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困擾中國一千年的改革“隱痛”, 為何今天還無法根治？ | 文化縱橫_風聞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徵訂火熱進行中**

✪ 雷博|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整理/劉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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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王安石和司馬光是宋代乃至中國歷史上一對經典的歷史人物。他倆為什麼從惺惺相惜到水火不容？為什麼這麼針鋒相對，勢不兩立？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樣的動機和關懷？這是一個有趣且深邃的話題，困擾了中國歷史近千年。更進一步：北宋，乃至中國歷史上的變法改革，為什麼這麼難？其中到底有哪些內在的邏輯和跳不出來的困境？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雷博先生認為：王安石變法的緣由根植於北宋以後的中國官僚政治體制之中，司馬光也同樣認識到了變革的重要性。然而王安石以“超前”的社會理解和思路，出於與宋神宗一致的，追求“更好”政治體制的願望，制定出了“先進”又複雜的變法藍圖。在宋神宗朝時，變法事實上相當成功。然而隨着宋神宗、宋哲宗兩代君王英年早逝，變法失去了皇權支持，對人性、社會和皇權與王安石持完全不同態度的司馬光獲得機會，完全顛覆了王安石留下的制度，也由此引發了北宋的黨爭歷史。而隨着北宋衰落，執政者在尋找“替罪羊”之時，將目光定格在王安石身上，最終造成王安石變法承擔了“失敗”污名。這場變法對當前的啓示意義，不僅存在於其理想目標——追求國富民強和制度優化之中，也在於王安石的某些精細設計，以及由變法引發的不同觀念的爭鬥之中。作者指出，政治現實是不進則退的，我們已經解決了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也有歷史作為經驗和教訓，可以追求並不斷優化現實制度。面對改革，我們既要追隨王安石的深邃與鋭利，努力追求卓越公正的“更好”，勇敢變革；也要銘記司馬光的警告，防範以改革為名義的壓迫與傷害，先保住“不壞”。

**2020年5月5日晚，文化縱橫與今日頭條合作舉辦“縱橫説”直播節目，邀請雷博先生奉獻首場講座。本文為《文化縱橫》主創深度思想直播節目“縱橫説”首場講座的整理稿，經作者審定後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講座視頻可在B站搜索“文化縱橫”後觀看）

王安石和司馬光為****啥互懟？

——北宋改革的深層邏輯和現實啓示

王安石和司馬光是宋代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對很經典的CP。這倆人為什麼互懟？這是一個很有意思同時也很深邃的話題，困擾了中國歷史近千年的時間。他倆為什麼從惺惺相惜到水火不容？為什麼這麼針鋒相對，勢不兩立？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樣的動機和關懷？更進一步：北宋，乃至中國歷史上的變法改革，為什麼這麼難？其中到底有哪些內在的邏輯和跳不出來的困境？

▍王安石和司馬光是怎麼從“相愛”到“相殺”的？

（一）王安石和司馬光的背景

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年紀相仿。司馬光出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也就是公元1019年，祖籍陝州夏縣，在現在山西省運城市。王安石比他晚兩年，1021年出生，他是江西撫州臨川人。一個西北，一個東南。去年是司馬光誕辰一千周年，明年該輪到王安石了。

他倆家庭條件相似，但還是有差距的。

司馬光相傳是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在當地一直是名門望族。祖父和父親在朝為官，以正直聞名，司馬光年輕的時候就非常端凝穩重，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很多朝中大臣名士都對他特別賞識喜愛，有的把女兒嫁給他，有的比如説龐籍那就是把他當成乾兒子對待。司馬光十九歲考中進士之後，除了很短的時間擔任過地方官僚屬、副職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朝廷擔任館閣官和諫官（也就是監察官員）。這類官職當時被稱為“清華之選”，不用在基層幹髒活累活，專心讀書寫文章，未來的上升空間還很大，很受人羨慕。在這個期間他讀了大量的史書，也為後來編寫《資治通鑑》打下了一個紮實的學術基礎。所以司馬光的學者士大夫氣質非常濃厚，是敢於仗義執言的道德君子，但是在基層治理經驗方面比較匱乏，尤其是沒怎麼去過南方，對於“江南”這個新興的經濟活躍區域，對於中國民間當時非常蓬勃的經濟發展需求和麪臨的具體矛盾，他是很不熟悉的。請大家記住這一點，這是個關鍵。

王安石也算是一個官二代，但是他父親王益就是一個普通的地方官員，長期輾轉在南方各地為官，所以王安石從小是跟着他父親一起在各地宦遊。王安石本人那確實是天才，讀書過目不忘，下筆如有神助，二十一歲考中進士，他本來妥妥地是那一榜的狀元，但是因為文章中用的一個典故有點尖鋭，讓仁宗皇帝覺得不爽，把他和第四名做了一個調換。別人要是丟了狀元不知道該怎麼哭天喊地，王安石一點反應沒有，因為考中科舉這件事對於他來説真的是生命中極其不重要的一個小水花。王安石這個人性格就是這樣子，有一種哲學家式的孤獨感，蕭疏散淡，對功名利祿、飛黃騰達、榮華富貴這種事情毫不在意。一輩子只有一位夫人，納妾、狎妓這種當時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時尚”，王安石碰都不碰。別人都是削尖了腦袋要到開封府天子身邊當官，王安石的態度是能不去就不去，我寧可待在基層，和處士、禪僧這些人做朋友，也不願意去混那個官場圈子。

（二）王安石的志向

那王安石看重的是什麼呢？****“學為聖人”。堯舜、周公、孔子、孟子，那是他的偶像。特別是孟子，王安石成名之後，歐陽修給他寫了一首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把王安石比作韓愈，結果王安石很客氣地回覆“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言外之意是：我的愛豆是孟子，我不當牆頭粉，韓愈就算了。

