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為何在疫情過程中沒有起到想象中的作用？_風聞

2020.5.12

三個月前，正是中國在和疫情做艱苦鬥爭的時候，世界上其他地方在疫情統計數字上還沒上來。那時出現了不少觀點：中國這次疫情表現不佳，是因為體制有問題，不夠“民主”，如果是發生在美國和西方，肯定第一時間就控制住了。因為“自由民主”嘛，當患者數量很少的時候，全社會就會瞪起眼睛，吵着嚷着要政府負責，否則就要把它選下去，政府只有快速反應努力抗疫，這種情況下，疫情怎麼可能控制不住？

德國明鏡週刊就説“中國要抗擊疫情，需要的不是什麼中藥西醫，而是自由和民主”。

國內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張千帆在紐時上專門寫了篇文章，題目叫《防治病毒，中國需要憲政民主》。

至於國內各個社交媒體上，這種聲音就更多了。

然而，直到今天，部分國家還在口罩有沒有作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打轉，有的西方國家乾脆搞了事實上的“半羣體免疫”，有的國家比如巴西，民選總統對死人無動於衷，還在大玩水上運動。有的“民選”國家寧願民眾繼續被感染，也要喊着強行復工。

從很多身在中國，卻對西方社會存在幻想的人們而言，這一點恐怕不是太好解釋。畢竟按照理論，一個“選票投出來的政府”，又沒有明面上的所謂“輿論管制”，按理説應該戰戰兢兢，快速反應，否則政敵肯定會攻擊，這就是抗疫的動力啊，為什麼混吃等死了幾個月？

從微觀層面上，怎麼解釋這種現象？

其實，那種認為“一旦放開‘言論自由’放開多黨競選，公眾擁有了‘監督權’，就把官員關進了制度的籠子，官員就奉公守法戰戰兢兢聽從民意為人民服務”的幻覺，恰恰是基於中國的現實來對西方做出的幻想。

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壓制了相當多的意識形態話題、鬥爭和撕裂，這些不能在公共輿論上完全性的討論。這導致了民眾的“靈敏閾值”被迫壓在了“現實、具體的事件”這個層級上。因此，一旦有紅黃藍、崑山龍哥、孫志剛、永居條例、冠狀病毒……這些事時，網絡輿論會引起很大的監督風暴，因為劃定的討論閾值上限就在這裏了，而民間能量總要釋放出來，就正好“爆”在了這一層級上。這導致短期內這些事就引發輿論風暴，然後政府往往在這種風暴下會出來響應，出來回應、解決這些現實問題。

所以，這種模式就讓有些人產生了一些思考，那如果把閾值再次調高，把所謂的“言論”完全放開，讓官員全部“多黨民選”出來，是不是就能解決更多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是不是就能讓政府的反應更加靈敏，更加面對民意“謙卑”呢？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線性”的方程式。

如果把多黨選舉制、完全的“言論自由”都拿出來，那具體事件就不夠“勁爆”了，公眾的“靈敏閾值”會大幅上升，社交輿論上會充斥更“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對立和衝突，而在這些更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衝突的“更高優先級”激烈討論下，具體事件反而不那麼重要了，它並不是優先級最高的事情了——你要抗疫？那你這個抗疫，是不是民主黨編出來目的為了大選的謊言呢？——你要發展經濟？那你籤這個ECFA，是“愛台灣”呢，還是“TG同路人”呢？這就得説道説道了……

換句話説，在今天的中國互聯網上，雖然對立衝突矛盾也很多，但在一些最基本的具體事務上還算能有點常識性的共識判斷，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那些可能引發重大撕裂進而導致無腦站隊的話題，已經被提前禁止廣泛討論了。這樣，原先本應該出現的更大的輿論撕裂沒有出現，“逼”的很多人不得不，至少是願意“裝模作樣”地就事論事從技術角度來討論討論。

那這些被禁止的更“意識形態化”的東西，放出來會更好嗎？不能説完全沒用，但往往是負面效果遠大於正面效果。激烈的意識形態對立只能導致偏激者的聲音越來越被放大，最終劫持整個輿論。

對立一旦出現並固化，具體事務就不再那麼重要了。萬眾一心抗擊疫情？我憑什麼和你一心？你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你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對選情有沒有影響？

而撕裂的選民也會如此，特朗普抗疫成效重要嗎？或許有一點點，但絕對不能讓民主黨那幫王八蛋上台啊！老子就是紅脖子，不懂什麼病毒疫苗，誰知道這是不是民主黨編出來騙我的？川普總統説不戴口罩，我就不戴，怎麼了，你咬我啊？

如果放到中國，這個口子開了之後，最初或許會有點效果，一些黑幕被揭開。但很快，“靈敏閾值”就會水漲船高，撕裂會快速出現，具體事務很快就沒人再以“事務化”的角度去看待了，而是會變成“這東西怎麼用來打擊對手，怎麼對我利好”。

到了這種地步，再“揭黑、批判”已經不一定有用了，因為它的興奮點已經不夠高了，不如意識形態對立有更高的優先級。我支持的就是我支持的，我反對的就是我反對的，休想拿一些什麼破事來誘導我改變立場！愛豆是最棒的！

當然，對於這樣的社會，也不一定會完全極端化，比如外部或者內部出現了更大的蛋糕，那還專注鬥這麼使勁幹嘛啊，鬥且鬥着，別耽誤先吃蛋糕啊。

比如你是世界第一強國，外面沒什麼競爭對手，那內部鬥就會緩和一些，雙方就有可能“較為”君子一些，較為“就事論事”一些，較為在乎“事務本原”一些。

但要是優勢逐漸滑落，內部矛盾激烈，吃相也就不一定那麼好看了。

這點無論是美國，還是台灣，都是成立的。未來台“窮”之後，內部矛盾也會上升，鬥爭會更加意識形態化和不顧吃相。

有人總説“民主”社會政府更傾聽民意，而中國則是“專制”。其實現在中國發生了什麼網絡輿情，政府也是很關注的，經常是第一時間就有所響應。

當然，也並不是每件事都如此，也要看具體影響力和解決難度。比如房價這種長期經濟事務，罵也不解決問題。在國外同樣如此。

甚至某些時候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官員沒有所謂的西式“民選”經歷，才更注重民意。

比如疫情來了，如果民怨沸騰，上級就可能會找你麻煩，過幾天就要把你免掉。疫情期間中國處理了不少官僚，有的直接原因僅僅是因為在鏡頭前答不上問題。

但如果我是四年一次選上來的，你憑什麼因為一件小事免我？你也沒這個權力啊，總統也不能免了州長啊，而且我是“民意”背書的，等四年之後再“把我選下來”吧。

四年之後，那時候選民早忘了這事，他們往往只能記住距離選舉一年內的事情。

如果再和前面説的意識形態撕裂疊加在一起，對具體事務的應對就可以更加遲鈍麻木了。幾十萬上百萬人感染，數萬人死亡，不但可以不用下台負責任，反而民意支持率還能繼續走高。

長期以來，很多對西方體制抱有幻想的中國人，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理解西方，而只是他們腦子裏幻想出了一個西方，並以這個想象出的“真空中的球形雞”制定了一整套理論，再回過頭來用這套理論去卡中國，有些“學者”一輩子就指着這個混飯吃了。

如果這次疫情只在中國爆發，可以想象出現在會有多少人用“體制問題”來解釋這一切。這其實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這次疫情把這些人從思想的“舒適圈”裏拽了出來，逼迫他們去做獨立思考，至於效果怎麼樣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