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扔掉的那隻塑料瓶，真的被回收利用了麼？_風聞

來源 | 財富中文網

紐約州Smithtown的塑料廢物，由於價格暴跌，當地的資源回收利用系統已經不堪重負。圖片來源：PHOTOGRAPH BY SEBASTIAN MEYER

在馬來西亞北部的一處山坡上，一座大型露天廠房矗立在油棕櫚樹和橡膠樹之間。這是生物降解公司BioGreen Frontier設在Bukit Selambau村的再生資源回收工廠，去年11月投產。1月一個驕陽火辣的下午，沙希德·阿里剛剛開始了第一週的工作。他分開雙腳，站在生產線盡頭向下傾斜的傳送帶旁，腳邊的白色濕軟塑料絲深及膝蓋。在他周圍，更多的細絲從傳送帶上落下，像雪片一樣飄散到地面上。

回收過程中，阿里一直在這堆塑料細絲中挑揀着看起來褪色或者髒了的不合格品。雖然這看起來很累，但阿里説這已經比他上一份工作好多了。此前他在附近的一家紡織廠疊牀單，工資也比現在低得多。如今，如果吃的節省一點兒，就能存下錢來。他的時薪略高於1美元，每個月可以向父母和六個兄弟姐妹寄250美元，他們住在4300多公里外的巴基斯坦白沙瓦。24歲的阿里，身材矮胖，留着絡腮鬍子，戴着眼鏡，臉上露出輕鬆的微笑。他説：“我聽説這裏招工，就趕緊跑來應聘了。”不過，他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每週工作七天。“如果我休息一天，就會少一天的工資。”阿里説。

在這座廠房中有幾百個大包，堆了差不多有18米高，每個包裏都塞滿了幾周前人們丟棄的塑料外包裝和塑料袋。上面的地址標籤清楚地指明瞭它們的來源地。可以看到加州半月灣一個家庭丟棄的廁紙外包裝，在埃爾帕索打包。還可以看到聚合物薄膜，來自功能飲料廠商紅牛設在聖莫妮卡的總部。阿里所在的這類工廠是這些廢棄物最終的歸宿，它們飄洋過海，來到1.2萬公里外這個遙遠的角落，這首先説明全球資源回收經濟和人類對塑料依賴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這個生態系統嚴重失靈，甚至已經瀕臨崩潰。全世界每年都會生產不計其數的塑料，其中約90%最終都沒有得到回收利用，而是被燒掉、埋掉或者扔掉了。

沙希德·阿里（右）和一位同事在BioGreen Frontier工作。中國禁止絕大多數塑料垃圾入境後，馬來西亞冒出了數十家資源回收工廠，BioGreen Frontier就是其中之一。圖片來源：PHOTOGRAPH BY SEBASTIAN MEYER

而支持塑料回收利用的消費者越來越多，在數以百萬計的家庭裏，把酸奶盒、果汁瓶放進藍色垃圾桶已經成了體現環保信仰的行為。但這種信仰也就到此為止。塑料物品每年都如同潮水般湧進回收行業，而且它們越來越有可能原封不動地被退出來，成為一個癱瘓市場的“受害者”。由於經濟性太差，消費者眼中（而且業界宣稱）的許多“可回收”產品實際上並非如此。隨着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接近20年來的最低點（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壓裂開採技術革命），出現了所謂的新塑料，也就是一種源於石油原料的產品，其售價和獲取難度要遠低於可回收材料。對於直到現在仍只是勉強生存的資源回收行業來説，這種無法預見的變化無異於毀滅性的打擊。綠色和平組織的全球塑料行動負責人格拉漢姆·福布斯説：“全球廢品貿易實際上已經中斷。我們坐擁大堆塑料，卻無處可送，也無法處理。”

對於如此巨大的超負荷所引發的矛盾，業界和政府再也不能視而不見。這個矛盾源於塑料的盈利能力和用處及其對公眾健康和環境的威脅，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地方能比馬來西亞更能體現這種矛盾。在這裏，超低的工資、便宜的土地以及仍在形成的監管氣候吸引企業主建立了幾百家回收工廠，這是他們為保持盈利的最後一搏。我和攝影師塞巴斯蒂安·梅耶走過了馬來西亞各地，清楚地看到了回收利用塑料的實際經濟和環境成本。我們在10天時間裏走訪了10家回收工廠，其中一些，包括BioGreen Frontier的運營都沒有官方備案，所以有停工風險，而他們處理的是一船船來自世界各地的廢品。我們還看到了塑料經濟崩潰後對垃圾場、集裝箱碼頭、家庭以及廣闊海洋的影響。

