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變中的世界：歷史關口的中國戰略選擇（下）_風聞

華生2010 05-11 22:20 投訴閲讀數：63018                                            ——武漢保衞戰：從錯失戰機、慘烈退守到逆轉反攻（七）

       上篇文章提出，《國際衞生條例》將基層層面、中層層面和國家層面的責任區分定義的非常清楚，因此，實事求是地將湖北和武漢政府及責任人前期應對疫情中的問題與中國中央政府區分開來，國家層面不去承擔本來是個別地方中間和基層層面的問題，有利於最大限度地降低國家風險，保護來之不易的中國改革開放良好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同志説過，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們的歷史也證明，什麼時候堅持實事求是，我們的事業就發展、就勝利，相反，我們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和困難。現在國外有人正在找一切材料來試圖説明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的疫情處理有不透明，隱瞞或壓制真實信息（注意：不是説有認識和判斷失策失誤，因為失誤比我們大的國家多了去了），我們這時閉口不談前期的問題，幫助下面全承擔起來，既違反了實事求是的精神，還增加了自己的風險。本篇將通過對疫情和病毒溯源問題的梳理，説明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特大型國家，基層所發生的各種我們想象不到的問題太多了，我們是不應兜也兜不了的，相反，應堅持公開透明和法治去嚴肅查處。只有勇於堅持實事求是，我們才能夠發現和補上真正的漏洞，同時也才能在國際社會建立自己公開透明和光明磊落的形象，爭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

疫情與病毒起源問題的政治化

       最近，隨着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重複聲稱“有大量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以及特朗普總統本人聲言，他看到了病毒來自中國武漢實驗室的證據，新冠病毒來源問題已經極端政治化，成為美國一部分政客攻擊中國的焦點。其實，像這類極端而又語焉不詳的攻擊，我們還真不必過慮。一是因為特朗普等人都是出了名的大嘴巴，經常自己剛説完，過兩天又改口往回收，並無定數，這次也是這樣。二是因為除了美國的民主黨人一直死死抓住特朗普政府不放，抨擊其做法只是為了甩鍋和轉移矛盾之外，不僅美國的盟國都很謹慎，而且就連特朗普政府身邊的機構和要人也不附和。如美國國家情報總署發表聲明，説“情報界也同意廣泛的科學共識，即COVID-19病毒不是人為的或轉基因的”。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白宮疫情通報會的首席專家福奇博士最近也明確表示，“科學證據非常、非常強烈的指向這一病毒是在非人為操縱下產生的。遞進演化理論強有力地表明，這一病毒在自然界中進化並逐步跨越物種傳播”。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上將也在記者會上表示，從迄今為止的情況看，一，冠狀病毒自然產生而非人造。二，病毒可能並非故意釋放的。三，至於病毒的來源是實驗室還是市場還並不知道。世衞組織也表示，現在證據顯示，引發新冠疫情的病毒可能源自野生蝙蝠，再經中間宿主傳給人類。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説話的對象主要不是美國那少數政客，而是面對態度相對中立客觀的大多數國家和各界人士，通過心平氣和、充分説理和有科學依據的材料，來推動共識。這樣才能取得疫情輿論戰、道義戰中的主動權。

       那麼，大多數人關切的是什麼呢？這場百年一遇的大疫情造成了全球範圍的巨大生命財產損失，大家自然關切疫情發生的原因和病毒來源，研究防範之道，以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由於這些年來如2009年的H1N1流感，此後的中東呼吸綜合症以及幾次禽流感，一般都是來自家禽或家畜（豬、駱駝等），而這次疫情被認為與2003年的SARS類似, 來自蝙蝠類的野生動物, 被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命名為SARS-CoV-2。 因此，搞清其起因和來源，就更容易有針對性的預防解決方案。

