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為何成了自私的遮羞布？_風聞

文 | 李厚辰

我們對“公正”決不陌生，它填充了幾乎所有公共爭議。不論是罵方方的、維護方方的，支持死刑的、反對死刑的，支持建制的、反對建制的，這些出發點（至少是自己認為）都是為了公共福祉。

我們都覺得人們“自私自利”，但想想網絡爭議，我想為利益的可能少，絕大部分都是為了“善惡”。

且論辯雙方沒人為“惡”辯護，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認為的才是“真善”。這樣的爭論，從“真愛國”、“真民主”、“真環保”到污衊對方的“田園XX”不一而足。

在一個絕大多數人敏感於“善惡”並因“善惡”而發言的時代，為何不呈現為真理越來越分明，“善”被更好地維護，而是相反呢？

《聖經》創世記中有個令人費解的細節，神不希望人類始祖亞當夏娃食用的“禁果”不是什麼“罪惡之果”。相反，是“善惡樹”上的“智慧果”。因智慧得以分辨善惡，無論如何都不像是件壞事，而是件好事。神為何要禁止人因智慧而分辨善惡？

也許回看網絡上人們“因智慧而分辨善惡”，因而生髮出的這麼多爭論攻伐，我們就該理解一些了吧。

01.

“公正”致惡

“公正”和“正義”當然是一個算計的問題，其中包括“質”的算計，例如殺人抵命，例如方方爭議中“詆譭之惡”的傳遞性；也包括“量”的算計，例如原子彈與戰爭傷亡，例如碳排放。

這一切的算計，自然是因為善惡公正。

1943年，若依靠普通戰爭手段拿下日本，美軍可能要損失至少一百萬人，而日本也將死亡更多軍人和平民，且每日持續的戰爭都在奪去更多人的性命。兩顆原子彈下去，二十四萬人死亡，換得日本次日投降。二百萬比二十四萬，這難道不是小惡對大善？

就前兩日，胡錫進還在鼓吹中國應該擁有更多核武器。這裏也很簡單，美國擁有大概5113枚核彈頭，俄羅斯擁有4800餘枚核彈頭，而我們擁有不超過500枚。5000與500的對比，核擴軍有什麼“善惡灰色地帶”？

反環保共識也是一樣，所有國際碳排放方案都明顯不公平，按照這些方案設計，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擁有2.3-6.7倍的人均碳排放權利。憑什麼過去造成了更多環境問題的發達國家，竟然還擁有更高的人均權利？這些國際方案反正都是“惡”的，又為什麼需要去參與？

興許上述觀點，你都還很認可。也很難説裏面有什麼“不夠客觀”之處。

如果去了解二戰前德國的歷史呢？德國在一戰後失去了13%國土，12%人口，因為嚴重的戰爭賠款而民不聊生。且一戰失敗幾乎可以説是外被奧斯曼土耳其、奧匈帝國等不爭氣的盟友拖累，內被魏瑪民主派，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拖累。面對“不平等條約”《凡爾賽條約》，德意志人報復猶太人併為“公義”與“德國國格”進行補償性的侵略波蘭和法國，又有何不可呢？

這與今日之民族主義觀點何其類似？我當然明白，這樣的意識形態，是決不可能依靠論證其是“假正義”，我們相信的才是“真正義”予以回應的。

在對公正量質算計後，這些都是極其“有理”的善惡判斷。也就是説，如果你認可“以死抵死”的死刑之正義；認可“污衊傳遞”的“方方有罪”之邏輯的正義；認可“原子彈”終止戰勝的正義；認可商業是社會真正“善之動力”的正義；認可大國應該擁有對等的核力量，全球人應該擁有對等的“人均碳排放”之正義。

那麼納粹德國的“復興大業”同樣可以獲得“正義性捍衞”。

用智慧分辨“善惡”，尤其是評價“公正”和“平等”，會讓我們做出極其可怕的事，但又覺得無比正當。公正就會在這些地方，轉向對“惡”的支持。

02.

