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小霞：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籌設考析_風聞

   新中國的考古事業已經走過了70年，而1950年建所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新中國考古事業中尤其初創期的前30年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關於考古所如何籌備建立及建立之初的一些情況尤其考古所所址內景觀的變遷卻鮮為人知。筆者爬梳相關檔案、文獻，訪談健在的相關人員以期對這段歷史有個初步考析。

一

1949年的7月13日，中國科學界醖釀了兩個多月的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擬定了一份準備提交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關於《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的提案。9月召開政協會議討論了這一提案，決定建立中國科學院，由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負責籌建，由惲子強和丁瓚承擔具體組織工作。在上述由錢三強和丁瓚執筆撰寫的《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中，提出在科學院下設立特種研究機構，即設立各種研究所的問題，並就前中央研究院和前北平研究院等所屬機構改組或增設提出了建議。其中有：

“中研院史語所大部分已移到台灣，其中不肯去的，現在留在南京一部分到了北平。關於語言部分的工作人員可以併入北大由羅常培組織一個語言學研究室。歷史部門，沒有成為一個特殊單位的必要，可以併入各大學中。兩所中的考古部門，可以合併，由郭沫若主持之，地點集中在北平，名稱可以叫作考古學研究所”。

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 11月5日正式接管了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10日則正式接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至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兩個主要組成單位已經歸屬中國科學院正式管理，而考古所尚在籌備中。關於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歷史、發展等已有學者做過系統研究，本文不再贅述。1949年科學院成立將其併入考古所時，時有人員14人，擔任史學研究、考古研究、圖書管理及行政事務等方面工作，另外考古所接收的還有該所的圖書、古物標本和傢俱等。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以下簡稱圖整處），學者系統研究的不多，茲作一簡要梳理和考證。根據《科學通報》記載：“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成立於1946年對日勝利之後，地址設在北京王府大街九號，當時系專為接收並整理日本人所經辦的東方、近代兩圖書館的藏書。同時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網站在該所的簡史中指出：“中日戰爭期間，本所先遷湖南長沙，繼遷雲南昆明，最後定居於四川南溪縣李莊之板栗坳。1946年遷回南京，繼續推動各項研究工作，並接收北平東方文化研究所及近代科學圖書館圖書，成立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而圖整處成立的背景和相關史實從一篇披露的史語所的舊檔案——傅斯年親筆撰擬的一篇上呈公文中似可明確，其內容如下：

為呈報調查北平舊日人東方文化研究所各節，並擬具意見事。查日人之東方文化研究所有房三百餘間，中國舊書十六萬餘冊。此事前由行政院核准，由本所接收並接辦業務，目下仍由沈特派員為甄審及整理圖書之用。斯年到北平後，深覺此事甚為複雜。如本院不接辦其業務，則依政府法令，即應由敵偽產業處理局拍賣，如接辦其業務，在本院又是一大擔負。茲權衡輕重，擬請準設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以接辦其業務，同時並將一大部分房舍借北京大學及沈先生所主持之華北文教協會應用，但須確定本院產權。擬整理處置辦法，及北大、文教租約，一併上呈，敬乞鑑核。再，東方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外，尚有近代科學科學圖書館書七萬餘冊，沈先生主張，應並由本院接收。此外尚有蒐集日人各方圖書四十餘萬冊。似可由本院先繼續沈先生之工作，加以整理，然後由本院、北平圖書館、北大、清華共分之。並擬辦法，呈請鑑核。現在覬覦此項書籍及房舍者，大有其人，如不早做合理穩固之決定，後患難測，應合併陳明。謹呈

