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科技競賽與1930年代的柏林曼哈頓_風聞

從二戰時期的軸心國VS盟國，以及冷戰時期的蘇聯集團VS西方集團，

每次全球兩強相爭，都是科技大發展時期，而最後總是科技水平更高的一方獲勝。

如果我們認為美國和中國的競爭不可避免，那麼競爭的加劇必將帶來又一次科技大發展，而和以前一樣，科技水平更高的一方會取得勝利。

平時工作一直在看各種資料，有兩個地方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們都知道西方世界仍然是全球生活水平更高的地方，但是我們總體還是缺乏一個概念，最近看到了一個記錄片，名字叫《柏林1936》，當然片子的簡介中説，有部分鏡頭也是1939年拍攝的，片子是反映了1936年柏林市的市容市貌，以及柏林市民的生活。

在片子中出現了柏林市的主要標誌性地點，包括勃蘭登堡門，國會大廈，舊國家美術館，博物館，亞歷山大廣場，菩提樹下大街，柏林動物園，高架鐵路，萬湖等

開篇的畫面便覺得有點震撼，因為如果把這個畫面定格，然後讓你猜測這是哪一年的話，如果不看那些旗幟，並忽略掉渣畫質以及汽車的樣式，並沒有那麼容易猜測出來，

平整的水泥公路路面，以及川流不息的汽車，在下面的截圖裏面，就可以看到一二十里輛汽車在行駛，兩旁是標準的行道樹，和今天的街道相比的話，僅僅是汽車的形態不一樣。

下圖的這個有軌電車，上面的電線，以及周圍的歐式建築，騎自行車的人，你説這是歐洲2020年的街道也不會讓人覺得奇怪。在其他的畫面可以看到，1936年的柏林交通，除了交警以外，已經開始出現紅綠燈指揮，顯見其交通自動化已經有相當的進展。

下圖中我看到了城市軌道交通的車輛在河邊的高架上行駛，查詢了下，柏林在1902年地鐵就首條線路通車了。

進一步查詢了柏林地鐵各條線路的通車時間，柏林在2020年的今天總共有10條地鐵線路，

這10條的線路的通車時間分別為：

1902年通車兩條；

1910年和1913年通車共兩條；

1923，1924，1927通車了三條

1930年通車了一條。

到了這個視頻拍攝的1936年，柏林市現在的十條地鐵路線已經有八條通車了。

下圖是當時柏林的一條普通街道，可以看出兩旁的建築已經是現代的建築樣式，街心是大片的草坪覆蓋，僅僅從下圖，普通人根本無法辨明這是1936年還是2016年。

下圖可以看出，柏林市區修建的廣場非常寬闊

下圖中是火車進站，可以看出鐵道線非常密集，可見柏林鐵路交通已經普及並且四通八達，

而車站旁邊也停了不少汽車，顯見汽車保有量不低。

下圖是柏林常見的露天酒吧，喝啤酒，喝咖啡，跳交誼舞，聊天並且曬太陽，

這是今天不少中國人去歐洲旅遊要體驗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以巴黎為代表，也是國內的小資生活方式的一種，但是在1936年的柏林，此種生活方式已經非常常見。

下圖是柏林市的工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地上能看到的工人數量並不多，而下圖中的機器吊車在向一輛卡車傾倒石土，工程機械已經大量在基建中使用，這和我們印象中的宣傳片總是大量的人員在工地熱火朝天的勞作有所不同。

下圖為柏林市動物園的草坪和鮮花，遊人，長椅，面貌和今天可以説完全沒有區別。

下圖為當時柏林市民在著名的萬湖遊玩和休閒，市民的衣着已經有了專門的泳衣，河邊修築的台階和欄杆的樣式已經和今天沒什麼兩樣了，河邊游泳的遊人人數眾多。我覺得即使是從今天穿越到當時的萬湖邊去游泳，不會有任何穿越感。

注意下圖中這個女子手裏拿的是紙杯，在視頻中她喝完水後很自然的把杯子捏扁，可見當時造紙工業已經非常發達，足可以供給普通市民紙杯飲水的需要，而她戴的眼鏡是深色的，不知道是否是太陽鏡。

萬湖在柏林市的西南部，如下圖紅色所示，離市區這麼遠的地方也形成了休閒娛樂的地區，可見交通水平和各種配套設施均已經比較完善。

這樣一個已經高度發達的城市，就要在數年後毀於戰火，而大量的人在戰爭中死亡，不僅唏噓。但這個視頻中反映出來的1936年的柏林的現代化水平，還是讓我又受到了一些震撼。

在另外一個柏林1945年的彩色視頻裏面，此時盟軍已經獲得了作戰勝利，下圖是柏林市郊的公路和橋樑的畫面，可以看出跟現在的公路和橋樑已經沒有區別了。

看完了歐洲，我們再看下同時期的美國。

最為著名的即是電影史上的經典電影之一的《城市之光》，這個片子確實很贊，被認為是卓別林一生的巔峯之作之一，愛因斯坦也參加了這個電影的首映式。

2007年，美國電影學會在“AFI百年百大電影”榜單上把《城市之光》列為第11位史上最偉大的美國電影。1949年，影評人詹姆斯·艾吉將片中最後一個場景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表演”。我看完之後，也是覺得此片的結尾可以説是全片的高潮。

這個電影在1928年12月—1930年9月拍攝完畢，電影中的紐約已經高度繁華，下圖是夏爾洛和賣花姑娘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車輛川流不息，地面和路旁的台階整潔乾淨。

