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情況下會更自由_風聞

文/老C

1、

前幾篇文章聊了聊民主。

民主是國家成功的結果，而不是國家成功的原因。

在沒有法治、穩定理性的中產階級羣體，和全民大體一致的核心價值觀時，民選官員攜民選的合法性和民意力量實施的多數人的暴政，帶來的負面影響遠大於正面。

這篇文章聊聊自由。

自由和其他一些事情一樣，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把“天賦人權”（Natural Rights) 定義為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現在自然權利常被解釋為生存平等權、生命權、自由權、幸福權以及財產所有權。自然權利是西方普世價值的一個主要的支柱。

老子《道德經》中的理想社會是小國寡民。“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國家小，人口少。沒有奢侈消費，呆在家裏哪裏都不去，回到結繩記事的狀態，國家之間老死不相往來。

同為貓科動物，老虎是獨居，每隻老虎都有自己的領地，只有交配季節，雄虎和雌虎才會到一起勾搭。而獅子是羣居，幾頭甚至十幾頭獅子生活在一起。獨居的動物，肯定更加自由。羣居的動物就放棄了部分自由。而螞蟻蜜蜂這種高度分工的羣居昆蟲，就更沒有自由了。

如果希望做到絕對的自由，做到絕對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也許就只有寡民這條路。

阿西莫夫在他的科幻小説中描寫了一個自由的種族索拉里亞人，他們的科技高度發達，整個星球只有幾千個個體，每一個個體都有數千個機器人服務，居住在數百平方公里的領地中。從來不與任何其他人來往，具有高度的自由。

而居住着70億人的地球，沒有人能享受絕對的自由，也沒有人能享受絕對的財產權。

《聯合國人權宣言》認為：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着、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

然而，政府為了實現人人的福利、醫療和教育，就必須徵税，徵税就意味着侵犯私有財產權。

人，為了實現更高的生產力，為了合作組成社會，就必須向社會，或者説向政府讓渡一部分權利，沒有人有絕對的自由。馬克思認為權利義務關係是一種法律關係，因此它是一定社會的特有產物，受一定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制約。

2、

在社會中，為了維持合作，個人需要向社會或代表社會的政府，讓渡一部分權利。而讓渡多少，不同社會體制的程度是不一樣的，但仍還是存在很多共性。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都一樣的共性。

什麼樣的情況下，個人需要讓渡更多的自由？

共性是，社會處於危機時，需要讓渡更多的自由。

比如戰爭狀態，戰爭時，個人是最沒有自由的。英美這樣的國家，也會出現新聞管制，國家徵用私人的工廠，強制性的兵役，物資配給制。

比如最近的Covid-19瘟疫，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個人的自由都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3、

除了戰爭和瘟疫，在社會的核心意識形態遇到重大挑戰時，也會出現對個人自由極大的限制。甚至歇斯底里的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和迫害。

二十世紀中，西方意識形態（美國和西歐的自由民主制度）真正遇到挑戰是在大蕭條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這段時間。在大蕭條到二戰期間，蘇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分別從左右兩端，向西方制度提出了挑戰。二戰前，法西斯主義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不乏支持者，包括英國退位國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八世據稱也對法西斯主義抱有同情。

然而，真正對美國意識形態造成衝擊的，還是蘇聯的共產主義。左翼社會主義理念和蘇聯共產主義思想，在歐美的普通民眾，和高級知識分子之中，影響甚大。

在大蕭條到1956年之間的那個時期，很多歐美的中上階層的知識精英，認為共產主義制度是人類的未來所在，是正義的力量，很多人充當蘇聯的間諜並不是為了金錢，而是一種信仰，比如英國的“劍橋五間諜”。

在1945年和1946年的三次法國大選中，法國共產黨都拿到了最多的席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1951年的選舉，在種種限制之下，法國共產黨拿到了最多的普選票，但只拿到了第三多的議會席位。在1956年，法共再次奪回了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然而1958年，波匈事件後，法共在議會的席位從150個，直接下降到10個席位…..其後，法國共產黨在議會中就再也沒有拿到前三位的席位。

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及波匈事件，特別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後，蘇聯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基本不復存在。布拉格街頭的蘇聯坦克，打破了西方左翼對蘇聯的幻想。蘇聯不過是一個新形態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越戰在美國國內引發了一輪輪抗議，但越戰期間蘇聯的意識形態從未真正挑戰美國的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

4、

在核心意識形態遇到挑戰時，美國的應對是簡單而粗暴的。那段時間，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二次紅色恐慌 - “麥卡錫主義”時期。

