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互聯網需要中年人_風聞

採訪|吳俊宇

撰稿|吳俊宇

一批年齡在35-40歲之間的“老馬”（包括媒體、企業安全、在線教育、信息技術、工程開發等領域）正在悄然進入騰訊、阿里、京東、網易等一系列互聯網公司的“專家”崗位。

國家層面上看，決策層一直在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產業、社會治理現代化相融合。在此浪潮下，一批互聯網公司“脱虛入實”，把自身能力輸出開放給傳統產業、行政部門。

在此過程中，一批傳統產業、行政部門的“老馬”在和互聯網公司接觸互動中受到簡單、開放、透明的互聯網文化感召，他們期待挑戰自我，順理成章跳出原有崗位，成為互聯網公司的一員。

他們和上一代土生土長的程序員、產品經理不同，如果非要給他們貼一個標籤的話，可以説是一批“新互聯網人”。

這批“新互聯網人”在所謂“中年危機”的年齡來到互聯網公司。他們具備豐富的個人經驗和龐雜的知識結構，而且願意與年輕人共事和分享經驗。平時和土生土長的互聯網人，如程序員、產品經理展開“跨物種交流”，讓互聯網公司的數據、技術在社會範圍內普及，解決一個個實際社會問題。

這批“老馬”有着非常強的共通點：

行業經驗豐富，學習能力極強，邏輯思維極好；知識結構極為開闊，跨越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次，而且會隨着工作涉獵各式各樣的信息，不斷豐富自身知識；具備極強的溝通能力，善於在不同物種的同事之間進行通俗化翻譯，實現跨物種交流；在公司內構建起了非常強的跨領域業務討論氛圍，在討論的過程中形成靈感；具有極強的直覺和經驗，會堅持個人判斷；

騰訊“守護者計劃”的“老警察”就是這樣的“老馬”。

“守護者計劃”安全專家杜昂，大學畢業後在公安系統工作有16年。2018年接近不惑之時離開體制加入騰訊，負責協助公安部門進行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項目專項打擊工作。

他在騰訊的工作經歷、體驗與其他互聯網公司等一批同齡段的“老馬”極其相似，具備一定代表性。

某種意義上説，這是新的“職場範式”。一批“老馬”在“中年危機”時闖入互聯網公司，正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影響社會。

他們正在和土生土長的互聯網人共同“識途”，解決一個個社會問題。

一

能力的輸出

任何現象的出現必須從宏觀層面去思考它所存在的原因，“老馬”的湧現也是如此。

從宏觀環境上説，互聯網公司正在各行各業深深插根，甚至正在成為平台型社會基礎設施，不斷對外輸出能力。決策層也在思考幾個問題：

數字經濟如何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如何社會治理現代化，推進智慧社會建設；

審視這個大背景就會發現，“老馬”們處在這個歷史交叉之中。身後是傳統，面前是未來。他們從傳統投身未來，試圖創造新的潮流。

疫情還在進一步加速這個進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今年3月在一篇名為《支持和引導互聯網平台在疫情防控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報告中就提到：

疫情發生以來，阿里、京東、騰訊、美團、滴滴、百度、螞蟻金服、字節跳動等一批互聯網平台企業主動發揮各自信息、渠道和技術優勢，配合政府提升防控效率，彌補傳統方式不足，對提升全社會應對疫情的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暫且不論這批互聯網公司在信息服務、城市建設、疫情防控等領域做出的嘗試，單就拿騰訊“守護者計劃”這個項目來説，它在這次疫情中展現了社會能力輸出的作用——協助警方打擊了大量涉疫情電信網絡詐騙。

由於疫情期間大量線下交流活動無法展開，人與人之間線下接觸性社交急速縮減，同時很多人失去收入來源、資金短缺，進一步加速了傳統犯罪線上化的步伐，各類網絡詐騙犯罪大幅飆升。