本片中的賣花姑娘是個窮人，和奶奶相依為命，但是在電影中她們家也是有一部留聲機的，這個細節讓我很感興趣。

實際上，1930年代的美國已經高度發展，下圖是攝影師Berenice Abbott在1940年完成的由302張攝影作品組成的《改變紐約》，拍攝的1930年代的美國紐約，可以看出紐約曼哈頓的天際線已經完成。

下圖的英文可以看出這是個灰狗巴士總站，灰狗是巴士公司的名字。

大約90年前，1930年代的德國和美國，其核心區域的繁華程度和市民的生活水平和方式與今天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震撼代差。

如果一個當時的德國人或者美國人穿越到2020年的世界，

他能感受到的最大震撼的日常用品是互聯網和計算機，因為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物，

其他我們現在認為的現代生活用品，在二戰前的20世紀30年代的歐美人的生活中都已經有了，例如電梯，電燈，電影院，汽車，公路，鐵路，火車，沙發，電話，地鐵，塑料，啤酒，咖啡，電力，工程機械，無線電報，輪船，摩天大樓，鋼琴，報紙，泳衣，動物園，公園，草坪，報紙在當時都已經司空見慣。

只是形態有了變化，

例如電影就是活動的影像，後來二戰後有了晶體管電視，再後來是液晶顯示，後來是OLED面板顯示，只是活動影像的載體發生了變化，不再是以前的電影幕布投影的方式。

再比如電話從當年的座機變成了現在的無線通信的手機，不過也並不難理解，無非是固定變成了移動。

只有電腦和互聯網，對於1930年代的德國和美國人來説理解稍微有點困難。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歐美在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是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而電力，鋼鐵，汽車，公路，電話，地鐵，工程機械，無線電報，摩天大樓，報紙等都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產物。

像報紙開始大規模普及，背後是因為印刷技術進步，打印機和印刷機械大規模出現了，徹底擺脱了人工書寫的方式。

在電影《兵臨城下》裏面，就出現了蘇聯工人使用印刷機大量印刷帶有狙擊英雄瓦西里的照片的報紙的鏡頭，可見機器的出現和普及，才有了報紙的大規模發行。

科技的巨大發展迅速的反應到了產業上面，而最終體現到了人民生活水平上，正如上面柏林的女孩在萬湖遊玩時手裏拿的喝水紙杯，這足可説明造紙工業的大發展，以至於成本已經低到普通人可以大規模使用。

沒有科技的發展，就不會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在之前的文章裏面，我有寫越南修建高鐵的例子，

越南政府在2006年首次提出修建高鐵，當年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訪問日本後，越日政府共同簽署了一份關於越南高鐵和北南高速公路工程的諒解備忘錄。

