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如何化解族羣內部的“文化衝突”？_風聞

一、

有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文化產生於信仰；或者換句話説，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成熟文化，都是以信仰為底色的。

而信仰，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理性的信仰，一類是宗教的信仰。

理性的信仰，先通過學、問、思、辨，才能確定“信”；宗教的信仰則相反，它必須先確定了“信”，才能在信的範疇內，學、問、思、辨。

這兩種信仰體系，在現實中往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衝突。

之所以相互依存，是因為“同是人，類不齊”，有些人長於理性思維，有些人理性思辨能力弱，感性強一些。

理性思辨能力較強的人，即便身處宗教中，一般也比較通達，傾向於敬畏“自然神”，而不迷信“人格化”的神。

感性強而理性較弱的人，則完全不同，在他們那裏“理論是灰色的，過於複雜枯燥，他們聽不懂，也不願聽，他們需要一個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與自己相類似的造物主；因為只有這樣的神，才讓他們感到親切，才富有人情味，才可以依靠，才可以做“交易”

因此，宗教往往具有“兩元性”——高級僧侶教士與一般信眾，對於神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高級僧侶教士，傾向於理性；而一般信眾，傾向於感性。

説到底，信仰是人類精神的食糧，屬於“剛需”。理性信仰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要，感性信仰也同樣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人性不變，人還是人，那麼感性信仰就不可能被消滅；消滅了，對於一部分人而言，就會鬧精神饑荒。況且，按照經濟學上的一般原理，有需求，必定會有供給；消滅了此種宗教，總會有另一種宗教被變着法子生產出來。

所以，理性信仰與感性信仰具有共生的一面，它們相互依存，共同滿足了人類有現實差異的剛性精神需求。

理性信仰與感性信仰之所以衝突，是因為信仰由“四觀”所支撐。這四觀分別為：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

1、世界觀，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世界是怎麼來的？二是宇宙萬物以何種秩序存在？

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回答，理性信仰與宗教信仰的衝突之處在於：理性信仰者，或認為世界的來源與秩序，非人類的有限理性所能探究，不可知；或認為，世界為自然神所創造，為天道（自然的法則）所統攝。

而宗教信仰者，總體傾向於認為，世界是由一個人格化的神所創造，宇宙萬物的秩序，也由這個萬能的人格化的神所統攝。

世界觀，往往能決定一個人的信仰傾向。

2、歷史觀，主要回答三個問題：我們人類社會從哪裏來？我們人類社會現在處於什麼狀態？我們人類社會要到哪裏去？

歷史觀，一般是受世界觀的影響而形成的，它往往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傾向。

例如，有基督教、猶太教背景的人，一般相信歷史是線性進步的。而相信歷史線性進步的人，必然會認為，人類歷史會在某一個高級的、天堂式的階段終結。對那個天堂式的最後歷史階段的認知不同，也就決定了一個人的政治信仰走向的不同。

3、人生觀，也是主要回答三個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到哪裏去？人生觀，決定了人生的意義所在。它的形成，與人的世界觀、歷史觀有一定的關聯。

信仰不同的人，對人生意義的判斷，常常很不一致。

4、價值觀，是對人生意義的具體判斷。這種價值判斷，既可能由人生觀中直接推導出來（內生），也可能受社會信仰環境的影響而間接形成（外染）。

價值觀含有是非判斷，含有立場差異；所以價值觀不同者，很容易起衝突，而且這種意識形態衝突，其激烈程度，有時候並不亞於利益之爭。

這種價值觀念衝突如果發生在族羣內部，那麼就自然演變成族羣內部的“文化衝突”。我們中國當今就面臨着這種族羣內部“文化衝突”的困擾，港台問題，政治上的左右之爭等，都與此密切相關。

有趣的是，理性信仰與宗教信仰儘管有衝突的一面，但並不意味着它們之間的衝突，會比不同的理性信仰、與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間的衝突，更不可調和。

二、

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的差異，通過價值觀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具體表現出來，也就成了文化上的差異。

一個社會存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雖意味着可能會發生衝突，但並不意味着必然會發生衝突。

那麼，什麼情況下，會發生文化的衝突，什麼情況下又不會發生文化的衝突呢？

一般而言，一個社會在主體信仰缺失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文化衝突。因為，一個社會如果主體信仰缺失，那麼其他不同的信仰，必然不能再安本分，必然會謀求爭奪主體地位；如此，便很容易引起社會紛爭與動亂，甚至會釀成慘烈的鬥爭。

這種不同信仰之間的鬥爭，很自然會表現為文化之間的衝突。而這種不同文化之間意識形態的衝突，最終一般會導致兩個結果。

一個結果是，其中一方取勝，消滅了其他各種信仰與文化，形成了單一信仰的國家；或者確立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形成“一體多元”的平衡局面。