六種公正致惡的邏輯

這不是一篇抒情散文，我還是要具體地説明，“公正”到底是如何導向可怕“惡行”的。

（1）小惡的合理性

讀者們都聽過一個笑談，就是流氓當街挑起爭執，極盡噁心下作之行，對方一直忍讓，但實在忍無可忍，低聲粗口罵娘。流氓立馬抓住這點，指責對方竟然“侮辱自己的母親”，罪無可恕。

我想這不是笑談，在日常實際爭執中，若一方忍無可忍動手，對方一般都會立即大喊“他打人！”“他竟然打人了！”，從此之後善惡逆轉。

故事雖然可恨但極具合理性，這些情形發生時，還真會得到旁觀者們的支持。

恰恰在於“公正”的善惡算計中，有因果性的“小惡”面對“大惡”確實是可以取得合理性的。且不管時間在前，還是在後。

若網上有人用很惡毒的語言侮辱我，我回罵兩句，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這是“公正的回擊”。甚至我先淺淺侮辱對方，引來對方極其惡毒強烈的侮辱我，只要對我傷害夠大，似乎最開始我那個“淺淺的侮辱”也變得合理起來了，甚至得到了一種具有“先見之明”的證明。

**在網絡爭論乃至現實爭論中，靠點出和強調對方的“大錯”，來合理化自己的“傷害”，是絕對屢試不爽的方式。**有多少傷害藉此得到了辯護？這就是“公正”的邏輯。

（2）報復為善

你厭惡“網絡人肉”嗎？我想可能是有前提條件的。

在“公正”的邏輯之下，當一個人帶來了傷害，如果他本人不受到報復，豈不是“很不公平”。在這個情況下，有法必究，對他造成傷害甚至成為一種“義務”。

這當然是一切“網絡義警”背後的合理化邏輯，不論他們的意識形態如何，但至少大家達成了一種**“報復為善”**的共識。

對於我們支持的人，這是一種“網絡暴力”，對於我們討厭的人，那就是一種“網絡公正”。當我們譴責“網絡暴力”的時候，是要專注其“暴力性”，還是要專注其“誹謗性”？

我們經常更加關注後者，問題並不出在“暴力”，而是這種暴力是“誹謗的”。言下之意，只要不是“誹謗”，網絡暴力就是合理的報復。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們可能達成“何謂誹謗”的共識嗎？

（3）善惡必然教條化

還記得每有品牌“辱華”之時，明星們爭先恐後地與品牌解約麼？甚至晚解約的都會因為不積極而受到譴責。或是在慶賀之時，明星們爭先恐後地表達忠心，未表達的被網友們製作成名單“遊街示眾”。

我們總是抱怨有時“不大聲讚揚”甚至都是一種罪過，有沒有想過為何善惡成了對於“行為”的教條式要求呢？

因為我們在考慮“公正”問題，尤其是顯性公正時，例如“愛國”。在人們各自的心裏有多麼“愛國”，這自然難以衡量和計算。能夠計算的，是為了“愛國”，相應的代價你是不是承擔了，該發的言是不是發了？該捨棄的利益是不是捨棄了？

我們對“平等”和“公正”的訴求，因為算計和評估的必要，必然成為一種行為和言語上的教條。

只有如此，我們才可以共擔風險，共負義務，並據此達到一種“平等”。

因為我們要阻斷一切人以“他們內心懷有善”作為辯解的空間。這就是你的朋友圈裏大家都轉發了什麼內容，你被迫轉發的緣由，“轉發為善”在這時已經形成了一種教條。

（4）教條善壓制實然善

善惡教條主義的必然結果，在西方，主要呈現為“政治正確”，即一套平等的，人人都需要遵守的教條，對一切例外的不寬容。

在我們這裏，我想主要呈現為“負能量”的教條和“道德自律”的教條。“負能量”上篇文章已經説過，在這裏不做重複。

為了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指責（實際上不可能），我們還達成了“道德是自律，而非他律”的平等教條，意思是隻要不觸犯法律，誰都不要用“道德”指責他人。

