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鐵幕抑或新冷戰 ：中美關係現狀及中國應對之道_風聞

隨着美中關係進入全面戰略競爭時代，準確定義美中關係的屬性及特徵，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美國對華政策具有嚴重的冷戰色彩，但新冷戰的到來需要滿足對抗的高風險性、中間地帶逐漸消失、出現新的對抗領域和方式以及結局的零和性四個條件，當代國際經濟體系的深度融合、中美關係的歷史慣性以及國際社會的滲透性制約了美國採取真正的新冷戰政策。美國今天採取的實際政策，用新鐵幕概括更為準確，美國在意識形態、國際經濟、政治與軍事安全領域對中國全面圍堵，試圖推動中國與國際體系脱鈎。新鐵幕的實施是彈性的，美國對低風險、低成本和結果可控的需要，使鐵幕還不是一個閉合的封鎖圈，但是，新鐵幕戰略也是模糊的，對中國而言面臨着升級的風險和隔離的風險。中國需要在戰略理念層面對最壞局面、外交被動性和互利互助意義下降有所準備。在路線方針政策方面，中國堅持發展導向、開放導向，堅持戰略剋制，重新思考國際統一戰線的意義；並針對最壞局面的可能性，在強化國民經濟獨立自主能力、軍事威懾能力、重新審視不結盟政策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美中關係還有改善的可能嗎？為什麼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署沒有提振國際社會對兩國關係的信心？如果美中已經進入全面戰略競爭階段，兩國關係如何避免災難性的後果？對美中雙邊關係進行準確的定義，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研究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目前，新冷戰已經到來或即將到來的觀點甚囂塵上。嚴格來説，新冷戰確實成為惡化的兩國關係的前景之一，但是，新冷戰已經到來卻缺乏現實依據。中美關係是否會邁向新冷戰，主要取決於當前的新鐵幕狀態是否會延續下去。

一、新冷戰的憂慮是美中關係的危險前景

按照馬丁·沃爾夫的觀點，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４ 日在哈德遜研究所就中國問題發表的演講，標誌着美國政府把中美關係定義為新冷戰狀態。自此以後，美國逐步加緊與中國的緊張關係，開始在政治、經濟、技術、安全等多個領域對中國進行遏制，中國的反制也隨之升級。

美國是否啓動了“新冷戰”，中美間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成為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判斷。應該説，針對該問題的爭論，前提本身是模糊的。新冷戰本身的定義就是模糊的，有時甚至是內在矛盾的。這種矛盾性使關於新冷戰的爭論往往不是建立在同一話語範疇之內。研究者甚至經常沒有區分新冷戰到底是一種外交話語，還是一個時代特徵。

（一）新冷戰的定義

梳理新冷戰的定義，絕大多數學者和政治家基於對美蘇冷戰歷史經驗的反思和類比，以及對當前美中衝突的總結，倒推出新冷戰概念。當前新冷戰的定義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把新冷戰定義為美蘇冷戰在當代的重演；另一種則把新冷戰理解為一種與美蘇冷戰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大國競爭關係。前者強調新冷戰與舊冷戰的相似性，後者則強調二者的區別。

就第一種定義方式而言，很多政治家和學者相信美中全面競爭關係，即便目前沒有走到美蘇冷戰時期的局面，也終將會朝着相似的方向發展。《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詞典》對冷戰的解釋是：“冷戰，指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除直接武力進攻以外的一切敵對活動；也指當時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關係處於嚴重緊張，但未爆發直接衝突的狀態。”美蘇冷戰是二戰後國際關係空前緊張和暴力的階段，冷戰不是加迪斯想象中的“長和平”，而是除戰爭外一切敵對行為的整合。很多學者通過尋找美中競爭和美蘇競爭的相似之處，論證當前美中關係中發生的競爭是一場冷戰。ＤｏｕｇＢａｎｄｏｗ 認為，美中關係正在走向“曠日持久的經濟和政治衝突”，最終會引發“軍事對抗” 。美中關係的歷史軌跡符合當年冷戰的發展邏輯，因此，可以被視為新的冷戰。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持類似的邏輯，他認為從技術競爭、太空競爭到軍事衝突，“中國共產黨基本扮演了蘇聯在冷戰中的角色” 。

原教旨主義的冷戰概念滿足了西方民粹主義政治家需要敵人和製造敵人的政治衝動，包括特朗普、彭培奧、彭斯等美國政要，都成為這種定義最堅定的鼓吹者。他們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中國正試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對立的世界”。中國正以除了炸彈和子彈之外的一切手段，對美國發動“整個政府”的攻擊。這種説辭並不是事實，因為中國沒有進行類似蘇聯的意識形態輸出是顯而易見的；美國政府願意模仿冷戰時的修辭，也並不意味着他們已經作出了“美中正在進行意識形態對抗”的判斷，更多是暗示美國在新的競爭中將再現冷戰勝利的輝煌。第二種定義方式則強調中美當前緊張關係與舊冷戰的差異性。在這一語境下，新冷戰雖然雜糅了舊權力政治的許多特徵，但它更多體現了中美兩國面向未來新高峯的戰略競爭，體現了政治控制由“領土”（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向“聯通”（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和規則的轉移 。這種關係發生在新的場域，有着新的勝負標準，除了零和邏輯與美蘇冷戰類似外，它更受新體系偏好的影響。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認為，新冷戰的新主要來自國家競爭重心的轉移，美中貿易戰已經“演變成圍繞５Ｇ 網絡、人工智能、在線支付甚至量子計算的技術戰爭”。包括５Ｇ在內的技術集體的鬥爭，將導致全球技術生態系統的分裂，形成壁壘鮮明的對立陣營 。閻學通教授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與冷戰（蘇聯）時期盛行的秩序不同……美中兩國的兩極關係不會因為全球秩序的根本性質而成為受意識形態驅動的、關乎存亡的衝突。相反，這將是對消費市場和技術優勢的競爭，涉及有關貿易、投資、就業、匯率和知識產權的規範和規則” 。