院長

總幹事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

                                                     六月二十三日

由此檔案，儘管不知道具體圖整處上報後批准的具體時間，但是圖整處成立的時間不會早於1946年6月23日。而第二歷史檔案館近年公佈的史語所抗戰後處理北京北海靜心齋和蠶壇的檔案表明至少在1946年9月之前圖整處已經存在。至於有學者言“圖整處1945年設立，並於1945年11月聘用湯用彤為主任”的説法或許有誤。而關於圖整處接收的單位“東方文化研究所”、“東方圖書館”均不確切，實際接管的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設在北平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和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兩個單位。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立於1927年12月20日，地點位於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收購的黎元洪總統私宅（此大院地景變遷詳後），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也建在此院內，1936年12月5日正式開館。之所以認為有兩個圖書館，是因為這個人文科學研究所下曾設有一個圖書館，初設時名稱確為東方文化圖書館，但是這個圖書館的名稱只在一些文件中存在了11個月，之後改為東方文化圖書籌備處。籌備處的主要任務是編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編撰需要蒐集很多古書，就有了大批藏書，考慮其性質和一般借閲的圖書館不同，才改為籌備處。近代科學圖書館以收藏自然科學圖書為主，並從日本運來大量日文圖書，而人文科學研究所下面的圖書籌備處則以中國古籍為主。還需明確的是，民國及建國初期其實很多人已經不清楚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籌備處和近代科學圖書館三者的關係了，所以才有傅斯年和《科學通報》都提及的接收兩個圖書館的説法。而另一份民國檔案也提到了“業將人文科學圖書館、近代科學圖書館同時接收”，同樣反映了時人已對當時的圖書館、研究所的名稱混為一談。

還需説明的是西北科學考察團。西北科學考察團系由若干文化、學術、教育機構組成的一個科學考察團體。從考古學史角度已有學者做過系統研究，所以關於該團體的基本情況等不再贅述。中國科學院建院前夕在討論科學院建院後如何接管原有科研機構時有一個原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機構由科學院接管；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質調查所等以科學院準備接管為原則，其它以往私人的研究機關暫緩接管。由於西北科學考察團不屬於上述幾大機構，其骨幹成員黃文弼曾給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寫信表達希望西北科學考察團併入科學院。1949年11月科學院成立後，西北科考團理事會常務理事馬衡、徐旭生、袁復禮及理事黃文弼也曾聯名致函郭沫若表達相同意見。

“現科學院組織成立，所有國立研究機構必須併入。前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古組復員後，原暫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地點工作(地質部分借清華地理系工作)，現考古組甚願參加科學院為一單位，或成立西北部，考古為其中之一組，以便在先生領導之下進行工作。”

1949年12月21日科學院舉行了西北科學考察團結束會議，接收了該機構的部分資料包括文書檔案、圖書、古物標本等。由於該團主要成員徐旭生、黃文弼都隨着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併入考古所，這部分接收的資料及清華的一些資料目前均輾轉保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因此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和西北科學考察團也有着一定的關係。

儘管中國科學院要成立考古所基本是確定的，但是從科學院成立至少到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名稱官方並未使用。1950年4月郭寶鈞已經赴安陽開展考古工作，1950年5月出版的《科學通報》第一卷第一期中這次赴安陽殷墟的工作仍以“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史料整理處考古組”來署名單位。這個時期科學院接收的其他研究所也存在同樣使用解放以前研究所名稱的情況。1950年5月19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出任命通知書，任命鄭振鐸為考古所的所長，夏鼐和梁思永為副所長，之後1950年7月出版的《科學通報》第一卷第三期中，殷墟的考古工作報告題目中不再出現前中研院史語所的名稱，末尾的署名則用“考古研究所通訊”，可見這時官方已認為考古研究所成立。

任命書

中科院考古所成立初期，組織機構不夠正規和健全，所下面一級的機構一般稱為XX組，五十年代先後設立行政組、研究組、技術組、圖書組、資料組、編輯組等，另有所務秘書。行政組包括收發、人事、財務、總務等。1953年研究組區分為新石器時代、商周和漢唐三個研究組。技術組包括測量繪圖、照相、文物修整等，尚有統一管理。編輯組也包括幾方面工作，但無統一管理，分別對夏鼐負責。建所初期業務人員很少，業務工作多由夏鼐直接領導，並未形成中層的業務組織。1954年科學院為考古所派來辦公室主任，並建立黨支部， 1958年派來行政副所長，又於1957年建立學術秘書組，考古所的組織機構始日臻健全。