不管背後是否有實際的“善”或“價值”，每個人都要免疫被他人“道德評價”的處境。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具有思辨性的主張，可以説是羅爾斯《正義論》的極端形式。是“善惡共識”不可能達成條件下的終極“善惡算計”。

你就會發現，**“公共善”要麼極端後退為“絕對都不可做”的消極教條，要麼極端前進為“必須大家都一起做”的積極教條。**都符合某種“公正”的形式原則。而真正的善，就在這兩種教條中被狠狠地壓抑。

（5）先天稟賦為罪

比起仇富，我們更仇視“富二代”。一個人若做了些什麼獲得財富，哪怕他做的事情是不那麼合乎市場倫理，有時都會被當作一種本事。但什麼都不做就靠家庭而獲得“財富”，才讓人恨得牙癢癢。

説明，比起實質的惡（不合乎市場倫理），我們更討厭“不公平（繼承清白的財富）”。這當然不僅僅只在財富的領域。

在PUA技術構建男性“以惡追求”的必要性時，外貌和財富的不公平分配成為了“原罪”，那麼PUA就是外貌和財富都不具備先天稟賦男性的“必要之惡”，是一種合理的補償。

在《觀察者網》抹黑方方時，她來自“大知識分子”家庭已經不是一個優勢，而是一種“原罪”了。先天佔有更多資源，或先天擁有了一些稟賦，因為其“不平等”，甚至是一種“錯誤”，並導致對先天稟賦的抵制和憎恨，這在當今的平民主義文化下，絕不是一件新鮮事。

公正的敏感，讓自然差異甚至都帶有罪過。

（6）矯正正義不可能

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時期，曾頒佈《平權法案》，其中有給予非裔和拉丁裔在美國升學中的配額制度。這種矯正正義成為對盎格魯·薩克遜人和華裔的實質性“歧視”。在川普任期內，遭到了巨大的抵制。

在我們這裏也一樣，2016年，兩部委推出高考招生調整，從12個省份調出相應名額，補貼給其他各個省份，其中江蘇省和湖北省調出名額最多，分別調出38000個和40000個，就引發了主要是這兩省的極大抵制。

從某種絕對“平等”和“公正”的觀點來看，任何“矯正正義”都是對“非矯正對象”的歧視，尤其是在實際執行中，“矯正成本”一般不可能在“非矯正對象”中絕對公平的分擔，那這樣在某種善惡算計的意義上，當然是明顯“不公正的”。

以上六點，分開來看每一個，都是“公正”而“正當”的。任何一個行為，都可以在某種“善惡算計”的基礎上構成其合理性的捍衞。

但當這六種傾向合在一起，幾乎可以解釋我們社會中和網絡上面對的一切亂象。

一個人人都“知善惡”，“敏感於公正”，憑藉公正名義而言行的社會，合在一起竟然絲毫不是光明和積極的，而是險惡陰暗的。

據此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道德滑坡”的社會，我並未看到公共言論環境被“自私”和“冷漠”的言論佔據，反而公共言論中言必稱善惡公正，今日之亂象是借“公正”之名。

​

03.

告別“公正”為公共善的時代

所以我是要主張一種“去善惡”的環境嗎？大家多談“利益”和“實際”，少談道德和善惡？

絕不是。我要絕對反對的是一種以“公正”作為公共善核心的環境。人們總想説“XX啊，多少惡事假汝之名而行。”這個“XX”，原話是“自由”，有時被化用為“愛國”，有時是“民主”，有時乾脆是“道德”。

按照今天的觀點來看，其實羅蘭夫人在法國大革命臨刑時也應該説出我今天所看到的問題。“公正啊，多少惡事假汝之名而行。”因為大革命的基礎價值即“平等”，是一種追求激進“公正”的嘗試。

對於公正（equality）的算計，以“正義”之名，讓自私甚至都變得不再自私，讓暴力不再暴力，讓傷害正當，讓“小惡”得到捍衞，讓“行為教條”被人自覺遵循維護。

需要説明的是，**我並不維護任何“不公正”，不管是財富收入，還是任何的資源分配。**社會整體財富分化縮減，資源更加平均分配，都是非常可欲的結局，可以作為衡量社會整體善惡的標尺。