       中國是首先報告此次疫情暴發的國家，可以也應當在搞清疫情和病毒的來源問題上走在前面，利用我們掌握的前期病例樣本資源優勢和中國在這個領域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科研力量，發揮客觀公正進行科學溯源的主動作用，從而取得自己的話語權。如果我們自己除了嚴詞厲色的還擊以外，在這個問題上不深入直面問題去積極投入、推動和影響，這樣就容易喪失話語權，陷入被動。2003年SARS的時候，我們的應對經驗和國家科研水平，都與今天不能同日而語，但是當年我們調整應對方式後，公開透明，與國際科學界攜手合作，結果雖然病毒來源被傾向認為是我國境內的蝙蝠，而中介宿主可能是果子狸，但是並沒有給中國的國家利益帶來什麼損害，更沒再成為廣泛的政治議題。相反我們努力把壞事變成好事，大大加強了向國際科學界同行的學習和交流的機會，借鑑國際經驗，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大力加強機制機構建設，顯著提升了我國在這個領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有助於我們後來成功地應對多次國際流行傳染病的侵襲。今天的國際環境雖然空前複雜，但我們的有利條件也更多得多，所以我們應當有信心更好地應對挑戰，而不被美國的少數政客擾亂我們的戰略，落入他們的敍事套路，影響我們與國際社會中大多數正常關切疫情的人的對話與交流。這樣面對和分析問題，也有助於我們以科學態度，提前做好應對各種可能的準備和預案。

國內在疫情與病毒起源問題上的輿情演變

      這次不明原因肺炎在武漢暴發之初，由於當時多數病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當地政府的有關責任人首先是將其鎖定在這個市場，排斥國家衞健委專家組的意見（綠皮書），搞出自己的診斷認定標準（白皮書），其中將是否去過華南海鮮市場作為診斷為不明原因肺炎的必備條件之一，下發醫院執行。當時有人推測，當地政府相關部門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儘可能地減少病人數量，以免造成社會影響。當然這樣做就會將沒有去過海鮮市場，但被傳染的病人排除在外了。我國人大常委會於2月25日“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羣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應當説還是沿着這個方向所採取的措施。

       不過，由於我國科研人員發表的多篇論文中介紹，第一批確診的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人中，有四分之一左右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因此有人懷疑華南海鮮市場並非唯一或最早的病毒來源地。各種陰謀論的猜測開始在網上流行。最初的一個目標是關於武漢市疾控中心的年輕技師田俊華，由於之前我們官方媒體上介紹了他如何捉蝙蝠、研究蝙蝠的相關事蹟，而市疾控中心又正好與華南海鮮市場相隔很近，所以他還一度被懷疑為零號病人即第一個受感染但未發病的人。但很快隨着網上一篇印度科研人員懷疑新冠病毒是由科學家在實驗室人工處理製造的論文出現（該論文很快遭同行質疑而撤稿），網上輿論就把目光轉移聚焦到更權威的科研人員及機構，即有“蝙蝠女俠”之稱的科學家石正麗及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頭上。

       石正麗是我國研究蝙蝠及新冠病毒的頂級科學家。她領銜的研究團隊，在2013年、2017年先後從中華菊頭蝠中分離出與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論文發表在國際權威的《自然》等期刊上。但印度學者文章發表後， 國內有人找出石正麗於2015年與國際研究者合作的一篇發表在權威《自然醫學》雜誌上的文章，文中提到為了研究循環蝙蝠冠狀病毒出現的可能性（即感染人類的可能性），構建了一種嵌合病毒，用以評估引起相關疾病的能力和測試免疫療法的療效。文中還説在這個基礎上，合成了一株具有感染性的重組病毒，證明了其在體內外的複製能力。這被人懷疑為是造成此次疫情病毒泄露的源頭。由於參與這項研究的美國合作方也牽頭研發治療病毒的藥物，更有極端的陰謀論者質疑石正麗和美國一起製造了病毒。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所長等人也遭人肉搜索和污名化。還有人質問，為何獨獨石正麗與高福成為美國微生物科學院的院士？緊接着，王辰院士、高福院士等在1月24日權威期刊《柳葉刀》發表的論文，以及中國科學家團隊1月30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均被人蓄意歪曲後，成為網上不同政治傾向人們的共同攻擊目標。當時，無論是科學家石正麗被迫站出來説，願意用生命打賭，病毒不是她們所泄露，還是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沉默，都反而激起人們更多的懷疑和憤怒。一時間，一大批中國科學家們成為眾矢之的，面臨巨大的壓力。現在回過來看，如果説有什麼東西真是給外人遞刀子，這些才是真的刀子，會把中國往死裏整。那些當時不問事實一定要給中國科學家定罪，今天又變成義憤填膺的民族主義者、反對任何實事求是查因問責的人，恐怕真應當好好反省了。

