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後疫情時代，供應鏈的去全球化_風聞

文/陳根

疫情的大流行給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帶來了巨大沖擊，疫情目前雖已在中國得到控制，但歐洲特別是美國依舊在蔓延，疫情何時才能得到完全控制並不明朗。

**物流、人流、貿易流在疫情期間都出現了停擺。**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2020年全球經濟預計萎縮3%。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全球經濟將陷入嚴重危機，增長速度將急劇轉為負增長。

隨着全球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加劇，關於疫情是否會以及將如何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的討論紛至沓來。美、日等一些國家為了擴大國內就業，緩解產業空心化，維護全球價值鏈中的“鏈主”地位，提出將產業鏈迴流國內，這也使“去全球化”一詞再度進入人們的視野。

近年來關於去全球化的討論並不在少數，尤其是在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國與世界各國之間頻繁爆發貿易糾紛，包括與其眾多盟友以及中國，英國脱歐更是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那麼，疫情的大流行會不會加劇近幾年的“逆全球化”趨勢，甚至導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輪全球化”的終結？

全球化週期性退潮

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即由於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為主要特徵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而判斷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程度的一個關鍵指標，是國際貿易額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我們所熟知的近現代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9世紀50年代，全球化進程呈現出明顯的週期：

1846-1914年是國際貿易發展的黃金時期。1842 年，全球商品出口額佔全球GDP 的比重不足4%。截至1913 年，該佔比已經達到 14%；世界貿易的價值從1851年的6.4億英磅上升到了1913年的78.4億英鎊。

**但一戰的突然降臨，卻給正火熱的全球化射出了一支冷箭。**即使一戰結束後全球經濟經歷了短暫的修復期，但隨後又爆發了大蕭條和進一步的逆全球化趨勢（以各國大幅提高關税為標誌），並最終引發二戰。回頭來看，從一戰開始的逆全球化趨勢，延續時間長達30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球經濟一體化迎來了第二個高峯。**20世紀60年代末，全球商品貿易額約佔全球GDP的20%。70年代能源危機後，這一比重不斷變化。但直到90年代初期，還一直保持在30%左右。

自90年代初開始，這一比重迅速攀升，在2000年達到了40%，在2008年更是幾乎增至52%。**國際商品貿易將越來越多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經濟一體化程度通過貿易不斷加深。**全球貿易額年增長率在2000年至2006年期間達到了3%，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更是攀升至6.5%。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貿易與經濟增長急劇縮水，全球商品貿易在全球GDP中所佔的比重下降了10個百分點。**在這場撼動全球的危機之後，貿易密集度有所回升，但貿易在經濟增長中的佔比並無起色。**在此之前，貿易增速大約是全球GDP增速的兩倍，而現在兩者已經持平，因此有人開始擔心全球貿易是否已經達到峯值。儘管全球人口數量不斷增長，絕對貿易額可能會繼續保持增長。但就相對貿易額而言，也許全球貿易真的已經達到峯值。

金融危機期間，眾多國際金融指標都急劇下降，許多評論家因此擔憂國際資本復甦乏力。2011年發行的一期《國際經濟》雜誌專門就“金融全球化進程是否已經開始逆轉”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並就該問題諮詢了14位行業專家，其中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行長、歐洲中央銀行執行董事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榮譽主席。

即使是在這個相對保守的專家陣營中，也有3名專家認為金融全球化進程已經開始逆轉，5名專家對此觀點表示堅決反對，剩餘6名專家則持觀望態度，認為金融全球化進程存在變數，也可能會暫時中止。

儘管在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逆全球化”的擔憂就開始出現。然而，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後，“逆全球化”魅影再現，並在新冠衝擊之後，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讓各國更加重視本土供應商，但短期內受到各種因素的“掣肘”，新世界是否將要來到？

逆全球化言過其實

從疫情角度來講，疫情是一種自然災害，儘管有很大可能含有人類行為因素。**但疫情****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主要國家對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分工能為本國國民帶來巨大福祉的基本認知。**客觀的説全球化並不是經濟學家推動的成果，也不是政治家推動的成果，而是全球市場經濟發展過程的一種自然選擇與結果。

**而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無疑是“逆全球化”聲浪的最大成因。**3 月 31 日，特朗普在白宮新冠病毒疫情資訊會上表示要“把美國建設成為一個全面獨立的、繁榮的國家——能源獨立，製造業獨立，經濟獨立，國界主權獨立”。緊接着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Larry-Kudlow)表示，可以通過迴流支出費用化的形式，鼓勵美國企業回遷。

幾乎同時，日本經濟產業4月7日宣佈將撥付2200億日元（約合22億美元）用於資助日本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回日本本土。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絕大部分是市場經濟體，**而資本的逐利性導致企業會從自身經濟效益角度考慮其生產佈局，****各國政府不可能強制所有海外企業進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轉換，**也不可能提供足夠的補償來幫助其進行轉換。

利潤仍是企業發展的根本目的，企業家們仍然會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考慮如何佈局能使產業效益最大化。對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來説，生產鏈迴流本土，可能短時間內會帶來一些新工作機會，但長遠來看代價是企業利潤率降低、產品價格上漲，從而損害消費者福利，這是不合算的。

就美國而言，美國“製造業迴流”戰略實施了10年之久，誰都明白製造業能解決大量就業，但從結果看收效甚微。不管美國政府怎麼推，企業處於自身利益考量，都不願意在國內進行過多投資。

