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博士都中招！誰在炒作“2億人可能餓死在2020年”？_風聞
商业向心力实验室-财经作家，代表作《商业向心力》《金牌公关人》2020-05-11 09:56
各種營銷文謠言飛舞的時候，人們更應理性思考：社交賬號及其個人IP，究竟該貢獻怎樣的社會價值？
這兩天，一條“2億人可能餓死在2020年”的聳人（聽聞的）新聞在自媒體中瘋傳，而搜索文章竟然發現，就連知名的清北博士等高知人羣也都紛紛中招轉載。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習慣了把各種媒體信息當作“快餐”，只顧着囫圇吞下、隨手轉發，無暇顧及信息是否足夠真實、可信，相信張德禮教授的轉發也是如此。
營銷號作者大概也深知，看的人不會深究原委，因此也就堂而皇之地公然編造“震驚體”的數據信息，並用各種煽情誇張的表達方式和浮皮潦草的調查研究，拼湊起一篇篇“10萬+”文章，以騙取的流量和關注。
本文旨在通過這一個小小的案例，來探討營銷號氾濫對社交媒體“生態價值”的破壞，以及我們究竟應該構建一個怎樣的“社交賬號價值體系和經營導向”，以便更好地服務於中國正在進入的“數智經濟”時代。
先簡要説一下整體的行文邏輯：
1、“2億人可能餓死在2020年”系虛假炒作，該説法無出處，且非專業人士判斷
2、應重塑社交賬號價值生態，引導其發揮“先進生產力”價值，促數智經濟發展
嚇人的營銷文：炮製“聖經級別”大饑荒
“新冠疫情是二戰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嚴峻挑戰。”這是國內外媒體形容新冠疫情的常用口吻，然而到國內“營銷號”的嘴裏，馬上就變成了疫情比二戰還要嚴重，號稱“空前的大饑荒或將席捲全球，2億人可能餓死在2020年”。
“可能餓死2億人”，意味着什麼？
要知道整個二戰總傷亡也就7000萬人，這還包含了直接死於戰爭和跟戰爭相關原因死亡的人數，比如戰爭導致的災害、飢餓、傳染病、徵募勞工等。如果2020年“可能餓死2億人”，這相當於3次“二戰”的水平了，這種“可能”也太喪心病狂了。
由此，我們下載並研究了一下“營銷號”的消息源——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發佈的《2020 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報告中的確強調了疫情的嚴重影響——2020年全球將有2.65億人遭遇糧食危機，比2019年翻了一倍。
但準確地説，2019年也有1.35億人遭遇了糧食危機。看到這個數據，“營銷號”們是不是後悔去年沒寫一篇“1億人可能餓死在2019年”的“10萬+”文章呢——真是“好怕怕啊”。
其實，營銷號明顯是“偷換概念”，強行在“2.65億人遭遇嚴重飢餓威脅”和“2億人可能將會餓死在2020年”之間劃等號。
實事求是地説，被飢餓嚴重威脅就一定會餓死嗎？傳染了新冠肺炎就一定會病死嗎？兩者是同樣的道理，這裏面有一個“致死率”的問題，只是被飢餓、疾病威脅了生命，其實真正餓死或病死的幾率很小，可能都不到百分之二、三，所以有2.65億人被飢餓嚴重威脅，並不意味着“2億人可能餓死在2020年”。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是想以此數據引起人們對飢餓威脅的重視，而到了營銷號這裏，卻變成了用誇張的數據製造大饑荒的恐慌。
事實上，《2020 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對飢餓等級有充分的説明，處於飢餓嚴重威脅三級以上的2.65億人，並不是説這些人都有“餓死”的風險，具體我們就不詳細解釋了（看圖即可），總之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沒有營銷號説的那麼脆弱。
營銷文中還有一個聳人聽聞表述是——“聖經級別”的糧食危機。
我一開始沒怎麼搞懂這句話的意思，有點懵，“聖經級別”是什麼級別？然後緊接着又被小編很及時地強行科普了一番，説這是“在《聖經》裏，都是從未出現過的”，我心想現在不讀《聖經》都讀不了文章了嗎，我哪裏知道哪件事聖經裏出現過，還是沒出現過？
好奇心驅使我們一探究竟，結果發現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標準説法是“biblical proportions”的糧食危機，我們這才恍然大悟。Biblical有兩個意思，“有關聖經的”或“宏大的”，所以這個詞字面直譯的話還真是“聖經級別”的大饑荒。
但其實“biblical proportions”真實表達的意思應該是“足以載入史冊的”，也就是説世界糧食計劃署認為2020年這次糧食危機將是足以載入史冊的，並不是説“聖經裏沒有出現過的”。同時，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説的“未來3個月每天餓死30萬人”，也不是指全球，而是特指少數幾個戰亂或動盪的國家。
所以説，現在看網上文章得有個大心臟，否則真的每天都要被“營銷號”嚇死了。
另外“聖經級別”的這個梗還是蠻歡樂的，大家寫文章不妨借鑑一下，比如説自己“今天寫了一篇‘聖經級別’的文章”，“吳京正在拍一部‘聖經級別’的電影”，“郭德綱講了一個‘聖經級別’的相聲”“肖戰的粉絲製造了一場‘聖經級別’的吵架”，會不會很符合“後浪”們的二次元調性？
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社交賬號價值體系”