兩種定義新冷戰的方式，都存在着解釋力困境。以美蘇冷戰為藍本思考今天的美中關係，這種定義方式比較契合冷戰的原初涵義。但是，美中關係與美蘇關係在時代背景和實踐邏輯方面差異性過大，美蘇冷戰時期的核恐怖平衡、兩大陣營對壘、代理人戰爭以及意識形態對抗，在今天都沒有特別凸顯。以美蘇關係作為標準來衡量的話，今天美中競爭的程度還達不到冷戰的門檻，原教旨主義傾向的新冷戰概念缺乏現實的對照。強調今天美中關係的時代性和特殊性，比較容易對美中全面競爭關係作出全面的描述，但是，對這種新的競爭關係，是否可以用“冷戰”進行概括則會出現問題。美中貿易戰和技術戰是在美中高度相互依賴的背景下展開的，這與當初美蘇全面脱鈎的情形完全不一樣。新場域的競爭因為競爭主體間的高度滲透，缺乏可以簡單衡量勝負的標準。比如，中興集團受到了美國的打壓，大量為中興集團供貨的美國企業同樣遭受損失，如何説明這些損失也是中國的失敗呢？此外，即便在新場域和新邏輯下，美中展開了類似冷戰一樣非贏即輸的鬥爭，這種競爭又會以怎樣的形式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領域呢？外溢效應是否會造成類似冷戰的結局？目前，還缺乏有説服力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邏輯對此種新冷戰的定義加以支持。

（二）識別新冷戰的標誌

綜合考量兩種新冷戰的定義方式，我們可以假定，如果美中關係可以被定義為新冷戰，那它就應該在嚴重性上達到美蘇冷戰的程度，又在內容上超越舊冷戰固有的範疇。堅信新冷戰已經到來的學者，對美中關係的特徵作出了類似的概括。

第一，對抗的高風險性。無論是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對抗，還是在新空間的競爭，美中競爭如果能定性為冷戰，那麼，它的對抗程度一定會達到相當嚴重和危險的程度。包括加迪斯、沃爾茲在內，很多學者都把冷戰視為體系結構高度穩定的“長和平”，認為美蘇兩極治下的世界比起近代歐洲多極結構，更具可預見性和持續性。這種説法掩蓋了新冷戰高度的危險性和頑固的不可修正性。Ｗａｒｒｅｎ Ｆ．Ｋｉｍｂａｌ批判道，那些美化冷戰的説法無視了冷戰期間歐洲之外的７０餘場戰爭及其導致的 ８００ 多萬人的死亡，所謂的穩定、均衡與和平都是一種不合乎歷史事實的簡單化認知。新中國建立以來，中美關係的發展經歷了全面對抗、密切合作到競合併存等諸多階段，期間也遭遇了若干相當嚴峻的時刻。但是，將今天的美中關係定性為新冷戰，意味着過去雙邊關係中可以被忽略的瞬間，正在或已經成為無法用共同發展來逾越的結構性矛盾，意味着這些問題最終會以一方的全贏或全輸告終。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和馬丁·沃爾夫都把“台灣、朝鮮或南中國海問題上發生軍事衝突”視為大概率事件。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很早就存在，但今天這些問題將更加危險 。持新冷戰論的學者對美中走向軍事對抗的前景憂心忡忡，但大都不願探討軍事衝突的歷史性後果，就是因為高風險對抗存在着巨大的不可預期性。

第二，中間地帶逐漸消失。自特朗普執政以來，所有人都觀察到美國整頓其聯盟體系及逼迫中間國家選邊站的決心。美國令人詬病的美國優先原則，不僅是一種極端自私的外交策略，更應該被視為一種重塑美國權威、評估聯盟牢固程度和提升聯盟行動能力的戰略舉措。回顧歷史，由於冷戰本質上是非此即彼的陣營之爭，勢力範圍的強化和拓展成為大國競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美蘇長期投注中間地帶，把中間地帶視為對壘的戰場，競相用自己的擴張來“預防”對手擴張，冷戰時期由此成為主權原則被粗暴踐踏的時代。很多觀察家把特朗普政府強制要求中間地帶的舉動，視為新冷戰已經爆發的顯著特徵，他們擔心如果中國也採取類似的政策，則選邊站將徹底改變國際體系的政策邏輯。Ｄａｎｉｅｌ Ｊ．Ｉｋｅｎｓｏｎ以兩國在華為問題上的角力為例，認為華為問題的本質就是科技領域的冷戰，中美都在逼迫中立國家選邊站 。

第三，新的對抗領域與對抗方式。新的時代背景賦予了美中全面衝突新的內容，也讓美中競爭以新的形式進行。美中激烈對抗頻繁發生在新空間、新領域、新產業內，帶有鮮明的爭奪未來的色彩。太空、網絡等“高邊疆”與“新邊疆”及新興技術與產業的發展，曾經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較少受到政治的干擾。但是，新興領域的工具化和武器化今天已經成為美中競爭的主戰場。美國２０１９年２月簽署法令組建“太空軍”，宣佈要獲得高邊疆的單邊優勢，《美中經濟委員會２０１９年評估報告》建議將中國“人工智能、新材料、儲能、民用核能、生物技術與醫藥、航空航天裝備製造、半導體、國防裝備製造、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軌道交通裝備製造、雲計算、電子商務、機器人與精密製造、稀土”等產業，列入限制和制裁範疇，中國２０１５年頒佈的強化高端製造業國家戰略規劃（即中國製造２０２５ ）被指為直接對標美國相關產業，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中美在新領域的競爭被視為對未來的爭奪，也被視為新冷戰的“新”之所在。