而在四年後，越南國會在2010年6月19日否決了政府提出的高鐵計劃，

其原因就是因為越南自己沒有掌握高鐵技術，導致只能從國外進口，其估算的南北高鐵投資的每公里成本比中國的京滬高鐵高出了幾乎50%。

到了2019年春季越南的交通運輸部再次提出討論350公里高鐵計劃，

進入2019年7月之後，計劃投資部公開表示反對該方案。主要就是因為投資成本太高，

如果將設計速度從時速350公里降至200公里，成本可減少一半至2.9萬億日元左右。

這條高鐵即使按照交通運輸部設想的計劃修完，也要到2050年。

這是自身沒有掌握技術，因此本國國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的活生生的例子。

普通中國人要過上上面視頻和電影裏面1930年代德國和美國的生活水平，

基本要到21世紀之後了。

別的不説，2000年的時候中國大部分大城市還沒有地鐵，深圳第一條地鐵開通是2004年。

而在露天酒吧喝啤酒，聊天，在今天的深圳也並沒有普及，尤其是在關外工廠區，

普工們基本還是會去大排檔路邊攤喝啤酒，環境比視頻中還差點。

再以汽車為例，中國真正跨入汽車時代還是2010年之後，

而美國在1930年的汽車產量，一年就生產了570萬輛，全國汽車保有量高達3100萬輛，

按照人口計算，25%的美國人擁有汽車，按照家庭計算美國一半以上的家庭擁有汽車。這個比例比2020年的中國都還要高。

直到2020年的今天，我們底層的生活水平還不高，無法讓大多數人接受。

深圳在關外工廠外面，有大量的各種路邊攤，小吃店，東西很便宜也很好吃，

我剛來深圳的幾年就經常去吃，比公司食堂的選擇豐富很多。

但是整個環境不敢恭維，在工廠的外面就是馬路和荒地，地面平時就是灰，如果積水了就是地面污水橫流，尤其是一下雨更是一腳的泥。

每當要到了晚上，就會有大量的大排檔攤主，從大約一公里之外的城中村，推着餐食車往工廠這邊步行進發，然後在工廠外面的空地自行的佔好位置，銷售天南地北的各種食物。

我一度因為厭倦了工廠食堂一成不變的風味，經常晚上出來在這裏尋覓美食，説實話味道是很不錯的，但是同事們總體還是排斥這裏，後來被人提醒，

説這些路邊大排擋是夜晚臨時在工廠旁的路邊搭建，白天便會全部撤走，沒有廁所也沒有自來水，這些店家在這裏呆一個晚上直到凌晨一兩點下夜班的人吃完飯，

這七八個小時是如何洗碗，如何上廁所並且洗手的呢？後來在攤位面前特意注意了下，

洗碗全部在一個水盆裏或者一個水桶裏，而裏面的水會用一個晚上反覆洗，攤主在野地上完廁所，乾脆不洗手就開始做菜或者也在這水裏涮兩下，

頓時驚醒這也太不衞生了，後來便去的少了，想起來頓時感覺當年年輕，根本就沒有想那麼多。

時至今日，此種情況已經好了很多，之前回到以前上班的工廠門口，一個商場已經拔地而起，而所有的食肆已經進入到商場，開始了堂食化，比起以前進了一大步。

但是總體環境而言依然不佳，依然難以找到環境有檔次的奶茶店，咖啡店，果汁店。

想來是消費水平還未達到的緣故，以至於若有朋友或者客户到工廠來拜訪，請吃飯必須開車到工廠數公里之外的大型購物中心，那裏的環境才像是深圳。

我們回到本文，在德國崛起逐漸成為歐洲的科學中心之後，和英美法等國家成為了競爭對手，雙方爆發戰爭衝突只是時間問題了。要想獲得戰爭勝利，必須在科技能力上壓倒對方，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領域是佼佼者之一，這也是其產生雄心的底氣。

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開始，開始排擠和迫害猶太人，共產主義和反政府科學家，其中尤其是物理學家佔據了絕對多數。

https://physicstoday.scitation.org/do/10.1063/PT.6.4.20180926a/full/

下圖為從1933年開始從德國逃亡其他國家的物理學家的去向，去的人數越多，箭頭越粗，顯而易見去英美兩國的最多，這極大的加強了英美兩國的物理學進展，圖片來源：Greg Stasiewicz

下圖拍攝於1921年的柏林凱撒威廉學院，都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就不用説了，猶太裔的詹姆斯弗蘭克是192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弗裏茨哈伯是一戰中幫助德國製造出了化學武器的猶太科學家，被稱為化學武器之父，他也是1918年度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他和卡爾·博施合作開發哈伯-博施法（哈伯法），利用氫和空氣中的氮在高温高壓的條件下進行催化形成氨，使得人類可以人工合成氮肥用於農業生產，擺脱了必須依賴天然氮礦石的局面，導致全球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而麗澤邁特納是當時知名的女性猶太物理學家，一生中獲得了數十次諾貝爾獎提名。

另外是赫塔斯波納Hertha Sponer，她和Lise Meitner 以及Hedwig Kohn三個人是德國首批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女性，她其實不是猶太人，但是因為納粹對女性科學家的偏見，因此在1933年後她也被免職，被迫離開了德國，之後輾轉於1936年在美國杜克大學。

從左到右：赫塔·斯波納（Hertha Sponer），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雨果·格羅特安（Hugo Grotrian），英格麗·弗蘭克（Ingrid Franck），威廉·韋斯特法爾（Wilhelm Westphal），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ck），奧托·馮·拜耳（Otto von Bayer），麗澤邁特納（Lise Meitner）彼得·普林斯海姆（Peter Pringsheim），弗裏茨·哈伯（Fritz Haber），古斯塔夫·赫茲（Gustav Hertz）和奧托·哈恩（Otto Hahn），

照片中有一半人在1930年代被迫離開德國。圖片來源：AIP EmilioSegrè視覺檔案館，Aristid V. Grosse收藏

在30年代被迫離開德國的科學家中，除了諾貝爾化學獎的哈伯以外，

光是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就有三個：愛因斯坦，詹姆斯弗蘭克和薛定諤，説起來中國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中國23位兩彈一星元勳之一的理論物理大師彭桓武，是“新中國理論物理第一人“，當然如果當時楊振寧大佬回國了，就不是第一人了，另外一位位列23位元勳之一的功勳科學家周光召，也是彭桓武在北大的學生。

彭桓武1941年8月從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後，就在愛爾蘭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所長就是薛定諤。下圖就是彭桓武和薛定諤的合影，如果薛定諤沒有從德國離開，那麼彭桓武或許就遇不到薛定諤了。

除了三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外，逃離德國的移民之後又出了一些諾貝爾獎得主，例如格哈德·赫茲伯格（Gerhard Herzberg）在加拿大獲得1971年諾貝爾化學獎

而還有三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亞諾·彭齊亞斯（Arno Penzias，1978年），

傑克·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1988年）和雷納·魏斯（Rainer Weiss，2017年）出生於戰前德國，但童年時移居美國，

還有邁克爾·科斯特列茲（Michael Kosterlitz）（ 2016年）是德國難民的兒子。

根據一項2016年的研究表明，30年代從德國被開除的物理學家人數佔到了德國的15%，而他們發表的論文的被引用次數佔到了所有德國物理學家的64%。

另外比較著名的是，三個匈牙利出生的猶太科學家，他們都在德國做科學研究，

都由於納粹的原因離開了德國到美國，這三個人是Edward Teller（愛德華泰勒），

以及Eugene Wigner（維格納，他在1963年獲得了諾貝爾獎），還有Leo Szilard（西拉德），他們敏鋭的覺察到了德國在開發原子能方面的進展，並且認為德國會開發出原子彈，有必要警告美國也開始類似的計劃，

