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反思錄：西醫伍連德在東北鼠疫防治中到底起多大作用？_風聞

西醫伍連德博士是在當時洋務派崇洋媚外、篤信科學主義，並深信歐洲醫學比中醫更加科學和先進的時代背景下，被清政府委任為東北鼠疫防治的總醫官。伍連德博士祖籍廣東，1898年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1896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學醫。1903年，他在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通過劍橋大學博士考試，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1907年，他接受了清政府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邀聘，回國任北洋醫學堂副監督。1910年10月，黑龍江哈爾濱突發鼠疫，伍連德隨後被委任為防治總醫官。對於這次鼠疫的防控指揮權，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奪。疫情爆發初期，日本和俄國就向清政府提出獨自指揮這次疫情的防控，因為抗疫指揮權涉及到國家主權問題，被東三省總督錫良拒絕。受到國際侵略勢力施加的壓力，清政府急於撲滅疫情。外務府先是選中了海軍總醫官謝天寶，謝天寶是美國丹佛大學醫學博士，他提出的鉅額安家費讓清政府最終放棄。外務府右丞施肇基推薦了伍連德博士，而伍連德博士在抗疫初期還與來增援的北洋醫學堂的首席教授法國人邁尼斯就對鼠疫的認識產生爭執，而且邁尼斯向北京要求接管東北鼠疫的防治指揮權。最終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連德博士得以繼續領導抗疫，而邁尼斯則在1911年1月11日感染鼠疫病逝。

儘管後世的西醫繪聲繪色地描述伍連德博士如何成功地防治1910年發生的東北鼠疫，但從歐洲醫學史看那時的西醫對鼠疫並無有效的治療方法。那個時代的見證人、著名的中醫學家張錫純就在其著作《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揭示了當時西醫防治鼠疫的真相，他在《醫學衷中參西錄·論鼠疫之原因及治法》中説道：

自鼠疫之證流毒甚烈，醫者對於此證未之前聞，即治療此證未有專方，致國家一遇此證之發生，即設局防疫委之西醫，而西醫又毫無確實療法，惟置之隔離所中聽其自死，致患此證者百中難愈二三，良可慨也。

根據張錫純這段話的論述，可見當時國內防治鼠疫是全部交付給西醫去進行的，而西醫又沒有確實的治療方法，所以就只能將患者進行隔離，任其在隔離所中死去，所以導致了疫病患者極高的死亡率，就是張錫純所言的“百中難愈二三”。西醫沒有治療鼠疫的方法，就只能在防控上下工夫。有了張錫純對當時西醫防治鼠疫真相的揭示，我們就可以重新評估伍連德博士在東北鼠疫的防治中發揮的作用。

1910年10月開始爆發的東北鼠疫，最開始是在滿洲里由吃了旱獺肉的北上闖關東的農民感染引起。10月 27 日瘟疫迅速蔓延到了哈爾濱，31日傳到了長春，次年 1 月 21日傳到瀋陽。據官方統計，此次鼠疫襲擊 了 東北三省共 69個縣市 ，導致6萬餘人喪生。傅家甸是哈爾濱市當時最繁華的地區，聚集着多國的國民，也是東北鼠疫爆發的中心。1910年12月24日伍連德受命從天津北上到了哈爾濱，先從哈爾濱道台於泗興那裏瞭解疫情發生發展的情況，然後進入疫情爆發的中心傅家甸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並在當地解剖屍體，利用其在英國學到的微生物學知識尋找病原體，從病人器官的切片中看到了鼠疫桿菌。伍連德根據西醫知識做了充分的準備後，提出了具體的切斷傳播途徑的防控措施，主要措施包括如下：