線上詐騙最典型的案例有兩類。

一類是利用中小企業、個體商户對資金的迫切需求以借貸為名展開詐騙。

騰訊微信安全中心數據顯示，自2月以來，微信平台接到的用户舉報中，APP貸款類詐騙環比上漲30%。

一類則是兼職刷單造假類詐騙，疫情期間一批經濟水平較低、空閒時間較多的受害者被“在家月入過萬”類幌子被收割。

“騰訊110”小程序受理兼職刷單詐騙投訴數據顯示，2月日均受理舉報量較1月日均受理舉報量環比上漲20倍。其中，單日舉報量峯值高達816起。

這類線上詐騙在疫情期間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打擊體系。

杜昂為代表的一羣社會經驗豐富的專家在背後摸清脈絡和規律。他們能利用數據化思維去輔助決策，向公安機關批量輸出線索，協助公安機關落地打擊。

這有賴於“守護者計劃”研發的“守護者智能反詐中樞”系統，這套系統整合了整個騰訊內部各團隊安全能力，以系統化流程處理反詐騙相關數據和能力，從事前發現、事中阻斷和事後打擊幾個維度開展了平台主動治理詐騙的預警阻斷和協助公安機關打擊等多項工作。

事前源頭守護，主要是通過聯合騰訊安全的企業級安全解決方案，幫助政府、企業抵禦黑客攻擊及內鬼售賣等造成的信息泄露風險，防止公民隱私信息流入黑產鏈條，成為不法分子實施精準詐騙的工具。

事中打擊治理，主要是通過AI以及人工研判等手段同時去分析騰訊系自有平台以及警方等合作伙伴提供的異常舉報信息。“守護者計劃”形成了一整套打擊體系，如麒麟、鷹眼、靈鯤、賓果、火眼等輸出給警方的能力工具。

事後教育防範，建立立體化的安全教育體系，通過“守護者計劃”、“騰訊110”等渠道幫助用户提高防範意識。

二

溝通的形成

不同領域、不同專業、不同思維的互動在每一家互聯網公司都在展開。尤其是互聯網公司愈加成為平台級企業之後，它在很大意義上成為社會的基礎設施，需要與政府、社會各界以及自身內部進行通聯。

在多方互動的關係中確定方向、達成目標往往需要形成一套科學的做事風格以及通暢的溝通體系。

以“守護者智能反詐中樞”這套系統為例，它形成是漫長的，它有賴於“老警察”和程序員、產品經理展開長時間交流互動，雙方在碰撞中一點點建構起整個產品系統。也需要“老警察”對各級公安機關的需求乃至社會黑產打擊的問題有着深刻理解。

“老警察”和程序員、產品經理雙方的個人經歷、話語體系完全不同，這種溝通互動極為艱難，這就像是小貓和小狗之間的交流。

對杜昂這樣的“老警察”來説，他們出身於公安系統，長期接觸各類犯罪活動，社會閲歷豐富，弦繃得比較緊。

然而，他也有弱勢，從舊環境進入新環境往往意味着過往工作方式的解構與重構。長期政府工作經歷導致他對企業不瞭解。以至於他不得不捧起《騰訊傳》去理解騰訊、理解企業，以此適應在企業的工作方法。

程序員、產品經理在杜昂嘴裏被稱為是“小哥哥”、“小姐姐”。這種親暱的稱呼不單是為了適應企業語言，也是因為他們對社會的多面性閲歷尚淺，尤其是對違法犯罪瞭解更少，需要向他們普及網絡犯罪手法和作案細節。

杜昂用了“單純”這個詞來形容他們。然而，他們有着非常強的代碼思維和數據思維，這是“老警察”們需要學習的。

程序員對公安偵查辦案打擊犯罪的流程同樣一無所知。除去平時偶爾辦理出入境業務外，幾乎從未出入過公安機關。為讓雙方儘量理解各自的工作，杜昂還曾帶領幾位程序員參加公安會議，他們進入真實辦案場所後極為好奇，如同滿頭問號的小朋友。

“老警察”還需要充當企業以及公安機關之間的橋樑。“老警察”出身公安機關，長期需要和各級公安機關交流，懂得公安機關的思維及需求。他們需要在公安機關的訴求和企業的技術研發週期中尋找平衡點，以此滿足多方需求，最後完成黑產打擊工作。