王安石這個“學做聖人”不是隨便説説的，他是認真實踐的。他早期的成長經歷中主要做了兩件事：一個是積累紮實的政治經驗。從最基層的知縣，到中層的通判、知州；從負責財務的度支判官，到皇帝的筆桿子知制誥，他的政治履歷非常完整。特別是在做基層親民官的時候，給老百姓辦了很多實事，他後來變法時候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在這個時期做過試驗。

他乾的第二件事更重要，也給他本人帶來了巨大的聲望，那就是學術思考和寫作。不僅有短篇的議論、文章，也有給仁宗皇帝上的萬言書，論述治國的要領，更有成體系的政治哲學著作，探討治國理政和道德人心之間的複雜關係。他的著作《淮南雜説》當時一推出，天下轟動，將其與《孟子》相提並論。所以王安石當時的聲望極高，那就是一代宗師的地位。

（三）王安石和司馬光共同的改革訴求

在那段時間裏，王安石和司馬光成為關係非常好的朋友。他們倆再加上呂公著、韓維，並稱“嘉祐四友”，志同道合，經常詩文唱和。他們倆在學問、人品、處世態度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彼此也互相尊重敬仰。而且**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宋仁宗的時候，都屬於改革派。**為什麼想改革呢？因為宋仁宗朝的那個政治情況實在是讓人看不下去，沒法不吐槽。

最近的熱播劇《清平樂》講的就是宋仁宗的故事，我也經常看到自媒體文章把他描繪成一個寬厚包容、愛民如子的皇帝，“中國歷史上最仁愛的君主”、“站在包青天身後的男人”。沒錯，宋仁宗是很寬容，范仲淹、包拯、歐陽修、三蘇父子這樣的名臣出現在這個時代，能夠脱穎而出，就是現在網紅的“詩詞默寫背誦天團”。

可是與此同時呢，那些搞裙帶關係的、和稀泥的、尸位素餐的官員，宋仁宗也一樣很包容，甚至還更包容。最後結果是什麼呢？行政效率低下，缺少規劃和執行。國家內部，冗官、冗兵、冗費一年年在暴漲，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財政越來越困難，老百姓日子很難過。歐陽修就警告説，當時的民變是“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於一夥”。對外就更不要提了，不但被遼國頂着腦門威脅，就連小小的西夏，都能把大宋朝搞得左支右絀、焦頭爛額。

宋仁宗也想勵精圖治。他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搞“慶曆新政”。范仲淹提出十項改革主張，看起來都很給力，可是結果呢？施行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觸動很多人的利益，他們到仁宗那好一通抱怨，仁宗一看，既然這麼多人反對，那好吧，咱們不改了。把范仲淹他們打發到外地當官，新政就這麼半途而廢了。

所以歐陽修就吐槽説：陛下您不能只有納諫之明啊，也得有力行的果斷啊，不然就是“言愈多，聽愈惑”，大臣們的諫言這麼多，陛下你誰的話都聽，反而會越來越迷惑。一有水旱災害，就下詔廣開言路，讓大家獻計獻策，嘩啦一下收上來幾千份奏議。然後呢？怎麼辦？怎麼執行？沒有章程、沒有後續的行動。歐陽修説，我在地方上看到官員們怎麼辦事呢？朝廷下一道命令，州縣官們就互相通氣説：別急，先不急着執行，咱們先應付一下，過兩天肯定要改。結果真的，沒過幾天又下來一道命令，説前天那個不算數啊，不要執行了，已經執行的趕緊追回。官員們彼此會心一笑：真有先見之明。你想想這政策一來一回的反覆，浪費多少冤枉錢，最後還一事無成。如果全天下都是這麼一個朝令夕改、苟且拖延的攤子，皇帝你再簡樸、再勤政、再開明，有什麼用呢？

所以宋仁宗可以説是一個好人，作為一個皇帝比起那些荒淫無道的暴君強多了。但真心不能説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太糾結、太優柔寡斷了。當然這一點不完全是他性格的問題，和北宋的政治模式密不可分。

**北宋開國之後，有鑑於前唐五代武人亂政、藩鎮割據的弊病，推行文治。****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一套強調製約與平衡的政治模式，當時的人稱之為“祖宗之法”，它的指導思想是八個字：“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這裏面的“事”，指的是“大事”，“曲”指的是小事，意思就是，無論大事還是小事，朝廷都要有制度來防範可能出現的弊病。它的好處是權力主體彼此相互制衡，可以防微杜漸，外戚、權臣、宦官、軍閥，這些曾經在歷史上翻雲覆雨、威脅皇權的政治勢力，到宋代基本就被馴化了。可是弊端也很明顯，相維相制，意見大於決斷，爭論大於是非，形成了一個“君弱臣強”的格局——皇帝不敢做決定，把很多重大的政治決策付諸“公議”，元老大臣們，你們商量，你們決定。

可是公議的結果往往是兩派相爭，難分高下，互相懟來懟去，政策就像牆頭草，扶得東來倒得西。所以我們説寬容是一種政治美德，但是寬容要建立在起碼的是非、決斷和效率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是孔子所批評的“鄉愿”。

宋仁宗去世後，北宋朝堂就開始有各種變革的呼聲。司馬光當時就大聲疾呼：“天下之勢，危如累卵。”必須要變，要革弊立新。類似的聲音當時有很多，所以説王安石變法不是他一個人的訴求，而是整個時代的共同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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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安石和宋神宗的遇合

宋英宗在位不久便去世，他兒子宋神宗即位之後，當時朝野的大臣名士們，都期待王安石能夠出來主政，司馬光也是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推薦者，多次上書力薦。神宗也早就聽説王安石的盛名，就召見了王安石。

