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人士：2020年將重演二戰前1930年的悲劇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 投研雙傑”

根據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文章編譯，有刪改。

今年1月和2月，在美國外交政策機構的某些地方，香檳瓶塞發出了聲音。一些觀察家欣喜於他們長期認為的，這個時代巨大的地緣政治泡沫終於開始破滅。當時的想法是，因為對官方機密的痴迷，對新冠病毒爆發的最初失誤以及全國範圍內日益嚴重的經濟大屠殺，黨的領導有挑戰了。

然而，隨着中國開始恢復正常，病毒在3月和4月遷移到西方，非理性的歡騰變成了非理性的絕望。評論家憤怒的大肆歡呼，這場大流行將幫助中國在與美國正在進行的地緣政治競賽中，取得勝利。因為中國的體制高效快速的遏制了病毒，北京的全球新冠病毒援助活動，讓美國憂心重重。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對國家的成績歡呼雀躍，對美國的苦難幸災樂禍。他們還敏鋭的捕捉到，中國的慷慨與美國的冷漠之間鮮明的對比：中國贏得了針對新冠病毒的“人民戰爭”，證明了政治模式的優越。

儘管在北京和華盛頓，意識形態勇士都做出了最大努力，但令人不安的事實是，中美兩國都可能從這場危機中受損。新的Pax Sinica（以中國為影響力中心的世界秩序）或更新的Pax Americana（以美國為影響力中心的世界秩序）都不會從廢墟中崛起。

相反，兩國內外，各自的力量都將被削弱。

結果，從安全到貿易再到大流行病管理，一切都緩慢而堅定地向全球無政府狀態轉變。在沒有人“指揮交通”的情況下，各種各樣狂暴的民族主義正在取代秩序與合作。國家和全球對大流行病的混亂反應是更大危機的預示。

01   權力認識

與其他歷史拐點一樣，三個因素將決定全球秩序的未來：大國相對軍事和經濟實力的變化，世界如何看待這些變化以及大國採取何種戰略。基於這三個因素，中美有理由擔心，他們在大流行病後的世界裏的全球影響力。

與普遍觀點相反，中國的國家力量在多個層面上經受了這場大流行的挑戰。疫情在中國內部引起了一些意見分歧，甚至引發對治理方式的思辨。許多半官方評論都反映了這一點，這些評論在4月神秘地進入公共領域。

中國為遏制新冠病毒嚴厲地封鎖了國家，這一舉動廣受讚譽。內部爭論的焦點是重新開放時第二波影響的風險，以及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未來方向。

中國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儘管中國公佈了不錯的職工返崗率，但2020年下半年的刺激措施，無法彌補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經濟損失。考慮到危機前，中國經濟的貿易部門佔GDP的38％，主要貿易伙伴急劇的經濟收縮，將進一步阻礙其經濟復甦計劃。

總體而言，2020年，中國的GDP增速可能約為0，這是自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差的表現。中國的負債率（債務與GDP的比率）已達約310％，拖累了其他優先支出事項，包括教育、技術、國防和對外援助。

這些都發生在2021年黨的一百週年慶典的前夕，到那時，高層已承諾在十年內使中國的GDP翻一番，大流行使之變得幾乎不可能。

至於美國的權力，特朗普政府的混亂管理給世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美國無力應對自己的危機，更不用説別人的危機。更重要的是，從特朗普上台開始，美國形成一種更加分裂的政體，而不是更加統一，這通常在大規模的國家危機後才會如此。美國政治體制的這種持續分裂，進一步限制了其全球領導地位。

同時，最保守的估計表明，美國經濟在2020年將萎縮6％至14％，這是自二戰以來最大幅度的收縮。

華盛頓採取的，旨在阻止經濟下滑的財政刺激已經佔到GDP的10％，把美國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率推向100％，接近戰時的106％。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讓美國能夠繼續出售國庫券來彌補赤字。但是，大規模債務遲早會限制疫情恢復後的支出，包括軍費開支。

同時，當前的經濟困難可能演變成更廣泛的經濟危機，儘管G20國家的中央銀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在盡力降低這種風險。

中國的高層對美國的霸權有簡單的列寧主義觀點，美國的霸權來源於兩個基本支柱：美國軍隊和美元（包括支撐美元的美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其他一切都是補充。

​所有國家都銘記列寧主義者所信奉的“客觀力量”以及大國使用它的意願。但是，對力量的看法同樣重要。中國當前正加班加點的修復，新冠病毒起源和北京在最開始的幾個月未能及時遏制病毒，對其全球地位造成的巨大損害。

無論“戰狼”外交官如何向北京彙報。在美國、印度和伊朗這些截然不同的國家，隨着新冠病毒的傳播，經常看到對華人的歧視，中國的軟實力受到嚴重挑戰。

因為種種原因，美國擺脱新冠危機的能力並不強。令人震驚的是，美國總統不再是自由世界的領導人，而是拙劣的巫師，建議未經證實的“秘方”。人們已經看到“美國優先”在實踐中的真實含義：不要在真正的全球危機中向美國尋求幫助，因為他甚至無法照顧自己。