結果就是製造業佔美國經濟的比重在這近十年的“迴流”努力下，節節敗退：2008-2015 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一直未能回到金融危機前的12.8%的水平，更遠低於08年前15%左右水平。

受此影響，美國從事製造業的人口也在不斷萎縮：美國製造業從業人數佔比自本世紀一直呈下滑趨勢，2015-2017這三年，美國製造業從業人數佔比分別為8.8%，8.3%，8.5%。

而目前發達國家的疫情仍在肆虐，抗疫是這些有能力“逆全球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但是在這個時點上啓動“逆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目前美國90%口罩從中國進口，而中國口罩產能佔全球比例約50%。

此外，中國呼吸機生產企業共有21家，約佔全球產能的20%。歐美在目前情況下呼吸機、口罩、防護服等防疫必須物資缺口均在50%以上。

**從以上來看，短期內所謂的“逆全球化”趨勢，主要是客觀因素造成的被動“逆全球化”。**部分國家的政府，基於疫情後與它國之間的糾紛，的確可能會採取措施，強制或鼓勵本國在對方的企業遷出，以防止可能的風險。

這種情況會主要發生在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而非在所有國家之間，因而也是有限的，而所涉及的範圍也相對比較小。而隨着中國進一步的開放市場，一方面會繼續吸引新的產業流入；而另外一方面，就算是小部分企業外遷，這些企業也不一定是遷回本國，而可能遷往其它國家。但這屬於全球化的區域結構性調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轉，是一種正常的產業結構調整。

從廣義的全球化概念看，根據麥肯錫公司的研究報告，作為近年來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標誌，全球間的信息流、數據流、思想流流動數量和速度在加快，儘管也面臨數據跨境問題的國際爭議，以及數字經濟存在碎片化的壓力，但並沒有出現逆轉。

另一方面，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人類世”，加之基於互聯網的全球一體化之後，人類活動已經成為地球系統動態變化的主要驅動力。換言之，在人類占主導地位的系統中，人類活動深刻影響自然環境，自然界反作用到整個人類體系中去，這樣的互動關係只會越來越深化。

而國家與國家之間儘管有着激烈競爭或者友好合作，都根本上作為人類而對世界產生影響。這也就是我們人類社會生態系統中複雜的互動關係，就此而言，疫情的“逆全球化”言過其實**。**

應對“去中國化”

但無論如何，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打擊是不容置喙的。這次疫情應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即從1945年開始，全人類遇到的最大的一次災難。

1945年後，世界也經歷過幾次重大危機，比如古巴導彈危機、切爾諾貝利核事故、SARS和埃博拉疫情等。但是其影響面都不如這一次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大。

新冠疫情目前究竟造成了多少生命損失，現在很難統計，因為每個國家用的統計技術指標不一樣。這次疫情在經濟層面上對社會的影響，唯一一次能夠和它相比的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面對這場公共衞生和全球經濟的雙重危機，**需要中國政府加強國際抗疫合作，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發揚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夥伴精神，**團結應對、共克時艱，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信心、增添力量。

**要想應對供應鏈的“去全球化”甚至是“去中國化”，就必須將經濟增長的政策聚焦於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改善全球經濟環境，增強擴大貿易與投資增長信心，積極採取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推動復工復產。在中國遏制住疫情發展的情況下，加強國際抗疫合作，儘快阻止住疫情進一步擴散。 

中國要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佔據高科技產業主導地位，贏得抗疫和反霸鬥爭勝利，必須掌握未來高科技產業技術的全球領先地位，掌握自主知識產權，不被外國卡住脖子。中國要實現科技跨越發展，就不能只是跟蹤、模仿別人，更不能坐等技術轉移，必須加強自主創新。沒有自主創新，也就沒有國際合作的砝碼。

在現有基礎科學理論下，通信技術以6G為天花板，芯片製程以3nm為天花板，這些都是尖端科技。每一個哪怕只有一點進步就可以帶來數以萬計甚至數十萬計的就業崗位，當這些可以被稱得上是大魚大肉的硬菜到達天花板，其他遠沒有這些有發展前景的小菜的價值很快就會被榨得一乾二淨，世界發展也就會陷入停滯。

停滯是可怕的，一戰、二戰、冷戰幾乎都出現在科技遭遇瓶頸之後，科技的滯後使得世界主要國家開啓了不同的財富掠奪方式。不論6G還是芯片的3nm製程，都可以在20年內完成。在基礎理論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後發優勢的效率是驚人的，後來者超越前人是有可能通過科研體量達到的。因此，美國看到了危機。也因此，我們才有了2050年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全球化力量

疫情的爆發反而加深了我們對全球化體系的認識，人類面臨的全球問題和挑戰越嚴峻，從理論上説，越有可能推動國際合作、國際間協調的意願。既然客觀上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人類生態社會系統中，即便在短期內經濟上的關聯有所調整，**但想退到過去互不關聯、互相隔離的狀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理想的全球主義者會認為，當人類面臨巨大威脅時，應該會增強合作意識一起對付敵人。但國際關係變化無常，沒有永恆的友好合作，分與和也是常有的事情。世界進入了大國競逐的新時代，就像是戰國時代的序幕。當前，合作的力量同對立、對抗的力量同時存在，相互博弈。大災大難不一定會使人們自動摒棄原來的對立和不信任。

持久的合作需要許多條件，包括利益的紐帶、共情的觀念、互利的機制等。但面對困難，各國更應該攜手前行，這也正是文明穿越了上千年而走到今天的全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