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目前考古所的各種有關所史資料中尤其近年出版的書籍和所網站均稱考古所正式成立於1950年8月1日。然而，政務院1950年5月19日同一天頒發了考古所所長鄭振鐸、副所長梁思永、夏鼐及近代史所長范文瀾等人的任命通知書，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的簽發任命文件是1950年5月31日。同在一個大院的近代史所通常以1950年5月作為正式成立日期，而同日由周恩來簽發任命所長的語言所則以1950年6月25日為建所日。另查《夏鼐日記》1950年及之後的10年、20年及30年，無論在5月還是8月考古所均無紀念活動。1990年考古所四十年始有所慶，之後的五十、六十年所慶均定在8月1日前後舉行。由此，考古所建所日定在1950年8月1日還需繼續研究。

中科院郭沫若院長簽發的考古所所長和副所長的任命文件

二

中科院考古所醖釀成立時除了考慮機構上接收以前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史學、考古組，最主要的就是延攬考古人才。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徐旭生、黃文弼、蘇秉琦當時都已在北平，加入新成立的考古所自無異議。而南京的中研院史語所的多數人員1948年冬遷往台灣，當時留在大陸的業務人員除了上述梁思永留在北平，還有夏鼐在温州老家，郭寶鈞在漢口。在梳理相關史料中，筆者也認為在考古所籌備和草創初期中研院史語所人員起着決定作用。除了喬梁指出的蘇秉琦寫給王天木抱怨的信及考古所1950年春的殷墟工作多是史語所人員參與這兩點之外，從各方力促夏鼐北上主持考古所也可看出。

1949年5、6月份，中科院尚在籌建中，其主要的籌建領導顯然將夏鼐作為未來創建的考古機構的主要領導人選。《夏鼐日記》1949年6月1日記載當日收到後來出任中科院副院長的陶孟和來信“邀餘赴京洽商恢復史語所事”。之後1949年10月6日的日記，收到後來出任中科院秘書處處長和編譯處處長的黃宗甄的來信，夏鼐先生的“友朋通信”暫未出版，目前不清楚具體來信內容，基本推測應該與邀其北上工作有關。之後11月21日的《夏鼐日記》記載與羅宗洛在上海會面，從《夏鼐日記》看羅先生這個時期一直和中科院聯繫密切，並曾給夏鼐去信勸其北上。而這天的日記清楚記載會面後羅再次重申前函之意,“謂黃宗甄君將於短期內來滬，表示或來滬一唔，或赴北京參加協商規劃中科院歷史考古部分”。郭沫若院長也曾在1950年4月給夏鼐去信，邀其到北京出任考古所領導並商談考古發掘計劃。

而最熱心夏鼐來主持史語所“殘局”並在考古所籌備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梁思永。早在1949年6月20日，梁思永就給夏鼐寫信，從信中可知，此時梁並不清楚未來要成立科學院並組建考古所，其計劃的是“如何保存史語所大陸上殘存的這點事業基礎”，這時他是就史語所的歷史、語言、考古三個方面的工作和人事來整體考慮的。當然他出身考古，和夏鼐談的更多的是未來新中國的考古，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滿溢於紙。最後信末竟是“來，來，趕緊來”，可見其迫切之心。這封信發出不幾日得知北大也有意聘夏鼐，其又緊急發電報：“前函促北來，驚聞北大擬聘兄，盼仍來平，主持史所”。之後1949年的9月29日，梁思永又一次給夏鼐去信催其北上，從信的內容分析自6月來信後的這段時間梁思永應該是參與了中科院考古機構的籌備。

 “弟敦促兄北來之意，不止為共同支持史語所殘局（此殘局似乎在短期內即將結束）更為今後（尤其是今後一二個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機關合並改組為科學院（此殆成定局）之過程中，亟須兄親自在場，積極為將來之中國考古事業計劃奮鬥。目前國內能領導全盤考古事業者唯兄與濟之先生，而濟之先生遠在台灣，音信阻絕，未必能及時趕到參見此項工作。此事關係中國考古學之前途甚巨，願兄予以深切之考慮，至盼！至盼！”

