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一個“書呆子”的華山路_風聞
德不孤-新闻搬运工2020-05-09 12:47
來源:《復旦人》
張爸、暖男、硬核醫生、黑眼圈男神……看到這些,你一定猜出了今天的主角是誰?
《復旦人》雜誌獨家專訪了上海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校友。
本期**“抗疫復旦人”**,讓我們一起走近張文宏校友,聆聽他初心不改,一心當好感染界的“衞士”,始終為人羣服務、為保衞人類健康的使命不懈奮鬥的“醫者之聲”。
張文宏,1987年進入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原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先後獲得醫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上海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
2020年3月26日,傍晚6點30分,張文宏結束了上海市政府臨時安排的一場國際連線後,匆匆趕回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沒有人知道他有沒有吃晚飯。他穿着白大褂,戴着白色口罩,露出一對標誌性的黑眼圈,面帶微笑地走進房間和大家打招呼。
疫情還未結束,張文宏很忙。當晚9點,他受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邀請,要去給在美國的留學生和華僑華人做一個直播講座。晚上11點左右,他還要驅車趕到位於上海市區60公里外金山區的上海市公共衞生臨牀中心,近期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讓他牽掛。
▲2020年3月26日21點,張文宏受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邀請,給在美國的留學生和華僑華人做直播講座
緣定醫學:
人生的幾個十字路口
2020年伊始,張文宏“火”了。
從1月的“黨員先上”“不要欺負老實人”,到2月的“你在家不是在隔離,你是在戰鬥”,再到3月的“防火防盜防同事”等等,張文宏在媒體上爆出了不少“硬核”金句。簡潔、耿直、幽默的説話風格使他成為了“網紅”醫生和“硬核男神”,為大眾所喜愛。
在這次疫情中,作為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的張文宏像一枚“定海神針”,帶領團隊制定方案,抗擊疫情,並給大眾開展科普,帶來專業的防護知識,增添信心。
▲2020年2月23日,2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市公共衞生中心治癒後集體出院,張文宏就此接受媒體採訪。圖源:環球人物
而這一切則源於33年前那個“必然”的決定。
1987年,在浙江省重點瑞安中學就讀高三的張文宏毅然放棄了保送進入另一所著名大學的機會,轉而考入上海醫科大學(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臨牀醫學專業。
選擇學醫,是張文宏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結果:“在中學裏我一直擔任學習委員,是個‘書呆子’。我語文挺好的,作文也挺能寫,但是考不上中文系,我數理化都不錯,但是(全國)競賽得不了獎。後來我就發覺自己文科和理科都不拔尖,但是綜合能力還不錯,而醫學就是一門整合了文、理、社會學的綜合性學科,是在我看得見、可以理解的範圍內,比較適合自己的。”當時上醫不僅是全國最一流的醫學院之一,在國內外都具有極高的聲譽,“所以對我一個鄉下人,當時能夠衝到上海來讀書,也是蠻激動的”。
張文宏是上醫招收的最後一屆六年制本科生,本科六年,碩士三年,再加上博士四年,十三年的苦讀奠定了他紮實的醫學基礎。本科實習時,他被分配到了華山醫院傳染科(現感染科)。當時傳染科主任是被業界稱作感染界“福爾摩斯”的著名臨牀醫學專家翁心華教授。
本科畢業時,張文宏一度陷入了兩難的選擇,一邊是心儀的進入感染科工作的機會,一邊是研究生入學通知書。在翁教授的建議下,張文宏選擇了後者,所以在感染科還沒有正式上班他就離開了。
三年轉瞬,碩士畢業後張文宏還是心繫於此。九十年代末,由於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發展、生存條件改善,以及抗生素、疫苗的廣泛使用,許多常見的傳染病被攻克,傳染病學科發展進入了一個低谷。張文宏回憶:“在1996年我剛來的時候,科室裏很多比我年紀大的60後醫生都辭職了,如果當時沒有那麼多人走我也沒有留下來的機會。”
從1996年到2020年,張文宏在華山感染科,一干就是24年。
薪火相傳:
“他會做得比我更好”
自1955年創建至今,不知不覺間華山感染科已走過65個年頭。早在創建之初,業內有識之士已認識到,**中國的感染病學科應該與國際接軌,與抗生素、公共衞生事業等結合,向“大感染”學科迴歸。這也是華山感染三代人多年努力的方向。**梳理其學科的發展歷程,創始人戴自英獲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把抗菌藥物和感染性疾病的基礎概念從西方引進。接班人翁心華把臨牀感染性疾病的治療和診斷發揮到了極致。華山感染在疑難病救治領域展現出的對新發傳染病、輸入性傳染病的強診斷能力,也得益於前輩專家多年的積累。如今擔子落到張文宏身上。
▲華山感染科創始人之一:
戴自英教授
▲張文宏與導師翁心華(左)合影
2010年,張文宏開始接任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然而,翁心華等老一輩高超的臨牀診療水平,卻讓張文宏深感壓力,覺得很難做到能與老師比肩。“翁老師對疑難病症的診斷水平可謂‘神乎其神’。這完全基於他豐富的臨牀經驗和對疾病的瞭解所形成的本能的一種反應。我們這個學科翁老師如果退休了不來查房,是不是水平會大幅度下降?”
