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為什麼有的高校教師會時常發表不當言論？_風聞

這幾十年，可以發現，有的高校教師（當然不僅僅是高校教師）發表不當言論。這個套路的切入點一般是先反思“文革”，然後反思1957年反右派鬥爭，再繼續反思到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在跨過1949年10月1日這道坎後，直接把“文革”和延安整風掛上勾…..。最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新中國前27年最黑暗，其後的40多年還可以：“至少可以吃飽飯了”，民國就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而且那些發表不當言論的高校教師，在黨的十八大以後仍然沒有收斂之意，筆者以為，這裏既有高校黨組織領導不力的原因，也與某些教師個人經歷有關。

先來談談高校黨組織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高校經歷了“校務委員會”的短暫領導。1950年8月，教育部頒佈《高等學校暫行規程》，規定“大學及專門學院採校（院）長負責制”，自此高校形成了以校長負責製為主導的領導制度。校長由黨中央任命產生，對黨中央負責，統一領導和管理全校工作。

為加強黨對高校領導，發揮黨在高校中的領導優勢，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提出，在企業、農村、學校和部隊中的黨的基層組織，應當領導和監督本單位的行政機構和羣眾組織積極地實現上級黨組織和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不斷地改進本單位的工作。

1957年在黨的整風反右期間，有人公開提出要共產黨退出學校、醫院和企業。後來發展到“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等情況。

1958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規定：

【“一切教育行政機關和一切學校，應該受黨委的領導”，“在一切高等學校中，應當實行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

學校黨委領導校務委員會，貫徹教育方針和各項政策、法令，學校中的重大問題由黨委提出方案，經校務委員會討論通過，交校長或副校長組織實施。這是我國高校首次明確黨委是領導核心。

針對1966-1976年高校黨的領導權被弱化的情況，1978年10月，教育部印發《關於討論和試行（試行草案）的通知》，明確指出：

【“高等學校的黨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高等學校中的基層組織，是學校工作的領導核心，對學校工作實行統一領導。”】

所以，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結束後，在我國高校中公開反對設立黨委的人已經很難找到了。但是高校黨委在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以至於鄧小平在1989年深有感觸地説：

【“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對年輕娃娃、青年學生教育不夠。”】

他早在1979年還説過：

【“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迷戀於算舊賬。對三中全會的精神宣傳得少，還出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這樣不好，不利於團結一致向前看，不利於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不利於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

“為什麼不多宣傳黨的好的傳統？如守紀律、艱苦奮鬥等。為什麼我們的電影不搞這些題材，加以藝術概括？傳統教育包括守紀律、勤勞、顧大局的教育。理論要為政治服務。”】

現在回顧一下，又有多少所高校黨委是落實了鄧小平的指示的？

筆者專門通讀了幾遍高校思想理論課的教材之一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在這裏引用一段《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關於毛澤東的評價的內容：

【“毛澤東是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創者。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頂住來自外部的各種影響和壓力，堅持不懈地進行這種探索。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創者的歷史功績，將永遠記載在黨和國家的史冊上。”（見該書第264頁）】

此教材關於毛澤東時代的成就，與人民生活有關的，有這麼幾個數據：

【“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佔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同期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使9億多人的人均佔有糧食量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

“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儘管人民羣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佔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蹟。”

“高等學校從205所發展到434所，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

“人均預期壽命，1949年為35歲，1975年男性提高到65.34歲，女性提高到67.08歲。”（見該教材258頁、259頁）】

這幾十年來，很遺憾，儘管高校上了這樣的思想政治教育課，但對很多師生來説，關於那個時代最深刻的印記就是“餓肚子”。在這幾十年的發表的反映那個時代的文藝作品中，很難找到沒有“餓肚子”影子的。再看看那些專家教授推薦的讀物，除了歐美的“啓蒙”作品和民國作品和港台的作品外，關於新中國前二十幾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反映陰暗面的作品。

因此，説到底，改革開放後，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政治上，無視1981年通過的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現象還不少，特別是在文教系統中很突出。看到這種情況，擔任過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常務副主任和中國史學會的會長的金衝及在2011年5月的北大的講座中指出：

【“……三十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時，小平同志説，要‘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它把30年中間許多根本問題説清楚了，希望通過決議的總結，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大家團結起來向前看，今後更好地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十年過去了，思想看來並沒有完全統一，社會上混亂的思想還相當多。這種混亂思想主要表現為兩點：

“一種是我們不少媒體好象特別津津樂道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消極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對當時全國人民如何熱氣騰騰建設一個新社會、新國家，卻表現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於有一些地方，特別是海外，抓住個別事實，甚至是歪曲和編造事實，散佈很壞的影響。這是值得警惕的，蘇聯解體前也有這樣一段過程。

“另外一種是出於好心，因為要宣傳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往往拿過去三十年作為對比或者是反襯。我參加過改革開放二十週年講話的起草，討論的時候，我曾説：最近電視裏有一些表現，我看了很反感，比如説，過去有那麼多布票、糧票、油票，今天我們商店裏商品那麼豐富。我説，這看起來好象是憶苦思甜似的，我們過去總憶舊社會之苦、思新社會之甜。剛才説的那種表現，脱離了當時的歷史條件，缺乏具體分析。在當年物質非常缺乏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這些糧票、布票、油票，一切都聽任市場去處理，恐怕許多人，特別是收入比較低的人，連最起碼的穿着和生活都無法得到保障。那個時候採取這個措施是一個很成功、有利於人民的措施。當然，今天物質非常豐富，就不需要那麼做了。”】