他們商議後，由西拉德起草了信件，並且説服了和平主義的愛因斯坦，必須趕在德國人之前開發出原子彈，愛因斯坦在信件上簽名，並且在1939年8月遞交給羅斯福總統，由於愛因斯坦的巨大聲望，促使羅斯福在當年底開啓了曼哈頓計劃。關於此事的詳細經過，可以在美國能源部官網的曼哈頓計劃文檔的第九頁找到。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Manhattan_Project_2010.pdf

上面提到的幾個促成了曼哈頓計劃的歐洲猶太科學家，維格納在曼哈頓計劃中領導了一個團隊，而泰勒不僅參與了曼哈頓計劃，更是在後來美國氫彈的研製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被稱為氫彈之父（氫彈為泰勒-烏拉姆構型），在在1999年與《科學美國人》的一次訪談中，泰勒更是認為氫彈完全是自己的設計，他告訴記者：

“我有貢獻，烏拉姆沒有。要如此唐突地回答，我感到抱歉，但我必須要這樣做。烏拉姆當時對一套舊設計感到不滿意。他拿着一個新構想的一部分來找我，而這個構想我那時已經思考過，正愁找不到人聽我説。他當時説願意在論文上跟我聯署。但當找他做論文答辯及實際研究時，他卻回絕了。他説：“我不信任這套方法。”

直接起草了開發原子彈信件的利奧·西拉德曾擔任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的首席物理學家，1942年12月協助恩里科·費米等人建立了人類第一台核反應堆——芝加哥1號堆。

大量頂尖科學家們的流失，讓德國在科技競賽中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讓德國在東線面臨蘇聯海量的兵員和工業產能，國力在大量消耗的同時，自身在戰爭的技術優勢也在迅速喪失。在一本叫做《德國物理學會在第三帝國》的書裏面，在第146頁有一段描寫，是摘自於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1943年的日記，他是怎麼寫的：

Thefamous physicist professor ramsauer submits a memorandum to me about the stateof German physics, this memorandum is very depressing for us… we notice this inthe air war as well as in the submarine war….In any case, professor ramsauer isalso of the opinion that we can win the advantage back from Anglo-Saxonphysicists… But it will require quite some time. Even so , it is better tostart with it…than to let things continue on.

著名的物理學教授拉姆紹爾提交了一份德國物理學進展的備忘錄給我，

這份備忘錄的內容讓我們感到沮喪，我們也從（德國在）空戰和潛艇戰（的損失）中注意到了（德國已經在物理學方面處於劣勢），當然拉姆紹爾教授還是認為我們能夠從盎格魯薩克遜科學家們手中奪回物理學優勢，但是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不過即使如此，還是得現在就開始做，而不是任由這樣發展下去。

戈培爾儘管只是個宣傳部長，但是敏鋭的認識到了物理學對於戰爭獲勝的意義，德國在物理學上的逐漸落後，直接反應到了德國空軍和地面防空力量面對英美空軍對德國的大規模戰略空襲，以及德國海軍在大西洋的潛艇作戰中損失越來越大，技術上優勢逐漸喪失，甚至差距越來越大，導致德國的戰鬥機和潛艇，在面對英美的戰略轟炸和大西洋海戰中戰損比越來越高，這對於工業產能和兵員數量無法和蘇聯和美英匹敵的德國，面臨必敗的局面。

如果德國沒有在1933年後大規模的驅趕猶太，女性，共產主義和反政府科學家，這數千名精英繼續為德國服務，雖然在國力上仍然遠不如美蘇英三國，

但是至少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就不會如期進行，而蘇聯和西方盟軍也必將因為德國物理學的進步而在軍事上受到更大的損失，也可能會影響戰爭的進程，

如果西拉德等猶太科學家是在德國進行研發工作，如果是堅決勸説德國而不是美國堅持核武器開發計劃，無論對蘇聯和英美戰爭進程如何，均需保證核武器資源投入，那麼納粹德國是有可能研製出原子彈的，

由於德國的V1和V2導彈，還有遠程轟炸機都具備了投放核彈的能力，二戰乃至人類都會改變，想起來竟然覺得人類有點幸運。

蘇聯由於科技的落後，成了鐵鏽國家

在二戰結束以後，德國走向衰落，而蘇聯崛起成為全球強權，

而美蘇爭霸的核心仍然是科技競賽，

在1945年以後，全球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按照業界的公認定義，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誌，

當然對於普通人而言，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電子計算機以及後來出現的互聯網，這也是創造經濟產值最大的行業，我們今天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夠隨口説出大量ICT公司的名字，例如在國內網絡上消耗了大量網民時間的華為和小米粉絲論戰。

而這些技術裏面，無一不是有大量來自德國的科學家的身影，

愛因斯坦，維格納，氫彈之父泰勒，西拉德，詹姆斯弗蘭克之類就不用説了，

計算機的馮諾依曼架構（馮諾依曼就是來自德國的匈牙利猶太人，雖然不少人認為這個架構的命名掩蓋了其他人的功績），

以及二戰後作為戰俘到達美國，帶領研發團隊開發了人類歷史上運載能力最強的火箭土星五號，執行阿波羅登月計劃的馮.布勞恩。

美蘇的冷戰，本質上也是比拼科技的進步，非常明顯，

美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遙遙領先於蘇聯，科技的巨大的進步，

這其中尤其是以電子計算機+集成電路為核心的技術發展，迅速的反應到了民用電子產業發展上，大量高技術電子公司崛起，

在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電子和計算機產業就已超過汽車製造業成為拉動GDP發展的第一大產業，摩托羅拉，IBM，德州儀器，創造了鉅額的利潤和價值，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崗位和税收，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而原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產業，價值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例在日益下降，單位重量和數量的價格在越來越廉價，這使得產業結構落後於美國的蘇聯，經濟產出效率和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大。