過去50年塑料的發展呈直線上升態勢，理由很充分，那就是它們便宜、輕便而且基本上不會損壞。在1967年的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中，後來的導師對緊張兮兮的年輕人本傑明·布拉多克（達斯汀·霍夫曼飾）説：“塑料非常有前途。”基於這樣的提點來採取行動有可能產生巨大收益。塑料的全球年產量從1970年的2500萬噸飆升至2018年的4億噸以上。

塑料氾濫的背後是巨大的經濟利益——英國數據分析機構Business Research Co.指出，去年全球塑料市場的價值約為1萬億美元。2000年以來塑料需求已經翻了一番，而且到2050年可能再增長一倍。塑料行業組織美國化學理事會的成員包括陶氏化學、杜邦、雪佛龍和埃克森美孚等主要廠商。該組織負責塑料市場的董事總經理基思·克里斯特曼説：“在世界各地，需要提高生活質量的中產階層正在不斷增多。塑料已然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不光是礦泉水瓶和三明治包裝袋用塑料，其他含有塑料的東西不勝枚舉，比如運動衫、濕紙巾、建築隔音材料和牆板、口香糖和茶包。

關於碳排放的爭論往往會掩蓋人們對塑料的擔心。但這兩個問題緊密相連，因為塑料生產本身就會排放數量可觀的温室氣體。現在世界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塑料危機。海龜被塑料吸管噎住，死去鯨魚肚子裏塞滿塑料垃圾的圖片早已廣為流傳——它們的背後是每年流入海洋的800萬噸塑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估算，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數量將超過魚類）。人類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影響。世界自然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顯示，每位美國人平均每星期通過食物至少會吃下去一茶匙的塑料，差不多相當於一張信用卡，由此產生的健康問題還無法預測。

實際情況證明，讓塑料如此有吸引力的耐久性同樣讓塑料成了一枚環境定時炸彈。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布倫環境科學與管理學院工業生態學教授羅蘭德·耶爾估算，1950年生產的所有塑料中，90.5%目前依然存在。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只有8.4%的廢塑料得到了回收，另有15.8%用於燃燒發電，其他的則都被填埋了起來。在亞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區，塑料的回收利用率甚至更低。就連環保法律嚴格的歐洲，塑料的回收利用率也只有30%左右。

幾十年來，塑料生產商及其主要客户，比如可口可樂、雀巢、百事和寶潔等消費品巨頭一直在説，提高回收利用水平是解決塑料廢品危機的辦法。這些公司認為這是一個行為問題，而且源於我們的行為。美國塑料工業協會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託尼·拉多斯澤維斯基説：“説問題在於塑料就像是膝跳反射。罪魁禍首是沒有正確處置塑料產品的消費者。”

塑料回收率確實很低。但僅將此歸咎於消費者也着實不妥。更大的問題在於能源市場的巨大變化。10年來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直線下滑，從而造成石化公司的新塑料生產成本遠低於塑料廠商的可回收塑料。在有大量利潤可圖的情況下，這些公司的新塑料產量猛增，進一步壓低了價格。二手塑料回收是勞動力密集型活動，因此成本很高，而且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區目前的經濟形勢變化也不利於塑料回收。

2018年，中國停止了幾乎所有塑料廢品的進口，理由是這個資源回收行業其實在危害環境。此舉影響了全球塑料回收行業。舉例來説，2018年以前，美國一直將70%左右的廢塑料送到中國。而現在，紐約州Smithtown的固體廢物協調員麥克·恩格爾曼説：“回收利用行業就像用上了生命維持系統的病人。”Smithtown在長島郊區，有12萬居民。恩格爾曼表示：“希望情況將出現好轉。但我不能肯定會怎樣好轉。”

馬來西亞巴生港低潮位時漂浮在水面上的塑料廢物。圖片來源：PHOTOGRAPH BY SEBASTIAN MEYER

改善的途徑之一是限制新塑料的生產和使用，但考慮到石化和能源行業的政治影響力，這種方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實際上，繁榮的塑料市場對能源行業的長期健康而言已經變得舉足輕重。國際能源機構認為，隨着汽車廠商轉向電動汽車以及可再生能源的騰飛，塑料將成為石油天然氣行業的新增長引擎。該機構估算，石化原料佔全球石油總需求的比重將從目前的12%升至2040年的22%，屆時石化原料有可能成為油氣行業唯一增長的領域，而石化原料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用於製造塑料。