之後1950上半年，因夏鼐仍在浙江大學任教，梁思永分別在1月和6月又給夏鼐寫信均是邀其北上，特別是1950年6月的信，是在得知夏鼐母喪情況下，除了安慰仍是情真意切力邀夏鼐出任考古所副所長。

鄭振鐸自1949年10月-1950年1月間曾給夏鼐去5封信邀約其北上擔任文物局古物處處長，直到1950年6月再次給夏鼐的信因為當時已經有了政務院的任命通知書，鄭振鐸邀其北上則主要是主持考古所諸事。

還需指出的是郭寶鈞在1948年冬輾轉到了漢口，他1949年6月和梁思永取得聯繫，8月也是應梁思永的邀請赴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之後1950年4月2日帶隊赴殷墟發掘四盤磨村和武官村。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總之，圖整處在北平，梁思永在北平，夏鼐又被很多人認為是考古所領導的不二人選。儘管夏鼐還沒有回京，但是中央研究院是解放前中國科學發展的最高代表，更為重要的是，除了史語所，中研院其他很多所的重要人物多未赴台，且是將來科學院的領導人（比如陶孟和等），所以從哪個方面看史語所都是未來考古所組成的核心和骨幹力量，考古所的組建過程史語所也必起關鍵作用。

1950年7月夏鼐抵達北京之後所中諸事則幾乎都和鄭振鐸、梁思永、郭寶鈞、蘇秉琦幾人一起商討。至此考古所初創時期的三老(徐旭生、郭寶鈞、黃文弼）二公（夏鼐、蘇秉琦）均已到所。而五虎上將中的馬得志、王伯洪則是原圖整處的人員，二人自然加入考古所。馬得志生平已有詳細介紹，不再贅述。王伯洪原為地下黨員，是考古所建所時十幾位業務人員之一。曾開拓豐鎬地區的田野考古工作，為首任豐鎬隊隊長，主持編著《灃西發掘報告》。由於他相當長時間內是考古所業務人員中唯一的黨員，故參與了考古所早期的很多重要事務（曾任所學術秘書、黨支部委員），為考古所早期發展做過重要貢獻。1974年因病早逝。  

安志敏1950年春季的殷墟發掘已經作為北大的實習生參加。1948年6月安志敏中國大學畢業後為燕京大學歷史系兼任助教，協助裴文中史前考古學的教學實習。次年2月代裴文中講授史前考古學。194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成為考古組的研究生，師從裴文中和梁思永。其同屆研究生還有三人蔡美彪、宿白、漆俠。安志敏研究生未畢業，1950年10月就加入了考古所。具體棄學來考古所的原因不可考，但是從梁、安二人的師生關係及兩家數十年的親密交往，可以推測安志敏到考古所工作很大可能是受到梁思永的影響並得到他的引薦。石興邦是1950年9月5日到考古所報到的，他的情況和安志敏有類似之處，1949年石興邦考入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師從吳定良，入學後轉隨夏鼐學考古，一年後也是研究生未畢業，適逢考古所籌備，他可能是應夏鼐之邀，梁思永同意就到考古所工作了。五虎上將的另一位是王仲殊，王先生是1950年7月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經張政烺推薦，梁思永欣然接納並於8月初入所，成為考古所成立後第一位從大學畢業，分配來的青年研究人員。