在美國讀書並且畢業的張忠謀，本來麻省理工碩士畢業後是打算去福特汽車工作，但是因為一家半導體公司給的月薪比福特還要高1美元，於是1955年投入了半導體行業，加入了一家叫做希凡尼亞的半導體公司，並且之後在1958年加入了德州儀器，最終在美國幹了二十多年後，1985年回到台灣，而後創建了台積電。

有時候歷史就是這樣的幽默，但是又有其必然性，新產業的崛起，

特徵之一就是薪資待遇普遍的超過傳統行業，張忠謀的1美元故事便是縮影。

在新產業崛起後，

在歐洲，美國，日本以及後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產業中不斷趕上的中國，都在本土產生了“鐵鏽地帶”，鐵鏽地帶的特徵，便是產業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為主，最終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崛起前顯得黯然失色。

例如美國的五大湖，匹茲堡，日本的北九州，德國的魯爾區，英國的伯明翰和曼徹斯特，法國的洛林區，中國不只是東北，整個北方地區除了陝西，北京，河南等少數地區，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產業方面的進展也並不能讓人滿意。

例如河北省，最著名的工業還是鋼鐵工業，而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典型產業。

人口從鐵鏽地帶流失，進行了地域遷徙，本質上是就業人員從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進入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興產業，這對“流失人口”而言並不是壞事，因為獲得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個人生活。

非常不幸的是，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領域：航天，電子，核能，生物工程，

除了航天領域表現突出，核能也有不錯的技術，總體是落後西方的，這也導致**蘇聯整個國家成為了鐵鏽國家，**蘇聯製造產品的大，笨，重和西方+日本的產品走向高，精，尖形成越來越鮮明的對比。

尤其是人類產值最高的電子產業，全球的民用電子產品和芯片，基本都來自歐洲，日本，韓國，美國，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等。

我們都説是美國用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

就像二戰時期蘇聯和盟國用戰爭消耗了德國的國力，

但是其實這背後，不管是德國還是蘇聯，其科技能力以及由科技能力產業化之後的工業產值，都從來沒有超過美國，更不要説整個西方了，自然很容易在消耗戰中處於劣勢。

我覺得，蘇聯在冷戰的命運，其實在1945年的時候就已經有預兆了，

在二戰這個科技爆發的黃金時期，蘇聯的科技進步就已經落後於西方國家，

其表現之一是西線的德軍主要和英美在打科技含量更高的海戰，導彈戰，空戰（戰略空襲），而美國還在開發核武器；而東線的德軍主要在和蘇軍打陸戰和空戰，

這讓戰爭對西方國家的科技發展促進更大。

其表現之二是從1933年之後從德國逃出的大批科學家基本是到了西方，大大增強了西方的科技力量，而到蘇聯的德國科學家則非常少，像德國理論物理學家漢斯赫爾曼就因為妻子是猶太人，他逃到了蘇聯，結果在1938年大清洗中被處決。

到了二戰結束前後，代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基本都在西方出現了，

一個是航天技術初期發展的德國V1和V2火箭，其研發團隊到了西方國家，

一個是核能技術開發的原子彈在1945年於美國爆炸成功，

一個是電子計算機1946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現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來，

新中國在1949年之後，從西方召回了大批一流科學家，同時從蘇聯獲取了大量的工業援助，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科技和產業的發展。

我們為什麼到今天強調“兩彈一星”，非常簡單，這裏面的核能技術和航天技術，都是二戰後期出現的新技術，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代表，是代表中國科技的巔峯，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起到了核心作用。

而兩彈一星的23個元勳核心人物有21個有國外留學或者工作的經歷，

而其中19個是在歐美，只有2個（孫家棟，周光召）是在蘇聯留學和工作後回國。

還有2個沒有留洋經歷的，于敏和錢驥。

于敏的研究生導師張宗燧也是從歐洲留學回來的，張宗燧畢業於劍橋大學，後在丹麥跟隨玻爾做研究。而於敏工作後的指導導師是23個元勳之一的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也是從歐洲歸國。

錢驥在成長期是跟隨趙九章工作，而趙九章也是兩彈一星元勳之一，是柏林大學的博士。

也就是23個兩彈一星元勳，有19個是從歐美學習歸來，2個本土培養的元勳其導師也是歐美歸國留學生，有2個是蘇聯學習工作歸來。

這些天才的頭腦是中國自主研發搞出兩彈一星基礎，僅從以上數據，也可以看出蘇聯和西方存在的技術差距。

蘇聯在50年代手把手的把156個大型項目教給我們，

使得中國飛躍成為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國家，這個技術輸出的規模是歐美遠遠比不上的，

而且在援助中按照中方的評價，蘇聯對技術毫無保留，各種技術，標準和圖紙全套給了中國，大大促進了我國的工業化，大批中國工程師和工人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了，而且遍佈在國民經濟所需的主要行業。

但是就科技層次以及人才的水平高度而言，

作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科技代表的兩彈一星才是巔峯，

這是西方客觀上對蘇聯的技術優勢造成的結果，在技術上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冷戰在東西方之間卻落下了鐵幕，不僅技術流動停止了，歐美的廣闊市場也對蘇聯關閉了，