第二個結果是，誰也不能徹底取勝，從而只能維持意識形態割據的局面；或者乾脆分裂，建立起多個單一信仰與文化的國家。

因此，講信仰與文化的多元，必須先講信仰與文化的一體；否則，一個社會，很難安定團結。

而要講信仰與文化的一體，就必須講以某種信仰與文化為“主”。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主流的信仰與文化，就不可能將其他多元的文化，系合為一體。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美國是個崇尚文化多元的國家，自稱是各個人種與各種文明的大熔爐；但在實際上，它從來沒有忽略自己的“一主”——以基督教新教文化為核心。美國人對自己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堅持，二百多年來基本一以貫之。他們所謂的大熔爐，是要以基督教新教文化，熔攝其他各種異質文化而為一體。

假設美國人忽略“一主”，只強調“多元”，那麼，它不僅會失去自己的文化特點與性格，而且必將面臨內部信仰文化衝突的風險。

事實上，美國現今面臨的最大危機，並不在外部，而在於它內部多元文化的不平衡發展，有可能危及其文化“一主”地位。如果美國喪失了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底色，它也就不再是美國了；而且它是否還能夠繼續維持國家的統一，都是個疑問。

**因此，一個國家要想維持社會的安定，要麼建立單一的信仰，要麼在信仰方面“一主多元”。**相比較而言，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要勝過單一信仰的文化格局——一片大花園，不能只有一株大花樹存在，它需要其他樹木，及眾多藤蘿花草的配村，才能豐富多彩，才合乎生態平衡的要求。眾綠紛呈，奼紫嫣紅，才是春天。

這一方面，我們的古人曾做得相當成功。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回答皇帝的詔問時，曾對文化“一主”的重要性，做過精彩的論述，他説：“《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僻)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 

有人把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理解為“消滅百家，獨留儒術”，其實是不正確的。“罷黜”不等於消滅，“獨尊”也不等於獨留；董仲舒的意思，只是讓其他各種學説退居從屬地位，不准它們與儒家學説爭奪“一主”。

在實際的操作中，漢朝及其以後的諸朝，也沒有為了獨留儒術，而去刻意剷除其他各種學説與宗教；相反，歷朝歷代都是本着“和而不同”態度，在獨尊儒術的基礎上，寬容各種學説與宗教。以至於在明、清時期，中國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文化奇觀——在儒學的統攝下，釋、道、回、耶等各種信仰，基本做到了和諧相處，並行不悖。

也因此，中國在歷史上沒有遭受宗教戰爭之苦，沒有因信仰衝突而引發政治分裂。

三、

講“一主多元”，並非是要“一主”去歧視壓迫“多元”；而是為了創立一種良性秩序，將“多元”熔係為“一體”，以避免相互之間惡性競爭，引發衝突。

世間的萬物及人事，長短不齊，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不能用整齊劃一的尺度裁剪；莊子説“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承認事物的天然差異，才能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而要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則需要以良性的秩序做保障。

長短不齊、多姿多彩的事物，在同一種秩序內形成和諧的生態系統，相互依存共處，就可稱為“和而不同”。

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對人類而言，和而不同是一種很高的治理境界，並不容易做到。人類社會以“人之道”自然發展，並不能自然發展出一個和諧的社會；只有執政者遵循“天之道”，才能做到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臣晏嬰就辨析過這“和”與“同”的關係。

有一次，齊景公打獵歸來，晏嬰在遄台隨侍。諸官當中，只有大夫梁丘據駕車從都城趕來，向景公致意問候，

齊景公感慨，説：“唯梁丘據與我‘和’啊!”

晏子不同意，説：“梁丘據不過與您‘同’罷了，哪裏説得上‘和’呢?”

齊景公問：“這‘和’與‘同’，有什麼差別嗎?”

晏子答：“有差別。‘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醬、鹽、梅，來烹調魚和肉，用木柴燒煮，由廚工調味，最終使各種味道恰到好處——味不夠，就增加調料；味道過重，就用水沖淡一下。君子食這種肉羹，以平心性。君與臣的關係也是這樣。國君認為對的事，往往也隱含着不對的成分，臣下進言指出那些不對的地方，可以使之更加完善；國君認為不可以的事，其中常常也包含着合理的成分，臣下提出意見，指出其中的合理之處，可以使政事平和而不違背禮法，百姓不起爭鬥之心。……現在梁丘據不是這樣，國君説對的，他也説對；國君認為不對的，他就説不對。如果用水來調和水，誰能吃****得津津有味?如果用琴瑟老彈一個音調，誰聽得下去？説追求‘同’不可以，就是這個道理。”