美國將新的領域納入冷戰的範疇，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美蘇冷戰時期的政策模式。中美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程度和人員上的跨國流動，是當年美蘇關係難以想象的。美國要打擊中國的發展，但又需要一個能夠擴大購買美國產品和服務的中國。中美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使二者間的鬥爭空前複雜，識別敵我和損益極為困難，這種鬥爭從內容到手段上與美蘇冷戰相區別，需要更細緻的政策“微操”，需要在保持接觸的基礎上尋找遏制與反遏制的有效手段，這些都帶有新的特徵。

第四，結局的零和性。冷戰中的兩大陣營，也曾有關係較為平穩的時期。但是，冷戰最終的結局證明，兩極間的穩定只是權力均衡情況下的暫時現象，冷戰始終會以競爭者一方的徹底退場告終。中美間複雜的競爭關係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這種關係如果上升到冷戰的程度，則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差異就會變成敵我關係。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蓬佩奧會見英國外交大臣時明確提出，“共產黨是我們時代的威脅”。美國正在把反華從美國政界的“政治正確”，擴展成美國社會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確”。作為冷戰的勝利者，美國願意讓盟友相信，目前所發生的美中競爭會是舊冷戰的歷史重演。如果新冷戰由美國的壓力政策變成災難性的大國衝突，如果美中衝突綿延日久，那麼，不僅美中關係，整個國際體系都可能出現強烈的權力政治與零和思維傾向，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解決不再依賴國際合作、集體行動和國際法律機制，轉而求助於弱肉強食的叢林邏輯和危險的政治軍事工具。戰爭或威脅進行戰爭不再是可怕的前景，而是變成了一種大國普遍認可的政策選擇。這種趨勢在今天的東歐和中東局勢中，已經體現出來。

（三）新冷戰尚未發生

冷戰有很多具體的表現形式，但其實質是一種無法後退的武裝對峙，陣營間積累的怨恨、敵意和壓力，釋放在國際關係舞台之中，會造成任何國家無法迴避的安全壓力。新冷戰是政治噪音和危言聳聽，是對即將發生秩序劇變的預警，還是已經成為現實？隨着美國對中國圍堵力度的加大，我們可以觀察到很多冷戰跡象在當代復活。但是，這些跡象更多還是體現在美國的部分政策實踐中，尚未變成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特徵。現行的國際秩序和美中關係對美國依然存在着深刻的約束。

第一，國際經濟體系的深入融合。中美的冷戰不是兩個相互隔絕的大國的對沖，而是相互依賴下的鬥爭。美中都在向海外投射經濟力量，但是這種投射基本是在全球通行的經濟規則框架下進行的，目前，中美競爭並沒有達到徹底撕裂現行經濟體系的地步。中國和國際經濟體系的深度融合，已經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形成了休慼與共的關係。由於中國是在遵循現行規則的基礎上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功，而美國又是現行秩序的締造者。口頭的抱怨無法改變美國是現行秩序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基本現實，因此，美國必須顧及美中競爭對現行秩序的傷害程度。２０１８年，ＣＡＴＯ 發表的分析報告就認為，美國與中國貿易戰目標並不是結束兩國之間的貿易，而是希望雙邊貿易按照“對美國人更有利的條件進行”。Ｄａｎｉｅｌ Ｊ．Ｉｋｅｎｓｏｎ 認為，貿易戰會影響貿易規則，但不會造成貿易本身的中斷；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程度比現有的還要高”。

第二，差異政體剋制共存的歷史傳統。新中國建立以來，中美兩國進行過直接的軍事對抗，也曾發展為準盟友關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雙方在政治經濟領域建立了有效的政府間合作體系，這種合作關係近年來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中國對美國反覆操縱的顏色革命充滿警惕，美國也存在越來越大的聲音，認為中國在對美國進行無孔不入的政治滲透。特朗普曾針對中國所謂“意識形態威脅”專門表態，“美國遠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他沒有在任何場合表明這已經構成壓倒一切的威脅。中美之間的體制差異一直存在，體制衝突也從未消失，但從歷史上看，中美關係還是在向前發展。雙方歷史上無數次的交鋒證明，中美製度差異帶來的消極後果，更能證明兩國關係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沒有表現出輸出意識形態的絲毫興趣，美國智庫觀察到中國希望各國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也承認中國從未做到“蘇聯在冷戰期間咄咄逼人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將各國拉入馬列主義軌道的程度”。反觀美國，即便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美國都沒有能力按照其偏好塑造中國的發展道路。在今天中國經濟發展舉得巨大成功、政治體制已經成熟的情況下，美國又能有怎樣的期待呢？目前，沒有任何切實的法律及政治文件，證明美國已經把消滅中國政治制度或者絕對隔離視為可行的外交政策目標。

第三，國際社會的滲透性。美蘇冷戰期間，兩大陣營間的社會交往被限制在極低的程度。兩大陣營間的隔離和封閉，使大國選擇對抗政策的社會成本極低，沒有強大的國內利益集體干擾和反對冷戰進程。但是，今天的中美關係完全不一樣，中國與世界各國都建立了密切的全面的交流關係，中美間在國際環境保護合作、反對跨國犯罪等一系列領域，存在着遠比一般民眾認識深刻得多的合作關係。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融入，存在着普遍而巨大的受益者羣體，包括美國在內，無人能確認能否承擔新冷戰爆發的消極後果。美國部分政客確實在鼓吹與中國徹底脱鈎，但是，當中國成功融入全球化的規制體系中時，這種脱鈎就可能變成美國和現行國際秩序的脱鈎。美國和中國有迫切的現實需要，在一系列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合作。美國對中國的排除受到廣義的國際社會的牽制，也受到美國內部的牽制。除非美國能夠成功轉嫁排除中國所帶來的國際治理成本，否則，美國終將會意識到消滅國際社會的滲透性這一意圖實現起來太過宏大，以至於超過一個國家的能力。