這樣看，大公司在回應消費者顧慮時未強調供給側就不奇怪了。今年1月，陶氏化學、杜邦、雪佛龍和寶潔等大型企業成立了清除塑料廢棄物行動聯盟。寶潔的首席執行官戴懷德對記者表示，塑料危機“需要我們所有人立即採取行動”。

但“立即採取行動”並不包括減產。相反，這些公司承諾將在今後五年內為廢棄物回收利用項目投入15億美元。美國化學理事會的董事總經理克里斯特曼以Renew Oceans項目為例，後者的目標是清理印度恆河中的塑料廢物。他説上述聯盟的目標是到2030年使塑料包裝物“100%可回收”，到2040年確保所有塑料包裝物都得到回收。但當我問他回收如此之多的塑料產生的巨大成本由誰承擔時，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説：“會有融資措施。部分資金將來自相關行業，部分來自政府。”

環保人士指出，塑料持久的壽命降低了上述説法的可信度。此外，就像耶爾研究顯示的那樣，大多數已經回收過一次的塑料無法再次回收。換句話説就是，我們給地球添加的幾乎所有塑料都很有可能留存下來，而且是和以前的幾乎所有塑料一起。

在一個蒸籠般的下午，塑料貿易商史蒂夫·黃坐在馬來西亞中部城市怡保的一家路邊小餐館中。他正和一位老客户、當地資源回收公司AZ Plastikar的首席執行官賽基·楊會面。在嗡嗡作響的電扇下，兩人吃着辣餃子和滷肉卷，喝着茉莉花茶，談起生意來。他們用的就是塑料桌子，坐的黃色椅子也是塑料的。

黃拿出幾個袋子，把其中裝的東西擺在楊面前。其中一個袋子裏裝的是來自巴黎多家時裝店的衣架。另一個袋子裏是一卷塑料繩，這是一張聚丙烯漁網剩下的一部分，是黃在荷蘭買的。兩人弓着身體，在桌上把漁網扯開來查看其中的聚合物，他們還用打火機燎了燎扯下來的繩頭，目的是聞聞味道，以便判斷它的化學成分。黃對楊説：“看，這很好，我們可以回收這些，這樣的有很多，漁民通常只會把它們扔到海里。”

黃是卜高通美有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塑料行業德高望重，1984年在香港成立了卜高通美。他看上去就像一位精力充沛的上門推銷員，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的確是這樣。為了給廢塑料中的幾百種不同聚合物找到適於加工的工廠，他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美國、歐洲和亞洲之間奔波。5美元的午餐加上無數壺茶，重大回收生意就是在這樣的場合談成的，而不是光鮮的董事會會議室（在另一個下午的另一次會面中，一家華人工廠的老闆敬了黃很多自釀米酒。在他的妻子為我們準備一大桌中國菜餚的時候，他和黃用不太結實的烤箱測試了塑料樣品）。

在怡保，楊同意每個月購買大約600噸聚丙烯，價值22.8萬美元左右。但他擔心不斷貶值的貨砸在手裏，近來這種情況很普遍。楊説：“生產新塑料比回收便宜太多了。這對我們來説是個大問題。”

在馬來西亞各個地方的工廠裏，我們都聽到了類似的情況。YB Enterprise董事總經理、59歲的葉冠發用手比了一把槍，對着自己的腦袋説：“如果你現在來要我開這家公司，那還不如殺了我。”葉的回收工廠佔地10英畝（約40460平方米），位於他的家鄉巴東色海的油棕櫚樹林裏。葉從17歲開始在巴東色海做資源回收利用，現在每個月回收約1000噸塑料。但在過去6個月時間裏，他的產品價格下降了20%，來自中國的訂單也減少了一半。

塑料公司Fizlestari的工廠設在吉隆坡以南的汝來，在那裏，裝着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礦泉水瓶、飲料瓶的大包一直堆到了房頂。這家工廠去年的收入約為1000萬美元，但成品銷量比2017年，也就是該廠開業的第一年少了25%。首席執行官賽瑟爾·陳告訴我：“價格下跌了非常、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覺得它不會很快回升。”