所以,張文宏上任以後,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大幅度地把科學研究的能力轉化成臨牀診斷能力,“一定要在技術層面做到跟國際前沿技術零距離接軌。一些疾病即使不能憑經驗來判斷,也能用高精尖的科學技術來彌補”。
張文宏對於技術儲備和基礎研究的重視,也源自他在香港大學、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的經歷。2001年,張文宏前往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進修,時常待在袁國勇教授的實驗室裏看他們如何進行傳染性疾病的研究。當時香港的整個病毒監測、細菌監測技術都處於國內領先水平,包括2003年SARS病毒,就是由港大袁國勇團隊率先檢測出來的。
這讓張文宏堅定了華山感染的學科技術發展必須在該領域要始終處於世界領先位置的想法,這樣才能保證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關鍵時候有所擔當。這次新冠疫情暴發期間,華山感染的技術優勢讓全科在處理新冠疫情中舉重若輕。他自豪地告訴我們:“比如這次新冠肺炎,上海申報的第一株新冠肺炎病毒就是我們與CDC一起合作完成它的基因測序的。在新冠肺炎的診斷技術上,我們跟國際上毫無差別。我們掌握了國際上目前的最新技術與檢測手段,而且我們的病種比國際上大多數的醫院還要豐富。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具有極大的信心。”
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奉獻,奠定了華山感染在中國感染學科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它連續9年蟬聯中國醫院最佳專科聲譽(感染與傳染專科)排行榜第一名。
2020年1月底,82歲的翁心華在參加上海臨牀救治專家組會議時説:“17年前SARS時,我做上海專家諮詢組組長,想不到17年後我的學生替代我來做組長了。他很有能力,他會做得比我更好。”
▲華山醫院感染科大合影(攝於2015年4月)
利劍出鞘:
“只要有張主任在,我們都不慌”
在剛進傳染科工作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科發展並不景氣,張文宏也曾一度生起了離去之心,但翁心華教授勸他:只要熬過最艱苦的時候,以後總會慢慢好起來的。張文宏對於恩師的教誨深以為然。翁心華在非常艱苦的環境裏,幾十年如一日踐行着自己的初心,“翁教授這一輩子他最喜歡的就是臨牀,永遠是那麼熱忱。帶着學生們做了一系列疑難雜症的病例研究,所以他的言傳身教對學生的影響是很大的” 。張文宏回憶道:“我很少看到翁教授對自己的學生發脾氣,但為了給下屬爭取利益,他會跟領導吵架,他做一切都是為了整個學科的發展。”張文宏待人接物的態度也頗受老師的影響。
這次疫情中,上海醫療救治組的同事們,説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只要有張主任在,我們都不慌。”在平時的工作中,張文宏也是給同事們安全感的存在,年輕醫生們都親切地稱張文宏為“張爸”。
他的學生孫峯也説:“現在疫情來了,大家都説國家在給老百姓‘兜底’,其實我覺得在我們科室也總有一個‘兜底’的人,那就是張老師。”