 建所之初除了上述人員，考古所接收的圖整處人員究竟還有哪些呢？圖整處成立時人員有12人。具體情況可從梁思永寫給夏鼐的信中得窺全貌，時主任由湯用彤改為梁思永，支薪的研究員1人，助理研究員1人，助理員2人，事務員3人，書記2人，工人3人，院警3人，共15人。又據《本院所屬各研究機構概況》指出“接收的圖整處人員十二人，刻無增減”。這與梁思永所言15人有出入。近年有學者據史語所舊檔所載的人事資料列出1948年12月史語所當時人員的動向。據此人員名冊則前述出入正是多了院警3人，推測院警應是後來加入的臨時聘用人員。結合此名冊中登記的10位滯留北平人員和梁思永的12人記載，又據考古所《同仁錄》及人事檔案資料。大體可知研究員1人：梁思永；助理研究員1人：孫德宣；助理員2人：賴家度、傅婧；事務員3人：丁始玉、竇珍如、王伯洪；書記2人：馬得志；工人3人：楊有潤，名冊中此人職稱為技士，或許是梁思永所説的工人之一。此外名冊認為還有北平辦事處的主任餘遜和管理員陳鈍。餘遜一直協助湯用彤管理圖整處，其屬於北大發薪，不在梁思永所言的12人之列。圖整處12人中尚有2人不清楚具體是誰，上述確知的10人中僅有梁思永、賴家度、王伯洪、馬得志於1950年考古所建所時留在考古所。

同時1950年建所前後徐智銘、魏善臣、王明已加入考古所，三人均在蘇同炳記錄的1948年底史語所實有人員名冊中，徐智銘、王明二人後來均調離考古所。徐智銘是考古所建所時僅有的十幾名業務人員之一，曾參加建所初期輝縣、洛陽等地的發掘，又曾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和中央考古訓練班講授考古測量課程。大約1954年調往中科院古脊椎動物所。王明1950年進所，擔任所務秘書，1957年調往中科院哲學所，他是道教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具體情況不再贅述。

魏善臣1932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中研院史語所任職。1950年6月到考古所工作，輝縣12人發掘團成員之一，曾參加安陽、洛陽兩地的發掘，管理新出土的文物標本，晚年管理所本部的文物庫房。而建所當年即入所從事考古工作的人員還有趙銓、楊聖泉等人。趙銓1921年出生於北京，1950年春應聘入考古所，參與建所當年的殷墟和輝縣的發掘工作，於1952年建立考古所技術組，並長期負責。楊聖泉1914年出生于山東招遠，1950年6月進入考古所，1950-1958年被派往地質學院袁復禮處，協助整理西北科學考察團資料，後在考古所圖書室工作。關於二人更詳細介紹可參看《同仁錄》一書。

1950年10月夏鼐帶領考古所12人前往輝縣發掘，考古所成立後的第一次田野發掘

後排右起：石興邦、王伯洪、馬得志、（姓名不詳，民工）、安志敏、夏鼐、蘇秉琦、郭寶鈞、（姓名不詳，民工）、徐智銘、魏善臣。前排右起：趙銓、（姓名不詳，地方幹部）王仲殊、白萬玉、（姓名不詳，民工）、（姓名不詳，民工）

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併入中科院考古所時共有人員14人，除了前述的三人，其餘11人隨史學研究所併入。11人中馮家昇、王靜如、程溯洛、尚愛松、賈敬顏、王恩慶等人主要從事史學研究，1953年從考古所調到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許道齡、鍾鳳年則留在考古所從事史學研究至退休。白萬玉（1899～1970），1950年進所，參與輝縣發掘，同時也是建所時十幾位業務人員之一。曾為北大考古專業和考古訓練班講授文物修復課程。參與了考古所早期很多田野工作。1956年起，代表考古所參與北京明定陵發掘的現場指揮，退休後仍在定陵工作一段時間。陸式薰1950年進所，長期從事考古繪圖工作，擅長清繪地圖，1960年代初退休。姚從善1950年進所，是目前唯一尚健在的先生，其1927年出生於北京，1936-1942年讀私塾，1947年入北平研究院工作，1950年考古所成立後在圖書室工作。