塑料貿易商史蒂夫·黃（左）向回收工廠主賽基·楊展示塑料樣品。圖片來源：PHOTOGRAPH BY SEBASTIAN MEYER

62歲的黃早就聽到過這樣的話，也感受到了經濟上的影響。他在香港為父親的小回收作坊收廢品時還是個小孩。黃説：“我那時還在上小學，連10歲還不到。”最終，他把小作坊發展成了盈利的企業，並於2000年和夫人以及六個子女移居到了加州Diamond Park。當時他在全球範圍內經營着20多家工廠，包括德國、英國、南非和澳大利亞。他説大多數時間裏，光是香港的業務每年就能賺1000萬美元。和大多數回收商一樣，他最大的市場是中國。

這一切都在2018年毀於一旦，中國展開了“國門利劍”行動，禁止進口塑料廢棄物。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一直允許大量進口廢塑料。但興旺的廢塑料加工行業卻導致了環境污染。如今中國只允許進口幾乎不含污染物的廢品，而最多也只有1%的廢品能達到這一標準。佐治亞大學工程學院預計，今後10年全世界將有約1.11億噸廢塑料需要另尋出路。

中國的措施切斷了黃的財富來源。他估算，“國門利劍”行動以來，自己的生意萎縮了90%以上，工廠也關的只剩下了5家。現在他的主要賺錢途徑是當中間人，把廢品介紹給中國大幅調整政策後出現的那幾千家回收工廠。有許多回收廠是從中國遷到泰國、越南和馬來西亞的，吸引它們的是便宜的土地和甚至更低的勞動力成本，或者説來自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和緬甸的打工者。

走進黃的客户的工廠才會發現這種工作的勞動力密集度會有多高，以及為什麼人們可能不想讓這些工廠開在自己家旁邊。

融化的塑料從馬來西亞巴東色海的YB Enterprises回收廠的擠出機中流出。此類工廠周邊的健康和環境問題已經引發了當地社區的憤怒和反對。圖片來源：PHOTOGRAPH BY SEBASTIAN MEYER

在工廠裏，工人們梳理塞滿集裝箱的廢塑料。他們把二手塑料分類，挑揀出PET（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廣泛用於飲料瓶和包裝）和LDPE（低密度聚乙烯，用於製造一次性購物袋）等材料。這些聚合物有幾百種，每一種都需要專門的加工方法。分揀完畢後，這些廢塑料將在機器中清洗，再加工成紗線那樣的細絲。然後把這些細絲放進磨牀，磨成米粒大小，成為人們所説的塑料顆粒。回收商再把這些顆粒打包，作為原材料賣給製造商。很大一部分顆粒都送到了中國的工廠，在這裏它們會重新進入消費體系的“血液循環”之中，成為汽車零部件、玩具、礦泉水瓶，以及數千種其他產品的原料。

這個過程很了不起，但它的效率絕不是100%。許多廠商想要回收的聚合物都達不到製造業需要的等級。污損的塑料通常都無法重新利用。同時，大量湧現的新塑料帶來的價格壓力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澳大利亞公司ResourceCo Asia駐怡保的運營主管穆拉林德蘭·科温達薩米説：“目前回收這些沒有經濟價值。”他買下了一些馬來西亞工廠無法使用的塑料，然後把這些塑料賣給了水泥公司，作為鋪設道路的材料。其他大多數回收廠只會燒掉或掩埋這些塑料。他指出：“執行情況很不好，把它們扔到填埋場裏比較省錢。”

當我問她馬來西亞的廢塑料貿易增長的有多快時，時任馬來西亞環境部長楊美盈看起來很苦惱。在布城聯邦政府行政中心的頂層辦公室裏，楊美盈估算此項貿易每年對經濟的貢獻只有10億美元，而且她認為正在全力以赴地對付廢塑料回收企業。後者需要拿到19張環保許可證才能開工。同時，僅去年楊美盈就關閉了200多家回收廠，原因是證照不全。她説，如果需要，馬來西亞政府應該“斷電、斷水，切斷所有可以切斷的東西。他們就像一幫土匪。”

楊美盈發起的戰鬥正在等待新的將領——接受我採訪幾周後，她和馬來西亞政府其他成員在議會危機中全體辭職。但無論誰接替她，都會有健康專家和普通民眾作為同盟，而且原因再明顯不過了。