他倆第一次對話很有意思。宋神宗問了王安石這樣一個問題：“你覺得唐太宗是一個什麼樣的君王呢？”因為神宗很崇拜唐太宗，他和王安石聊自己的偶像，其實是想問“你覺得我有沒有機會成為唐太宗那樣的明君呢？”王安石的回答很出人意料，他説陛下，唐太宗不算什麼高明的皇帝，那真是趕上亂世矮子裏面拔將軍。你真正應當效仿的對象是誰呢？堯舜。一般人覺得堯舜境界太高、太理想，根本達不到。其實是他們沒弄懂一個簡單的道理：越是像堯舜這樣的聖王，他們治理國家的方式，反而越是腳踏實地的，核心就是四個字，“中人為制”。就是依據普通人的人性、能力和願望來治理國家、設計制度。

王安石的這番話，對宋神宗來説，簡直是醍醐灌頂，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讀這段史料時都能感覺到宋神宗當時那個眼睛裏冒着小星星、搓着小手手的激動狀態。

某種程度上，王安石説出的是神宗自己的心裏話。當皇帝的人，可能天天都能聽到大臣用堯舜兩個字來吹捧自己，但沒人會當真。可是王安石説堯舜，是在嚴肅認真地告訴他：堯舜離得不遠，聖王之治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樓閣，只要有理想、有行動力，咱們一步一步地創制法度、搭建治理體系，堯舜之治就是可以實現的。

**理解北宋改革，理解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張力，首先得先理解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關係。**他們倆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特殊，甚至是獨一無二的一種君臣關係，可以説是真正的“道術相合”。宋神宗後來就真的是把王安石當成自己的老師，事事請教商量；王安石也盡心竭力，手把手地教宋神宗怎麼當皇帝。當時的人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他們君臣之間的關係，説“上與安石如一人”，兩個人好得跟一個人似的。

我們現在説到王安石變法這件事，首先想到的都是王安石設計的那些法令，但其實在我看來，這場變法中，王安石最重要的作品不是法令制度，而是宋神宗這個皇帝。王安石的思路很清楚，要進行政治改革，必須得抓住皇帝這個樞紐。得有一個明白、堅定、持之以恆的推動者和主導者，否則制度設計得再好也沒有意義。所以王安石鼓勵宋神宗要有決心、有意志，認準了就去做，乾綱獨斷，不要被流俗之言影響，這樣才能打破陳腐的規矩，開出一個新的氣象局面。

（五）王安石的改革措施

至於變革的具體做法，當時有很多人提出各種改革方案。其中絕大部分可以歸為兩類：一種是“陳詞濫調”，一種是“道德高調”。什麼是陳詞濫調呢？你去看一下當時臣僚給皇帝上的奏議你就明白了，都是套路。先是痛陳時弊，然後提出建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條，基本上都是親賢臣，遠小人，省用度，防貪污，簡機構，裁冗官，厚農桑，抑兼併。翻來覆去就這些。另外一類是道德高調。這些人認為應該怎麼改革呢？法先王，恢復周代的封建、井田制度，見到皇帝就説陛下你要誠意正心，君心正則天下莫不正。

你説這種話説錯了嗎？沒錯，但也沒有執行方法和可能性。而王安石的改革路數很不一樣，他直接落實到具體的人事制度、經濟政策和管理體制的改革。大家可能都知道王安石變法中的幾大新法：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高中課本都學過。

這些法其實是結果。他真正的操作流程是這樣的：

第一步，先選人。他跟宋神宗説，現有的這些官僚都是從舊的體系中成長起來的，哪些人能用哪些不行，不知道。所以皇帝首先得當當人事總監，來面試年輕人，每天辛苦一點，不停地接見年輕官員，在這裏面看看誰腦子比較清楚、比較有朝氣，就把這些人選拔出來，去進行第二步。

第二步，編修條例。就是中央各個機構的運行規則。先從三司這個國家財政機構開始編起。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財政是一筆糊塗賬，所以你要先把財政管理的條例機制先理順了。編修條例的同時就可以考察選拔這些年輕人，看誰有大局觀、能發現問題、辦事果決效率高。符合要求的，選出來進行第三步。

第三步，推出新法改革措施。讓他們去執行、去鍛鍊，到基層去摸爬滾打，去推動改革，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髒活累活，也是真正考驗人、鍛鍊人的工作。這個過程也就是一個選拔的過程，那些真正有水平的、能幹事的人很快就脱穎而出了。《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就是王安石和宋神宗挖掘培養出來的人才之一。

有了合適的人，接下來才能“理財”。**為什麼王安石變法這麼重視理財呢？**有些人説是因為宋神宗想要開疆拓土，所以需要富國強兵。這話説得也對也不準確。宋神宗和王安石第一次討論理財，宋神宗就提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怎麼能讓陝西前線錢重貨輕？就是陝西前線有錢沒用，沒有購買力，軍需和民用的各種物資都買不到。這怎麼辦呢？王安石跟他説，想要實現這一點，就要行“開闔斂散”之法。就是政府要用大開大合的手段，對全國範圍內各種物資進行統籌調配，用到需要的地方去。

王安石這句話，是中國經濟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它強調的是中國內部有幾大功能不同的經濟區域：西北、河北是當時的前線，需要源源不斷的物資供給來保障國家安全；荊湖也就是現在的湖南湖北，開發潛力很大，需要資源投入；江南、山東、巴蜀，物產富饒，可以提供糧食、布帛、茶葉等等大宗物資。所以中央政府需要建立起一個流動機制，一個轉移支付機制，把全國這盤棋給盤活了。王安石想要的改革，不是小修小補小打小鬧，不是從這兒摳出一點、那兒省出一點兒，而是國家經濟運行模式的全面升級，是要打造一個“超級治理體系”。