二、新鐵幕是美國當前的實際目標

從當前美中關係所發生的變化來看，新冷戰只能反映美國的部分政策特徵，也沒有形成當前國際秩序的壓倒性態勢。新冷戰的説法包含了美國的恐嚇、實際的遏制行動還有國際社會的恐慌情緒。那麼，當前美國的實際政策該如何定義，又會給中國帶來怎樣的風險呢？新鐵幕應該是一個更為準確的定性。

（一）新鐵幕的內涵

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演説，呼籲西方把蘇聯及其他新生社會主義政權“用鐵幕籠罩起來”，史稱“鐵幕演説”。很多政治家和學者把鐵幕演説的發表視為美蘇冷戰的序幕，鐵幕被當作冷戰的一個階段，而非獨立的政策取向。但實際上，鐵幕作為一種可控的封鎖和隔離手段，曾經反覆出現在美蘇關係中，具備獨立的政策屬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總理克列孟梭針對蘇俄革命的影響，在國會發表政策演講時提出，“要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周圍裝上鐵幕”。在武裝干涉蘇俄革命失敗之後，歐洲列強對蘇維埃俄國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全面圍堵，直至納粹德國崛起才告一段落。從１９４５年二戰結束到１９４８年６月４日第一次柏林危機爆發，美蘇關係由二戰時期的同盟國發展到冷戰的對手，雙方關係的惡化是一個逐漸升級的過程。美國對蘇聯遏制逐漸加碼，蘇聯反制力度隨之加強，風險性極高的冷戰並非美國和蘇聯的初衷，而是兩國政策互動層層加碼、日積月累而造成的結果。在冷戰時代真正到來之前，美蘇盟友身份的失敗其實有過一個短暫的中間階段，雙方政策以相互隔離為主，試圖通過建構鐵幕控制對抗的程度。

鐵幕，本質是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懲罰性的封鎖與遏制。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意圖確實具有很強的冷戰色彩。但是，對中國的遏制能達到什麼程度，要綜合考慮威脅的緊迫性、成本以及後果的確定性。由於中國深度嵌入到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利益的實現高度依賴國際體系，美國意識到可以通過其對全球化進程和國際秩序的影響力，通過隔離給中國造成系統性的傷害。美國擁有霸權優勢，可以在多個領域、利用多種政策手段，對中國實施貼身圍堵，圍繞中國建構阻遏中國發展的鐵幕。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使美國可以對鐵幕的建構彈性處理，選擇施壓的時機、領域和力度。美國更傾向於採取靈活可控、兼顧施壓與談判的封鎖政策，而非強硬極端的軍事政治工具。如果有可能，美國希望把鐵幕當作威脅中國順從的工具，對中國的發展建立准入與否決的權利。我們可以把新鐵幕理解為封鎖與圍堵在當今國際關係條件下的復活。

為了築起封鎖和圍堵的鐵幕，美國對華政策重心在四個方面有突出的表現：

第一，在意識形態領域，煽動意識形態狂熱，為反華同盟形成做思想和組織動員。美國將美中衝突明確定性為意識形態的衝突，積極動員西方的官方和民間宣傳機器，着力渲染“中國威脅”、抹黑“中國體制”、歪曲“中國意圖”，將中國描述成為西方世界的異己和“掘墓人”，為動員盟友、爭取中立國家、構建圍堵中國鐵幕製造合法性依據。美國希望把反華從美國政界的“政治正確”，擴展成美國社會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確”，奠定中國是西方共同敵人的意識形態基調，進而動員盟友集體行動，用漸進圍堵的方式遏制中國發展潛力，蠶食中國生存發展空間。美國製造的政治噪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初具效應。西方社會的反華氛圍日漸推高。新冠病毒爆發以來，世界範圍內掀起的歧視中國人的浪潮，既有對疫情的恐慌心理的作用，也帶有美國長期以來意識形態灌輸導致國際社會氛圍改變的結果。

第二，在國際經濟領域，延續貿易戰，逼迫中國接受美國的管理特權。美中貿易戰打打停停，美國的目標已經不是單純削減貿易逆差那麼簡單，轉而期望在所有涉及戰略性的朝陽產業中，建立一套不依據自由貿易原則而依賴美國批准的全球化規則。當前，雖然中美已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美國打擊中國發展模式的決心未變，國際經濟問題政治化的趨勢未變。在國際經濟的制度層面，美國表面目標是修正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發展模式”，深層目標則是削弱中國經濟主權，依據美國偏好壓制和重塑中國。

第三，在軍事安全領域，挑動敏感熱點問題，升級軍備競賽水平。基於遏制成本的考慮，美國當前對華安全政策的重心不是直接軍事衝突，而是利用亞太地區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熱點問題，把周邊國家推到遏制中國的一線。通過軍事援助、簽署共同安全協定等多種手段，在戰略層面強化對華軍事包圍體系。奧巴馬時期，美國就開始堅定執行重返亞太政策，特朗普執政以後，美國更是公開鼓勵和支持針對中國的安全憂慮，引誘周邊國家加入圍堵中國的陣營。在軍備層面，美軍更將強化對華軍事優勢視為最優先的目標。美國在２０１９年首次明確地將中國中等規模的核力量列為顯著威脅，廢止《中導條約》，意圖強行將中國納入美俄核軍控機制中，對中國戰略力量的發展設置上限。同時，美國極力追求太空、網絡等“新邊疆”的“單邊優勢”，不僅極力追加預算，更大刀闊斧進行體制變革，太空司令部獲得了獨立軍種的地位，網絡司令部確立了極端進攻性的“持續行動”、“域外行動”原則。美國咄咄逼人的軍事態勢，旨在削弱中國有限的軍事反制能力，逼迫中國做出反應。

