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如何化解族羣內部的“文化衝突”?_風聞
安鲁东-2020-05-11 16:26
一、
有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文化產生於信仰;或者換句話説,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成熟文化,都是以信仰為底色的。
而信仰,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理性的信仰,一類是宗教的信仰。
理性的信仰,先通過學、問、思、辨,才能確定“信”;宗教的信仰則相反,它必須先確定了“信”,才能在信的範疇內,學、問、思、辨。
這兩種信仰體系,在現實中往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衝突。

之所以相互依存,是因為“同是人,類不齊”,有些人長於理性思維,有些人理性思辨能力弱,感性強一些。
理性思辨能力較強的人,即便身處宗教中,一般也比較通達,傾向於敬畏“自然神”,而不迷信“人格化”的神。
感性強而理性較弱的人,則完全不同,在他們那裏“理論是灰色的,過於複雜枯燥,他們聽不懂,也不願聽,他們需要一個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與自己相類似的造物主;因為只有這樣的神,才讓他們感到親切,才富有人情味,才可以依靠,才可以做“交易”
因此,宗教往往具有“兩元性”——高級僧侶教士與一般信眾,對於神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高級僧侶教士,傾向於理性;而一般信眾,傾向於感性。
説到底,信仰是人類精神的食糧,屬於“剛需”。理性信仰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要,感性信仰也同樣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人性不變,人還是人,那麼感性信仰就不可能被消滅;消滅了,對於一部分人而言,就會鬧精神饑荒。況且,按照經濟學上的一般原理,有需求,必定會有供給;消滅了此種宗教,總會有另一種宗教被變着法子生產出來。

所以,理性信仰與感性信仰具有共生的一面,它們相互依存,共同滿足了人類有現實差異的剛性精神需求。
理性信仰與感性信仰之所以衝突,是因為信仰由“四觀”所支撐。這四觀分別為: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
1、世界觀,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世界是怎麼來的?二是宇宙萬物以何種秩序存在?
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回答,理性信仰與宗教信仰的衝突之處在於:理性信仰者,或認為世界的來源與秩序,非人類的有限理性所能探究,不可知;或認為,世界為自然神所創造,為天道(自然的法則)所統攝。
而宗教信仰者,總體傾向於認為,世界是由一個人格化的神所創造,宇宙萬物的秩序,也由這個萬能的人格化的神所統攝。
世界觀,往往能決定一個人的信仰傾向。
2、歷史觀,主要回答三個問題:我們人類社會從哪裏來?我們人類社會現在處於什麼狀態?我們人類社會要到哪裏去?
歷史觀,一般是受世界觀的影響而形成的,它往往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傾向。
例如,有基督教、猶太教背景的人,一般相信歷史是線性進步的。而相信歷史線性進步的人,必然會認為,人類歷史會在某一個高級的、天堂式的階段終結。對那個天堂式的最後歷史階段的認知不同,也就決定了一個人的政治信仰走向的不同。
3、人生觀,也是主要回答三個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到哪裏去?人生觀,決定了人生的意義所在。它的形成,與人的世界觀、歷史觀有一定的關聯。
信仰不同的人,對人生意義的判斷,常常很不一致。
4、價值觀,是對人生意義的具體判斷。這種價值判斷,既可能由人生觀中直接推導出來(內生),也可能受社會信仰環境的影響而間接形成(外染)。

價值觀含有是非判斷,含有立場差異;所以價值觀不同者,很容易起衝突,而且這種意識形態衝突,其激烈程度,有時候並不亞於利益之爭。
這種價值觀念衝突如果發生在族羣內部,那麼就自然演變成族羣內部的“文化衝突”。我們中國當今就面臨着這種族羣內部“文化衝突”的困擾,港台問題,政治上的左右之爭等,都與此密切相關。
有趣的是,理性信仰與宗教信仰儘管有衝突的一面,但並不意味着它們之間的衝突,會比不同的理性信仰、與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間的衝突,更不可調和。
二、
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的差異,通過價值觀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具體表現出來,也就成了文化上的差異。
一個社會存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雖意味着可能會發生衝突,但並不意味着必然會發生衝突。
那麼,什麼情況下,會發生文化的衝突,什麼情況下又不會發生文化的衝突呢?
一般而言,一個社會在主體信仰缺失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文化衝突。因為,一個社會如果主體信仰缺失,那麼其他不同的信仰,必然不能再安本分,必然會謀求爭奪主體地位;如此,便很容易引起社會紛爭與動亂,甚至會釀成慘烈的鬥爭。
這種不同信仰之間的鬥爭,很自然會表現為文化之間的衝突。而這種不同文化之間意識形態的衝突,最終一般會導致兩個結果。
一個結果是,其中一方取勝,消滅了其他各種信仰與文化,形成了單一信仰的國家;或者確立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形成“一體多元”的平衡局面。
第二個結果是,誰也不能徹底取勝,從而只能維持意識形態割據的局面;或者乾脆分裂,建立起多個單一信仰與文化的國家。