現代人談論“和而不同”，常常忽略它的前提——“一體”或説“大一統”；而事實上，沒有“一體”，只要多元，就談不上和而不同。

調鼎鼐，並不等於胡亂大雜燴，它是有原則的——做牛肉羹，不能調成了老鼠屎羹；做羊肉湯，不能調成了胡辣湯。

奏音樂，固然不能只演奏一個調子，但也不能完全不要主旋律，而亂彈琴瑟，

提意見、發表不同觀點，也是同理，其原則為：要益事，而非刻意敗事；要成其美，而非成其惡；有以公義為重，而非為謀一己私利而故意混淆視聽，妄議瞎説。

和而不同，是指多元的事物在“一體”上和諧共處。而“一體多元”，是指以某種文化為主幹，將其他多種文化，合為一體，交融共處。假設多元文化中沒有核心、沒有主幹，多元文化將無所依附，這個“一體”也就不可能存在。

四、

在當今，中國文化的‘體’，是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在古代，中國傳統文化的“體”，是以儒學為核心的。

現在我們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把馬克思主義與傳統的儒學相結合，實現古今合“體”，有沒有必要？第二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能不能與古老的儒學，實現有機結合？

馬克思主義儘管具有普遍性與科學性，但它畢竟是一種產生於西方的學説，不能教條依賴；它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才能有效地指導中國社會的實踐。

早在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他説：“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

把它“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也便是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那麼，什麼是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呢？所謂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主要指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指，中國當下現實社會的實際；第二個方面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實際。

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科學原理，結合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實際，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國內革命鬥爭的勝利，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國。

鄧小平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科學原理，結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新中國建設實際，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

我們現在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只用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當前的社會實際，已經很不夠；我們還需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做更深層次的結合，即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以獲得必要的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真正的偉大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與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

而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毫無疑問是以儒學為核心的。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有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分別是：哲學唯物主義、以剩餘價值學説為基石的經濟學説，及科學社會主義。 

孔夫子生活在東周時期，不瞭解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質，不懂現代經濟學，也不知道科學；所以他的學説，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是有缺失的，是需要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去彌補的。

而馬克思主義也同樣有不完備之處，例如：馬克思主義沒有系統地論述人生的意義；沒有系統地論述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倫理關係；沒有系統地論述，人修養身心的路徑與方法。而這些方面，正是儒家學説的專長。

其次，馬克思主義過於強調鬥爭，這對一個革命黨是合適的；但對於一個執政黨而言，則有失於偏。一個治理大國的執政黨，其執政理念應以儒家的仁政與中庸為旨。

再者，在世界觀方面，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總體是相通的。馬克思主義主張唯物無神論，儒學也有唯物無神的傾向；而且儒學在宇宙論建設方面，更加系統完備，能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起到拾漏補偏的作用。

當然，馬克思主義與儒學之間，在歷史觀方面，也有不相契合之處。馬克思主義主張線性的進步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依次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後終結於共產主義社會。而儒家認同退步或循環的歷史觀，不認為人類歷史會終結於某一個高級制度的階段。

 那麼，兩種歷史觀到底哪一種正確呢？客觀而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放在近、現代來看，是有道理的；但卻不能與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相符合。中國歷史上沒有經歷明確的奴隸社會階段，其封建社會是夏、商、週三代，而從秦朝至清朝這兩千多年，屬於什麼社會形態？馬克思也不清楚。

儒學的歷史觀，符合古代的中國社會，卻不能符合現代日進無疆的全球化社會。

也就是説，我們今天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去刻板地觀察中國的古代歷史，那麼基本等於削足適履，中國的古代歷史很容易會扭曲失真。，

同理，我們假如用儒家倒退或循環的歷史觀，來觀察近、現代的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那也必會讓人惘然。

因此，西方傳來的馬克思主義與古老的儒學，都不能單獨承擔起中國當今信仰與文化主體的重任，它們只有互補結合，才能有效指導中國的現在與未來。

而且，只要我們不過分教條地看待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只要我們能夠以務實發展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那麼它們就必然能夠長短相契，有機熔為一體。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實際相結合，創造了我們國家“硬實力”快速增長的奇蹟；現在，我們需要再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相結合，以創造我們國家未來強大的“軟實力”。

五、

要有效化解我國當前所面臨的族羣內部“文化衝突”，就必須建設“一體多元”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而要建設“一體多元”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先確定這”一體”的主幹或核心——將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相結合。只有將這一“主”確定了，才能談得上“多元”的信仰文化和而不同，共存於“一體”。

這新的“主”，用現在的政治術語表述，可稱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重要性，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繫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歸依。”

而這新的“多元”，不僅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譬如釋、道、諸子等，還應當包括當今世界其他文明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古人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