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製衣作坊難以為繼，湖北人來了又走_風聞

晚上8點，海珠區新滘西路，上湧村村口，地上堆滿了被膠帶纏得密密麻麻的麻布袋、紙皮箱，裏面是衣服、水桶、電風扇、電磁爐……各種值錢不值錢的家當。再過不久，這些行李就會和他們的主人一起，被塞進長途大巴，開往那些名叫仙桃、毛嘴、洪湖的湖北縣城。

他們是在廣州謀生的湖北籍製衣工人。

上湧村口，大包小包候車回湖北的製衣工人。

3月底，湖北解封時，他們滿懷期待地從湖北趕回廣州，回到海珠、番禺、白雲的批發市場或城中村的小作坊裏“復工”，但僅僅過了1個月，他們又不得不帶着失望乃至絕望，離開廣州。

逼迫他們離開的原因是作坊沒有訂單，行業近乎停擺，在廣州的生計沒了保障。

不僅僅是他們，也不僅僅是製衣行業，被全球疫情沖刷的眾多行業和背後千千萬萬的個體，都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艱難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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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又走的製衣工人

5月6號，廣州初夏的傍晚熱浪滾滾。海珠區上湧村村口，等待大巴的製衣工人們臉上寫滿焦慮。

幾個穿着拖鞋的中年人在售票，連路邊自動販賣機的屏幕上也循環播放着“廣州-天門全年發車”的廣告。

這裏，是廣州往返湖北許多市縣的“野雞大巴”上車點之一。對許多來廣州打工的湖北人來説，其地位不亞於一個客車站。

上湧村口，湖北客車路邊售票點。

大巴還有幾個小時才到，但工人們還是早早地來到這裏等候。因為大巴的行李箱空間有限，如果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搶不到位置，可能就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回家。

他們不想在廣州多待一天，因為多待一天就意味着多一天的花銷。——哪怕城中村裏的豬腳飯只賣10元一碟，工廠周邊的住宿牀位只需12元一天。

路邊售票的大哥介紹：“持續十幾天了，最開始每天八九趟車，走六七百人，現在（每天）還是能賣出去一百多張票。”粗略估計，單是這一個點，過去半個月就已經有超過一萬湖北人從這裏離開廣州。

“保守估計，這幾天至少走了1000人。”一個自稱“中大布匹市場公司員工”的男人拿着紙筆，在這羣候車返鄉的湖北工人裏來回穿梭。他接到任務來做問卷調查，A4紙上列了好幾個“湖北工人離穗原因”的選項，其中“工作原因”一欄，被滿滿地畫了幾頁正字。

“一天十幾個小時還賺不到兩百塊錢。”在跟上述中大布匹市場員工交談時，等車的王師傅的聲音提得很高，引起了人羣的一陣騷動。

七嘴八舌，講的都是連日來收入慘淡、入不敷出的窘況。

一個月前，被疫情困在家中多日的王師傅坐了13個小時大巴，從老家天門一路趕回海珠，牙都沒刷，就趕到大塘、瀝滘等城中村裏打算找點熨燙、打包等“尾部”工作“炒更”補貼家用。

王師傅幹這行超過五年，已經是個熟手工人。正常來説，在製衣廠裏，一位熟手工人每天的收入就可以有五六百塊錢。但今年大多數工廠沒單，就算是有單，工廠小老闆們為了節省開支，能自己做的就不招工人來做；即便招工，也把工資壓低接近一半。“吃力不討好。”王師傅嘆口氣。

“回來了1個多月，有20天是沒活幹的，買完車票回家身上一分錢不剩。”普工陳姨是位剪線工人，平時1天能剪三四百件“飛仔”，賺150元，如今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情況，讓她抱怨“還不如回家種菜”。

入行半年的小田是位裁牀技工，去年才從職校畢業的他，3月底才來到了番禺南村的一家大廠裏“實習”，在4月份結束之後，他就被主管以“經驗不足”為由打道回府。但他知道，這只是工廠為了裁員的説辭。“工資沒欠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難以為繼的工廠作坊

就在製衣工人們一邊候車，一邊互相吐苦水時，一輛印着貨拉拉字樣的麪包車駛到了他們身後的上湧村口。

幾名上身赤裸的壯漢從村裏搬出來了三台縫紉機，放到了麪包車上。那是三台最新款的“傑克平車”，新買一台要兩千七，但周先生卻選擇以3000元的總價，把它們“當廢品統統賣掉”。

