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應對新冠疫情看西方民主的立場_風聞

這段時間，隨着疫情變化，從全球大面積“封城”到西方國家紛紛“解封”，我思考，西方民主到底是立場先行還是民眾認同？我想從以下幾方面談談“從應對新冠疫情看西方民主的立場，兼談美國大選成就極端政治勢力的崛起”的一些思考體會。

一、西方國家“解封”路徑和民主立場

截至5月9日，據不完全統計，全球累計確診超過400萬例，病亡超過27.6萬例，已經成為1918年大流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海外病亡率高達6.9%，確診病例、死亡病例已經分別超過了國內的46倍和58倍。在這種情況下，4月15日，德國政府公佈了逐步取消限制措施，成為第一個實施“重啓”的主要歐洲國家。5月4日起，意大利開始解除全國“封城”狀態。5月11日，法國民眾可以自由出行，不需路條等等。5月7日，法國總理菲利普聲稱：“我們不能再保持隔離了，禁閉之下社會的、經濟的、人道的代價太高了。抗擊新冠病毒不能遺忘其他病人。新冠病毒有毒，禁閉也有。病毒有毒，社會和學校停擺也一樣。”

西方各國就這麼急着要解封，確實令同樣也經歷過疫情的中國人難以理解，難以置信，難以認同。

     解封方案是一個醫學問題。我們看來，解封方案首先是一個醫學問題，需要醫學專家認可，符合安全健康原則。同時還需要政治人物的判斷力，是否可行，如何具體操作。只要這兩條就可以決定是否解封。西方國家則是封城的同時就宣佈封城多長時間，並根據這個封城時間就明確安排解封是什麼時間。按説西方國家政府是不可能知道兩週或四周後什麼情況，所以我們無法知道他們政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的。

西方政府急於解封的根源。西方各國政府這樣做的根源在於，西方走向普選民主之後，政治權力便被資本和民眾的力量所壓倒：民眾通過選票獲得了對政治的控制權，而普選導致的高成本又為資本提供了影響政治的空間。這就是為什麼疫情之初西方不願意封城，為此不惜貼上專制、侵害人權的標籤。這也是為什麼疫情仍然處於高位，卻又急着解封、復工。我還記得中國在各地新增為零後，才開始逐步啓動復工復產，當時的西方媒體還批評中國復工高於生命。可是面對西方的現狀，則保持沉默。真是人至恥則無敵。

西方自己面對疫情尚且如此，對於和它有利益關係的其他國家則更是赤裸裸。比如墨西哥疫情嚴峻，每天新增超過1000，累計超過2萬多人確診。美國企業與美國當局仍然繼續向墨西哥施壓，要求這些工人“復工”，以保障美國的產業供應鏈“安全”。 美國駐墨西哥大使曾威脅如果墨西哥當局不停止“停工隔離”，那麼墨西哥就將“失去很多就業機會”。 美國的施壓引發了墨西哥工人的罷工浪潮，擔心工廠成為病毒傳播的温牀，並指責美國企業家“只關心自己資本”。墨西哥是美國的鄰國，也是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但它有平等的待遇嗎？中國有不少學者聲稱只要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美國就不再遏制中國，就會把中國當成可信任的盟友。那就看看墨西哥人民的命運吧，還有正在建的美墨“柏林牆”。

這幾天，法國最重要的事就是法國總理菲利普把政府的解封方案遞交國會討論和投票。這種做法當然是打着民主的名義。法國媒體也宣揚在疫情期間，民主照常運作。拿到國會里去討論，讓並不懂醫學的議員們去發表看法，而且不同的政黨都有自己的利益算計，比如“不屈的法蘭西”政黨主席梅朗雄投票前就已經宣佈投反對票了，還沒有看到方案就已經決定投反對票，完全是立場先行。

最終投票結果毫無意義，所謂辯論根本沒起作用，完全以黨派立場劃線。我們記得，當初馬克龍總統宣佈封城的時候，就沒有經歷國會投票這一環節。那解封，為什麼還要多此一舉呢？無非是政府和執政黨對解封沒有底。

    如果再看看其他西方國家，比如德國，舉國還正談論解封，感染率就又升上來了。有的州剛開學兩天就因為發現感染者而再度封門。但在國會走一下程序，哪怕出問題，這也是民主的結果，而且所有的政黨都參與討論了，責任與後果大家一起來承擔。所謂執政黨的小算盤無非就是這個。

    結論：一個政策要想執行，一是要有國家機器強制，一是要有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同。缺一不可。現在整個西方只能靠國家機器強制了，這怎麼可能成功？