在2011年的時候，即使像金衝及這樣著名的歷史學家講的話，似乎並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這一年還出版了記述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的歷史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這部始終以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為指導編修的黨史，同樣對那些不認可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人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些人利用他們的地位，影響了不少人。特別是他們在高等院校有不少的知音，從而影響了很多青年學子。後來發展到中小學，一些具有革命歷史意義的課文陸續從教科書中刪除。

2005年，《人民網》刊登了一篇《刪除“五壯士”與“最大的失誤”》的文章，寫道：

【“看到小學語文課文《狼牙山五壯士》在上海、湖南等地被刪除的消息（新華網3月25日），我們不由地想起了鄧小平1989年3月的兩次講話。一次是在3月4日，他指出：‘十年來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另一次是在3月23日，他再次指出：‘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的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87、290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鄧小平兩次談到‘最大的失誤’，可見這位世紀偉人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也使我們無比欽佩他的高瞻遠矚。那麼，今天將《狼牙山五壯士》從小學課本中刪除，能不能和小平同志所講的‘最大的失誤’聯繫起來呢？我以為，它仍可被看作是‘最大的失誤’的表現。而且，從中我們完全可以有理由認為，雖然小平同志的話講過去十幾年了，但對於解決‘最大的失誤’的問題仍需高度重視。”（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564/3280455.html）】

即使被刪掉，有人仍然不放過細節的“真實”，在媒體上不斷地“還原歷史”。最後終於有人出來為烈士討公道，也終於打贏了官司。雖然這是出現在小學課本上的事情，但在中學和大學，這種被稱為歷史虛無主義的“還原歷史”，也是相當多的。比如。有的中學歷史老師，在講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時，就説，凡是被美國佔領的國家，如日本、韓國，人民就富裕起來了。有學生問：被佔領的伊拉克怎麼沒有富起來？那位老師振振有詞地説：那是伊拉克有人搞武力反抗！日本和韓國有武力反抗美國佔領的嗎？

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對黨風建設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對貪污腐敗現象重拳出擊。同時也下了很大功夫抓意識形態，特別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習近平2018年9月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把“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放在教育改革發展新理念新思想新觀點的首要位置，強調“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是辦好教育的根本保證”。

現在看來，主要還是要加大落實習近平的指示力度。至少，對於高校的師生，即使從學歷的角度來講，踏踏實實地修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門必修課總應該是最基本的要求吧！對那些公開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唱反調的師生，應該責令他們“重修”。對於屢屢“掛科”的，應該按校紀校規嚴肅處理。

**有人總喜歡問，界定不當言論到底有什麼標準。實際上很簡單，對照黨紀國法的條文就可以清楚地界定了。**如果不是黨員，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法律條文，例如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外，還有其它專門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教師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遵守規章制度，執行學校的教學計劃，履行教師聘約，完成教育教學工作任務”，“對學生進行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民族團結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學技術教育，組織、帶領學生開展有益的社會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定：

【“國家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遵循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的高等教育事業。”

**“高等教育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凡是違反這些法律條文的言論都屬於不當言論。這還有什麼可以質疑的嗎？

關於有的高校教師會時常發表不當言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與那些人的個人經歷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給站在這個歷史進程對立面的那些人（包括一些被誤傷者）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種烙印往往是很深的，有的要伴隨一輩子。在這些佔中國總人口百分之幾的人中，他們和他們的親友及後代中的許多人，在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或者對某些事情看不順眼時，只要有機會，就會情不自禁地作出激烈的反應。不當言論就是一種最有代表性的反應。還有部分黨員幹部，由於都抵擋不住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彈”的攻擊，也有錯把自己的不當言論作真理的。同樣也由於歷史原因，這樣的人在知識分子中佔了不小的比例。能量也不小。所以。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強調了要造就宏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和胡耀邦都繼續強調了這個問題。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黨內外都出現了不少的不當言論。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1981年7月11日在同有關部門負責人談話時嚴肅指出：

【“前些時候我同胡耀邦同志説了，要找宣傳部門談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特別是文藝問題。黨對思想戰線和文藝戰線的領導是有顯著成績的，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簡單化和粗暴的傾向，這也不能否認和忽視。但是，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着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説是打棍子。現在我們開展批評很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黨的三大作風有一條講的是自我批評，這是我們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主要標誌之一，但是，現在對不少人來説，這一條很難做到。

“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學校黨委注意了這件事，但是沒有採取措施。**倒是一個女學生給校黨委寫了一封信，批評了我們思想戰線上軟弱無力的現象。還有新疆烏魯木齊市有個文聯籌備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脱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脱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不僅文藝界，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有的黨員就是不講黨性，堅持搞派性。對這種人，決不能擴散他們的影響，更不能讓他們當領導。現在有的人，自以為是英雄。沒受到批評時還沒有什麼，批評了一下，歡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一定要認真扭轉。

“總之，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黨的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礎上，團結一致，整齊步伐，努力工作，使我們的思想戰線、文藝戰線和其他戰線都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鄧小平的期望，到現在為止，正如金衝及2011年所説的，“社會上混亂的思想還相當多”。這些年不斷出現的一些黨內外名人的不當言論就是一個明證。

儘管這些不當言論對社會的衝擊，已經沒有了往日“殺氣騰騰”那樣的力度，也阻擋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的步伐。但是，不當言論引起的對社會資源的耗費也是不可小視的。“謠言一張嘴，闢謠跑斷腿”。為“一定要認真扭轉”所付出的成本，是要全體民眾（納税人）來承擔的。

還需要補充説明的是，對不當言論性質的甄別是極其重要的。按照現行憲法，硬槓槓就是四項基本原則。這裏還要特別注意，任何人對上級領導（黨組織）的批評意見，哪怕言辭尖鋭的，也不能隨便劃入不當言論。這是有深刻的歷史教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