“老警察”和程序員、產品經理之間的有過大量爭吵、討論、分歧。雙方有時甚至會針對一行代碼到底該叫“行”還是“列”相持不下。碰壁後杜昂意識到，只要固守自己的專業，也不要強求改變對方，儘量以“提出需求”、“解決需求”的思路去應對問題。

在工作中，首先擬定整體方案、確定方向、建立系統，達成實現目的、解決問題的共識。在方向之下再細化大需求、分解小需求。以預警自動化推動為例，需要自動計算、建立模型，再把結果推送給所屬地區的公安機關。

以“預警自動化推送”功能為例，杜昂在確定需求目標後，需要列出需求表格和需求文檔，交給產品經理和程序員後根據每項需求排列優先級，由他們根據需求進行排期。

任何重大問題的決策，老警察和產品經理、程序員之間往往也是通過信息對等公開的方式展開討論。

因為互聯網的本質就是解決信息不對等，守護者計劃作出任何一項決定都會在內部進行信息公開，而非單獨點對點個人討論。所有的事同步給所有人，由集體來做出辯論或者決策，這才是科學辦法。

三

知識和經驗

知識和經驗往往是一體兩面的。前者需要主動或被動攝取，後者則是需要通過實踐一點點沉澱。

在35-40歲的“高齡”進入工作節奏極快的互聯網公司，往往需要充分豐富自身知識結構，對技術、對社會、對領域有着極強的主動學習意識。

知識迭代速度過快，杜昂在2000年左右的大學本科時曾擁有自己的計算機，還學習過計算機編程語言，甚至被選為學校軟件開發項目組的成員。工作多年後，由於計算機開發技術迭代非常快，當時所學習的內容已經徹底無用、基本荒廢。

在前幾次和程序員的溝通中，杜昂曾自信滿滿，以為自己曾經的代碼知識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在騰訊程序員面前如“關公面前耍大刀”，經調試後證明他的方法嚴重落伍。

不過，“老馬”們最大的特點在於，他們具備極強的學習能力，往往會在長期知識積累過程中迅速投入工作實踐，並且內化知識積澱經驗，最終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論。

以當下產業互聯網領域最流行的“企業架構師”這個崗位為例，它需要需要思路開闊，且敏感性強。一方面要鑽研諮詢報告，還要關心行業動態，瞭解前沿技術趨勢和前沿科技，還得觀察哪些場景已落地實踐，哪些場景還在探討實踐，針對國內市場判斷哪些技術適合當下投入使用。在當下和未來之間不斷探索。

相比而言，“老警察”則是需要對信息技術行業、黑產行業、金融行業都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瞭解，甚至還需要對通訊邏輯、通訊技術實現方法以及資金流轉乃至國家外匯儲備，金融機構監管知識都是需要進行研究和了解的。

新知識的攝取以及方法經驗的沉澱往往也需要一段漫長的過程。

對杜昂而言，他對新鮮事物在在一段時間內有極大興趣後，往往會通過書籍和網絡迅速攝取學習新的知識點，並且應用到實際工作中。通過不斷實踐的方式去加深理解。在長期工作協調中往往又會形成疲態。

此時則是需要暫停手頭工作，進行回顧、總結、展示，以此再開展下個階段的學習攝取、工作沉澱。

事實上，經驗的積累同樣也極為重要。

杜昂的過往經驗其實主要集中在刑事犯罪領域。在16年公安工作經歷中，他幾乎每天都要面對殺人案件，最高峯時，一年看了一百具屍體。

長期刑事犯罪工作經歷讓他積累了深厚經驗，也具備一定的直覺。在他看來，經驗和直覺都是在不斷的學習、認識、研究、實踐過程中，不斷積累形成的。這需要全身心投入某項事業工作。基於人的生活經驗、生活圈子，經驗和直覺往往會繼續放大。

杜昂曾夢見一個殺人案被忽略的細節，醒來後根據這一細節把案件破獲。實際上，這恰恰正是思考延續的過程。然而，在他看來，人的直覺往往是不可靠的，因為科技化手段往往才更可靠，系統化、數據化的解決犯罪問題才是科學的。