張文宏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如頂樑柱般擔當起整個感染科,在小事上卻依舊保持着細心周到。
孫峯記得,有一次張文宏因為走不開,在晚上臨時通知他代為參加一個在外地的會議,第二天一早出發,時間很緊。“其實我就是感染科的一個普通醫生。在我看來張老師只要一個電話就行,後面的事也不用他操心了。”但是,張文宏預定航班、出發路線、接機、住宿以及在那裏的工作怎麼展開等,都事無鉅細地幫孫峯安排好,並在電話裏又細細叮囑了一遍。“他就把你什麼事情都想得清清楚楚,這搞得我成了領導一樣。你説這是不是暖男?”孫峯笑着説道。
這次疫情,孫峯隨華山醫院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馳援武漢。臨行前,張文宏除了交代他要觀察武漢當地情況,看看武漢到底發生了什麼之外,也萬般叮囑他要“注意休息,防護、防護再防護”。
張文宏也非常愛護團隊裏的醫生們,在查房時會主動幫助病人建立對團隊主治醫生或是年輕醫生的信任。和新來的病人聊聊共同話題、套套近乎,迅速地降低患者在醫院的緊張感。因為是浙江人,如果他遇到家鄉人或者附近地區的病人,他也會講幾句家鄉話。和做科普時一樣,張文宏不會在與病人溝通病情時,糾結於深奧的醫學原理,而是更願意用形象的比喻和比較生活化的例子和病人解釋病情,比如“流感不是感冒,就像老虎不是貓”。
▲張文宏(左二)與同行和學生交流業務、傳授經驗圖源:環球人物
平時工作中,張文宏對大家既有關心也有要求。科室裏的同事、學生們對張文宏的熱愛都凝結在了“張爸”“暖男”這些稱呼裏。張文宏卻説:“我自己不覺得,其實我在我們科裏的溝通方式都是非常直接的,其實根本説不上‘暖男’不‘暖男’的。”
他隨即掏出了手機,當場打給一位同事溝通工作。他語速極快,兩分鐘後就結束了通話。
“我們在幾分鐘裏面要溝通很多很多信息,哪有空照顧你的情緒?在我們科裏沒有‘情緒’兩個字,説話非常簡潔。”張文宏説,“在我們這裏基本上就這樣,工作節奏很快,一分鐘裏面要講四五件事情。但正是因為能這樣互相之間非常信任,所以人跟人之間沒有交流的損耗。”
高效的溝通也反映出張文宏所帶領的華山感染科團隊之間,有着驚人的默契和高度的自覺性。
1月23日,華山感染的重症團隊隨上海第一批援鄂醫療隊出征!其後又分別派出了3批華山感染精英援助武漢。
疫情以來,留守上海的張文宏在出任上海市抗新冠醫療救治專家組長之外,還帶領團隊做了很多事情,除了和疾控一起完成第一株病毒基因組的測序之外,華山感染科在確診新冠的第一時間,就依託自己的實驗室把整個檢測系統建立了起來,為防疫贏得了時間。“我不會等大家慢慢建,我們自己全部建了。”張文宏説道。
不僅溝通效率高,團隊還注重信息的共享。疫情期間,感染科兵分三路鋪開工作。一個團隊對接國際,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寫成文章在國際上發表,給全球抗疫提供最新的研究發現;另一個團隊在公眾號“華山感染”上向公眾開展疫情科普;還有一個團隊整理完成中國第一本專業的新冠病毒書《2019冠狀病毒病——從基礎到臨牀》,融合到現在為止基礎的研究、臨牀的研究、診斷、治療、共識等。
正所謂“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在新冠病毒來襲的第一時間,華山感染已“利劍出鞘”!