       進入3月份，隨着疫情在歐美國家迅速蔓延，國外有人開始就病毒起源問題抨擊中國。國內的陰謀論迅速從民粹主義的反智轉為民族主義的排外。從軍運會美國軍人帶來病毒，美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製造了病毒，美國去年秋天的大流感就有很多新冠病人，到歐洲意大利等地早已發生新冠病毒感染病人等各種消息紛至沓來。現在更是幾乎每天都有證實病毒更早起源於國外的新證據在中文媒體上湧現。類似“中國終於被證清白”，“這下還了中國一個公道”的標題也經常跳入眼簾。其實，這些當中只要有一個能被科學證實，當然可以給中國以話語權的極大主動。但是應當客觀地説，這些消息至今大體還屬於猜想與傳言或缺乏科學論證的個例，尚未得到科學界和國際社會的採信。同時很顯然，如果我們只是消極等待國外傳來的消息來為我們正名，那就太幼稚太被動，也太危險了。

疫情和病毒的查因溯源問題

       現在，國際科學界普遍認為，新冠病毒是自然界的產物，不是人工合成或經過人工改造。世衞組織食品安全與人畜共患病專家彼得·恩巴雷克表示，新冠病毒及所屬的冠狀族羣來源於自然界的蝙蝠，偶爾通過其他不同種類的動物傳播到人類，適應人體後導致疾病發生。這種情況都是源於人與動物的密切接觸。應當説，這個看法也反映了世界上多數科學家的共識，與我國科學家迄今發表在國際權威期刊的多篇論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正如中國政府多次表達的，新冠病毒的來源是個科學問題，應當由科學界應用科學的方法去解決。因此，我們不應當跟着美國少數政客，將這個問題政治化，這樣反而會陷入別人設定的議題。相反，我們應當利用中國較早暴發大規模疫情的樣本優勢和中國強大的科研力量，積極參與科學溯源工作，搞清真實情況，得出科學結論。現在國內不少人既歡迎病毒來源自然界的判斷，又強調其極可能來自國外發達國家的試驗室，在邏輯上並不自洽。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如何發言站位，還是一個需要慎重權衡和有科學家參與研究的嚴肅問題。

       世衞組織駐中國代表高力聲稱，世衞認為病毒來源於自然界，暴發在武漢。這應當反映了國際社會上不少人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積極主動推進科學溯源，即便最後發現病毒源頭來自國內的野生動物，同樣可以反擊美國少數政客的陰謀論指控。如同當年SARS，我們也仍然可以坦然面對，並採取針對性的堵漏洞、補短板的辦法，展現我們的坦誠和透明度；如果發現病毒來源短期內並不能定論，我們也能拿出有説服力的科學依據；如果發現源頭在國外，當然就更可以贏得主動，還可以進一步追蹤病毒如何被帶入國內，那樣我們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也會大不相同。

       現在，世衞組織提出派專家到首先報告疫情的武漢做溯源工作，我國已經表示只要不帶偏見和預設立場，我們願意接受科學家的調查和交流。當然，這並不排斥我們在有一定的證據或線索的基礎上，向世衞組織提出建議，同時對其他可能的源頭地，如美國有市長提出，他在去年秋天所得的流感，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感染，以及其他國家報道的更早的可疑病例，也展開調查。實際上，世衞組織發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邁爾已經提出，各國有必要對近半年來的新冠病毒肺炎疑似病人的病例重新展開調查。對此我們也應當積極參與和推動。當然，我們更要做好自己的準備工作，因此下面着重就世衞組織駐中國代表明確提出要調查武漢兩個實驗室的情況，對已公開的資料作一個梳理，看看我們應該先行做好哪些必要的功課。