“根本接不到單做，賣了把上個月房租抵掉就洗手不幹。”跟很多湖北老鄉一樣，周先生跟妻子在5年前來到上湧，在村子裏租了一個40平的單間，購置幾台設備，請來幾個臨時工，專接一些外貿廠的派單，但今年卻無單可做。

“80%的歐美外單都被取消了。大廠還能接點以純，Mj Style等國產牌子做內銷，我們這些小廠根本沒辦法生存。3個月白交了2萬多塊錢的房租水電，1分錢收入都沒有，再這樣搞，賺多少都不夠賠。”

大門緊閉城中村製衣“工業園”

從2月份開始，廣州各行業的協會都發出了減租、補貼、共克時艱的呼籲，但“暖企”政策惠及不到這些犄角旮旯裏的小作坊，房東也沒有給周老闆減租，反而按照合同，例行地漲了10%的租金。

為了止損，周先生選擇“自行了斷”——賣了設備，停了工廠，準備回家“避難”。“疫情結束了再回來看看，説不定能‘東山再起’。”

但很多其他的工廠主、作坊主，也許永遠都等不到“東山再起”的那一天了。

滴滴司機林師傅的車前放了一個牌子“承接手工”，上面寫着“出貨快，質量高”，希望哪個乘客剛好有需要能給點訂單。以前他的主業是開手工作坊，專門接海珠製衣廠的訂單做吊牌。“去年形勢好，大的單子一次有幾十萬件，招幾十個能做好幾個月。”林師傅説，“今年，幾百件的單子都沒有。”

“以前一個晚上我們最少能燙個五六百件，雙十一的時候一晚兩千件也做過。過完年回來製衣廠都沒單給到我們了，好的時候一兩百，差的時候三四十。”紅姐跟老公“夫妻檔”在康樂經營了一家整燙店。因為成衣下線較晚，以往每天都要通宵開工，趕在第二天早上八點之前廠家上門驗貨的她，最近睡了很多懶覺。

“還是累點好，累點有錢掙。”她的檔口因為兼營小賣鋪，還能維持收入，但她附近的專機、紙樣、印花等等小作坊，大多已經關的關，倒的倒。

“二三月份是有單沒工人，四五月份是有工人沒單。”章廠長在鷺江主理一家製衣廠，200多平，30多個車位，年後新接了一個外貿單，工人、布料都到位了，結果碰上了國外疫情爆發，工期被無限期延遲。

“原本兩個月的工期，剛好能在淡季到來之前賺個30多萬，現在這麼一搞，單子都不一定保得住，搞不好連原料錢都虧了。”花了一筆錢把工人遣散之後，章廠長打算把十幾噸的囤在倉庫裏的布料清空。但在交易平台掛了半個月，一直無人問津。

原料，貨物堆滿一地，工人卻寥寥無幾的製衣作坊。

倒閉，轉讓，等待

章廠長所在的鷺江村，緊緊挨着中大布匹市場。因為靠近原料地，這裏聚集了全廣州數量最多的製衣廠，小作坊。

鷺江村裏密密麻麻的製衣廠、小作坊，涵蓋了裁剪、縫紉、熨燙、印花、洗水、包裝等成衣的各個環節，養活了數以十萬計的服裝從業者，也是湖北籍的製衣工人在廣州最重要的落腳地。

每年元宵過後、暑假之前的夏裝出貨高峯期，這裏就會變成遠近聞名的“招工長廊”，本村的、外來的招工隊伍，可以在村子的主幹道里延伸兩三公里。為了搶工人，有工廠甚至開出了“月薪過萬”的待遇。

然而，今年的鷺江“招工長廊”卻沒了往日的熱鬧。絕大多數根本不是在招工，而是在“招商”——“誠招客户”。招到客户的，“吃完這頓不知下一頓”。招不到客户的，便化身成了村子裏便民信息欄上被貼滿了的“製衣廠轉讓”告示。

生產端無工可開，上游的原料市場也沒生意。體現在中大布匹市場身上，就是許多檔口至今尚未開門營業，或者乾脆已經倒閉。

“江浙一帶的布匹市場比我們早營業1個多月，很多原先穩定的客户都跑到那邊訂貨去了。現在整個服裝市場行情都不行，更加沒生意做。”在中大布匹市場有一家檔口的袁女士唉聲嘆氣。