一系列反共委員會、理事會、“忠誠審查會”在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成立，許多私營機構也致力於為大小企業進行監察，試圖找出可能存在的共產黨員。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在1945年3月，成為常設委員會。非美委員會因調查與共產主義活動有關的嫌疑個人、公共僱員和組織，調查不忠與顛覆行為而著名。1947年，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其調查對象的範圍無限擴大，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

1953年4月，開始對美國的大使館藏書目錄進行清查，美國共產黨的威廉·福斯特、記者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的書籍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燬“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誌”，據估計約200萬冊。

據估算，到1958年，美國，從事全職工作的人中5人中就有1人需要接受某種形式的忠誠審查。

FBI也參與了一系列對共產黨人的非法調查，包括盜竊、私拆信件、非法竊聽。左翼全美律師行會的成員是少數願意接手與共產主義關聯案件的人，導致行會成了胡佛的攻擊重點。該組織的辦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盜竊了至少14次。

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對好萊塢調查時名聲大躁，並惹來臭名。在被委員會問詢的第一輪證人中，有10人拒絕合作。他們被稱作“好萊塢十君子”(“Hollywood Ten”)，並引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保護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認為他們可以獲得法律保護，沒有必要回答委員會的質詢。這個策略失敗了，十君子被控蔑視國會，投入了監獄。其中兩人被判6個月，其他人則為一年。

之後，證人(在娛樂業和其它行業)決定不與委員會合作，稱他們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不能自定己罪。雖然這可以免於蔑視國會的懲罰，但是政府和私營單位依然可以以此將他們開除。

美國的民意並不反對麥卡錫主義。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有50%的美國人支持麥卡錫，而只有29%的人對此不抱好感。

在核心意識形態被威脅時，美國的第一反應是，寧可侵犯個人自由，也要維護自己的意識形態。

5、

什麼情況下能得到更多的自由？

和平繁榮的環境下，會有更多的自由。

在不同陣營激烈對抗時，自由會更少。

戰爭中是最沒有自由的。世界各國都不例外。

麥卡錫主義氾濫的時代也缺少自由。麥卡錫主義的來源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受到挑戰，或者説，美國對自己的核心意識形態不夠自信，認為自己受到了挑戰。

1956年以後，雖然蘇聯國力更強。但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以及波匈事件，讓蘇聯意識形態在西方的影響力反而減弱了。美國也就沒那麼擔心了。

自由來源於自信。自信帶來寬容。

家庭裏，聽話的好孩子和不聽話的壞孩子，誰更加自由？好孩子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公司裏面，優秀員工和磨洋工的，誰更自由？優秀員工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美國也一樣。美國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美國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優越的絕對自信。

前美國駐華大使博卡斯在一次採訪中，直言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言辭攻擊“過火”，“我們正在重回‘麥卡錫主義’時代……也有點像30年代的希特勒（時期）。大家都知道現在發生的事是錯誤的，但他們沒有站出來，沒有説任何話，因為他們感到害怕。”

“在美國，誰要是為中國説點公道話，他/她就會害怕，怕保不住自己的腦袋了。”博卡斯説：“這和30年代的德國情況相似，現在美國主政的那些人就跟那時的德國一樣，不敢站出來説話，現在的情況讓我很擔心。這是很危險的。”

“我認為我們正在朝那個方向發展，並非是已經走到這一步，”博卡斯指出：“美國很多當權者都知道對中國的種種攻擊是不負責任的，也知道如果繼續下去，就會付出很大代價，但他們不敢説出來，因為説出來就會受到攻擊。”

當美國的自信遇到挑戰時，個人自由也會被限制。

戰爭中，一紙總統行政命令，可以把日裔美國人統統關到集中營。那時，沒人管什麼自由不自由。戰時的新聞管制也是天經地義。

即使是和平年代，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遇到挑戰時，一樣會出現麥卡錫主義這種侵犯個人自由的東西。

國家越強大，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越強大，國民越團結越自信，其實才會越自由。

自由、民主、法治。

民主和自由都説過了。後面打算寫1-2篇説説法治。對一個國家，我自己的排序是法治第一重要，自由第二，民主第三。

法治這個主題很難寫。民主和自由，我認為，並不是現急需改善的。美國那套新自由主義的東西，不適合我們。但法治，我認為確實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間。

法治，並不是要照搬英美那套體系，而是要堅持依法治國這四個字。依法治國可以降低每一個人所要面對的不確定性。

後幾天再琢磨琢磨怎麼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