      世衞組織所説的武漢兩個實驗室，首先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4實驗室。這是國內唯一一家安全等級最高的P4實驗室。這個實驗室最初是法國幫助中國建立的。該實驗室2015年1月建成，標誌着我國正式擁有了研究和處理烈性病原體的硬件條件。2018年1月該室通過國家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活體現場評估。這個所石正麗領銜的對蝙蝠與冠狀病毒的研究，過去與美國的很多科學家也有長期的合作，並曾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對這種類型的研究，國際科學界長期以來也有不同意見，有一部分人認為過於危險，萬一泄露或被惡意利用，將是對人類的威脅。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在有嚴密安全保障環境下做此類研究，有助於人類應對這類病毒對我們的侵襲，利大於弊，應當支持。實際上，國際上擁有P4實驗室從事這類前沿研究的機構中，中國還是後來者。

       我們的文章曾經介紹，雖然武漢市衞健委方面很早就將此次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樣本送多地不同公司、單位檢測，但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所則是在去年12月30日才拿到樣本。最近，石正麗接受知名雜誌《科學美國人》（2020年4月27號）採訪中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她在採訪中介紹，2019年12月30日晚上7時，武漢病毒所收到了幾份神秘的病人樣本。隨即所長給正在上海開會的她打來電話，説武漢市疾控中心發現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希望幫助研究確定一下，要她把手頭的事放一放，立即處理此事。石正麗説她當時想有沒有搞錯啊，“我從未想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中國的中部武漢”。她説她的研究表明，冠狀病毒從動物直接傳染人類風險最大的是廣東、廣西和雲南這樣的亞熱帶地。她説她記得當時在想，“如果説冠狀病毒是罪魁禍首，它們會有可能來自我們的實驗室嗎”？

       石正麗在當晚回武漢的動車上就與同事們討論開始檢測的方法。回去後檢查了實驗室過去幾年的記錄，以及檢查實驗材料是否有不當處理，特別是在廢料處置過程中是否有失當。當最後發現病人樣本中沒有一個序列與她們團隊從蝙蝠洞取樣的病毒序列相匹配，她説，“這真的讓我放下了心頭的一塊大石，我好幾天都沒閤眼”。2月份，她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中報告，這種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病原體有關，後來這個新型冠狀病毒被國際上正式定義為SARS-CoV-2。 參與了她們這項研究的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病毒專家拉爾夫·巴里克（Ralph Baric)分析，在第一例嚴重病例引起警覺之前，病原體就可能已經存在數週甚至數月。“之前可能就發生了小型疫情，但病毒在造成嚴重破壞之前便衰竭了”。“武漢的暴發絕非偶然”。他説，因為在石正麗取樣的許多蝙蝠棲息處，不同病毒不斷混雜在一起的狀態，為危險的新病原體的出現創造了絕佳的機會。如果人們長期身處這類病毒熔爐的鄰接地帶，按照石正麗的説法，“你不需要成為野生動物販子就會被感染”。 2015年10月，石正麗團隊從一個山區石頭洞附近的200多名居民那裏採集了血液樣本，研究發現有6人（近3% ）攜帶來自蝙蝠的對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的抗體，儘管他們中沒有人處理過野生動物或報告過類似SARS或類似肺炎的症狀。

       石正麗還介紹，2017年她們團隊被派去調查雲南山區一個礦井的病毒情況，當時有6名礦工患有類似肺炎的疾病（其中兩人死亡）。最後研究人員在進行了一年的取樣後，在六種蝙蝠中發現一組不同的冠狀病毒。在下礦井後發現，礦井中蝙蝠的糞便覆蓋着一層黴菌，而這些黴菌原來就是使礦工生病的病原體。石正麗團隊研究的結論是，如果礦井不馬上關閉，更多的礦工感染只是時間問題。可見，隨着人類日益侵佔野生動物棲息地，以及商業化全球化發展，人類面臨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還在劇增，需要我們警覺和預防。 所以石正麗強調新型冠狀病毒是大自然對人類不文明生活方式的懲罰。