王安石經濟改革這個話題，真要展開講一個學期都講不完，裏面的細節太豐富了。各項新法之間的配合關係、用人的策略、物資與貨幣調配的方式、試錯的機制、精細調整的手段。仔細讀那段時期的史料，越讀越覺得不可思議，不敢相信這是一千年前的人幹出來的事情。就像是一個頂級的圍棋高手，謀篇佈局、運籌帷幄，用王安石的話説，叫做“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之先後定勝負。”我們現代人都看不明白。我們這些專業學者，吃這碗飯的人，也沒有幾個人敢説自己真的完全看懂了王安石在幹啥。

（六）反對派的激烈批評

現代人都看不明白，當時那些士大夫們完全就是懵圈的狀態。王安石你不是號稱天下儒宗嗎？你不是崇奉孟子嗎？《孟子》開篇第一段，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他，老大爺你不遠千里來我們國家，如何對我們國家有利呢？孟子回了他一句：“王何必曰利，但云仁義而已。”所以治國最重要的是仁義！你怎麼能講利呢？我們都期待你上台來革除弊政制禮作樂呢，你一搞這些東西那你和管仲、商鞅、桑弘羊這些法家有什麼區別？你就是個法家，表面上打着先王之道，打着堯舜周公的旗號，其實是在文飾你自己的那一套歪理邪説。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須噴，往死裏噴。

尤其是王安石的新法中先推出的也是最核心的一條：青苗法。在反對者眼裏，這就是國家出錢向老百姓放貸，這不是典型的“與民爭利”嗎？所以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帶有很強道德使命感的士大夫們成了最激烈的反對者，特別激烈地反對王安石的“理財”觀點。

王安石的看法是：天地之間有大量的剩餘財富，隱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裏，沒有有效的整合起來，所以理財要做的，就是“因天下之利，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就是通過改革，建立起一種循環機制，**把散落的財富聚攏起來，還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樣“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就可以供應國家的開支。

司馬光説什麼“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虧你好意思説這樣的話。所謂天下的財富，那不就是老百姓生產的布匹糧食嗎？總數是有一個定額的，不可能憑空生出來。不在民間，就在官府。如果官府獲得了更多的財富，那一定是用各種名目手段，從民間巧取豪奪來的。所以別給我扯什麼“因天下之利，生天下之財”，沒那回事，都是為了掩蓋聚斂剝削的花言巧語。

司馬光説的有一定道理.因為北宋還處於農業時代，農耕是一切社會財富的基礎。在沒有工業化的前提下，社會財富總量增長是非常有限的。可是問題在於，他把社會經濟的運行想得太簡單了，變成了官方與民間的二元對立。他沒有注意到的是，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在自然條件下，社會經濟當中本來就有很多破壞性因素，在阻礙經濟的良性循環。其中最大的破壞性因素就是糧食這項大宗商品的價格潮汐。

在傳統社會當中，糧食的價格波動是有很明確的週期規律的。秋天收穫之後價格一定低，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價格一定會高。豐收年景價格會很低，災荒年價格又可以高到沒有上限，鬥粟千金。《韓非子》裏面有一句話,“飢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意思就是：豐收的時候，就算是不熟悉的客人我們也好吃好喝招待，可如果是饑荒年景青黃不接的時候，哪怕是親兄弟，也不會把東西讓給他吃，因為給了別人，我就得餓死。

這是很殘酷的生存法則，同時也意味着巨大的套利空間。只要你有資源，囤積居奇、低買高賣，大的社會環境再相對穩定，很快就可以富得流油。有了餘錢餘糧你還可以放高利貸，中國民間長期博弈形成的最常見的利率是“倍稱之息”，就是100%的利息，借一斗還兩鬥，一直到晚清民國時代都是如此。還不上那就抵押房產土地，抵押光了要不餓死，要不逃走到他鄉給人當佃農。

這個情況很早就出現了，《史記》裏面就記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是對基層生產的巨大破壞。所以國家需要通過“常平”的方法，建立官方的儲備，糧價低的時候收儲，糧價高的時候售賣，平抑價格潮汐。如果你像王安石這樣，再能提供相對的低息貸款，就可以打擊高利貸者的套利空間，幫老百姓渡過難關。

我們從現代科學角度也很容易理解。熱力學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一個封閉的系統會自然地趨向於混亂無序，所以需要治理者的干預，通過倉儲和貸款，實際上是給這個系統注入了時間和空間層面的秩序。抵消其中的破壞性因素，這本身就意味着財富總量的增長。而國家財富集中還可以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用於農田水利和土地開發，**北宋神宗朝是中國古代史上農田水利建設最發達的時期，甚至沒有之一。這麼大規模的建設錢，就是青苗貸款在背後支持。**有了水利，防止拋荒，擴大開墾面積，這就又可以大大增加社會財富總量。所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真的實現不了嗎？“國富”一定“民窮”，“國進”一定“民退”嗎？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本身就是需要反思的。

那司馬光又問：對，打擊囤積居奇是應該的，可是咱們本來就有歷代相傳的常平倉。用常平倉不就可以避免穀賤傷農、谷貴傷民了嗎？為什麼要搞這個奇奇怪怪的青苗法出來。

司馬光他們問這樣的問題，就説明太缺乏基層治理的經驗了。王安石的回應就一句話，常平倉在當時已經幾乎完全失效了。名義上雖然還維持着運轉，但其實基本沒用了。為什麼會失效呢？因為常平倉一般是建在州府，它收買和投放的都是糧食。鄉下的農民想要獲得常平倉的賑濟福利，來回一趟州府縣城，運輸成本就很高。更何況，這福利他們很難得到。每年常平倉開倉賣糧的時候，就被富商大户僱傭一些城市裏的流氓混混都給領走了，他們低價拿了政府的糧，轉手再高價賣給需要的老百姓。反過來，到收穫的時候，也是低價從老百姓手裏收購，然後高價賣給官府，一來一去，躺着就把錢掙了。等於官府不但沒有打擊到套利空間，反而白白給黃牛們提供了一個賺差價的機會。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針對的就是這種政策失能——缺少一個直接連接官府和基層老百姓的渠道，各種資源、信息都被堵塞住了。他的具體執行方式依然是非常超前的手段：貨幣化。不是用糧食來斂入散出，而是用銅錢，用貨幣建立一條上通下達的渠道。農民每年借的是錢，等到還的時候也還錢，設置一個提舉常平官的系統，滲透到基層，來負責青苗錢的投放和回收，這樣就用輕便易行的“錢”，替代了運輸和保存成本都很高的“糧”，農民不論是領貸款還是還貸款，都很方便，也能繞開那些黑社會混混們，在政府和農民之間就建立起了一條比較直接的經濟渠道，把農業人口也納入到貨幣的循環體系當中。