第四，在國際政治領域，壓縮中國活動空間，強制轉嫁國際責任。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掀起退羣浪潮，逼迫各國接受“美國第一”原則，服從美國安排。中國已成為美國立威的標杆：一方面，美國政府大力削弱我國在現行國際機制中的威望，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國會作證時，就明確把“中國未能滿足美國目標”視為世貿組織必須“進行深度改革”的理由。另一方面，美國把各種國際治理議題當作向我施壓的陣地，逼迫我國承擔不公平義務。比如，在國際氣候談判等場合，即便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依然要求我國加碼承擔全球氣候治理責任。美國試圖通過削弱中國威信、逼迫中國行動的方式，轉嫁自己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同時削弱中國實力，造成中國要麼不堪重負要麼邊緣化的局面。

（二）新鐵幕與新冷戰的區別

回顧２０１８年以來美中關係所發生的波折，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決心是帶有冷戰色彩的。但是，美國在政策實踐層面的策略卻相對靈活，充滿機會主義色彩。新鐵幕戰略具有以下明顯區別於新冷戰的特徵：

第一，對抗的低風險性。美國的封鎖與圍堵必然帶來兩大國之間的對抗。但是，中美兩國都對對抗的風險有着高度的敏感。兩國經濟社會的高度滲透性和國家利益的高度捆綁，使任何對抗的風險都是雙向的。冷戰時期美蘇意識形態和政治社會體制截然對立，今天，美中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則是一個基本共識。由於雙方存在着廣泛深入的經濟社會接觸，美國政府對中國威脅程度出現重大誤判的可能性較低，美國政府誇大中國威脅來動員國內國際集體行動遏制中國的難度也很高。

美中關係今天是對抗性的，但現階段對抗的目標還停留在封鎖中國，對抗程度也遠未達到威脅中國生存的地步，美中也都沒有做出任何不可逆轉的戰略決定。特朗普政府在２０１７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第一位的“戰略競爭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以及“修正主義國家”，但沒有將中國設定為“敵人”。迄今為止，鐵幕只建構在美國選定的若干領域，這些領域的封鎖又因為其他領域的開放而效果存疑。中美雙方都擁有政策彈性，這使兩國已發生的對抗程度較弱。

第二，成本的高敏感性。與冷戰時期美國通過承擔更多責任整合聯盟相區別，今天的美國對短期收益極為敏感，在聯盟內部強制性進行成本轉嫁。美國希望其盟友站出來排除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強制要求它們譴責中國的發展模式，逼迫北約成員國增加軍費並將中國列為對手。與此同時，美國的貿易戰政策將同盟重要成員加拿大、日本和歐盟都囊括在內，在貿易戰的問題上，對其盟友和中國未做身份的區別。美國外交政策的排序存在着十分模糊的地方，美國第一原則經常凌駕於構築新鐵幕之上，這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威脅的實際態度，並沒有把遏制、對抗置於成本考慮之上，而更希望在少傷及自身的情況下實現封鎖中國的目的。

第三，結果的可控性。美國對華政策發出了巨大的噪音，但其實際政策並不傾向於做出巨大風險的決定性選擇。與美蘇針鋒相對地確保相互摧毀戰略及大規模的代理人戰爭相比，今天的美中競爭在高風險的軍事領域相對剋制，也沒有進行冷戰爆發所必須的社會動員。很多學者觀察到，“這兩個國家都沒有被動員起來，以贏得一場存在性的、普世的、勝者全得的、威權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之間的意識形態之戰”。美國更願意選擇可預見性較強的經濟和法律手段（對華為發動的持續的法律攻勢即屬此類），在修正國際規則方面向中國施壓，中國也傾向於在這些領域迎戰。美中都傾向於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內處理彼此間關係問題，降低雙邊關係的不確定性。在高風險的軍事和政治領域，美國沒有采取冷戰時期常見的軍事冒險政策。事實上，儘管美國不斷展開新冷戰的心理攻勢，但是，美中雙方對鬥爭策略的選擇，包含了降低擦槍走火風險的考慮。

總體而言，新鐵幕與新冷戰目的都是遏制中國。但是，二者的強度有明顯區別。美國願意採取較有彈性的新鐵幕戰略，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國力長足進步，充分具備了捍衞國家利益和獨立自主地位的能力。過於激進和強硬的遏制政策，勢必引發中國的堅決反制，這給美國造成無法預估的風險，甚至可能導致霸權的衰落，這是美國必須思考的問題。二是在中美仍相互需要的前提下，美國對中國身份的認知還未惡化到敵人的程度。新鐵幕戰略希望達成的目的不是消滅而是控制。美國目前把中國定義為強勁的但仍可以共存的挑戰者，因此，在策略上更為靈活，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國或使中國邊緣化都可以被視為成功。

（三）新鐵幕帶來的風險

美國希望用最少的資源投入，禁錮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基於降低對抗成本的考慮，美國目前的鐵幕戰略仍處於測試階段。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噪音和干擾，本質上屬於美國主導下的壓力測試。美國在觀察和測試中國的薄弱環節，由此確定未來對華打擊的重點和節奏。

中美的對抗可能會圍繞着鐵幕長期拉鋸，也可能迅速激化，進入新冷戰階段。新鐵幕的形成和延續，對世界、中國和美國都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第一，升級的風險。新鐵幕可以是獨立的戰略選項，也可能是新冷戰的準備期，二者間有迅速轉化的可能。在冷戰史中，丘吉爾的鐵幕演説標誌着冷戰的開始，鐵幕並沒有成為介於二戰和冷戰之間的獨立階段，美蘇對抗的程度迅速升級，使低温的封鎖政策迅速轉變為高温的冷戰。兩大陣營進行了長達５０年的全面對峙，世界也飽受政治分裂和代理人戰爭之困。冷戰的歷史經驗及美國目前的政策動向，都表明封鎖和隔離政策藴含着強烈的鼓勵衝突升級的邏輯。美國的遏制與中國的反制有可能誘發衝突的升級，最終使新冷戰甚至熱戰爆發。