這恰恰也是他來到騰訊的重要原因。在騰訊“守護者計劃”工作的這兩年他還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論：

所謂的防範打擊治理網絡犯罪的方法論就是我們如何去正確認識網絡犯罪，如何看待網絡犯罪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趨勢。網絡犯罪其實是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過程中，由於科技新和技術升級這樣一個必然產物，它是由人類社會資源分佈和社交模式的改變所決定的，而且犯罪從線上往線下轉移，網絡犯罪成為主流犯罪其實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可逆轉的趨勢。網絡犯罪特別是網絡詐騙犯罪將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持續高發。

接下來“守護者計劃”的工作也將圍繞這套方法論展開。

四

醇美的中年

和媒體不斷渲染的中年危機相比，我們反而可以看到一羣自信滿滿充滿戰力的中年人。

日本知名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岡田尊司在《把不安當朋友》一書中提到了日本社會年輕人由於社會壓力過大，盛產“迴避型人格”。本該朝氣蓬勃的青年人“沒有朝氣”“覺得凡事都很麻煩”，反而不像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那樣戰鬥力旺盛。

出現這種現象大致是兩方面造成的。

青年人身體在快速成長的同時，自律神經等控制系統的發育還不夠成熟。中年人體力和瞬間爆發力都有所衰減，但是卻能千勁兒十足地完成工作。因為其自律神經足夠發達，能夠充分發揮其能力。青年人初入職場，待遇不高，尚處積澱期，徒有激情，容易處處碰壁，碰壁之後容易遭遇情緒波動。相比之下，中年人精力、知識、經驗豐富，再加上物質、地位激勵夠，反而處於狀態巔峯。

在中國互聯網行業其實也是如此，由於行業紅利期漸退，當年受到互聯網文化影響投身行業的年輕人充滿迷茫和困惑，他們身上充滿了某種青春式的憂傷。

這種現象在這次疫情之後更為明顯。一批年輕人對未來充滿迷茫，甚至還在面臨生活工作問題的掙扎。這也正如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所言：

在任何情況下，年輕都不是人生中最好的階段。也是，年輕是否是一場勝利，生活的勝利？或者説是一個不確定和相當痛苦的階段，因為這是一個充滿衝突、充滿混亂的階段？

價值和無價值的思考，意義和無意義的糾結，在一批年輕人的身上不斷展開。

在杜昂等一批老道成熟的互聯網中年人身上，我們並沒有看到這種衝突、混亂和掙扎。他們具備更強的抗壓能力，更系統的研究能力，更深厚的經驗積澱，以及更為廣泛的社會連接，以及更積極的社會影響力。

產業互聯網給擁有其它傳統行業豐富經驗的專家帶來了新的轉型機會。傳統行業的專家在自身領域積澱往往長達15-20年，在互聯網企業相對寬鬆開放的氛圍內他們的經驗進一步放大。

消費互聯網走向產業互聯網，其實對人才梯度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有滿懷激情的年輕人在一線作戰，也需要有閲歷豐富的中年人在營帳中指導。

事實上，在華為這樣的公司，正在通過“華為大學”這樣的方式讓一批“功成身退”的“老人”為還在一線作戰的年輕人提供智力支撐。

所謂的“互聯網不要中年人”其實並非事實——但也其實也是更多中國科技企業需要系統性思考的一個問題——如何給有知識、有經驗、有閲歷的中年提供更體面的工作和生活。

中國互聯網發展至今已有25年，中年問題的確需要提上議事日程。尤其是在後疫情的就業環境下，過往的高速增長需要必然會放緩，企業更高質量、高密度的成長才是重心。一批智力、體力、能力都尚處巔峯狀態的中年人，他們應該得到市場尊重。騰訊其實做出了一定的示範作用。

對杜昂們而言，這是最醇美的中年歲月。生命的價值，在此時得到了最大的綻放。

從傳幫帶的意義來説，老馬對年輕小馬駒們的啓示，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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