我們在馬來西亞的第一個上午，塞巴斯蒂安·梅耶和我爬上了雙溪大年中心一座約15米高的塑料山。這座小城在檳城附近，有大約20萬居民。廢品山由附近各家工廠認為不能回收的塑料堆積而成。這是塑料供應鏈的最末端。接下來唯一的辦法似乎就是把它燒掉，而且有些人就是這麼做的。雙溪大年Metro醫院負責人、內科醫生Tneoh Shen Jen説工廠反覆非法燃燒廢塑料已經使當地居民出現了呼吸問題。他表示：他們“在大多數晚上都聞到了燒塑料的味道”。

Jean Tei和她六歲的女兒Ang Gia Thong在馬來西亞雙溪大年的家中。在附近工廠開始更多地焚燒無法回收的塑料後，Ang Gia Thong患上了呼吸系統疾病。圖片來源：PHOTOGRAPH BY SEBASTIAN MEYER

在附近的社區中，40歲的Tei Jean和她六歲的女兒坐在家中。她們的窗户是封死的，家裏也沒有玩具、毯子和窗簾。為了防止女兒的呼吸系統感染，Tei竭盡了全力。她説，去年她們家附近的塑料回收廠開工後不久，女兒就患上了呼吸系統疾病。從那時起，這位小女孩已經三次住院，去年在家待了六個月，沒有去上學。Tei説：“她的情況一直在惡化。每次出門她的眼睛就會發紅。”現在，她的女兒就待在安靜、昏暗的客廳裏，靠在粉紅色小桌子上畫畫來打發時光。

雙溪大年的活動人士進行抗議後，工廠主從去年秋天開始不再焚燒塑料。但雙方仍相互敵視。去年4月有人趁着夜晚在兩家回收廠縱火。工廠主説這是環保組織所為。我們去看那座垃圾山時，一位保安用手機拍下了我們的照片，然後發給馬來西亞所有的回收廠，讓他們警惕我們的到來。幾天後，工廠主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問道：“你們是跟那些環保主義者一起的嗎？”

有一次我們是在一起。一天，在雙溪大年附近，兩位活動人士帶着我們沿着慕達河旁的土路走了一遭。這條河是當地農場的水源。在那裏，離一所幼兒園不遠就有一座巨大的無證廢品堆。桔黃色的水塘散發出難聞的化學品氣味，其中充斥着西方消費者一眼就能認出來的塑料物品——汰漬洗衣液瓶子、Poland Spring礦泉水瓶、Green Giant冷凍豆子包裝袋。當地人説回收工廠把不想要的東西都堆在了這裏，這是違反馬來西亞法律的。一位自卸卡車司機看到我們後就趕緊離開了（兩天後，這堆廢棄物被燒掉了，在當地報紙刊登的照片上能看到樹叢後冒出的黑色濃煙）。

馬來西亞人希望在針對危險廢物的巴塞爾公約幫助下讓自己免受這樣的不良影響，該公約將於明年1月生效，它禁止運輸任何有毒的塑料廢品，而且已經得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簽字認可，但美國除外。

馬來西亞官員已經開始阻攔他們懷疑違反規定的集裝箱。在一個狂風大作的週日下午，海關官員帶我們巡視了檳城的集裝箱碼頭，向我們展示了做好標記，將遣返美國、法國和英國的集裝箱船，而且成本由運輸方承擔。不過，這些遣返行動很快就會在官僚主義迷宮裏泥足深陷。一艘來自奧克蘭的集裝箱船被打上了遣返標記，但它從2018年6月就一直停靠在檳城的集裝箱碼頭。

前環境部長楊美盈相信，嚴格執行巴塞爾公約前應當限制廢塑料進口，而且不光是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等周邊資源回收樞紐也應如此。人們對廢塑料貿易越發不滿。她問我：“我們國家為什麼要成為你們的垃圾場？因為這樣對你們來説更方便嗎？這不公平！”

實際上，幾乎沒有人哪怕短暫地思考一下他們的垃圾去往何方。大多數人都假設當他們把垃圾桶推到路邊後，一個運轉良好的回收系統就會接手。

1月的一個凌晨，我們追蹤了Smithtown的垃圾車，後者證明了上述假設錯的有多離譜。2020年的第一個回收日，這些卡車在一個垃圾中轉站卸下了103噸塑料，而這個中轉站曾經是一個功能齊全的資源回收點。2014年，Smithtown通過向迫不及待的回收公司出售廢品賺了87.8萬美元。現在，他們每年要向垃圾處理公司支付近8萬美元才能將垃圾脱手。