在某種意義上也預示着蘇聯在冷戰的結局。

不僅是在高科技色彩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標誌科技和產業上落後西方，

蘇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技術上也落後西方。

這導致即使是相對簡單的日用工業品，蘇聯也無法和西方競爭。

我們拿口罩做一個很簡單的例子，2020年的今天（5月份），中國就業人口就有7億多人，還有2.73億學生也在逐漸恢復上課，這麼多人每天都是需要口罩的。

但是這麼大的需求量，全中國卻不用排隊買口罩，除了滿足自用之外，甚至在4月底還能一天出口10億隻以上，

而全球產量第二的中國台灣，

根據台灣媒體報道原文：

1月31日當時台灣口罩日產能是188萬片；3個月來，到4月27日92條的生產線與口罩廠舊產能合計日產已達1,600萬片。

實際產量會比產能低一點，這樣算其產量也只有中國大陸的1%左右。

其原因很簡單，

一是因為中國掌握了作為日用品的口罩及其上游的熔噴料，熔噴布原材料+全套生產設備的全產業鏈生產技術，並且具備海量產能能力。

像中石化在江蘇儀徵開建的熔噴布產線，提供生產設備的主要是我國央企國機集團負責統籌，根據新華社報道，涉及到全國各地85家不同的生產設備製造企業。

這裏面如果有任何關鍵設備或者原材料需要外國進口，那麼由於短期內外國並不具備大量供貨擴充產能的能力，那麼中國也會出現排隊買口罩的場景。

二是可以看出，中國的這些企業除了可以造出產品外，其技術工藝水平還可以保證造出來的產品成本夠低，具備商業競爭力，能夠擊敗競爭對手內銷或者出口其他國家形成盈利，這樣企業平時便可以在市場上存活並保持生產能力。

這也是我們一直認識的誤區，我們一直認為東西只要能造出來就代表我們已經掌握這項技術了，這是完全的錯誤思維，我們説的科技水平必須要完整的端到端，

這個東西能夠造出來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要能夠小批量生產

第三步是要能夠實現大批量生產

第四步是能改進生產工藝提升生產效率和良率降低成本，實現產品可盈利有商業競爭力

以上四步的技術能力都掌握了，中國才可以做到海量生產和出口口罩盈利，而且國民還不用排隊。

而這些蘇聯的民用工業技術水平在很多方面都達不到，即使是一些看起來技術含量不高的日用產品也是如此，往往只能做到第三步，也就是在政府指令下大規模生產，但是由於管理水平，生產工藝，自動化水平落後無法控制成本，導致盈利不佳甚至是虧損，

不僅無法為國家和國民產生收入來源，反而因為無法盈利而成為了需要政府用其他產業創造的價值來補貼，變成了需要補貼來維持生產的福利品。

蘇聯出口產品中石油是最大的商品，而不是本國生產的工業製成品，這絕不僅僅是管理水平的落後，技術落後也是主要原因。

2018年9月12日，央視一套9月12日報道，

當天上午，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託克舉辦的東方經濟論壇媒體分論壇上，中國中央廣播電視台總枱長慎海雄發言時説，他居住的賓館房間的衞生間裏的小肥皂無論包裝還是品質，都很粗糙，但居然是來自法國的。聽俄羅斯同行説，那些洗髮水沐浴露還是來自波蘭的。

而今日俄羅斯通訊社社長基謝廖夫説，俄羅斯一些人“歐洲中心化”的理念根深蒂固，以至於衞生間的肥皂都認為是法國的好。

這其實是很尷尬的，

在中國人心目中，已經很少有肥皂香皂也是進口好的意識了，

而俄羅斯人即使是品質較為粗糙的法國小肥皂也願意使用，可見本國無法以市場競爭價格大量製造和提供品質優良的肥皂。

1986年蘇聯的出口結構中，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氣）、電力、礦砂、木材等原材料所佔比重為59.1％，最能反映工業化程度的機器設備的出口，1986年在出口中的比例僅佔15％，

（王躍生. 蘇聯經濟[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石油創造的利潤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也讓蘇聯得以維持日用品工業生產。在80年代全球油價暴跌後，蘇聯的收入受到嚴重影響，很快就進入了經濟危機，國內就開始排隊買日用品了，甚至包括肥皂，洗衣粉這樣的產品。

今天的中國不是德國也不是蘇聯，

但是美國依然把我們看成是威脅，

我們和美國相比，優勢是什麼呢？

就人力資源數量來説，我們是比美國強的，我們有14億人口，

我們的工程師數量，以及受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的人口數量都遠遠超過美國，像富士康在美國招不到合格工人和工程師的情況，在中國很少發生；

就工業產能和產業鏈來説，我們是比美國強的，我國產業鏈齊全，任何技術只要中國掌握了，能夠迅速的大規模生產，這是中國製造的優勢；

那麼最為關鍵的就是科技競賽了，如果我們在科技進步的競賽中失敗，

那麼反映在產業上就是頂尖企業銷售額不斷下降，員工收入水平發展停滯甚至下降，國民生活水平無法提高。

美國是打壓中國科技進步主要在軍事科技發展和ICT產業科技發展兩部分，另外他們也提過民航客機，不過還沒有實質性動作。

軍事科技不用説了，而ICT產業這是未來全球產生產值最多的行業。

下圖是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9年全國GDP分產業的增長情況，可以看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達到3.269萬億元，增長了15.6%，遠遠快於GDP總體6.1%的增速。