最後關於解封，我還要指出中西方之間的差異：中國封城後，是根據疫情的實際情況再確定解封時間。比如武漢，隨着武漢進出城通道的打開，人的流動性增強，防疫的壓力不是減輕而是更重：繼續強化小區封閉管理，引導居民非必要出行儘量不出門；繼續嚴格落實“身份必問、信息必錄、體温必測、口罩必戴”等措施。解封不等於解防，疫情的防控轉為常態化。中西方之間的差異還表現在，為實施相關措施（抗擊疫情），中國政府甘願承受巨大經濟損失。而在西方，幾個星期以來已有經濟利益團體及其在政界、科技界和媒體的同盟大聲疾呼，要求儘快重新放開。儘管我們或許尚處在第一個感染波的初始階段，他們卻要向西方民眾傳播這樣一個信息：所有這一切很快就會過去。

這次疫情，東西方都試圖主導敍事。中國完全可以自信的對世界宣稱：抗擊疫情不僅僅是兩種制度的競爭，更是兩種價值觀的競爭。是生命至上，還是經濟至上的競爭。是生命和責任更重要，還是個人自由更重要。

二、美國大選成就極端政治勢力的崛起

決定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因素就三個：一是國力。二是雙方的利益需求。三是地緣政治。不過在上述三個因素給定的情況下，領導人也是最主要的變量。從全球看，美國大選結果不僅影響中美關係，也影響中歐關係。

美國能主導世界取決於三張牌：價值觀、盟友、硬實力（包括經濟、美元、軍事、人才、科技等）。客觀的講，中國和美國在世界主導地位差距主要是價值觀和盟友牌。特朗普如果連任，對中國有幾大利好。

第一大利好：特朗普首先把價值觀、盟友這兩張牌廢了。特朗普對待中國的態度就是在中國最強的經濟領域搞貿易戰。能做出這種判斷，估計特朗普不知道中國田忌賽馬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是白白放棄這兩張牌，沒有要求中國進行任何利益交換。過去美國打人權牌，是要迫使中國付出代價的。中國為了使歐洲保持中立，避免和美國站在一起，也是需要付出一些成本的。但特朗普就直接棄之不用。

第二大利好：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紛紛退羣，先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伊核協定》《中導條約》等10多個羣，還揚言要離開世界貿易組織。特朗普對待世界的態度就是，主動放棄了領導世界的角色，主動給崛起的中國騰出空間。中國崛起肯定會不斷擴大在世界的影響，如果要是強行把美國擠出去，或從美國手裏奪出來，成本很高，風險也很大。但現在是美國自己主動退出去，中國就很自然地填補空白。這次新冠疫情，中國戰勝了病毒之後，馬上就向全球發起了援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是美國缺席世界主導地位只顧自已，也許是隻顧得上自己。所以説，儘管美國主觀上是要遏制中國，但在特朗普的領導下，卻是在很多方面給中國的崛起提供了便利條件。

問題是，特朗普能不能連任，我的分析是，可能性很大。原因有三個。

特朗普能夠贏得連任的第一個原因：誕生特朗普的時代背景依然存在。特朗普絕不是偶然的現象，他是西方文明和時代演進到今天的必然產物。每個人都是既定歷史的產物，沒有人能夠超越歷史條件。全球化、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對西方全面的衝擊，它導致的最重要的經濟後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萎縮，整個西方最富階層和最窮階層加起來超過50%，過去占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逐漸萎縮。經濟的變化必然產生重大的政治效應：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所謂的“西式民主”，它不僅直接撼動了西方社會的穩定和理性，更直接威脅到傳統的西式民主制度的運作。於是政治極端化，對立雙方日益無法妥協、極端政治勢力迅速崛起就成為了西方的常態。特朗普這樣一個如此極端、如此反傳統、如此肆無忌憚挑戰和否定西方價值觀的政治素人能夠成為美國總統，這是最根本的原因。而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排外主義四面大旗，贏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僅是底層較少受教育的羣體，也有眾多精英。 可以説正是因為特朗普利用了民眾的不滿和恐懼，才一舉打造了二十一世紀美國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黑天鵝事件。4年過去了，上述時代背景並沒有發生變化，相反仍然在持續惡化中。這個原因當然不是特朗普執政無力，而是因為這是時代潮流，誰也不可能改變。

