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對峙 何處中原——龍山時代新發現對中國文明起源傳統解讀模式的新挑戰_風聞

來源：《中國文物報》2020年5月8日第5版 作者：李新偉

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入圍終評項目中,龍山時代的發現有三個,石峁遺址雄踞西北高地,平糧台和西孟莊遺址扼守東部平原,正合中國早期王朝誕生之前東西對峙的天下大勢。新發現除了彰顯龍山時代社會發展的新高度和新特徵,讓人強烈感受到第一王朝噴薄欲出的天下躁動,更有力推動我們以“中國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國”的視角,深刻反思賦予中原地區“核心引領者”地位的中國文明起源解讀模式。

　　石峁遺址皇城台的發掘自2016年工作剛剛展開就引起又一次共工怒觸不周山式的震動,令學界對倚天而立的西北高地更加肅然起敬。先是包裹山體的層層護牆的發現,重疊而起高達70餘米,雖然只清理了上部數層,已經展露出中國史前時代最宏偉人工建築的巍峨;接下來又是碩大的陶鷹、萬枚骨針和大量口簧;最後,以雄踞台頂的16000平方米高台建築和70多件石雕把關注度推向高潮。石雕主題表現出的濃厚宗教性尤其令人猛醒:石峁的形成是“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內部諸文化相互“撞擊”產生的“裂變”,更是廣義的“最初的中國”範圍內更宏大的文化互動的結果。

　　距今4300年前後良渚文化的崩潰如一石入水,激盪千頃波濤,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良渚宗教信仰的傳播。簡化的琮和璧在山東龍山、後石家河及石峁所在的西北地區廣泛流行。良渚文化著名的“神人獸面”圖像的內涵應為在薩滿狀態下與神鳥合為一體的方面神人胸口馱負着代表天極的獠牙神獸,在本時期演化為兩種形象:“獸面”成為獠牙神人面,其動物形象為虎;神人被表現為頂發如鳥冠羽、腦後披一縷捲髮的人像。驚人相似的主題在山東龍山文化中主要以玉器上的細膩線刻表現,在後石家河文化為精工細鏤的玉雕像,在石峁則為粗獷的石雕。被痛責為空耗資源、導致敗亡的良渚宗教竟然得到各不同文化傳統的廣泛借鑑,而石峁更是沿着良渚的“歧途”達到了令人震驚的輝煌,讓蘇秉琦先生指出的“大一統怪圈”的留戀者們鍾愛的,被賦予質樸務實美德的“引領者”中原地區相形見絀。

　　淮陽平糧台和滕州西孟莊同處淮河流域,一為3萬平方米的小城、一為僅2000餘平方米的“寨堡”,同有方牆和環壕、馬面式設施和規矩排房,聚落理念同屬典型的龍山“鋼鐵直男”風格。

　　西孟莊早期聚落面積只有標準足球場的三分之一,展現的特徵卻出人意料。遺址所在區域的同類小型聚落均無寨牆和環壕,中心聚落也基本只有環壕。正如發掘者所言,西孟莊由方而圓的規矩寨牆和環壕呈現出的是一個“防禦功能得到反覆加強的特殊聚落”。遺址內生產和生活功能並不完備,寨牆內全是形制相似、功能單一的房址,僅有極少量灰坑,沒有窖穴和墓葬。遺物特殊:陶器多為鼎、罐、鬹、壺、盆,未見其他精緻器類;石器較少,但鏃的數量突出,可佔總數70%。浮選結果顯示各種遺蹟土樣中的植物遺存比例都非常低,動物遺存中野生鹿科動物約佔三分之二,即農業和家畜飼養的跡象都很弱,食物可能主要來自由外來供給,有疑似糧倉建築。這樣特殊的聚落,又扼據南北通道之咽喉,發掘者做出的“軍事據點”的推斷頗具説服力。更重要的是,考慮到對外來人力和物力的依賴性,這個難以獨立生存的據點明顯是一個大規模政治組織的大範圍軍事部署的一部分。