而實際上這只是計算了軟件服務業，還沒有把ICT產業涉及的硬件製造，零售等算進去。

我們熟知的華為，中興，聯想，小米，OPPO, VIVO，阿里，騰訊，百度，頭條等都是ICT公司，另外ICT產業還對餐飲（美團，餓了麼），

交通運輸(滴滴，首汽約車，貨拉拉)，

倉儲郵政物流（順豐，四通一達），旅遊（攜程，去哪兒，馬蜂窩），

製造業（智能製造）等都帶來了行業的改變。

實際上ICT是在改變和滲透到所有的行業，2020年的新冠疫情，全國的學生都在線上學習了，全國的公司都開始遠程辦公了，所依賴的也是ICT技術。

阿里釘釘，騰訊的企業微信等遠程視頻會議系統都出現了使用量大幅增加。

以企業為例，下圖可以看阿里雲的客户，遍佈互聯網，零售，製造，金融，醫療，教育各個行業。一家企業或者結構做到中等規模以上，必然面臨辦公自動化的問題，就能成為雲計算的客户。

最簡單的，公司是不是有財務數據，訂單數據，生產數據，回款數據，員工個人信息數據，物料數據，考勤數據，產品設計數據，公司公告，產品信息和文檔數據，

這些信息難道都放在老闆或者某個員工的個人電腦裏面嗎？

當然不是，公司需要統一的信息平台來進行管理，所以企業數字化和信息化是必然的訴求，讓公司提升運營效率，提高對其他企業的競爭優勢，這是多麼龐大的市場需求。

美國打壓中國ICT科技的發展，

以華為為例就有三波進攻方式，詳見我之前的文章，

不管是什麼方式，其核心都是圍繞着阻止和減緩中國的科技進步，目的非常明確。

從今天的情況來看，以下三個情形和錯誤中國不會再犯：

1：德國大規模驅趕猶太，共產主義科學家，

2：蘇聯科技發展“缺胳膊少腿”，能夠造出洲際導彈，新式戰鬥機，核彈，核潛艇，空間站，卻造不出有市場競爭力的民用電子產品，芯片，乃至於肥皂，羽絨服，牛仔褲:，導致工業產值無法持續增長，在自身市場容量有限且歐美市場對蘇聯封閉的情況下，也無法通過對歐美以外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大規模出口獲取利潤。

3：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剛剛在西方興起，蘇聯還未掌握關鍵技術前冷戰就開始了，導致無法從西方獲得新一代技術，科技發展路徑不明確，而最終與西方產生了科技代差。

這三種情況2020年的中國都已經不會遇到，

第一點不用説了，

第二點中國是全產業鏈國家，不存在缺胳膊少腿的情況，而且我們的工藝和技術水平能夠保證商業競爭力，另外在市場方面，

並且不僅僅是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了，超過當年的蘇聯集團的市場規模，

而且美國以外的歐盟，日韓，東盟，南亞，中東，非洲，拉美都是我國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

以東盟為例，2019年東盟超過美國成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2019年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仍然是歐盟，對歐盟進出口4.86萬億元，增長8%；

對東盟進出口4.43萬億元，增長14.1%；

對美國進出口3.73萬億元，下降10.7%；

第四大貿易伙伴是日本，對日本進出口2.17萬億元，增長0.4%。我國和東南亞的進出口增長高達兩位數，大大彌補了對美國貿易的下降，同時我國和東盟總貿易金額4.43萬億元已經和對歐盟的4.86萬億元差不太遠，東盟長期看很可能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即使歐美出現完全對我國關閉大門的極端情況，我們一樣有廣闊的出口市場。

第三點在ICT技術方面，未來的發展路徑已經清晰了，就是人工智能+芯片+通信技術為核心，不存在西方又誕生了新一代技術而我國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這是對我們有利的一面，我們只要加大投入，就能夠跟上去，而且還能夠實現領先。

既然在現有路徑上追趕和超越都是清晰的，研發資金的投入，以及能夠產生新路徑和新科技樹的基礎研究就很重要了。當前從國內ICT企業的研發投入來看，受到了美國2018年中興事件的極大刺激，不管是龍頭企業，中部企業還是小企業，研發支出在大幅增長，像華為一家2020年的研發投入就能達到200億美元，總體形勢沒有問題，這個我會在後面的文章裏面把數據列出來。

在基礎研究方面，由於從長期看基礎研究對贏得科技競賽的重要性，

我在科技部發布的公報裏面查詢了2014年以來的中國基礎研究經費支出情況，

2014年基礎研究支出為613.5億元，增長10.6%，佔R&D經費13015.6億元的4.71%

2015年基礎研究支出為716.1億元，增長16.7%，佔R&D經費14169.9億元的5.05%

2016年基礎研究支出為822.9億元，增長14.9%，佔R&D經費15676.7億元的5.25%

2017年基礎研究支出為975.5億元，增長18.5%，佔R&D經費17606.1億元的5.54%

2018年基礎研究支出為1090.4億元，增長11.85%，佔R&D經費19677.9億元的5.54%

2019年的統計公報還沒有發佈，預計也會有兩位數增長，總體還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我國好多的智力資源還沒有用起來，以河南省為例，最好的兩所大學，