因此,講信仰與文化的多元,必須先講信仰與文化的一體;否則,一個社會,很難安定團結。
而要講信仰與文化的一體,就必須講以某種信仰與文化為“主”。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主流的信仰與文化,就不可能將其他多元的文化,系合為一體。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美國是個崇尚文化多元的國家,自稱是各個人種與各種文明的大熔爐;但在實際上,它從來沒有忽略自己的“一主”——以基督教新教文化為核心。美國人對自己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堅持,二百多年來基本一以貫之。他們所謂的大熔爐,是要以基督教新教文化,熔攝其他各種異質文化而為一體。
假設美國人忽略“一主”,只強調“多元”,那麼,它不僅會失去自己的文化特點與性格,而且必將面臨內部信仰文化衝突的風險。
事實上,美國現今面臨的最大危機,並不在外部,而在於它內部多元文化的不平衡發展,有可能危及其文化“一主”地位。如果美國喪失了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底色,它也就不再是美國了;而且它是否還能夠繼續維持國家的統一,都是個疑問。

**因此,一個國家要想維持社會的安定,要麼建立單一的信仰,要麼在信仰方面“一主多元”。**相比較而言,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要勝過單一信仰的文化格局——一片大花園,不能只有一株大花樹存在,它需要其他樹木,及眾多藤蘿花草的配村,才能豐富多彩,才合乎生態平衡的要求。眾綠紛呈,奼紫嫣紅,才是春天。
這一方面,我們的古人曾做得相當成功。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回答皇帝的詔問時,曾對文化“一主”的重要性,做過精彩的論述,他説:“《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僻)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
有人把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理解為“消滅百家,獨留儒術”,其實是不正確的。“罷黜”不等於消滅,“獨尊”也不等於獨留;董仲舒的意思,只是讓其他各種學説退居從屬地位,不准它們與儒家學説爭奪“一主”。
在實際的操作中,漢朝及其以後的諸朝,也沒有為了獨留儒術,而去刻意剷除其他各種學説與宗教;相反,歷朝歷代都是本着“和而不同”態度,在獨尊儒術的基礎上,寬容各種學説與宗教。以至於在明、清時期,中國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文化奇觀——在儒學的統攝下,釋、道、回、耶等各種信仰,基本做到了和諧相處,並行不悖。

也因此,中國在歷史上沒有遭受宗教戰爭之苦,沒有因信仰衝突而引發政治分裂。
三、
講“一主多元”,並非是要“一主”去歧視壓迫“多元”;而是為了創立一種良性秩序,將“多元”熔係為“一體”,以避免相互之間惡性競爭,引發衝突。
世間的萬物及人事,長短不齊,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不能用整齊劃一的尺度裁剪;莊子説“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承認事物的天然差異,才能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而要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則需要以良性的秩序做保障。
長短不齊、多姿多彩的事物,在同一種秩序內形成和諧的生態系統,相互依存共處,就可稱為“和而不同”。

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對人類而言,和而不同是一種很高的治理境界,並不容易做到。人類社會以“人之道”自然發展,並不能自然發展出一個和諧的社會;只有執政者遵循“天之道”,才能做到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臣晏嬰就辨析過這“和”與“同”的關係。
有一次,齊景公打獵歸來,晏嬰在遄台隨侍。諸官當中,只有大夫梁丘據駕車從都城趕來,向景公致意問候,
齊景公感慨,説:“唯梁丘據與我‘和’啊!”
晏子不同意,説:“梁丘據不過與您‘同’罷了,哪裏説得上‘和’呢?”
齊景公問:“這‘和’與‘同’,有什麼差別嗎?”
晏子答:“有差別。‘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醬、鹽、梅,來烹調魚和肉,用木柴燒煮,由廚工調味,最終使各種味道恰到好處——味不夠,就增加調料;味道過重,就用水沖淡一下。君子食這種肉羹,以平心性。君與臣的關係也是這樣。國君認為對的事,往往也隱含着不對的成分,臣下進言指出那些不對的地方,可以使之更加完善;國君認為不可以的事,其中常常也包含着合理的成分,臣下提出意見,指出其中的合理之處,可以使政事平和而不違背禮法,百姓不起爭鬥之心。……現在梁丘據不是這樣,國君説對的,他也説對;國君認為不對的,他就説不對。如果用水來調和水,誰能吃****得津津有味?如果用琴瑟老彈一個音調,誰聽得下去?説追求‘同’不可以,就是這個道理。”