長期以來，一些惡意營銷號幾乎不做專業輸出，一味“蹭熱點”、“洗稿”和製造各種虛假的“噱頭”，導致好的、符合社會需要的社交賬號反而被埋沒了。
年初以來，相關部門對“惡意營銷號”進行了專項整治，一大批炒作新冠疫情的營銷號被封殺，幾百萬、上千萬的社交賬號也一夜消失，這很大程度上清朗了網絡空間，消除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影響。
但打擊惡意“營銷號”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距離重建一個“良性的社交賬號生態”還很遠，當前的重中之重，媒體應積極引導各類社交賬號，通過發揮自身的“社會價值”來實現“自我價值”。
所以，今天我們就藉着闢謠“2億人可能餓死在2020年”的機會來談一談，當前中國從“數字經濟（移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向“數智經濟（5G+AI+物聯網）”躍遷過程中，社交賬號及其個人IP應該發揮怎樣的價值，我們身邊有哪些榜樣可供借鑑學習。
我們這裏就先説結論，再簡要闡述原因。
我們認為，在促進數智經濟發展方面，社交賬號可以發揮以下“四重價值”：
**第一，社交賬號及其IP可以經營成為“學習型社會的社交剛需”，代表賬號是“李永樂老師”、“回形針PaperClip”。**當前，經濟社會從“數字經濟”向“數智經濟”躍遷，加速倒逼中國進入一個學習型社會，“知識供需”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所有行業領域的技術知識體系、商業運行邏輯和市場營銷機制都在“加速”蜕變，人們想要適應它就需要不斷地快速學習，一些技術型、知識型、專家型、意見領袖型網紅開始集中湧現和快速崛起，這些網紅賬號正是當前中國學習型社會實實在在的“社交剛需”，無論處於哪個崗位，他的專業知識都可以為別人學習和賦能。
**第二，社交賬號及其IP可以經營成為“在線化商業的社交剛需”，代表賬號是“薇婭”、“羅永浩”。**薇婭和羅永浩等直播賬號出現的背景，正是因為中國在線化商業的空前發展，他們解決了過去“買家秀”和“買家秀”完全不對等的網購難題，降低了人們網上購物的“選擇”和“試錯”成本，為線上商業全流程節省了時間，帶來了在線商業的效率升級，也為本土品牌消費的崛起創造了空間，未來的數智經濟階段，虛擬電商與實體店鋪將進一步融合，這種在線化商業是很好的“虛實結合”商業的探索，尤其當VR、AR技術應用到直播購物之後，人們更可以身臨其境地和薇婭、羅永浩們面對面看到真實的“賣家秀”，每一家店鋪無論線上的還是線下的，都可以通過社交賬號來嘗試這種全新的在線化商業，為顧客減少試錯或出行成本。
**第三，社交賬號及其IP可以經營成為“跨文化、跨圈層溝通的社交剛需”，代表賬號是“李子柒”、“趕海阿峯”。**商業社會一直存在的問題上，因為人們缺乏對跨地域、跨文化、跨圈層的瞭解，增加了人們的彼此“信任”的成本，比如非洲人不瞭解中國，怎麼願意和中國做生意？高知人羣看不到底層人們的生活狀態，如何做好決策建議？所以社交賬號給我們提供了中國各個職業、各個圈層人羣的現實生活狀態，讓文化和圈層的隔閡經由可感知、可溝通的IP，比如，從趕海阿峯身上可以瞭解到沿海漁民真實的生存狀態，感受“環保”對於漁民生活、漁業生產的價值，最主要的是，通過社交賬號觀察不同職業的“痛點”，也更便於找到各行業“數智化賦能”的機會，我們整個社會就是由無數個李子柒、阿峯這樣的“（曾經的）小人物”構成的，我們只有足夠地接近和了解彼此，才能讓社會整體的進步曲線平滑上升。
**第四，社交賬號及其IP可以經營成為“各領域意見領袖的社交剛需”，代表賬號是“秦朔朋友圈”、“胡錫進”、“吳曉波”等。**各個行業一定要有一些意見領袖賬號，用他們深入的洞察和專業的輸出，來啓迪社會各類羣體的思考和正確行動，減少社會的試錯，消除羣體的認知陷阱，關鍵時刻還能由他們去觸碰一些普通人不知道如何觸碰的話題，比如最近關於中國需要“1000枚核彈頭”的討論，如果胡錫進不基於當前國家安全去觸碰這樣的話題，普通人無論如何是無法真正感知我們所處的國際大環境和提出這樣有意義的國情教育話題的。當然，意見領袖的每一次思考和觀察不一定都是對的，但我們需要有這樣一些眼睛不停地為社會進行瞭望或哨探，以確保大家走在正確的方向並規避可能的風險。
總之，我們認為對於社交賬號及其個人IP而言，“專業”和“正能量”兩個詞是不足以概括的，人們應該觸及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的“內核”去思考和定位他們的真正價值，中國當前經濟的內核就是——“我們正在進入數智經濟（5G+AI+物聯）的新發展階段，互聯網將把虛擬世界和物理世界粘合起來、把人和人、人和機器都一一粘合起來”，因此，這要求我們不僅僅需要技術的手段，更需要人文的手段作為“粘合劑”，用社交賬號及其背後的IP把虛擬世界和物理世界做串聯。
從這個角度，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一個良好社交賬號價值體系”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價值了，社交賬號完全可以經營成為促進數智經濟發展的“更高的生產力”。當一批這樣的“社交賬號IP”陸續成長成熟起來，他們將不再只是人們口中的“網紅”，而是成為中國數智經濟的中堅力量“數字中產——一個正在崛起的輕資產的創富羣落”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