美國是鐵幕的倡議者和推動者，但是，圍堵和隔離中國這樣的世界大國，只有整合其主導下的聯盟體系，才可能取得預期效果。美國的戰略圍堵所要完成的意識形態煽動、組織動員及策略測試，實際上已經包含了發動新冷戰所需的必要條件。新的鐵幕目前還未形成，但是，它一旦形成，就意味着美國政府對同盟國的控制程度達到了新的可以嘗試發動新冷戰的高度。

美國希望對中國的圍堵和隔離是低成本、低風險和可控的。但是，這種假定是否成立取決於美中戰略競爭實踐複雜的實際態勢。斯大林和杜魯門最初也希望維持二戰時的同盟關係，但鐵幕兩端的競爭總會伴隨着敵意增加、判斷失誤、手段過激等不可控因素的影響。在意圖上，美國把限制中國發展視為一個適當的目標，認為中國應該接受成為一個聽命於美國的二流國家的命運，沒有意識到這構成了對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挑戰。中國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是正當的權利，也沒有意識到在霸權國看來，這就是對國際秩序的根本挑戰。中美對新鐵幕認知的差異是難以彌合的。在實踐層面，美中的龐大體量，決定了二者的競爭是多回合、長時段的。對美國而言，成功會激勵美國乘勝追擊，挫折的體驗可能導致加碼對抗程度的誘惑。在一場漫長的歷史性角力中，建立良好的大局觀，對競爭的風險、成本施加適當控制是困難的。新鐵幕對美中雙方的戰略判斷和實踐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衝突升級的可能性將始終存在，並困擾着兩國及整個國際體系。

第二，隔離的風險。圍繞着封鎖與反封鎖、隔離與反隔離，中美可能進行漫長的角力。即便中美能夠默契地將衝突限制在風險性較低和可控性較強的水平，中國甚或美國及整個世界，都要面對全球體系斷裂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新鐵幕成為國際體系的既成事實，將是冷戰後迅猛發展的全球化進程及世界社會的重大挫折，統一的全球規則體系被人為撕裂。在美國推動排他性的經濟政治社會秩序後，中國必將做出回應，最終的結局很可能是脆弱的全球經濟體系被迫適應兩套規則，資源、資本、技術等經濟要素的全球流動和配置成本上漲，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治理的外部風險增加，全世界都將為此分攤成本。

對中國而言，雖然相較於新冷戰的前景，新鐵幕長期存在能夠降低政治軍事領域嚴重衝突的風險，但是，中國卻需要面對與國際體系聯繫的割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延遲的重大險情。新鐵幕構成了一個高度歧視性的政策壁壘，一旦新鐵幕形成並穩定下來，意味着美中關係脱鈎和失去壓艙石，美國獲得了對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批准權。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形成的與全球化深度融合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將面臨重組，中國作為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的合法權利受到限制；隔離產生的巨大成本會造成美國和西方世界對中國國際競爭力的不公平競爭優勢，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則有“慢性貧血”之險。

對於美國而言，憑藉巨大的體量優勢，逐步把中國封鎖在鐵幕之內，是有可能的。但是，鐵幕的隔離是雙向的。美國對中國的隔離措施，同樣是將中國的巨大市場向美國資本關閉的過程，美國不但無法繼續分享中國的發展紅利，更要因為阻止其他活躍市場與中國市場的交流而支付成本，招惹怨恨。美國在經濟、政治、社會治理層面對中國的隔離，不是對中國一個國家的隔離，而是對圍繞中國形成的區域和全球性互利共贏體系的隔離，不但可行性值得懷疑，其成本更是難以計算。

三、如何面對新鐵幕

新的鐵幕正在緩緩落下，這是中國面臨的現實威脅。如何使鐵幕“落不下、關不上”則是中國外交戰略的最大使命。我國正在面臨單極霸權及其統治體系的全面遏制，因此，需要考慮最壞的可能。反制美國主導下的新鐵幕戰略，需要在戰略理念和策略兩個層面做好準備。

（一）戰略共識的修正

在戰略理念層面，我國需要在三個方面形成必要的戰略共識。

第一，對最壞局面有所預期。中美圍繞新鐵幕是否落地的爭奪，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美國具有明顯的實力優勢和聯盟優勢，中國在若干回合中迂迴、後退甚至遭遇重大挫折，是極其正常的。在雙方實力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國甚至要做好最壞的準備，思考我國無法阻止新鐵幕轉向新冷戰甚至熱戰後該怎麼辦的問題。承認差距、承認失敗可能出現，不是散佈失敗主義情緒，而是強化我國戰略韌性、做好長期鬥爭準備的必要心理前提。

第二，對戰略層面的被動性有所認識。從體系和歷史的宏觀視角分析，中國作為２１世紀最為重要的國際行為體之一，有能力也有意願同國際社會成員一起，建構面向未來的國際新秩序，中國的建構不可能忽視美國的影響，也不可能排除美國的干擾。美國的相對衰落和美國的絕對優勢是並存的。當美國明確將中國識別為其霸權的最大挑戰後，美國依然有能力動員其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凍結中國倡議，逼迫中國正面接受美國的壓力，維持競爭過程中的主動權。中國在部分情況下可以藉助多元化的國際體系獲得主動，但是，在更多的時候，中國要接受被動應戰的局面。中國需要更多思考如何在被動的局面，通過靈活的策略獲得主動權，主動塑造國際新秩序不會是新鐵幕時代的常態。