Smithtown的困難是美國整體情況的典型體現，而且這些困難在中國發布禁令前就出現了。隨着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暴跌，消納Smithtown二手塑料的市場消失了，而且新塑料就是比前者更便宜。因此，這個Smithtown大幅削減了回收規模，目前只接受質量較高的聚合物，也就是“1類”和“2類”，這是三角形回收標誌中的數字。等級較低的塑料，即“3類”到“7類”，再也賣不出去了。在美國，數百個小鎮都做出了類似的決定，而且有幾十個小鎮乾脆徹底終止了路邊回收。

現在，卡車公司會把在Smithtown收的廢塑料送到布魯克林的Sims市政回收中心。由於Smithtown所在的長島禁止填埋固體廢物，許多低等級塑料最終都在亨廷頓附近的一家垃圾焚燒發電廠燒掉了。Smithtown衞生監督員尼爾·席安説，真正的塑料回收幾乎已經不可能了：“把它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成本仍然較低，然後它會以其他形式回到這裏。”

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這種局面就不大可能出現改變。油氣公司正在為今後新塑料的繁榮投入大量資金。跨國巨頭殼牌正在匹茲堡附近修建大型綜合設施，而匹茲堡是美國的油氣壓裂開採中心之一。該綜合設施每年將生產大約35億磅（約157.5萬噸）聚乙烯塑料（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已決定為該廠減税25年，估算減税額16億美元）。今年1月，台塑集團獲准在路易斯安那州修建價值94億美元的綜合設施，該集團稱該設施將創造1200個就業機會。

這些工廠本身就存在環境問題。遊説組織國際環境法中心指出，石化行業的擴張可能給“地區氣候帶來巨大而且不斷增長的威脅”。該組織預計，到2050年生產塑料排放的温室氣體將相當於大約615個新建燃煤發電廠的排放量。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耶爾教授估算，到那時全世界的新塑料年產量將超過11億噸。

像雙溪大年這樣的垃圾堆已經激怒了周邊居民和監管部門。圖片來源：PHOTOGRAPH BY SEBASTIAN MEYER

耶爾説經過多年來對行業數據的研究，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最困難的是阻止新塑料生產規模的繼續上升，但我們必須去做。”

塑料生產商阻撓此事的能力就像不可消滅的塑料廢品一樣強，特別是在美國。典型事例就是對塑料袋和其他“一次性”塑料頒佈的禁令。從2021年開始，歐盟27國將嚴格限制一次性塑料，中國各主要城市也將禁止使用塑料袋。在美國，石化公司基本上已經讓這樣的提議擱淺，只有八個州對一次性塑料下了禁令。在國家層面，兩位民主黨參議員在2月提出的措施會讓企業分擔回收成本並暫緩新塑料的增長。但美國塑料工業協會的首席執行官拉多斯澤維斯基説第二項措施“沒有成功的希望”。

拉多斯澤維斯基指出，塑料禁令只是政客發出的“高尚信號”，而且玻璃、金屬和紙張在使用壽命中製造的污染更大。該協會的遊説成員堅持不懈地向議員們傳遞類似的信息。協會在3月25日召開全國大會的通知中告訴成員單位：“不要讓否定者主導塑料的故事。把我們已經知道的告訴國會山上的那些人，那就是塑料有助於改善人們的生活。”

儘管言辭激烈，但有跡象表明部分企業正在重新考慮塑料問題，部分原因是來自消費者施加的壓力。

一些服裝公司已經證明，回收塑料可以產生奢侈品溢價。2017年，阿迪達斯開始銷售用馬爾代夫海域中撈起的廢塑料製造的高端運動鞋。這款標價200美元的運動鞋一直供不應求，而且去年阿迪達斯生產了1100萬雙這樣的產品。該公司表明目前它計劃將新塑料徹底從生產活動中剔除。耐克也已經在設計以回收聚酯纖維為原料的運動服，並計劃推廣此項措施。

包裝食品領域的行為變化甚至有可能帶來更大的影響。聯合利華的首席執行官艾倫·喬普於去年10月表示，該公司將“從根本上重新考慮”自家產品的包裝，並在2025年之前將新塑料使用量降低一半。聯合利華的年塑料消耗量已經超過70萬噸。