硬核圈粉:
“疫情不在,你去‘紅’什麼‘紅’呢”
大部分人並未見過張文宏在抗“疫”一線忙碌時的樣子,但一定見過張文宏在媒體鏡頭前越來越深的“黑眼圈”,以及他的“硬核”忠告。
圖源:環球人物
作為一名感染科醫生,張文宏深諳科普工作的重要性。面對突如其來的高關注度,他十分淡定。“採訪、曝光,這不是我的工作內容。對我來説有意義的曝光只是在非常關鍵的時間點,比如我們國家防疫政策出來,或者國際抗疫策略出來,當所有人覺得不理解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應該發出正確的聲音。”與此同時**,他和他的團隊也在疫情期間通過“華山感染”公眾號持續向民眾做科普宣傳,通俗易懂而又非常接地氣。**深入淺出地普及專業的防疫知識,傳達關於疫情的信心,破除傳播過程中有失偏頗的謠言,使信息傳遞更準確高效。
在疫情初期,他提出了“悶兩個禮拜”的防疫策略。短短五個字,卻是張文宏深思熟慮後才説的。“‘悶’用英語説叫Stay at home(待在家裏)。但是,‘待在家裏’這個表達就遠遠不如一個‘悶’字,而且‘悶’體現了Social distance(社交距離)。‘兩個禮拜’代表了病毒的潛伏期,用來區分是否感染。但是要讓沒有學過醫的老百姓理解這背後複雜的醫學原理,是有一定難度的。”
疫情爆發後,他白天各種忙碌,晚上奮筆疾書。2月2日,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策劃、**張文宏教授主編的《張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數字版線上發佈,反響熱烈。隨後被翻譯成了英語、意大利語、波斯語、越南語等多個語種傳向世界。“雖然印了100多萬冊,但是沒有收取一分錢版權費,能為全球抗疫做出貢獻,我們覺得欣慰無比。”張文宏説。
面對自己的意外走紅,張文宏表示,在疫情面前,如果感染科整個學科因此成為“網紅”,那説明感染科的專家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作用,專業的聲音被廣大民眾聽進去了。當爆發公共衞生危機的時候,能有專家發出一個具有公正的、影響力的聲音,來引導民眾以及整個社會往正確的方向去走,這對全民防疫的決心會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所以我希望每個學科在重大的社會事件出來的時候,都能夠做一個網紅。”
對於被“網紅”這件事,張文宏有話説:“我老早以前講過,隨着疫情的結束,‘網紅’這個稱號就不再有意義,不管你自己是安靜也好,不安靜也好,自然一切都會慢慢地平靜下來。因為疫情不在,你去‘紅’什麼‘紅’呢,你説是吧?”
“衞士”底氣:
“焦慮是我們的主要特徵”
翁心華教授曾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將感染科醫生比成了“消防員”。
張文宏解釋道:“這是這麼多年來感染病醫生的職責所在,因為總歸會有傳染病爆發的時候,衝在前面的都是醫護人員。”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2003年,SARS爆發,翁心華剛從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會議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擔任上海市防治SARS專家諮詢組組長。他堅持的“上海標準”,幫助上海實現了僅8人感染的奇蹟。
2013年,H7N9禽流感病毒來襲,張文宏團隊主動接觸10餘病例,並蹲守實驗室一個多月進行測序研究,最終確定感染源,及時發現H7N9人傳人風險,把病源扼殺在搖籃裏,使疫情得到及時有效防控。
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爆發,張文宏組織感染科醫生第一時間報名,親自帶隊遠赴非洲參加救援,參與當地疫情控制。
2020年,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除夕夜,華山醫院感染科副主任醫師徐斌等人蔘加上海首批醫療隊打點行裝,出征武漢。
而現在,張文宏進一步認為,“消防員”不夠,感染科醫生更應該做“衞士”。
“消防員是着火的情況下去救火,這就滯後了。現在新冠肺炎這個火把全世界燒得一塌糊塗。我們的醫生去武漢,這個就是消防員。”張文宏解釋道,“但是如果更早一點,在這個病毒還沒有蔓延、爆發之前,就集中地把它給識別出來,消滅掉,發警報,這就是一個衞士的作用。”
事實上,感染科醫生不單是“消防員”和“衞士”,還是一支“平戰結合”的常規部隊。
張文宏曾在演講中提到,自己是個非常焦慮的人,所以特別適合做感染科醫生。焦慮是現代人普遍的狀態,但感染科醫生特別焦慮的原因和感染科本身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有關。
“第一,每一個病來自於各種不同的病原體,所以一旦對這個不同病原體的識別能力不夠,這個病人生存的機會可能就會很少。第二,在感染性疾病裏,經常會出現一些突發的事件,像這次的新冠疫情。”張文宏解釋道。
選擇這個行業就意味着選擇了負重前行,因此他積極地接納了自己“焦慮”。
“沒有焦慮就沒有準備。我一直在想,如果這次新冠疫情在上海發生,我們會怎麼做?你必須為這個事情做準備。”
張文宏認為,只有在技術上和配套醫療設施上的“冗餘”,才有面對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之類的“黑天鵝事件”的底氣。“所以‘焦慮’就勢必會成為像我們這種感染科醫生的主要特徵。”
回顧數十年的從醫經歷,張文宏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一代。“個人的發展,事實上都是在國家大的發展框架下去進行的,我們60後的成長正好與中國剛剛騰飛的時間也完全契合。而走在我們前面的像鍾南山院士、李蘭娟院士等一批人,國家復興剛剛起步的時候這些學科是他們領導的,他們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們跟跑的這批人是非常幸運的。對於我來説只不過就是一個‘書呆子’碰到了一個騰飛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