的中介在克里特廣為傳播，例如克里特島美薩拉平原的喪葬儀式就明顯帶有埃及觀念和埃及元素。此外，尚有眾多產自兩河流域、小亞細亞、塞浦路斯和迦南地的手工藝品通過畢布羅斯的貿易線路源源不斷輸入克里特，為歐洲接觸和吸納東方文明開啓了大門，是為後來古希臘“東方化”的先聲。

　　在古代文明傳統中，畢布羅斯一直與書籍和文字密不可分。在真正的紙張出現之前，紙草是最為輕便高效的書寫介質。在鐵器時代早期（約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900年），畢布羅斯已在紙草貿易中佔有突出地位。憑藉與埃及的特殊關係，自公元前11世紀起畢布羅斯就壟斷了紙草貿易。產自埃及的紙草大部分先運抵畢布羅斯，之後再分銷歐亞各地。紙草在希臘本土和小亞細亞風靡一時，成為大多數古希臘經典文獻的書寫載體。畢布羅斯通過紙草貿易搭建起的文化交流橋樑，極大地促進了東地中海地區知識文化的傳播互動與傳承交融。久而久之，畢布羅斯幾乎成為紙張和書籍的代名詞。希臘語中的“紙草”（ππυρος）和“書籍”（ββλος）這兩個詞都來源於“畢布羅斯”的希臘語名稱（ββλος），基督教經典《聖經》（Bible）的名稱更是直接沿用希臘語的“書籍”一詞。畢布羅斯對後世文明的深遠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畢布羅斯還是古代世界文字與書寫演化的核心區域。作為一個繁忙的貿易港口，畢布羅斯的日常商業活動涉及大量的契約簽訂、賬目記載、記錄留存等事務，如何讓文字書寫簡潔高效遂成為困擾畢布羅斯的難題。畢布羅斯曾引入埃及象形文字和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畢布羅斯統治者雅皮·什姆·阿比（約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690年在位）的墓葬中就有帶象形文字名號的陪葬品；埃及的阿瑪爾那外交信函中有畢布羅斯統治者拉比·阿達迪寫給法老的楔形文字書信。但這兩種文字複雜煩瑣，掌握人羣與使用範圍皆有限，尤其不適合商業用途。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間，注重實效的畢布羅斯人發展出一套“偽象形文字”系統，書寫更為簡單，符號數量也大大縮減。之後迦南文與西奈文亦盛行於畢布羅斯，這兩種文字在近東地帶長期演化，已具有原始字母特徵。在上述多種文字系統兼收幷蓄的基礎上，最終產生了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是以畢布羅斯為代表的腓尼基城邦在廣泛吸納古代各種書寫系統的基礎上，博採眾長創造出的全新文字。1923年，法國考古學家皮埃爾·蒙特在畢布羅斯遺址上發現了公元前9世紀左右當地統治者阿希拉姆的石棺，其上鐫刻的字母銘文為已知最早的腓尼基字母。

　　腓尼基字母是第一種基於音素的成熟拼音系統，它的誕生是人類書寫史上最深遠的革命。腓尼基字母隨着畢布羅斯的貿易網絡流傳到歐洲，希臘人加以改進發明瞭希臘字母，後來使用範圍更廣的拉丁字母和西裏爾字母則是希臘字母的分支。因此，腓尼基字母為歐洲古典文明乃至後世西方文明的書寫奠定了基礎，是當今一切歐美文字的源頭。另一個由腓尼基字母分化出來的文字系統是阿拉姆字母。阿拉姆字母首先通行於西亞，其後通過中亞與南亞的文明交流網絡廣泛傳播演化，遍及歐洲之外的世界，漢字以外的絕大部分古代東方文字皆直接或間接傳承自阿拉姆字母。近代以來隨着歐美文明的強勢擴張，歐洲的拉丁字母和西裏爾字母成為新一波書寫系統發明的基礎，不僅新近跨入文明的民族用歐洲字母創建本族文字，歐洲字母還在土耳其、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國取代了源自阿拉姆字母和漢字的傳統文字。換言之，孕育了希臘字母與阿拉姆字母兩大書寫系統的腓尼基字母，是現今所有拼音書寫系統的共同始祖。

　　畢布羅斯憑藉顯著的地理位置優勢，成為古代世界文明交流互鑑的典範。它與周邊地區進行商貿與文化活動，不僅構築了古代文明交往的網絡與紐帶，還在更深遠的層面影響了人類文明的傳承。從這一意義來講，畢布羅斯可謂現代人類文明發展演化的重要基石。

　　（作者：劉衍鋼、徐昊，分別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南通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