　　平糧台雖然十數倍於西孟莊,但在山東及河南龍山文化諸城林立的羣體中仍屬中小型聚落,在西北高地陶寺和石峁這樣的時代巨擘面前,只能仰視。端正的方城和中軸大道被髮掘者盛讚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思想的源頭,在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價值。”但其實三代遺蹟中只見中軸對稱的宮室院落,二里頭、殷墟和周原這些三代名都均是所謂“大都無城”的聚邑格局,有南北中軸大道的都城在北魏洛陽城才初現端倪。平糧台聚落佈局固然自有新意,但也可以看出對同在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尉遲寺遺址環壕排房、東西分列傳統的繼承。與跨越時空的放飛聯想發現的“突出價值”相比,平糧台的高城、寬壕和墩台表現出的與西孟莊同樣的軍事防禦性是更值得關注的“龍山價值”。白沙鋪墊的道路、車轍、排水陶管、黃牛犧牲和卜骨固然都表明了更高的聚落等級和更豐富的社會生活,但仍難與王城崗甚至瓦店那樣的都邑相比,而更像以大型都邑為核心的社會組織之下較高級別的軍事性聚落。

　　龍山時代緊張的軍事氣息久已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城牆聚落的盛行、人羣的移動、文化的更迭、亂葬的人骨、澗溝剝頭皮痕跡的頭顱、陶寺插入女陰的牛角都是衝突加劇的直接反映。高等級墓葬中的玉鉞和成套箭鏃更表明軍事權力的重要性。平糧台和西孟莊的發現從聚落形態的角度為我們認識軍事部署的重要性和軍事組織的制度化打開了新的窗口。這自然會引發對在各區域中佔絕大多數的中小型遺址的重視和充分研究,在其他戰略要地是否有類似西孟莊的聚落?在以大型城址為核心的、大體對應一個“古國”的區域內,是否存在不同等級的軍事據點?對這些引人入勝的問題的探討,會成為加深對龍山社會結構認識的新契機。

　　平糧台最吸睛的遺物是南城門附近道路墊土中發現的1件玉雕鏤空神像殘片和排房室外堆積中1件刻畫有複雜獸面紋的日常陶缽。這樣的神像是後石家河文化最典型的玉器,西朱封和陶寺大墓中僅各出1件,初創之地應為江漢。日常陶缽線刻獸面則為海岱龍山文化玉錛精細線刻的“民間版本”。它們的創意源頭都是良渚文化代表天極的獠牙神獸,是上述良渚解體餘波所及的新證據:實際上,陶缽上的刻畫圖像與澄湖遺址採集良渚時期陶缽上的頗為神似。日常器物上的塗鴉表明雖然溝通天地的權力已經被擁有玉製神器的社會上層獨佔,但與之相關的信仰和神話傳説已經深入人心。

　　禹州瓦店遺址曾發現後石家河文化鷹形笄首1件,平糧台的發現再次明確提示熱衷於以“大一統”式敍事的“禹徵三苗”的古史記載解讀河南龍山與石家河和後石家河文化互動關係的“釋古”者們,大禹代表的“正義”的“中原模式”的策源地,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後良渚時代普遍流行的、因“亂德”被征服的九黎三苗之地尤其熱衷的信仰體系。

　　石峁、平糧台和西孟莊等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越來越無情地解構着“中原中心”的中國文明起源認知模式。來自東南的良渚因素的深刻影響、淮河流域傳統的繼承、西北高地的強勢等等,無不讓人發出“何處中原”的感嘆。考古資料展現的東西對峙和文明火炬傳承,讓我們很難認可龍山時代的中原已經成為可以引領周邊的“花心”。二里頭的崛起也難以被歸因於自廟底溝時代就已經形成的天縱優秀的“中原模式”的勝利,而更像是環嵩山地帶龍山叢體中因風雲際會造就的英雄人物,融匯獸面、龍身、玉瓚、漆觚、鑲嵌、琢玉、冶銅、築城、建宮、鋪道、排水、行車、五穀、四畜等各種已有的宗教、政治、經濟和軍事成果,施展陶寺王者即已形成的“理想的中國”的政治宏圖成就的偉業。

　　石峁石雕與早商青銅器紋樣酷似,飛鳥陶塑環繞、層層高起的皇城台則令人想起《呂氏春秋·音初》記載的簡狄受孕的聖地“九成之台”。商文明與西北高地的深厚淵源讓人疑問:二里頭文化之劃時代意義自不待言,但是否真的開啓了中原引領周邊發展的新時代?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討論延續至春秋戰國,把多元互動進行到底,值得深思。

　　期待更多如同此三處遺址的重要發現,為我們提供鑿破古史記載鴻蒙的考古事實。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