第三，對國際合作價值的削弱有所理解。美中關係出現了歷史性變化之後，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以後積累的國際交流經驗已經不能完全適用。我國通過融入全球經濟和治理體系，與全球和區域主要經濟體實現了高度的利益綁定，深化合作。互利的合作體系會起到抑制國家間衝突的作用。

但是，在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的情況下，自由貿易關注相對收益的原則，將被現實主義關注絕對收益的邏輯替代，互利合作的收益已經不能替代和化解權力競爭的消極作用。在新鐵幕的歷史背景下，美國已經不算經濟賬而是算政治賬，這個時候，既有的經濟合作會在美國強大的國家意志面前喪失對政治競爭的外溢效應。將中國隔離於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之外，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這種趨勢已經在西方世界呈擴散態勢。經濟合作的價值在未來的美中關係中，將處於價值逐漸降低的局面。我國在觀念層面破除對互利合作的絕對信任，在一個漸具叢林法則特徵的國際環境中，重新定義合作的內涵。

（二）反鐵幕的路線與方針

新鐵幕時代的鬥爭核心，是隔離與反隔離之爭，更是鐵幕是否會滑向新冷戰甚至熱戰之爭。實力差距需要時間來彌補，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對於我國應對未來一個時期的複雜局面具有更迫切的意義。中國必須實現戰略突圍，以可控競爭代替新冷戰到來，以共同發展替代權力決鬥，創造出能夠使國家繼續發展的外部環境，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爭取時間。在政策實踐的層面，我國要統籌考慮新鐵幕的壓力及轉向新冷戰的風險。

第一，堅持發展導向，強化戰略定力。中美競爭的本質就是國力之爭、體量之爭。國力競爭沒有取巧之道，唯有厚植國力而已。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均對這一目標作了強調和安排：在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再奮鬥１５年，在２０３５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經過１５年的奮鬥，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本質上強調的是內涵式發展道路，中國應堅定破除改革障礙，切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用改革推動可持續發展，扭轉國家實力的比較劣勢。

美國的封鎖與中國的反制，必將持續造成巨大的國際關係噪音。頻繁的交鋒使中美的外交節奏都受到了巨大的干擾，具體的政策實踐經常會偏離最初的戰略初衷。國力相對弱勢的一方因為不容易掌握鬥爭的主動權，偏離現象往往更嚴重一些。這種情況就需要我們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

對中國而言，堅持發展導向不是放棄鬥爭，要明確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不是擊敗美國，而是要最大限度維護中國的發展局面。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中國的外交是多層次和多領域的，不同的政策領域會支持具有差異性的政策目標和手段，發展導向應該成為一種強的約束機制，是否有利於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應該成為判斷我國外交政策輕重緩急、先後之別的最重要指標。發展第一的導向，意味着國家外交戰略實踐的使命是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而非反過來用犧牲國家發展的方式推動特定的外交目標。與美國進行全面競爭，不是我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首要戰略目標，也不能以對抗美國為依據來決定中國國家政策和資源的排序。

第二，堅持戰略剋制，強化成本意識。中美龐大的體量，再加上新鐵幕偏好有彈性的鬥爭策略，使兩國的全面競爭不會出現一擊制勝的局面，等待中國的必將是漫長的纏鬥。面對美國長時段、高強度的壓力測試和封鎖隔離，中國在處理與美國及其依附力量的關係時，需要保持最大限度的戰略剋制。

首先，中國要維持底線安全。中美的競爭是一場不平等的遊戲，美國所採取的策略簡單粗暴，就是利用其國力優勢在幾乎所有領域挑釁中國，對中國進行全面的壓力測試，逼迫中國進行全面的反制。中國則不可能進行這種無節制的消耗，不能處處與其對抗，也不能無限制地拉長戰線。中國需要基於維護國內穩定和發展大局的考慮，劃定明確而有限的底線，在底線問題上絕不退縮，不涉及底線的問題則不輕易陷入與美國的對峙當中。

其次，中國要在具體政策中貫徹宏觀的成本意識。在隔離與反隔離的反覆拉鋸中，中國不會毫無損失，也不可能經常處於優勢。美國咄咄逼人的隔離策略，幾乎必然造成中國的切實損失。中國需要立於大歷史的視野認知美中競爭，理解長期成本和短期成本的辯證關係。從長時段來看，中國經歷４０年改革開放積累下的國力，已具備傷害任何敵人的能力。因此，只要中國維持穩定和發展的局面，則美國不太可能自蹈冷戰熱戰之險，也無法不計代價地強行建立鐵幕，對中國進行徹底隔離。但是，從短期來看，美國依靠霸權優勢，鼓動和脅迫盟友及中立國家，可以用較低成本在某一特定領域對中國形成阻礙。中國無法規避每個場域的損失，但有可能規避長期的成本。中國需要集中有限力量，以小挫換取時間空間，更加註重長期成本的管理。只要中國發展進程不被打斷，經濟體量繼續膨脹，對外聯繫不被切斷，則美國的“新鐵幕”註定圍而不嚴，困而不實，最終實現中美競爭成本比的量變，使新鐵幕成為消耗美國國力的陷阱。

第三，堅持開放導向，綁定全球化進程。美國新鐵幕策略的核心就是將中國隔絕於全球化進程之外，緩慢擠壓中國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美國不可能以徹底毀掉全球化進程為代價隔離中國。中國與全球化的深度綁定，將會極大增加美國建構新鐵幕的成本，並使鐵幕終不可行。