這種做法背後隱藏着一個深意——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大量新的商業場景和商業需求湧現，但是傳統自然經濟條件下，農民還是自給自足、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無形中被排斥在了新的商業機遇之外。而且你説農民不需要錢嗎？是，他日常生活也許可以自給自足，但是孩子想要學點文化讀點書呢？求醫問藥呢？婚喪嫁娶呢？到貧困地區調研一下，因學致貧、因病致貧、因婚致貧，還是重要的原因。民間高利貸針對的往往也是這種急迫的需求。所以王安石變法在中國經濟史上帶來的鉅變是：鑄造發行了巨量的貨幣，最多的時候一年接近五百萬貫，同時大量商業票據甚至紙幣也進入流通體系。量變帶來質變，貨幣在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在中國的不同地域之間大範圍、大規模流動，可以説是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面貌。

類似這樣的爭論還有很多。

王安石新法的內涵非常豐富，當然，在實際運行中也會有各種弊病，反對者的批評意見也不是完全沒道理。實際上整個宋神宗朝，這些新法都是在批評和反思的聲音當中不斷動態調整。他和宋神宗怎麼樣給新法不斷地打補丁，調整各種細節、比例和運營方式，強化信息渠道、強化監管督查，這是一場改革當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所以説研究和評價一場改革，必須從一個完整的、全週期的角度去考察。不能拿着變法前期出現的一些問題，和當時人的批評，就下結論説：王安石的改革導致天怒人怨，所以它失敗了。這不是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態度。

（七）新舊兩派的決裂與對立

總而言之，王安石推出變法的各項措施，在朝野上下激起嚴重的反彈。這些反彈不僅來自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那部分人，因為利益是可以妥協的；更激烈的反對來自於理念上的排斥，這是真正的水火不容。而北宋的政治模式也造成了意見之間尖鋭的對立，沒有緩衝空間。司馬光他們的態度就是：青苗法這些新法必須罷廢，不然我就辭職不幹。他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信，信裏面説他的變法是“侵官、生事、徵利、拒諫”：搞出一堆新機構，把原有的官職都給侵奪了；憑空生出一大攤子事來，雞飛狗跳，上下不寧；所謂理財其實就是搜刮老百姓；別人説你你還不聽，搞得怨聲載道、誹議連天。總之，變法就是敗壞祖宗家法，趕緊停了吧。

王安石很尊重司馬光，而他的尊重方式則是毫不客氣地懟回去。他寫了封回信，叫《答司馬諫議書》，是文學史上的名篇，針對司馬光提出的四點反對意見，一一加以辯駁。他説：我受命於皇帝，要立法命官，這是重整朝綱，談不上侵官；學習先王之道，興利除弊，這也不是生事；為天下理財，這不是搜刮剝削；駁斥謬誤、反擊小人，這更不是拒絕建議。至於怨聲載道，這事我早就預料到了，所以也不足為奇。現在這個政治風氣就是大家同流合污，媚俗取容，不想着怎麼把天下治理好，就想着當官混日子。所以哪怕人人反對我，寡不敵眾，沒關係，孟子説了“雖千萬人吾往矣”，我就是要把這場變革進行到底。

王安石這麼強勢的反擊和“回懟”，不僅在宋代歷史上，甚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在此之前，北宋絕大部分宰相的風格都是柔軟包容、善於妥協，所謂“將軍額頭跑得馬，宰相肚裏能撐船”。在反對者看來，批評、反對、妥協、平衡，這就是大宋朝的祖宗之法；而王安石作為執政者，固執己見、油鹽不進，這種態度比新法本身更過分，就是個“拗相公”。王安石的態度則是我現在要幹事，不想吵架，你們願意參與很歡迎，不願意地方上有的是清閒職位，我給你安排。

話説到這個份上，司馬光是無論如何不能留在朝中做官了，堅決要求外放，宋神宗知道他是個正直的好人，想挽留他，讓他當樞密副使——就是軍政系統的副長官，可是司馬光堅決辭職。後來到陝西做了一段時間地方長官，然後乾脆把職事都推掉，回洛陽一心一意編修《資治通鑑》。他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對新法的批評，都藴含在了這部史書的寫作當中，對很多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描寫與評論，都是有意圖的，特別是對漢武帝的描繪——藉着漢武帝來諷諫宋神宗，真是煞費苦心。

如果歷史按照這個邏輯繼續發展下去，那就是王安石把宋神宗帶上道，然後宋神宗自己主持新法，把這個體系搭起來，然後不斷地調整修繕。可是萬萬沒想到，宋神宗38歲英年早逝，留下了一個未竟之業。而那些極力反對新法的舊勢力，包括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后都還在世，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請司馬光回來當宰相，通過“以母改子”的名義，把宋神宗朝的新法全部徹底推翻。

要説王安石執拗，司馬光比他更拗，他的要求什麼呢？限期之內，毫不留餘地，必須完全改回到宋神宗上台之前的舊制度。哪怕這些新法已經成規模，在民間運行得很好，不行，全部廢止。宋神宗朝經略西北開拓的疆土，全部放棄。當年反對新法的那些人都覺得這樣太不可理喻了，蘇軾就罵他是個“司馬牛”。而且，王安石起用的這些新黨大臣，在他看來那都是禍國殃民的罪人，都要予以貶謫，其中神宗臨終前親自提拔的顧命大臣蔡確，甚至被貶到嶺南而死。