特朗普能夠贏得連任的第二個原因：網紅政治時代與特朗普個人特質的結合。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在互聯網時代，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説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注和轟動，可以説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當然，執政後特朗普的表現也完全不同於傳統政客。他竟然試圖把選舉時無厘頭的承諾一個個兑現：承諾降低公司税率，併為美國人大幅減税。這從1980年代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税改已經在2017年12月通過，也稱得上是特朗普上任第一年取得的最大成就，公司税率從35%降至21%，個人所得税也得到減免，美國經濟也在2018年迎來騰飛；擊敗“伊斯蘭國”（ISIS），同時將從敍利亞撤軍；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推翻奧巴馬醫保；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處修建一堵牆，並由墨西哥買單；和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結束持續近20年的戰爭等等。雖然這給美國的國際形象、美國的軟硬實力造成巨大破壞，但在其支持者看來，特朗普擁有傳統政客所沒有的品質：貌似誠實。但特朗普卻不顧一切地去做了。應該説，傳統政治人物也知道承諾的嚴肅性和誠實的重要性，但選舉時面對感性的眾多選民，你要不撒謊，不給出許多做不到的承諾根本就不會勝選。但等到勝選，政治人物的責任感和現實政治又迫使他們不得不食言。從政治學者的角度來看，能理解傳統政客的苦衷，也贊同他們勝選後為了國家利益和民族的責任，不得不冒着代價失信於民。從廣大民眾的角度來看，傳統政客就是一羣騙選票的政治騙子。現在美國政壇終於有了一個貌似誠實講信用的特朗普，所以就贏得民眾的支持。

特朗普能夠贏得連任的第三個原因：特朗普前3年美國經濟一直很好，失業率屢創新低，股市屢創新高。但在今年新冠疫情的打擊下，3年來的努力全部歸零。

三、中國應對西方媒體必須體現大國自信

    新冠疫情在美國暴發後，美國一些政客不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本國抗疫上，而是挖空心思栽贓“甩鍋”，變着花樣污名化中國，拋出的各種奇談怪論無不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這些無良政客不僅在全球疫情大考中“丟分”，更成為凝聚全球抗疫合力的“絆腳石”。

    在美國疫情依舊嚴峻之際，美國一些政客卻在疫情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種種不負責任行為的背後，是推卸自身責任、轉移輿論壓力和撈取選舉籌碼的精心算計。美國媒體日前曝光一份共和黨參議員全國委員會向競選團隊發送的備忘錄，其中建議候選人通過“積極攻擊中國”來應對疫情危機，其“甩鍋”中國的險惡用心不言自明。

西方一些政客總是以小人之心揣測他人，把好心説成別有用心，把善意扭曲成惡意。此前他們指責中國出口的防護物資有質量問題，爾後又批評中國囤積防疫醫療物資並阻滯出口。類似這般躲在陰暗角落裏炮製的種種“反華劇本”，雖讓美國某些政客過了嘴癮，卻成不了抵禦病毒的盾牌。

這幾天，美國一些共和黨議員提議將中國駐美國使館門前的那條路更名為“李文亮廣場”，成心想氣中國。幾年前他們還曾提議將那條路改名為“劉曉波廣場”，當時沒有成功。這種事，以後美國人願意搞，由他們去。我們中國人如果覺得新鮮，就當熱鬧看一看，不高興了就罵他們兩聲，但別太上心，太當一回事。尤其是千萬不要動用外交資源很嚴肅地去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次提議改名“李文亮廣場”同樣未必能搞成，萬一搞成了，又能咋樣？他們下流唄。美國人就是喜歡搗鼓這些虛頭八腦的事情，他們的體制非常適合這樣挑釁、碰瓷，我們要是跟他們對這些事認真，死磕，就真算被牽制了，輸了。

    與美國和西方打交道，我們必須學會耳根子硬一些。他們的體制決定了很多政客和輿論精英口無遮攔，絕對不會對中國口中留情。我們越在乎，他們越來勁。所以輕易不要試圖通過干預讓西方各種表達的力量對中國“好一點”，只要我們真正想開，真的不在乎，那些針對中國的放肆言論會在很大程度上泄氣，因為覺得沒趣而變得收斂。

    這不意味着我們對西方的無端指責就不回應了，對污名化逆來順受，但最重要的是，不與他們戀戰，不拿真正的資源交換他們少罵我們幾句。這很不值。而且我們要知道這樣的干預沒多少用，很可能適得其反。近來不斷有西方媒體或者政客宣揚中方向他們“施加壓力”，在西方輿論環境下，這種指控帶給中國的抹黑通常會更大。

    中國國內的輿論環境與西方完全不同，西方一些人搞的事如果拿到國內環境中看，那就不得了，但在西方的環境中，它們的實際聲響常常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西方媒體整體上在衰落，美國主流媒體一起打特朗普，卻損傷不了後者的一個汗毛，可想而知那些媒體的影響力跌得多麼慘。我覺得它們被中國人高看了，它們大概也只能在我們這裏刷刷存在感了。

解決西方輿論的對華髮難問題，最好的辦法不是試圖改變他們，因為我們沒有能夠那樣做的工具，而是調整我們自己，去適應這個你越強、做得越好，很可能想要找茬罵你的力量也越多的世界。

參考文獻：

1.宋魯鄭《宋魯鄭巴黎日記》

2.胡錫進《美議員想用李文亮廣場氣中國，中國人跟他們認真就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