首先，堅持開放導向，要與國際社會進行深度的利益綁定。改革開放４０年來，中國已經與全球化進程形成了複雜深入的利益綁定關係。美國有決心將中國剔除到全球化進程之外，但美國不會承擔將中國排除的成本，只能強制性地轉嫁給包括國家、跨國公司在內的其他行為體。美國的長臂管轄常態化，會引發國際社會的激烈反彈，進而改善中國的國際處境。因此，只要中國進一步強化開放力度，深耕全球經貿鏈條，落實對外開放負面清單，履行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承諾，增加國際社會切割中國的代價，使隔離中國的成本達到即便美國強制也無法分擔的程度，新鐵幕就無法達成其目的。

其次，堅持開放導向，要與其他行為體建立身份綁定。美國發動意識形態攻勢，塑造中國是西方文明敵人的形象，鼓動全世界對中國進行隔離。中國具有塑造全球化的能力，但中國同樣也受到全球化進程的塑造。中國要做的就是強化“和而不同”中“和”的部分，加強與多元文化的溝通對話，尊重和接受國際社會的共同規則，讓世界感受到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承認中國在維護國際社會共同體意識方面的作用。

第四，重拾國際統一戰線，分化美國主導的鐵幕聯盟。美國絕不可能在沒有其他國家合作的情況下達到隔離中國的目標，中國有能力讓美國付出代價，但中國無法獨自對抗現行秩序的聯合行動。對中國而言，重拾國際統一戰線的傳統，抵制美國結成遏制聯盟的企圖，成為中國多邊和雙邊外交最重要的任務。

美國依據“美國第一”原則，在遏制中國的同時，也對其盟友和其他中立的國家施加巨大壓力。美國的策略失誤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主導聯合行動的能力，使其盟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憂慮讓位於對美國的憂慮。在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需要以新的戰略起點審視中日關係、中歐關係、中韓關係等重要的雙多邊關係，全面推動建立和升級中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夥伴關係，以戰略高度擴大與全球其他國家的利益共同點及共同發展願景。在維護現行經濟秩序、地區安全和國際氣候治理等共同議題上，拓展和深化中國同其他國際行為體的合作關係，消解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弱化美國建立反華同盟的能力。

（三）遏制升級與最壞準備

中國可以通過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打破美國新鐵幕策略製造的隔離狀態。但新鐵幕策略的失敗，並不意味着美國對華遏制的終結。美國極有可能升級遏制舉措，轉而尋求強度更高的新冷戰或者熱戰政策。按照查默斯的分析，美國在冷戰後“走上了一條與上世紀８０年代前蘇聯同樣危險的道路……意識形態僵硬性驅動的內部經濟矛盾，帝國過度伸展和沒有能力變革”。美國更強的實力導致其缺乏反思和細緻政策操作的能力，因而對其軍事工具依賴性更強。中國需要做最壞的準備，考慮外部環境惡化情況下內外政策方面的調整：

第一，強化國內經濟體系獨立自主水平，應對全面脱鈎的可能。中國必須認真思索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關鍵領域被排除的可能。中國接受全球產業鏈條中的分工安排，在新鐵幕乃至新冷戰時代將成為無法忽視的脆弱性。中國的經濟要改變融入全球化時代更注重效益的慣性，轉而把國民經濟體系的安全和獨立視為重點發展方向。加大對全產業鏈的投資力度，補齊短板，施加干預，對經濟體系的重要領域和重要技術節點進行戰略投資和攻關，最終建成一個可以承受鐵幕隔離風險的閉合性經濟體系。

第二，強化軍事威懾能力，展示不讓底線的鬥爭決心。美國對中國的安全威脅是切實的。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可得。戰略剋制只有輔之以可信的軍事能力，才能達到預防軍事衝突的結果。中國要繼續建設可信可靠的以低消耗、高效能、不對稱優勢為特徵的反制體系。在軍事層面，中國應大力發展關鍵軍事技術，重點強化區域拒止能力，以關鍵武器威懾拒止美國軍事威脅於安全距離之外，在周邊地區和全球熱點區域建立並擴大軍事存在，擴大美方軍事圍堵半徑，增加美軍投入，導致其萬里奔波，圍堵資源捉襟見肘。中國需要展示在底線被打破情況下決不妥協的戰略勇氣，敢於承擔巨大壓力而不妥協，藉以反制美方升級對抗水平的軍事企圖。

第三，中國要重新審視不結盟政策，提升對友華國的安全承諾水平。如果出現了中國被現行國際秩序隔離或者西方聯盟決定對華冷戰的局面，中國就必須思考做出對等回應、建構安全縱深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必要修正所謂“不結盟”的理解，用新的戰略表述為更大的安全空間提供有説服力的解釋。將安全線推離國境，對周邊國家和全球重要支點國家作出有節制但可信的安全承諾，獎勵友華國家，回應其切實的安全憂慮。中國應該成為周邊和熱點地區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者，建構靈活的準同盟體系，形成可信的共同安全網絡，增加中國戰略縱深。

結 論

當前，中美全面戰略競爭已經啓動。新冷戰是一種高温打擊，用戰爭邊緣和全面遏制渲染大戰恐懼，力迫中國生存安全；新鐵幕是一種低温打擊，用漸進圍堵的方式蠶食中國生存發展空間，利用綜合國力優勢將中國邊緣化。基於成本和風險考量，美國不會輕易邁入新冷戰。在當前階段，美國正全面施壓，測試中國薄弱環節，意圖用最少的資源投入，禁錮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外空間，建構隔離中國的鐵幕。中國面臨的是一場歷史性的挑戰，一方面，中國要繼續走自己的路，堅持發展導向，強化戰略定力，開放國門，廣交朋友；另一方面，中國要做好最壞準備，為可能到來的艱難時刻做好準備。中國要在新鐵幕和新冷戰之間尋找一條突圍道路，邁向“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來源：《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時政國關分析”微信公眾號

作者： 于海洋，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馬躍，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編輯：**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