唯一的一所211工程和雙一流大學鄭州大學，在官網可以查到現有教職工5700餘人，其中教授747人，具有博士學位教師2491人。

另外是河南大學(雙一流學科)可以在官網查詢到，

河南大學現有教職工4400多人，

也就是河南最好的兩所大學加起來教職工總人數才1萬人，那麼這樣算下來每年能夠留出多少教職崗位來招聘基礎研究人才呢？500人？1000人？

我國包括河南在內每年博士畢業人數在不斷增長，而根據人口抽樣調查，河南省2018年底總共有1.09億人口，這個競爭是殘酷了點。

近年來我國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大學，如民辦的西湖大學，看下圖，其到2026年計劃的教職人員+行政人員也不過900人，能夠新增的教職崗位很有限。

能不能鼓勵國內的雙一流名校到國內高等教育滯後地區設立校區，增加基礎研發投入，擴大教職崗位規模，養一批基礎研發人員呢？

一是緩解我國高學歷和名校畢業科研人才的就業壓力，更充分的利用我們的高級智力資源，這些人搞不好能夠創造出意想不到的成果，正如1933年開始一直到1945年德國戰敗後，英美等國接收了數千名來自德國的科學家一樣。

我國在面臨美國對我國科技脱鈎的情況下，加大自身智力資源和基礎研究投入是必然選擇。

既然英美能夠在自己的名校新增數千個崗位給來自歐洲的科學家，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在自己的名校新增數千個崗位給我國的科研人才呢？

二是對我國近年來發展不錯的城市進行分析，中高端產業集中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武漢，南京，杭州，合肥和重慶，基本都是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連高等教育相對較為落後的深圳，也大量新建了名校校區，例如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哈工大深圳校區，加上其他的名校校區，為深圳這個城市增加了上千個高校教職崗位，也增強了深圳的基礎研究能力。

在我國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相對滯後的省份，例如河南，山東，河北這樣的人口大省，以及東北地區，乃至於西南地區的城市，在這些地方設立名校校區，新增教職崗位，加大基礎研究能力，也是有助於這些地區發展的。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由於當前科技發展路徑清晰，所以對中國有利，例如芯片製造就是一路從28nm，到14nm，到7nm, 5nm…..華為，阿里，騰訊，百度等各大ICT公司就是朝人工智能，雲計算走。

只要加大資本和人力投入，就必然差距會逐漸縮小，但是由於跟歐美相比在原始路徑創新能力上有差距，所以長期看中國只能做一個體量龐大的跟隨者，依賴西方做原始創新，然後中國來做大規模產業化，永遠無法領先西方。

對於這種觀點，我認為這只是描繪了過去100多年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存在的情況，但是卻無法對未來下一個篤定的結論。

畢竟以前也説中國公司無法在高科技產品方面擊敗西方公司，

因為西方公司的管理水平，創新能力，品牌營銷水平，核心技術等每項都比中國公司強。

但事實證明西方公司是可以被擊敗的。

​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總是顯得悲觀了點，使得很多時候對事實的準確預測反而被認為是樂觀的態度。正如2018年4月中興事件爆發，中興被美國斷供瞬間休克，

中國國內大量的聲音一邊批中興不誠信不遵守美國法律，

一邊認為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建設成就不堪一擊，不少人説要5年，10年甚至20年才有可能芯片等核心元器件擺脱對美國的依賴，FPGA，射頻器件非美國貨不行。

誰也沒想到2020年的現在，華為不管是5G基站還是旗艦智能手機，都可以擺脱對美系元器件的依賴，並且在持續的大規模發貨了，

在中興事件爆發，國內士氣跌入低谷的2018年，即使是中國國內最為樂觀的聲音，也沒有想到中國不到兩年就搞定了芯片供應去美國化，怎麼着也得三五年吧？

下一步美國繼續加大打擊，美系的半導體生產設備和材料也不讓華為用了，我們到時候可以繼續觀察，中國的最終在半導體設備和材料和去美化速度，和國內最樂觀聲音的預測進度對比。

對基礎研究也是一樣的，我本人並不相信：

“歐美的民主自由制度下，科學家們具有創新的文化和自由的環境，而創新都是在自由環境下偶然的火花，所以只有歐美才能搞原始基礎創新”的説法，這種説法實在是太意識形態了。

歐美以外，蘇聯/俄國和日本都有不少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

諾貝爾物理學，化學，醫學與生理學獎得主日本有22個；

蘇聯/俄羅斯也有十幾人，中國本土雖然少，但是也有屠呦呦。

像屠呦呦的研究成果，甚至還是在文革時期搞出來的，你總不能説是因為那個時候很自由，因此促進了屠呦呦的研究工作吧？

另外在歐美以外，全球採用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國家和地區也不少，

非洲，南亞，東南亞，拉美都有，例如印度，菲律賓，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巴西，阿根廷什麼的，也拿不到幾個諾貝爾科學獎，我國台灣和香港地區也是實行西方制度，但是到目前為止，也並沒有看出對基礎研究發展和拿諾貝爾獎有多大幫助。

科學家們確實需要自由，但是這個自由是研究自由，跟西方人説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自由並不是一回事，

要實現研究自由，

一個是加大基礎研究經費投入，讓科學家們擁有充裕的經費，不因為某個課題耗資巨大而被迫放棄，不因為實驗室儀器材料不行而影響了出成果；

一個是管理上的自由，讓科學家們有更大的空間自主選擇研究方向，課題，組建團隊，使用經費等等。

而且我認為前者更重要，砸錢砸人搞不出來的事情，大多數情況下是因為砸的還不夠。

以上為今天的一些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