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銀保監會要對中信銀行立案調查？_風聞

1937年10月，延安發生了一場震驚全國的重大案件。

時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的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了自己的女朋友。

不要覺得黃克功只是個“隊長”，少年時代就參加紅軍，緊緊跟隨毛澤東經歷了井岡山的建設和兩萬五千裏的長征，在婁山關戰役中立大功，是“老井岡”中僅存的幾位將領，也是中央重點培養的對象。

如果黃活到授勳，起碼是個中將，再後來位置也會在汪東興的前面。

因此當時八路軍內部很少有人相信會對黃克功嚴懲，甚至還有人想把黃克功的女朋友定性為“反革命”來替黃脱罪。

可是，最終的判決卻令大家都傻了眼，毛澤東“親批”了對麾下愛將的死刑。

如此的“揮淚斬馬謖”並不難理解，三個月前，七七事變爆發，日本開啓了全面侵華，而黃克功事發的時候，中日正在淞滬戰場進行一場大戰。

就像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寫的那樣，“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表明了民心向背是決定戰爭最後勝負的關鍵。

所以呢，回到中信銀行的問題上。

本來小支行級別“司空見慣”的隱私泄露，導致被銀保監會立案調查也並不奇怪，甚至處罰力度也會超乎大家的想象。

不要覺得奇怪，這已經是近期的第三個嚴懲的案例了，之前金穩委已經窗口指導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對中國銀行的原油寶和瑞幸咖啡施以重拳了。

之前如瑞幸一般在資本市場造假，基本都是罰酒三杯意思一下，更不要説中銀嚴格按照合同，是可以向客户追討損失的。

金融委突然對內施以重拳，原因很簡單。

跟我們37年的局勢類似，既要聯合國民黨對抗日本，又要跟國民黨一邊合作一邊鬥爭；我們現在，也是既要跟美國聯合對抗疫情和金融風暴，又要跟美國一邊合作一邊鬥爭。

我們既要配合“國軍”，先發制人的打出來振奮士氣的“平型關大捷”，又要防着被他們搞出來一個“皖南事變”；既要接受國軍整編，更改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拿着國軍的軍餉，又要趁國軍跟日本對抗，偷偷摸摸的搞出來很多的“獨立團”…….

如此走鋼絲繩也沒辦法，畢竟，我們的目標也不僅僅是打贏抗日戰爭。

所以呢對比一下黃克功和張靈甫，同樣是親信嫡系，同樣是殺了自家媳婦，毛這邊是揮淚斬馬謖以儆效尤，蔣這邊是罰酒三杯官復原職。

結果，在擊潰了日寇之後，一個且將剩勇追窮寇，另一個千里轉進到台灣，然後開始“日記強國，地圖開疆”。

所以呢，如果把這場疫情引發的金融震盪週期視為37年的全面抗戰，我們就會明白，想要贏得戰爭的勝利，並在戰後擁有跟“國軍”更好的談判與博弈籌碼，最重要的就是爭取民心。

因此，對於困難羣眾來説，扶貧是最重要的。

但是面對“小資產階級”，我們的輿論戰和信心戰就必須要打好，要做到像當年的延安那樣，爭取大量的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瘋狂湧入，並藉此贏得他們長輩們的支持。

從孫中山和廖仲愷的媳婦，到陳布雷和傅作義的孩子們，都被我們給策反了….這麼打下去，老蔣的輸只是個時間的問題。

只不過回過頭來看，我們目前的金融和輿論水平，跟當年比並真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

因此，隨着中國金融的開放，大量的外資機構會爭先恐後的湧入中國，我們反而會很頭疼。就像前幾年很多老闆們一窩蜂的跑去香港買保險，大量高淨值的小資客户們，在投資方面將擁有新的選擇。

畢竟，就像當年黃克功的“小資產階級”女朋友鬧分手，是想跟國軍的一名將領好，未來手握大量資產的“新興資產階級”們，是選面對光鮮亮麗的“國軍”，還是選又土又憨的“八路”呢？

所以呢，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後浪們，需要籠絡，而對於違反紀律的中銀和中信，就像黃克功那樣必須嚴懲。

籠絡和嚴懲，兩者還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爭取讓民眾相信自家的“土八路”，另一方面通過嚴厲的處罰，倒逼中國的金融機構改革。

所以呢，就像當年賈躍亭的戛然而止，只是海外投資巨頭們隕落的開始，此番從中銀到中信再到瑞幸咖啡，也只是金融信心戰的開始。

接下來傳統金融領域只要涉及競爭的領域，都可能會樹立打擊典型，以超乎想象的嚴懲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