1、與俄國和日本政府合作，管控各自轄區的鐵路，避免人羣流動 。

2、從長春調集1100餘名官兵，將疫情中心傅家甸全面封鎖。

3、建立隔離所和醫院，將傅家甸疑似和已經發作的疫病患者進行隔離，同時對其住所進行消毒。

4、製作“伍氏口罩”，要求醫護人員和羣眾戴上。

5、集中焚燒疫病患者的屍體，消滅傳染源。

伍連德主導的抗疫措施表明了張錫純對西醫防治鼠疫記載的正確性。由於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伍連德只能在防控上採取有效措施，根據西醫流行病學理論切斷傳播途徑，努力保護易感人羣。控制疫情地區人員流動，隔離疫病地區和感染患者，對疫情地區進行消毒，這些措施古已有之。《漢書．平帝紀》載：“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代就開始對疫病患者進行隔離，而且還為其提供醫藥治療。用石灰消毒，孫思邈所著《千金月令》中記載：“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石灰在這裏雖然用於殺蟲，但也被古人用於疫情地區消毒。伍連德自制的“伍氏口罩”，本是仿照中世紀歐洲人發明的“鳥嘴狀面具”，採用兩層紗布和藥用海綿做成，用於遮擋口鼻。東北鼠疫屬於肺鼠疫，由人與人之間進行飛沫傳染，這種簡易口罩究竟有多大的防疫作用，從防治新冠肺炎的醫務人員要佩戴護目鏡就可知道。所以伍連德之所以獲取防治這次東北鼠疫的成功，僅是因為他是這次瘟疫防治的領導者。

東北鼠疫從1910年10月開始爆發，到1911年1月伍連德介入防治，再到1911年4月底消滅，前後經歷了6個月時間。從伍連德近4個月的防治過程來看，他幾乎動用當時所有的西醫醫療資源進行疫情防控，當時國內的西醫資源主要是他任職的北洋軍醫學堂的師生。那麼被西醫所排斥的中醫到底在這次鼠疫防治中有沒有發揮作用？從伍連德所撰的著作《鼠疫鬥士—伍連德自述》中統計的參與東北鼠疫防治的醫務人員死亡人數來看，參與傅家甸疫病防治的中醫從業人數有9人，都是當地的中醫資源，死亡4人；有從醫資格的西醫師20人，死亡1人；北洋醫學堂學生29人，死亡1人。如果單獨看這些數字就難免讓人產生疑問：這是中醫落後西醫的緣故嗎？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中西醫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各自發揮的作用就可以明白：西醫針對鼠疫沒有治療方法，主要在疫情地區進行檢疫和防控，而治療的任務主要是中醫來進行，由於中醫診斷需要與患者直接接觸容易被感染，所以才出現死亡率高的現象。既然中醫能夠治療鼠疫，為何還會出現中醫人員相比西醫而死亡較多的現象？這是因為西醫治病的效果取決於藥物，而中醫治病靠個人辨證論治的水平，如果相應的中醫家達不到治療鼠疫要求的能力，被感染後也就無力救治自己。中醫死亡人數多於西醫，不是因為西醫比中醫更先進，而是他們沒有參與患者的治療。中醫死亡人數較多也足見中醫在這次疫病防治中不僅發揮了關鍵的治療作用，還做出了重大的犧牲。

鼠疫在中國歷史上頻繁發生過，而每次爆發後總會被撲滅，東北鼠疫也是如此。所以不管是西醫還是中醫，誰領導這次抗疫誰都會有功績。伍連德防治鼠疫，與其説是採用當時被認為先進於中醫的西醫才獲取成功，不如説是他掌握了這次防治瘟疫的領導權。篤信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矇蔽了近代中國人的心智，讓他們對中西醫在這次抗疫中的作用選擇性失明，將整個抗疫的功勞都集中在伍連德身上，進而放大了西醫在這次防治瘟疫的功勞。我們通過歷史回顧做出這樣判斷的時候，並不否認伍連德在東北鼠疫防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將整個鼠疫防治的功勞都歸於伍連德，是很不合適的。其實，如果由中醫家來領導這次鼠疫的防治，在有軍隊進行隔離的情況下，普遍地施以中藥提前進行羣體性的防治，就可以有效地減少發病率和死亡率。從武昌區提前在社區進行中藥干預大幅度降低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確診率，就可以看到中醫在疫病發生期的預防作用。除了採用中藥大鍋湯進行羣體性預防之外，對於室內也可以用艾葉、蒼朮等中藥材熏蒸室內，進行消毒避瘟。中醫不管是從防控還是從治療上都具有優勢，推崇科技的洋務派所主導的清政府沒有派中醫去領導抗疫，也是歷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