這性質就不一樣了。當初宋神宗朝的時候，這些反對者們也就是政治上不得志，現在這個口子一開，那雙方就結下死仇了。到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之後，又回到他老爸宋神宗的路線上來，新黨帶着怨氣重新上台，對這些舊黨又進行殘酷的打擊報復。**這時候王安石和司馬光早就去世了，但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們越鬥越激烈。**在這個過程中就可以看到，那些能幹事的人出不了頭了，誰會鬥，誰會演，誰會討好皇帝，像蔡京那樣子的，誰就能夠在官場上青雲直上。到宋徽宗朝，政治風氣越來越輕薄浮躁，北宋亡國的禍根也就種下了。

王安石變法後來被污名化，也是因為宋高宗趙構上台之後得找人甩鍋。因為北宋滅亡這個事太丟人太恥辱了，他老爸宋徽宗、哥哥宋欽宗在這個過程中的表現太糟糕了。一會兒心急火燎地要上去打，捱了一拳又馬上跪地上求饒，最後把自己整成亡國奴了。宋高宗必須要找人背鍋，不甩鍋他自己沒有政治合法性了。他給這事定了個調子：都怪王安石，不光把我爺爺宋神宗給忽悠了，把我老爸宋徽宗也給坑了。所以從南宋以後，批評王安石變法就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甚至是官方的意識形態。王安石“拗相公”的形象就定型了，他的同黨很多人都被打入了宋史的奸臣傳。直到晚清民國，東西方文明相遇之後，大家才重新意識到王安石變法的價值，經過幾代人的學術努力，我們今天才可能有一個相對公允的評價視角。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矛盾為什麼這麼激烈？

關於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矛盾，有很多種説法。

首先是一個地圖炮，説他倆一個西北人一個東南人，天生就合不到一塊去。這個地圖炮在北宋就有人開了，傳説著名哲學家邵雍，有一天忽然聽到杜鵑叫，他就皺眉頭説“洛陽以前是沒有杜鵑的，如今才開始有了。天下將得太平時，地氣是從北到南的，天下將陷入混亂時，地氣是從南到北。如今南方地氣來了。”南方人要當宰相，天下要大亂了。這類段子在宋代筆記裏面有很多，以邵雍的兒子邵伯温為代表的一幫段子手們，在王安石變法之後編了大量這樣神神叨叨、子虛烏有的故事來黑他。

還有一種地圖炮，説王安石是南方人，所以他推行的這些新法都比較適合經濟相對發達的南方地區，不適合北方。講這種話的就得讀一下史料，看看當時西北和河北緣邊地區對青苗錢的需求有多高，看看王安石新法在支持西北地區物資供應上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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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階級史觀流行的時候，有一種説法是司馬光代表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王安石代表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那個時候還講儒法鬥爭，説司馬光是儒家，王安石是法家。這些説法都是站不住腳的，現在也都被學術界拋棄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觀點是：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根本分歧，是他們治道的差別，也就是政治理念和政治邏輯層面的根本區別。王安石追求的是“更好”，而司馬光主張的是“不壞”。

要解釋這點，就要從他們兩個人的學術和思想根基上來看。

王安石是經學家和哲學家，他主要的思想根基是儒家經學，同時對道家、法家和佛學也有非常深湛的研究。想要理解王安石，他的這個經學和哲學背景必須深入鑽研。在他的學術體系當中，佔據核心地位的是兩部經典，一部是《孟子》，另一部是《周禮》。王安石很明確地講，他的變法很多靈感是源於《周禮》的，青苗、市易、保甲、免役這四大新法都可以在《周禮》中找到理論基礎。

《周禮》又名《周官》，相傳是周公所作，**是一部通過職官制度來表達治國方案的儒家經典。**這部書很神奇，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很少見類似的政治學文本。它描述了一個理想的王道政治格局，在“王”的下面分出“天、地、春、夏、秋、冬”六類職官，每類下面又有很多具體的機構和官職，執掌着特定的職事，涵蓋了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形成了一個精密嚴整、氣象宏大的職官體系。

這個書肯定不是周公做的，但是裏面保存了大量西周時期的制度。現代學者考證應該是作於戰國初年，是當時的儒家學者對整個周代制度的歸納、整理、提煉並加以理想化。這部著作很有意思，從漢代被人發現之後，就成為中國曆代政治變革的一個藍圖和推動力。可能你會覺得很奇怪，一部講官制的書，為什麼能成為改革的動力呢？打這麼一個比方，假如你是一個學習成績不是很好的學生，每天高不成低不就，在那兒混日子。忽然有一天，拿到了一張學霸的滿分考卷，你一看就看呆了。人家這字怎麼寫得這麼工整？答題怎麼這麼有邏輯、有條理？簡潔乾淨的卷面，一句廢話一個塗抹都沒有，上面是一個大大的一百分。你看了這張卷子什麼心態？有沒有發自內心升起一種愧疚感？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怎麼人家就能寫得那麼好？有沒有一種想要洗心革面，發憤圖強的衝動？《周禮》就給人這種感覺，你看了之後，再對比一下同時代的政治狀況，這都什麼玩意，想要照着它來改革，來變法。

但是王安石説了，照抄是不行的。西漢末年王莽幹過這樣的事，結果一頭栽坑裏了。照抄學霸的卷子，那叫做畫虎不成反類犬。應該怎麼做呢？你要研究這個卷子，琢磨學霸審題的思路、解題的方法，消化理解融會貫通，然後結合你自己的實際條件去答題，這樣才有意義。