三

中科院考古所成立後，所址就在當年圖整處所在的王府大街九號。這個王府大街九號在考古所成立前後的情況可以從鄧廣銘女兒鄧可因的描述中略見一斑：在原王府大街北端的路西灰牆內，翠花衚衕以南、東廠衚衕以北，西至太平胡同（筆者按即今東廠北巷），這是一個方圓四十八畝的大院落，解放前南側的門叫東廠衚衕一號、二號，東牆門叫王府大街九號。1950年前後這個大院落中的機構也並非圖整處一家單位，從前述圖整處成立的公文中可知，西邊的部分即東廠衚衕1號、2號由北京大學和華北文教協會佔用。北京大學在此的機構是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45年抗戰勝利，隨北大遷回北平時遷入東廠衚衕，除了辦公地點，院裏還辟出一些房子作為教授宿舍，沈兼士、湯用彤、鄧廣銘、胡適、張政烺均在此居住過。梁思永1946年回北平養病也在大院內居住。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北大文科研究所解散，所屬研究人員及所藏學術資料分別歸入北京大學有關各系、中國科學院有關各研究所以及故宮博物院等單位。華北文教協會是沈兼士創立的國民黨地下抗日組織，抗戰勝利後沈兼士負責接管北平的高校和文化機構，當時大院中西部的三百餘間房屋其曾做過規劃，一部分實際已經佔用作為特派員辦公及復員委員會會址，擬還佔用一部分作為華北文教協會辦公及整理儲藏圖書之用。

1949年11月中科院成立前後相關人員一直與北大交涉，最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辦公用房騰出，而教授們的住宅、宿舍以後才陸續遷出。與此同時中科院院部於11月23日即從東四馬大人衚衕10號遷入，當時院部辦公用房，正北三間的西側為郭沫若院長辦公室，東側為竺可楨、陶孟和兩位副院長合用，中間為會議室，兩廂房屋為辦公廳。此處院部的辦公用房位於大院的東南部（後文詳述）。特別要説明的是，東廠衚衕1號未來的主人是1949年4月作為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的身份搬入的。1950年5月主要在這個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但是在成立前後所內人員並不能全部集中於東廠衚衕辦公，僅有范文瀾領導的5人組留在東廠衚衕，近代史組曾遷至乾麪衚衕整理檔案，即使搬回後也因房間少而感覺擁擠。結合近代史所籌設情況，推測在大院中當時的近代史所要使用房屋和作為“主人”身份的考古所應當是不同的。1951年6月23日中科院院部遷往文津街3號原靜生生物調查所大樓。1964年世界史研究所成立後，曾長期在東城衚衕1號內辦公。1983年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現在改為邊疆研究所）成立後，也曾長期在東廠衚衕1號內辦公。

還需説明的是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舊址在三貝子花園，三貝子花園就是今天北京動物園，其中兩個廟是被史學研究所作為辦公用房。史學研究所被中科院接管後，1950年考古組部分先搬進王府大街的大院內，之後陸續全部搬入。

大院最西部的房屋也稱東廠衚衕2號，1949年歸屬中科院後為“中國科學院第六宿舍”。2號院的北部靠近翠花衚衕的部分，後歸中國社會科學院擁有，1982年蓋了家屬樓，目前門牌為東廠北巷2號院。1985年2號院南部靠近東廠衚衕建了兩棟中科院的家屬住宅樓，目前門牌是東廠北巷1號院6號樓和4號樓。

其實大院落的形成歷經幾個時期。明代這裏是著名的特務機構東廠，並無園林水榭之類建築。東廠衚衕的名稱概也因此得來並一直延續。清咸豐年間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在此大肆建築，修建園林，初名“漪圓”，奠定了此大宅院的基本輪廓。八國聯軍侵華，此園也遭劫難，瑞麟三子佛尼音布對花園重加整修，改名“餘園”，其得名一説“劫後餘生”，一説“富貴有餘”。這是大宅院的第一次較大變化。光緒末年宅園歸屬大學士、直隸總督榮祿。民國二年(1913年)，榮祿後人將之售於袁世凱，次年被袁世凱贈於黎元洪。黎元洪將其作為私宅，在東面靠近今天的王府井大街一側修建了水泥圍牆，這是大院景觀的第二次重大變化。今天在王府井大街1號的嘉德藝術中心大樓外保存了一段當年的水泥牆，圍牆轉彎處的下方還有一塊界碑，上面寫着“黎大德堂界”。（圖一）