回收利用方面的進步也讓人看到了希望。聯合利華已經和沙特阿美旗下的SABIC合作，旨在創造使用化學回收方法的包裝。他們表示，這個過程將二手塑料分解轉化後生成的材料和新塑料一樣好。去年，IBM稱它已經創造出吞噬PET並將其變為塑料顆粒的化學工藝，和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收廠裏看到的艱辛清洗和分揀工作相比，此項工藝的效率和可擴展性要高得多。

馬來西亞一些回收廠的所有者在這些舉措中看到了曙光，或者説他們的塑料顆粒再次成為受青睞商品的一絲希望。台灣資源回收公司Grey Matter Industries的運營長吳度泓説：“耐克和阿迪達斯想告訴消費者他們關心地球，而且將使用100%回收的塑料。”他指出，最近的這些公告或許預示着轉折點的到來，“我們也想參與其中”。

在BioGreen Frontier，56歲的公司主管黃永文説他也希望跨國公司行為的改變能幫他拿下大生意。但同時，他對短期問題感到擔心。黃永文仍在等待政府給他的工廠頒發批文，也面臨着工廠關閉的風險。1月底，和很大一部分全球經濟一樣，BioGreen

Frontier等回收公司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沉重打擊。中國在幾周內關閉了工廠和港口，並且取消了回收塑料顆粒訂單，這給回收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困難。2月中旬，黃永文在電話裏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在倉庫裏堆放塑料顆粒了，同時正在尋找新的客户。他説：“我不想把工人趕回家。”

這些工人來自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他們繼續湧進馬來西亞，急於回收那些來自世界上一些最富裕國家的廢品。對他們來説，儘管廢塑料行業陷入了困境，但仍是收入階梯上的一大進步。“我已經在這裏工作兩個月了。”站在BioGreen Frontier生產線上的Aung Aung有25歲，來自緬甸仰光。他説塑料回收的工資遠高於此前他在檳城餐館的工作，“我得考慮我的家庭。”

與此同時，沙希德·阿里制定了遠大的計劃。他説自己會在BioGreen Frontier再工作兩年，然後返還白沙瓦。“接下來我就會結婚。”他站在濕漉漉的、經過清洗的塑料中説，“我有一個心儀的女孩。”在那之前，他願意每星期在回收線上工作84個小時——可以這樣説，他正在廢塑料上構建自己的家庭。

抵制塑料

我們對塑料的需求幾乎沒有止境，而地球消化塑料的能力有限。全世界只有9%的二手塑料得到回收，而每年傾倒進海洋的塑料約有800萬噸。廢塑料引發的公眾憤慨日益高漲，從而推動企業採取大膽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以下三種方法正越來越受歡迎。

圖片來源：KAROL SEREWIS—SOPA IMAGES/LIGHTROCKET/GETTY IMAGES

1. 化學回收

塑料行業很看好這項解決全球塑料氾濫的策略。這種方法將通常要填埋或焚燒的塑料分解成最初的化學成分，這包括塑料包裝袋、薄膜和咖啡膠囊。然後將這些化學成分和新樹脂混合，從而做出跟新塑料一樣堅固的材料。但它存在下行風險，比如説，這個過程會產生大量的碳，從而限制了它對氣候的整體貢獻。

2. 生物塑料

和石油原料製造的傳統塑料不同，生物塑料的製造方法是從玉米或甘蔗中提煉出糖，然後將其轉化為聚乳酸或聚羥基脂肪酸酯。這些材料的外觀和觸感非常像碳基塑料，但不消耗石化燃料。批評人士認為，用於製作生物材料的農作物需要噴灑殺蟲劑，而且會佔用本可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同時，回收生物塑料需要堆肥廠中的高熱量，從而增加了二手生物塑料物品被填埋的風險。

3. 按包裝付費

應對回收市場癱瘓的措施之一是要求企業向市政府付費，以便回收他們的塑料包裝。大多數歐盟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已經制定了這樣的法律。在美國，緬因州議會正在考慮類似的提案。塑料製造商表示他們更願意提高回收率，而不是分擔回收成本。但在歐洲，這樣的法律已經開始促使企業減少包裝並重新考慮對塑料的使用。

Selvanaban Mariappen和塞巴斯蒂安·梅耶也為本篇報道做出了貢獻

本文另一版本登載於《財富》雜誌2020年4月刊，標題為《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