       因此，我們應當珍惜和感謝中國科學家們不為人知的長期辛勤奮鬥與守護，也應當相信在武漢病毒所這樣最高等級的安全條件下，如石正麗這樣國際一流的科學家所得出的嚴謹結論，也經得起國際調查論證。當然，中國政府和科學界自己立即組織全面、嚴密的自查，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衞生組織提出的武漢另一個實驗室，現在也是國外關注的焦點，一般人並不太熟悉，這應當是國外有媒體點出的武漢市疾控中心下屬的“病原生物檢驗所”的P2實驗室。我國各省市衞健委下屬的疾控中心，一般都設有一些研究所或實驗室，主要從事一般傳染病的防治與研究工作。疾控中心的病媒防治工作更是常常要與蝗蟲、跳蚤、蟎蟲、老鼠等打交道，工作環境相當辛苦，也有一定的感染風險。武漢市疾控中心在這次疫情中受到關注，除了他們一直堅持“人不傳人”的説法外，其實並不是因為這個實驗室，而主要是前面提到的該中心下屬“消毒與病媒生物防制所”的一名年輕的副主任技師，即獲得過“湖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稱號和“湖北省五一勞動獎章”的田俊華。從國內的有關介紹文章看，田俊華團隊的研究主要是和外部合作，似乎與疾控中心的P2實驗室也並無太多的聯繫。因此，從國外披露的各種資料及一些人或明或暗的指向來看，拿疾控中心的實驗室説事，有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和警覺。

      據《湖北時報》荊楚網2014年9月4日，在“青春似火，奉獻如歌”一文中對田俊華先進事蹟的介紹， 這位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80後公衞醫生，當時已是幹了10年的專業骨幹。田俊華2012年開始對蝙蝠的研究，曾多次在抓夾蝙蝠時被噴血到他的皮膚上，手腕上也留下了長短的抓傷疤痕。他被各種毒蟲咬傷更是常事，受傷後只能自行隔離觀察。近2013年全年他就成功抓獲了一萬來只蝙蝠做樣本。

       從2013年起他的研究團隊就開始與上海的張永振教授團隊合作，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2016年田俊華作為並列第一作者的論文上了國際最權威的《自然》雜誌，消息還上了2016年11月24日的央視《新聞聯播》，播出標題為“我國科學家發現1445種新RNA病毒”（新冠病毒即屬此類RNA病毒）。而據稱，“在此之前，人類數百年發現的病毒僅2284種”。

       2017年5月3日新華網轉載了《武漢晚報》的報道，其中介紹“蝙蝠攜帶大量病毒，一不小心就有被感染的風險。除了在書本上了解過蝙蝠外，田俊華對蝙蝠的認知，可以説幾乎為零。但他毫不畏懼，攜妻赴山捕蝙”。他後來發現可用沖天炮驚起蝙蝠再大量捕獲。“但在操作中，田俊華忘了做防護措施，蝙蝠尿液像雨點從頭頂滴到他身上，如果被感染了，連藥都找不到。田俊華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只要14天的潛伏期不發病，就能幸運的躲過’。”

       今年3月13號，《健康時報》在題為“蝙蝠獵手田俊華”的報道中介紹，張永振、田俊華等在《自然》雜誌發表論文，該研究共在我國多省市的陸地及江湖海洋中“採集了九個動物門超過220種無脊椎動物，共發現1445種全新的病毒”。“在此項研究中，田俊華非常滿意自己的工作，他超額找到了13個目，提供的動物樣本量超過了100萬隻，約佔研究總樣本量的57%”。田俊華介紹，“蝙蝠身上可以找到大部分人類致病病毒”。“發現病毒的過程也是最容易感染病毒的過程”。但此次疫情發生後，“在諸多媒體報導留下的‘蛛絲馬跡’中，一些懷疑的聲音出現了。‘武漢疾控中心距離華南海鮮市場約590米’、‘田俊華在湖北地區抓蝙蝠近萬隻’、‘田俊華應該被檢查血液是否有病毒’、‘田俊華會不會是零號患者’、‘蝙蝠研究是否出現科學家溢出事件’、‘武漢疾控與華南海鮮市場地下水道是否有蝙蝠’”。“最近一段時間，這些質疑聲讓田俊華的情緒很不好”。