但公正絕對不是衡量行為善惡的唯一方法，擺脱看上去無懈可擊的道理，尤其是再明顯不過的數字，接受一種“差異政治”，這是個嚴肅而永恆的話題。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就意識到絕對公正之不可能，城邦中的“統治者”、“輔助者”與“一般公民”的分工必然性，平等之不可能，因此只能依靠“高貴的謊言（noble lie）”來作為此種不公正的調和。

説到底，“公正”是一種“自利的合理化”，且既可以用於弱者訴求利益，也可用於強者拒絕放棄利益（矯正正義成本未公平承擔）。因此即便對於“弱者”，公正作為善惡算計也是一件壞事。

要我説，“公正”已經成為了自私的遮羞布。

04.

“公正”最好僅僅自律

當然“公正”作為公共善的核心絕不是一個偶然的結果，尤其對於我們而言。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就在於一套從分配不公出發的善惡觀；而我們的近代史被描繪為被“不公對待”的屈辱歷史，裏面充滿着報復的因子；戰後的公共秩序又被描述為以“多元”和“公正”作為核心的秩序；而改革開放後明顯的分配差距更加劇了顯性的“不公”。

這四股力量交織在一起，教育和塑造了強烈的“公正敏感”的社會文化，也讓上述六個公正的必然問題凸顯出來。

**尤其當我們缺乏其他實質性的“善惡”共識，公正就額外會成為一種“形式化”的替代品。**就像夫妻間情感的實質喪失了，基於共同利益的“公正”就成為了維繫關係的方式。

除了“公正”，善惡當然會呈現為很多其他的形式，不管是儒家的“仁”，西方的“愛”。縱觀各個美德充盈的人物，他們或許關注他人之“公正”，但甚少關心自己是否被“公正”對待；獎勵是否充足，或是厄運承擔是否太多。

一個民族也一樣，他們可以關注天下的“正義”，只是不必每次這樣的關切都七拐八拐的回到對於他們自己是否被“公正對待”這件事上。

我們應該在這裏看到一種公共道德的虛偽：一旦問題關乎“公正（即實際利益）”，大家羣情激憤，正義喊聲震天。

**當道德呈現為“真誠”、“奉獻”、“寬恕”之時，人們要麼擺出老練的嘴臉斥責這些“烏托邦”，要麼擺出嫌惡的嘴臉，斥責這些是“道德綁架”。**這些玩意兒最好都拿來自律，能夠他律的唯有“公正”。

只關注他人之公正，而非自己的。我倒覺得人們剛好説反了——“公正”最好僅僅自律。其他的“道德”，那些才是我們需要用來“他律”的善惡準則。

如果要選一個開始的話，不如就從我上次説的“真誠”開始吧。

尾聲.

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正是自己的惡習

這不是個好接受的結論，因為“公正”看上去天經地義，受到“公正”加持的“自利”，都變得無可指摘。

但我們恰恰應該看到“公正訴求”的“自利底色”，並回憶我們的經歷中，“公正”在多少次被當作惡念與惡行的捍衞，成為教條，成為一種過度精巧的算計。

我想正是看到人身上這種“公正”的敏感和天性，這種必然算計的“智慧”，伊甸園中才會有“善惡樹智慧果”的禁令吧。

確實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小到人與人之間的算計報復，大到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家族相殘，再到國與國之間的互相報復——誰都認為自己因“公正”而“正義”。“公正”追求，這種“善惡智慧”已然成為詛咒。

這讓我一再想起哈維爾在1990年的致辭，彼時捷克斯洛伐克初獲自由，正是應該大談“公正”以清算過去之時，但他説：

那些從前危害我們的人——不往飛機的窗户外張望一眼和吃特殊供應的人們——也許仍在周圍並製造污染，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國際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

**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漠視公德、空虛、個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傾軋。**主要的鬥爭將不得不在這個領域中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