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一節(2) 孫中山的困惑-《苦難輝煌》金一南_風聞
一条毛巾-2020-05-10 19:20
第一章-第一節(2) 孫中山的困惑
孫中山知道毛澤東麼?
他年長毛澤東27歲,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家鄉搞社會調查、辦農名協會。後來震驚中外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還只是運行的地火。
但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一大”上,有兩個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黨員,以能言善辯、詞鋒激烈給國民黨元老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個是李立三,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闡述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中山的説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
許多國民黨人驚異地注視着這兩人,連汪精衞也發出由衷的感嘆:“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
孫中山以讚賞的眼光注視着這兩人。他親自批准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
但孫中山所知道的青年毛澤東,畢竟不是後來那個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為一身的毛澤東。
客觀講,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孫中山、毛澤東這個兩個背景、性格都差異巨大的人,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永遠不會交會。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
最先聽見則是北洋政府的駐俄公使劉鏡人。
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發了一份電報“近俄內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張,要求操政權,主和議,並以暴動相挾制。政府力弱,鎮壓為難,恐變在旦夕。”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已經發生的消息。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着頭腦。
翻譯有些問題,讓人摸不着頭腦的的這些電報被送到北洋政府的外交部,也因電訊不暢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員草草閲國,便將其撂在一邊。北洋政府的外交當然是以各協約國的立場為立場,所做決策也如出一轍:拒絕承認承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召回公使劉鏡人。無人想到劉鏡人發回來的很快被歸入檔案的電報,預示着世界東方將要發生翻天覆地的鉅變。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中國共產黨嗎?
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會有毛澤東嗎?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嗎?
如果不實行“聯俄、聯共、輔助工農”,孫中山、毛澤東的生命軌跡能夠相遇嗎?
歷史的奧妙,在於它可以包含無窮無盡的假設。
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估計判斷,集中體現於1923年初的《孫文越飛宣言》。
這是一份國民黨人經常引用,共產黨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後來出現的國共分裂及共產國際以蘇聯利益為中心的干涉中國革命的傾向,都能從這份宣言的字裏行間發現陰影。
越飛是老資格革命黨人,真名叫艾布拉姆. 阿道夫. 亞伯拉罕維奇,克里米亞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編輯《真理報》,1917年十月革命時是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來華擔任全權大使,肩負兩個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與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實際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維護蘇維埃國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幫助孫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來中國之前,他絕對沒有想到要和孫中山簽署什麼聯合宣言。
到中國之初也沒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飛在北京還給吳佩孚寫了一封信,説吳將軍“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密切雙方合作。
1923年1月17日,越飛以養病為名赴上海。在滬十天之內,幾乎每天都同孫中山或孫中山的代表張繼接觸。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公開發表。
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宣言第一條:
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為中國無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越飛完全同感,認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在民國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人皆不認為中國存在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皆認為中國不存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孫中山的不信,一半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出於對當時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擔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為中國無使此制度成功之情況”。
越飛的不信,則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考慮。為換取孫中山對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的承諾,以實現以孫壓吳、以南亞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條、第四條:雙方認為要以諒解的態度解決中東路糾紛,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力解決現行鐵路管理法;蘇俄聲明無意使外蒙古與中國分立,孫中山則表示蘇俄紅軍不必立時由外蒙古撤退。
孫中山的主要興趣在第一條。這是越飛的讓步。
越飛的主要興趣在三、四條。這是孫中山的讓步。
《孫文越飛宣言》在中國近代史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然後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它既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判斷和規定,也是新生的蘇聯將其鬥爭重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轉向蘇聯利益中心的啓端。通過這份宣言,蘇聯在中國第一次完成了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交換。
初生的中國共產黨人被矇在鼓裏。當時沒有任何人想到要拿這份宣言去徵求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