       以上我們簡略介紹部分現在網上都有的公開文章，意在説明，真正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不能光喊幾句貌似激進的口號，沉浸在相互傳一些自己愛聽的順耳消息，而是要知己知彼，清楚別人正在試圖抓我們哪些問題，相應採取正確的內外對策，才能應對各種複雜情況，最大限度地保護國家和民族利益。我們不能在上述所有這些資料早已被國外關注我們的對手以及眾多媒體截存分析的時候，自己還渾然不覺。美國《華盛頓時報》的記者比爾·格茨正是援引相關文章和國內的宣傳記錄片，強調武漢市疾控中心的田俊華已經進行了多年對蝙蝠的研究，而這個位於華南海鮮市場旁的疾控中心及其實驗室根本不具備研究此類病毒的安全等級，而專家們認為病毒很容易在這種不規範的採集、攜帶或處理過程中感染人。特朗普總統的原首席戰略顧問、反華死硬派班農更是在其《美國之聲》節目中，對這些信息感到震驚和極度興奮，認為田俊華在蒐集病毒過程中疑被感染，然後自行隔離14天的做法等等，都是中國人早已知道這個病毒傳染的鐵證。可見，國外反華人士感興趣的“刀子”並非我們這裏很多人氣憤的什麼武漢疫情悲劇的傳聞記錄，因為這種悲情他們自己那裏就到處都是，而是我國這類有官方或權威背景依據的資料，以拿來作為攻擊我們的靶子和影響國際輿論的證據，對此我們不能自己矇在鼓裏，給別人提供炮彈而不自知。

       應當指出，其實田俊華的研究經歷並不能説明就與新冠病毒的來源有關。它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即便是我們基層一般工作人員的工作漏洞，也有可能成為被別人利用的缺口。實際上，從上述公開文章以及我們沒有引用的更多的材料和宣傳記錄片看，田俊華越出工作範圍的研究，最初也是基於個人興趣與工作熱情，正好得到當時單位也許開明但是缺乏法規意識的領導的賞識，並不是上級的任務或組織的行為。隨着他與別人合作的項目在學術上得到認可，也在單位得到了較多的支持。但這確實暴露了一些我們工作的盲點和風險點。據瞭解，國家衞健委之前赴武漢的專家對這些情況也毫不知情。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還並不知道，武漢市疾控中心及其上級衞健委最初對疫情的關起門來處理， 先前報道的去年12月26號上海張永振教授團隊“用自己的渠道”拿到的病人樣本，武漢最初嚴格把病例限制在華南海鮮市場，以及多名權威專家批評的華南海鮮市場取樣不足就被過早關閉等等，是否與他們自己的下屬有這方面的研究和顧忌有關。因此，我們不能再寄希望於當地那些一再誤事的責任人，他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麻煩已經夠多夠大了。建議有必要結合國家監察委對湖北和武漢前期防疫工作的調查，立即組織專家和科學家，對相關情況進行徹底調查瞭解，這樣才能夠真正如習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真正發現和補上短板，查出和堵上漏洞。

       綜上所述，即便不考慮國際上的因素，在現代化城市化社會與我國複雜的地理生態環境下，我們無時不面臨新的病毒和疫情的威脅。因此，我國除了要真正禁止野生動物的非法售賣和食用以外，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保護，考慮適當的鄰近人羣和社區的間離，特別是對採集、運輸、處理和研究野生動物樣本工作的全面補充立法立規，真正堅決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懲，是太緊迫太必要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