現代人談論“和而不同”,常常忽略它的前提——“一體”或説“大一統”;而事實上,沒有“一體”,只要多元,就談不上和而不同。
調鼎鼐,並不等於胡亂大雜燴,它是有原則的——做牛肉羹,不能調成了老鼠屎羹;做羊肉湯,不能調成了胡辣湯。
奏音樂,固然不能只演奏一個調子,但也不能完全不要主旋律,而亂彈琴瑟,
提意見、發表不同觀點,也是同理,其原則為:要益事,而非刻意敗事;要成其美,而非成其惡;有以公義為重,而非為謀一己私利而故意混淆視聽,妄議瞎説。
和而不同,是指多元的事物在“一體”上和諧共處。而“一體多元”,是指以某種文化為主幹,將其他多種文化,合為一體,交融共處。假設多元文化中沒有核心、沒有主幹,多元文化將無所依附,這個“一體”也就不可能存在。
四、
在當今,中國文化的‘體’,是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在古代,中國傳統文化的“體”,是以儒學為核心的。
現在我們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把馬克思主義與傳統的儒學相結合,實現古今合“體”,有沒有必要?第二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能不能與古老的儒學,實現有機結合?

馬克思主義儘管具有普遍性與科學性,但它畢竟是一種產生於西方的學説,不能教條依賴;它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才能有效地指導中國社會的實踐。
早在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他説:“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
把它“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也便是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那麼,什麼是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呢?所謂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主要指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指,中國當下現實社會的實際;第二個方面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實際。
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科學原理,結合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實際,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國內革命鬥爭的勝利,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國。
鄧小平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科學原理,結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新中國建設實際,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
我們現在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只用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當前的社會實際,已經很不夠;我們還需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做更深層次的結合,即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以獲得必要的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真正的偉大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與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
而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毫無疑問是以儒學為核心的。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有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分別是:哲學唯物主義、以剩餘價值學説為基石的經濟學説,及科學社會主義。
孔夫子生活在東周時期,不瞭解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質,不懂現代經濟學,也不知道科學;所以他的學説,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是有缺失的,是需要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去彌補的。
而馬克思主義也同樣有不完備之處,例如:馬克思主義沒有系統地論述人生的意義;沒有系統地論述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倫理關係;沒有系統地論述,人修養身心的路徑與方法。而這些方面,正是儒家學説的專長。
其次,馬克思主義過於強調鬥爭,這對一個革命黨是合適的;但對於一個執政黨而言,則有失於偏。一個治理大國的執政黨,其執政理念應以儒家的仁政與中庸為旨。
再者,在世界觀方面,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總體是相通的。馬克思主義主張唯物無神論,儒學也有唯物無神的傾向;而且儒學在宇宙論建設方面,更加系統完備,能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起到拾漏補偏的作用。

當然,馬克思主義與儒學之間,在歷史觀方面,也有不相契合之處。馬克思主義主張線性的進步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依次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後終結於共產主義社會。而儒家認同退步或循環的歷史觀,不認為人類歷史會終結於某一個高級制度的階段。
那麼,兩種歷史觀到底哪一種正確呢?客觀而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放在近、現代來看,是有道理的;但卻不能與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相符合。中國歷史上沒有經歷明確的奴隸社會階段,其封建社會是夏、商、週三代,而從秦朝至清朝這兩千多年,屬於什麼社會形態?馬克思也不清楚。
儒學的歷史觀,符合古代的中國社會,卻不能符合現代日進無疆的全球化社會。
也就是説,我們今天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去刻板地觀察中國的古代歷史,那麼基本等於削足適履,中國的古代歷史很容易會扭曲失真。,
同理,我們假如用儒家倒退或循環的歷史觀,來觀察近、現代的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那也必會讓人惘然。
因此,西方傳來的馬克思主義與古老的儒學,都不能單獨承擔起中國當今信仰與文化主體的重任,它們只有互補結合,才能有效指導中國的現在與未來。
而且,只要我們不過分教條地看待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只要我們能夠以務實發展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那麼它們就必然能夠長短相契,有機熔為一體。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實際相結合,創造了我們國家“硬實力”快速增長的奇蹟;現在,我們需要再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相結合,以創造我們國家未來強大的“軟實力”。
五、
要有效化解我國當前所面臨的族羣內部“文化衝突”,就必須建設“一體多元”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而要建設“一體多元”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先確定這”一體”的主幹或核心——將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相結合。只有將這一“主”確定了,才能談得上“多元”的信仰文化和而不同,共存於“一體”。

這新的“主”,用現在的政治術語表述,可稱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重要性,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繫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歸依。”
而這新的“多元”,不僅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譬如釋、道、諸子等,還應當包括當今世界其他文明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古人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