王安石推崇的另一部經典是《孟子》。《孟子》的氣質是：法先王，大有為。好的治理值得追求，可以實現。孟子明確跟齊宣王説，仁政這件事情，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那是真做不到的，是“不能”。而是“為長者折枝”，給老人家做個枴棍，扶人過馬路，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是做不做的問題。做，那就可以實現；不做，那就永遠沒機會。所以對於有政治抱負的人來説，《孟子》就是一個打雞血的書。

司馬光跟王安石很不一樣。**司馬光是歷史學家，他一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資治通鑑》，他研究的是從戰國三家分晉到五代末宋太祖黃袍加身，這段時間中國歷史的興衰浮沉。**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不誇張地説，這就是一部中國古典政治犯罪大全。想知道什麼叫“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嗎？想看看什麼叫陰謀厚黑、爾虞我詐嗎？想親眼目睹兄弟反目、骨肉相殘嗎？想見識見識“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嗎？歡迎收看長篇歷史倫理犯罪連續劇——資治通鑑。讀《通鑑》就是這個感覺，反覆無常的政治格局、血淋淋的教訓，冷峻無情的歷史因果。

所以如果我們打一個很形象但是不一定恰當的比喻：王安石，就像是學而思的名師，對於他來説治國理政就像參加高考，《周禮》和《孟子》就是他的應試寶典。作為一個政府，作為一個皇帝，就是要追求更好的成績、更好的政治。不需要智商有多高，普通人的資質就可以。只要肯努力，211、985，甚至上清華北大都不是夢！

司馬光呢，相比之下更像是個政教處主任，他對提分這事心裏沒譜，但是他見慣了青春期的孩子是怎麼墮落的。所以他的態度是：政治是個危險的東西，皇帝就像調皮的頑童，自制力特別差，所以在有夢想之前，先要現實一點。遵守紀律，別出事，別抑鬱。考上什麼學校無所謂。重點是：做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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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個人因為學術根基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所以在“治道”上有完全不同的取向。這是他們在觀念層面最大的分野。

更進一步地，在這個分歧當中還隱含着不同的哲學立場——他倆對人性的看法也不一樣。

**王安石的人性論是：現實的人性受到後天習氣的影響，是有善有惡的，但是人性最內在的本源是善的。**這是受孟子的人性論的影響。因為人有善的本源，所以人心的本能是向善的，好的治理就是要把這個善的本能挖掘出來，提煉、擴充，變成制度和公共政策，變成一種從社會整體層面對公平、正義、效率、良善的追求。一句大白話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你看得下去嗎？我看不下去，於心不忍。所以要把這個“不忍人之心”轉化成一個關懷弱勢羣體，實現整體價值的“不忍人之政”，這就是王安石理想的政治模式。

那司馬光的人性論，則認同漢代學者揚雄的觀念，“性善惡混”。人從歷史經驗教訓出發，也會有類似的感覺：**人性是不一樣的，有善也有惡。性善的是少數；絕大部分人是平庸的、可上可下的；還有不少人是骨子裏壞透了無可救藥的。**所以好的治理是防範、制約，要用非常嚴格的綱紀、名分、法律、制度來維護，這是原則問題，絕對不能打馬虎眼，不能給那些千方百計想要作惡的人留下任何理論和制度空間。唐朝就很典型，開國時候就有個玄武門之變，唐太宗李世民殺兄弟、逼君父，就弄得唐朝的經學家、理論家們很尷尬，講倫理的時候就得留下各種彈性空間和餘地，就得説“父子兄弟倫常很重要，不能骨肉相殘，但是有時候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然太宗皇帝的面子沒法擱了。可是如果在政治理念的層面都不能明確高舉道義的大旗，那後果就不堪設想：武后篡權、骨肉仇殺、安史之亂、甘露之變，最後到晚唐五代藩鎮割據軍閥混戰，就是徹底人吃人沒下限了。所以在司馬光這裏，綱紀、名分、政體，比什麼都重要。

**人性論不一樣，兩個人所理解的“天道”就很不一樣。**王安石看到的“天道”的特點是：流轉、變化，在無常當中隱藏着某種規律，所以人要適應這個歷史時勢的變化、主動求變，有所作為。而司馬光所理解的是一個相對靜態的宇宙和“天道”，他認同漢儒“天不變道亦不變”，綱常名分是天經地義，永遠不變的。所以政治的態度應該是謹慎守常，“利不百不變法”。

因為對“道”的理解不一樣，**他們對皇權政治的理解也就有很大的差異。**他們兩人都強調尊君，強調君主在政治體系中的重要性。可是他們強調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司馬光認為君臣關係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倫常，是絕對不可以顛倒的，所以必須尊君，必須強調君臣的名分，強調臣子的絕對義務。因為皇權政治內在的脆弱和不穩定性，在這個事情上容不得半點偏差，否則王莽、曹操、司馬懿，就是前車之鑑。但是從另一方面，司馬光也特別重視對君主權力的制約，皇帝要守規矩，要用紀綱來約束。因為歷史上見過太多腦子進水倒行逆施的皇帝了。所以政治想要保持不壞，最重要的就是“政體”，這個體立住了，一個王朝才有可能長治久安。

王安石也很重視君臣關係，也強調皇帝的自我約束，但是他對君主的作用有一個很不同尋常的理解。這個理解來自於《周禮》“王與冢宰以道揆事”的觀念，意思是在一個發達的官僚政治體系當中，君王和宰相應該超越於官僚體系之上，不是完全按照這套規矩程序來辦事，而是要從道的高度進行不斷地反思和變革。因為官僚系統是很容易導致“官僚主義”的，人浮於事、因循苟且，這些官僚們沒有變革的動力，就是一份工作混碗飯吃，照章辦事，這是應該的。但是皇帝和宰相一定要跳出官僚的思維，要有政治家的意識，有頂層思維。就像在化學反應當中，要主動扮演攪拌器甚至催化劑的功能，這樣整個政治體才能保持活力，否則很快就變成死水一潭了。所以王安石認為，君主不能不守規矩，但也不能太守規矩，要有真正的主體性，要會乾剛獨斷，要懂得不次用人。總之，要不斷地想着如何變得“更好”，這才是一個政治家應有的責任和擔當。