曾經柏林空運的美國，現在有西奧多·羅斯福號航空母艦被病毒破壞的圖景，有試圖控制德國正在研發的疫苗的瘋狂，有阻止向加拿大出售個人防護設備的行動。世界已經改變了對美國的看法。

 02   蜜月之後

新冠危機似乎也破壞了中美關係中剩下的大部分內容。在華盛頓，重新回到2017年之前與北京的“戰略接觸”在政治上不再可行。

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意味着更大的脱鈎和可能的遏制，這要歸功於特朗普對病毒起源地的有意誤導和美國廣泛的憤怒。就拜登政府而言，戰略競爭（以及某些領域的脱鈎）將在更系統的基礎上進行，並在氣候、大流行病和全球金融穩定等特定領域進行一定的合作。

總體而言，北京寧願特朗普連任，因為相信他傾向打破美國傳統同盟關係，退出多邊領導和破壞美國對華戰略，具有獨到的價值。無論如何，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都將變得更加對抗。

在北京，中國對美國的攻擊應對方式正在受到嚴格審查。這種攻擊開始於2018年，即中美貿易戰的第一年。由於新冠病毒及其造成的國際後果，審查和反思越來越深刻，其焦點是，在當前的經濟和軍事形勢下，近年來中國的國家戰略是否在國內變得不足以推動改革，在國外則過於自信。

之前，北京的戰略是等到經濟和軍事優勢不可逆轉的指向中國時，再對區域和國際秩序（包括台灣、南中國海和美國的亞洲存在）尋求任何重大調整。

現在，北京變得更加自信，採取了有計劃的，迄今為止非常成功的戰略，包括南中國海的圍墾和“一帶一路”倡議，雖然與之相伴有一些風險。美國對此的反應是剋制的，但在貿易戰和大流行病之後，重大的變化可能會發生。

北京可以尋求緩解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也可以採取更加民族主義的態度。在審查和反思結束之前，這兩種趨勢都可能出現在中國的政策行為之中。目前為止，民族主義似乎取得了優勢。

這意味着北京對華盛頓的態度將更加強硬，包括在台灣等問題上，這是中美關係最不穩定的因素。即使華盛頓為台灣重新加入WHO（世界衞生組織）殫精竭慮，北京也可能會加強推進縮小台灣國際空間的戰略。

鑑於這是美國最近為提高華盛頓和台北之間的官方接觸而做出努力之一，對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至關重要的，“一箇中國政策”的共識可能會開始瓦解。如果共識瓦解，失敗的危機管理無意造成的，對台灣進行某種軍事行動的隱喻，也會突然從抽象變為現實。

03   新的冷戰

在新冠病毒危機之前，戰後自由國際秩序已經開始分裂。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即其賴以維持秩序的地緣政治支點，正受到新興大國的挑戰。首先是地區挑戰，最近是全球挑戰。

特朗普政府通過削弱美國的同盟結構（按照傳統的戰略邏輯對保持對北京的力量平衡至關重要）和系統地使多邊機構非法化（有效地為中國製造了政治和外交真空），加劇了該問題，結果是世界日益失控和混亂。

當前的危機可能會加劇這一趨勢。現在，戰略競爭將重新定義整個中美關係，包括軍事、經濟、金融、技術和意識形態，並日益影響北京和華盛頓與第三國的關係。

直到當前的危機之前，關於世界已進入新的冷戰或冷戰2.0的結論還為時尚早，兩國的經濟金融體系交織在一起，以至於真正的脱鈎是不可能的。同時，發生第三國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代理戰爭的可能性似乎很小，這是美蘇冷戰對抗的典型特徵。

然而，與新冠病毒伴生的緊張局勢在加劇，雙方正在面臨的新威脅可能會改變這一切。華盛頓決定終止美國對中國的養老基金投資，限制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以防中國發動新的貨幣戰爭（近期中國推出新的數字貨幣加劇了這一決定），將迅速使兩者間的經濟金融粘合劑失效。

隨着“一帶一路”的軍事色彩加強，代理戰爭的風險在加大。此外，隨着中美對抗的加劇，多邊體系的制度根基開始動搖。許多機構本身成為競爭的舞台。在雙方的領導力都受損的情況下，將沒有“系統管理員”來保證國際體系的正常運轉。現在可能還不是冷戰2.0，但開始看起來像冷戰1.5。

對於這種情況，有更好的選擇。但是這取決於，華盛頓的重大政治和政策變化，北京的選擇，中美之間緩和新架構的發展（借鑑美蘇經驗），為避免軍事災難而在競爭中加入明確的溝通機制，其他國家則要集中政治和財政資源以努力維持當前體系中重要的多邊機構（作為緩衝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地緣政治恢復穩定。

歷史從來不是預先確定的。但是，除非多個英明的領導人決定改變當前危險的路線，否則穩定和繁榮將成為過去。如果決策失誤，那麼2020年代將是1930年代悲劇的盲目重演。

來源：“The Coming Post-COVID Anarchy：The Pandemic Bodes Ill for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Power—and for the Global Order”, Kevin Rudd, Foreign Affairs, May 06, 2020.

編譯：不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