為了生存，這位已經幹了10幾年布匹生意的老手，最近登陸了直播間，模仿起了薇婭的語氣，跟00後的少女主播們搶流量，搶關注，做起了直播帶貨。“跟朋友一起賣些護膚品，零食之類的。現在每天還能有個一兩百塊錢的收入，不至於餓死。”

袁女士説出這句話的時，是傍晚5點30分，按照以往的經驗，這是中大布匹市場的檔主們打包、發貨最忙碌的時候。但她所在的紡織城二樓，此刻有半數檔口大門緊閉。以往水泄不通的瑞康路上，也少了許多五類車跟拉貨工的身影。

中大布匹市場某輕紡城內部

握不住的“救命稻草”

外貿訂單急劇下降。無論是製衣廠、小作坊，還是中大布匹市場的布老闆們，都把希望寄託在了內銷市場。十三行、沙河、流花路三大服裝批發市場，成了整個產業鏈中上游最後的“救命稻草”。

“以前走單都是1個貨櫃1個貨櫃地走，現在兩三百件也得硬着頭皮做，想要活命，只能去搶一些沙河、十三行的散單。”為了搶生意，部分廠家們打起了“價格戰”。但在章廠長看來，這是在“攪渾水，壞行情”：“本來生意就不景氣，單價還壓得這麼低，自己賺得少，工人也不願意幹。有些小作坊為了活命，簡直不擇手段。”

即便是“不擇手段”，也一樣難以“續命”。疫情不僅讓外貿訂單沒了着落，也嚴重擾亂了國內服裝銷售市場。

從製衣廠打包運往沙河的服裝成衣。

十三行的服裝批發龍頭——新中國大廈二三四樓人頭攢動，但在一位檔主看來，這些都只是“虛假的繁榮”——“來看的多，來買的少。整個銷售的進度跟安排都被打亂了，二三月被迫關門了兩個月，春裝還沒賣多少就換季了，很多店家都還在清庫存，根本不敢進太多貨。”

這家主打日韓潮流女裝的檔主，去年同期一天就能簽下兩三千的訂單量，哪款好賣，就去製衣廠裏分批加單。“以前兩三萬的庫存都能很快賣完，現在訂單量至少下降了六成，別説零售商，我們做批發的也不敢亂備貨。”

新中國大廈的三樓，兩位銷售在等候生意。

不僅是新中國大廈，包括紅遍天、益民、白馬等廣州幾大知名服裝批發市場，在過去的幾個月裏面都已經經歷了一輪大洗牌。這些批發市場的租金一個月動則數十萬，許多熬不住的檔主、商家在疫情期間關門之後就再也沒有開過。像是沙河的部分“網絡服裝城”、“直播城”，從三月份批准復市至今，就一直大門緊閉。

“現在還在堅持的，大多都已經把上半年的訂單砍，大家都在清完庫存。下次再進貨，可能就是幾個月後的秋冬裝了。”

我們在見證歷史

下游銷售賣不動，中游工廠沒工開，上游原料沒需求，整個服裝產業哀鴻遍野。管你是大服裝廠老闆，還是批發檔口檔主，或者小作坊裏的個體户，誰的日子都不好過。

生存壓力傳遞到最底層，就壓在了數以十萬計的湖北籍製衣工人身上。

鷺江村內，焦頭爛額的服裝工人。

説好8點回湖北的客車遲遲沒有來，上湧村口，等待的乘客越來越多。今晚，他們是“殊途同歸”的“天涯淪落人”。

“你們回去可以自己湊一檔生意了。”一輪問卷調查過後，那位自稱“中大布匹市場公司”的調查員跟這些湖北老鄉們開起了玩笑。

公交車、小轎車在這裏走走停停，化作了新滘西路悶熱晚高峯裏的一抹抹流光。有攝影師揹着單反，爬上了隔壁的過街天橋，支好了三腳架。

起初，我以為他們要攝錄下這王家衞電影式的夜空街頭。後我來才發現，他們把鏡頭對準了這些神情各異的湖北人，按下了無數次的快門鍵。

“我一直在等他們拿行李準備上車的那一刻，如果再下點雨，畫面就完美了。”天橋上，一名攝影師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