這種理念層面的差別，也決定了這場改革最後的命運。**客觀地講，王安石變法在宋神宗朝，不僅沒有失敗，反而是非常成功的。**富國強兵的目標實現了，有大量證據表明“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完全可以實現。從宋代保存下來的很多未經加工篡改的一手材料可以看出：宋神宗朝在土地開墾面積、市場繁榮程度、經濟發展規模都達到了宋代甚至是中國古代史上的高峯，神宗元豐時期的吏治是整個宋代最好的，就連民變——就是民間大規模羣體性事件——數量都是最少的。而且這些很多都是到南宋時期，由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書寫者記錄保存下來的，所以更能説明問題。

可是王安石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王安石追求一個“更好”的變革理想。在中國古代皇權政治下，這個理想必須依靠皇帝的意志才能夠實現，否則寸步難行。

對於王安石來講，宋神宗是千載難逢的好學生：天資聰穎、謙虛好學，志向遠大，內驅力很強。所以他們兩個才能一拍即合。可是這麼好的宋神宗，還是有性格缺陷，做事情喜歡事必躬親。所以王安石罷相退休之後，他就大權獨攬，而且做事情不會抓大放小，執念太深、弦繃得太緊。就是那種一門心思奔着清華北大去，結果一次模擬考試沒考好，絃斷了，健康毀了，英年早逝。接下來呢，依靠血緣傳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沒辦法保證皇帝死了之後他老媽不會來拆他的台，也沒法保證繼承人的政治素質。就算他兒子宋哲宗也是一個很不錯的皇帝，可從小生長在高壓環境中，弦比他老爸崩得更緊，二十來歲就英年早逝。再接下來，皇位終於傳給一個會放鬆的人了——宋徽宗，他老人家倒真是很長命，可是他最後把北宋王朝帶到溝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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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政治變革當中最根本的矛盾：王道需要王權作為載體，但是王權的脆弱和不穩定，又決定了它承載不了王道的理想。所以“變革”會成為一件高成本、高風險、不穩定的賭博性嘗試。一不小心，皇權過度膨脹，反而會帶來新的問題。反過來，固守祖宗之法，求穩、少變，各種意見相互制約，雖然效率低一點，處處掣肘，但是可以維持一個將就的平衡狀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司馬光，理解很多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們——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真是太不靠譜了。恪守祖宗家法，保持“不壞”，成了一個理性的，也是穩健的選擇。宋代以後幾個王朝基本上都是按這個套路走下去了。

那司馬光成功了嗎？其實也沒有。大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真就像考試一樣，八個字“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追求“更好”，很大概率就會變得“更壞”。政治如果沒有高遠的理想和目標，想要通過固守成法來維持一個王朝的體制長久不倒，是絕無可能的，元明清三朝都這樣，到中後期，一旦形成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貪污腐敗、民不聊生。

所以，中國近代的革命和當代的改革，還是走回到了王安石追求“更好”的道路上來。“天下為公”的理想，共同富裕的願望，成了整個社會的普遍共識。今天中國主流的政治文化，就是要求不斷精益求精的“更好”的狀態。這次抗擊新冠疫情就很典型，中國的態度就是更好、更好，還得更好，嚴防死守，直到把病毒消滅掉。因為像病毒這樣的對手，不用強力的，甚至是拼命的態度去對付它，那就只能等着羣體免疫了。

這種對更好的追求，就意味着每次考試都是奔一百分去，壓力特別大，而且經常吃力不討好，很容易捱罵。但是，高水準的治理體系，也正是在這樣的捱罵當中，才能夠不斷錘鍊和進步。

▍結語：我們今天依然處在這樣的矛盾當中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對立，是一個貫穿中國歷史的深刻命題，這個矛盾直到今天也還依然存在。他們倆可能永遠沒辦法握手言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的分歧本身就是很有價值的，正是這種碰撞和撕扯的張力，為中國文明開出一條曲折艱辛但同時也充滿希望的道路。

他們給我們的啓示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要追隨王安石的深邃和鋭利，努力追求公正卓越的“更好”，勇敢地變革。自己個人是這樣，團體、國家也是如此，因為改革本身就是中國持續發展的最大動力。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銘記司馬光的警告，要時刻防範用力過猛，防範衝出軌道，防範權力越界，防範以“更好”的名義造成的壓迫與傷害。想要更好，就要先保持住“不壞”。

中國在經歷了過去一千年的興衰浮沉，經歷了過去一百年的艱辛探索之後，現在和未來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做到兩者的兼備和平衡。在這次新冠疫情當中，從每一個普通人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明最深層的底藴和韌性。

不僅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前方，甚至整個人類文明的未來，都面臨着若干場嚴峻的大考，這對我們的決策能力、治理能力、反思能力、調節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我們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另一方面，因為中國歷史給了我們豐富的經驗教訓，也給了我們逆水行舟、迎難而上的智慧和勇氣。

所以最後，用一句宋詩來結束這次分享：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史正富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

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

嚴   鵬

04.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

劉炳輝

05.公共衞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

曹東勃  葉子輝

06.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

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

牛   可

09.美國工會怎麼了？

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

張玉友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

黃婧怡

▍新國史

12.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啓示

趙   崢

▍觀察

13.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本文為《文化縱橫》主創深度思想直播節目“縱橫説”首場講座整理稿，原題為**“王安石和司馬光為啥互懟？北宋改革的深層邏輯和現實啓示”，經作者審定後發佈****。**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