圖一  “黎大德堂界”碑

黎元洪搬走後，1927年10月日本人設立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購下此處房舍，並於1934 年 3 月 1日-1935 年 8 月30 在大院東北部建了一棟三層的鋼筋水泥大樓。推測前述東方文化圖書籌備處的圖書和近代科學圖書館的圖書應該都存放在這個三層樓內，從一張朝東開的1937年掛有近代科學圖書館的照片看(圖二），很可能東面開門也是這個時期，這個階段東面的門牌也稱王府大街九號。三層水泥大樓北邊還有1棟磚混結構的樓房，建造年代可能是1950年代。日人佔領時期是大院的第三次重要變化。

圖二1937年的近代科學圖書館大門正面《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1937年創刊號

1950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後，日本人建立的三層大樓一直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在，曾被定為北京市文保單位，中科院圖書館全部遷往中關村後空置數年，1990年代連同北樓一起被拆掉。之後翠花衚衕東段路北的住户被拆遷，目前這個區域和半個翠花衚衕，建成了嘉德藝術中心的大樓。

日本近代圖書館的三層小樓南邊和以西部分一直是考古所的辦公用址，門牌號在文革後也改成了王府井大街27號。考古所範圍的東側，主要是大院子的花園。中有北寬南窄的池塘，北部塘內有太湖石矗立，南部則有一座水泥長橋橫跨東西池岸。水池的西北岸邊堆石為高台，考古所人稱之為“大山坡”，其上建有坐東朝西三間兩卷勾連搭的古建築，名“蒼莨館”（又稱“紫藤軒”）。（圖三）

圖三 五十年代考古所院內

五十年代考古所院內

紫藤軒2020年春

“蒼莨館”的西側，為高數十米的水泥藤蘿架，每年藤蘿花開美麗異常。順着紫藤花架南行，在“蒼莨館”西南有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正房東側有頂部垛口狀虎皮石門洞，額稱“樂安門”，院中有一顆古樹白皮松，南有垂花門。正房三大間坐北朝南，東西各有耳房1間。還有東西廂房各3間。四合院垂花門建在一長排南房中，南臨東廠衚衕，均系古舊建築。這個四合院的北房就是前文所説的當年曾做過郭沫若院長辦公室的房子。

“樂安門”四合院正房北面是又一進院子，但無東西廂房，僅有坐北朝南房子多間，房子五六十年代又向西和北擴建多間作為考古所的室閲覽、書庫和辦公用房。這一多間房子的西南有一八角亭子。房子的西北則有一片高凸於周圍的大平台，考古所人稱為“小山坡”，其上有開間不大的平房十間左右，曾是考古所副所長梁思永一家住所。“小山坡”以南地段，曾有花廳、涼亭等老建築。以上景觀基本是考古所建所時院落內的大致面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陸續拆除“小山坡”上平房及前面的老建築，營建了考古所早期的技術室、標本室、會議室等。目前這些五六十年代建的老房子尚在。同時也是在五十年代末，沿東面圍牆建了約三十餘間簡易平房。

2000年前後圍牆

 

三層書庫樓、閲覽室及北樓（從東向西看，可能華僑大廈上拍攝，約80年代）

四合院內的北屋和東耳房及園中的白皮松2020春

1977年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區域變化更大的是最近三十餘年。先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拆除東南角的四合院以及南圍牆內從東到西的南房，建起一座外牆白色的樓房，就是考古所人俗稱的“小白樓”。90年代後期起，社科院為營建博源賓館及考古所8層辦公樓，繼續拆掉原考古所院落東南部的大部分舊房。目前院內的舊建築和景物僅存四合院內原正房三間、東耳房一間和院中一株古樹白皮松以及那座坐東朝西的“蒼莨館”。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本單位姚從善、王世民、高煒、梁星彭、安家瑤、王巍、陳星燦、王浩天、吳海燕、秦少華、侯俊宇等先生諸多幫助，尤其王世民、陳星燦先生在資料蒐集、論文修改等方面都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