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彪：中國應對全球產業鏈內向化的政策建議_風聞

來源： 經濟參考報

作者： 劉志彪（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理事長、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保持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是中央針對疫情對中國經濟影響和衝擊所提出的應對策略之一。為此我們需要認真分析疫情對目前的全球價值鏈（GVC）分工體系產生的衝擊和挑戰，根據中國企業嵌入GVC的實際情況，提出如何順應GVC變動和重組的趨勢，採取果斷、有效措施，鼓勵地方政府和企業共同重塑在GVC分工體系中的地位。

疫情後全球產業鏈或內向化發展

　　根據發達國家在疫情中產業鏈受到衝擊的情況，以及美日歐各國政府最近提出的一些重組產業鏈的原則，可以推論疫情後的全球供應鏈運行雖然不可能出現某些人所説的那樣“去中國化”，但是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全球供應鏈的重組的可能性（本文中我們視語境不同，把全球供應鏈與全球產業鏈、GVC等概念混用）。一個可以預見的趨勢是疫情將改變全球化的某些理念，如全球產業鏈的建構，可能要由過去追求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則，改變為追求社會成本最低的原則，即在考慮經濟效率的同時，把追求產業安全可控性作為生產環節、片段和工序區域配置的重要標準。這樣一來，疫情後全球產業鏈就有可能朝着內向化趨勢發展，一部分重要的關鍵的產業可能回撤國內，或朝本國邊界靠近，或進行多元化配置。總體上可以斷言，全球產業鏈將會向兩個方向演變：

　　一是在縱向分工上趨於縮短。就是原先分包給跨越國境的不同企業生產、以工序、環節為對象的縱向分工體系，現在可能要收回，縮回到跨國企業內部進行，結果一個企業內部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工序和環節。這種逆“產品內分工”的行為傾向，是一種“縱向一體化”。它可能並不符合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的原則，但是卻符合縮短供應鏈的自主可控的要求。

　　二是在橫向分工上趨於區域化集聚。就是原先被拆散到不同國家的不同企業生產的工序和環節，現在被回縮到一個國家或若干鄰近的國家邊境進行集中和集聚化生產，如汽車零部件生產迴歸美加墨自貿區。毫無疑問，這將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形成產業空間集聚化的趨勢。

　　因此，如果對全球供應鏈分工縱向縮短、橫向集聚的趨勢進行綜合考察，可以很明顯地得出，產業鏈的內向化演變，因為無法獲取國際分工的利益，所以可能有損於經濟效率。為了協調經濟安全與經濟效率的矛盾，跨國公司最有可能把縱向分工的格局安排在一個專業化的產業集羣中，採取縱向非一體化的形式，把生產的工序和環節交給集羣中不同的企業來生產，從而使產品內分工集中在特定的較小的空間中進行。這樣，就既能避免全球供應鏈在回縮中可能損害經濟效率的情況出現，又能保證獲取分工的利益。如果這個集羣採取動態開放模式管理，同時大力吸收國外直接投資企業來配套，就更能夠實現適應於突發事件處置條件下的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發展目標。如果上述這些趨勢成立，那麼疫情後全球產業鏈演化的這個結果，就與目前中國嵌入GVC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這將對全球產業競爭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必須給予超前的認證、分析。

　　在實踐中我們觀察到，中國企業尤其是沿海地區企業嵌入GVC的方式，是一種“雙重嵌入”模式，即在現實中，中國企業既嵌入GVC也嵌入地方性產業集羣。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中國企業嵌入GVC的形式大多是以單體形式獨立嵌入外資主導的GVC。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企業既嵌入產業集羣、同時集羣中的企業抱團嵌入GVC的模式才開始普遍地流行。在中國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省，可以發現密集存在着大量的這種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產業集羣。

　　產業集羣中的企業抱團嵌入GVC，與單體企業孤立嵌入GVC相比具有很多優勢：一是集羣內可以容納大量中小企業，這有助於形成發達的生產和技術網絡，形成分工精細的供應鏈體系。二是有根植性的地方創新系統提供溢出效應的保障。藉助於產學研網絡，通過知識交流、學科交叉、產業融合等途徑，產業集羣可以提高創新效率，營造創新環境。三是可依託公共機構提供的各種生產性服務和進行集體行動，能夠深化單體企業的產品升級和工藝升級，克服其功能升級面臨的種種困難。四是通過將總部放在國內，工廠集中地放在當地工業園區的方式，能夠對抗各種不確定性風險，還可以主動融入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創新網絡，實現GVC、國內價值鏈和全球創新鏈等之間的戰略互動。

　　我們説疫情後全球產業鏈的演化趨勢，與中國企業“雙重嵌入”模式的現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是基於以下三點來看的：一是彼此可能都會迴歸區域性集聚化發展；二是區域集聚性發展不排斥區域間、集羣間的動態競爭；三是吸引外資或接受外包訂單，仍然是集羣發展的重要任務。區別在於，一是在中國企業“雙重嵌入”的產業鏈中，其“鏈主”往往是跨國企業，發達國家產業集羣的大企業是產業鏈的龍頭；二是在全球垂直分工體系中，總體上目前中國產業集羣仍然處於加工製造環節，而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處於“微笑曲線”的兩端，從事非實體的生產性服務業。這就是説，全球供應鏈的重組趨勢，與中國地方化的產業集羣發展態勢的差別，主要在於發展水平和組織形態。這意味着隨着中國產業鏈集羣的升級，未來全球產業的競爭態勢，將會從過去跨國公司總部面對無數分散供應商的格局，轉化為產業鏈與產業鏈、集羣對集羣的競爭。這將使全球產業競爭對最終市場的爭奪更加激烈，促進競爭的程度和水平空前提高。為此中國企業和政府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推動我國產業集羣持續發展的政策取向

　　基於中國企業對GVC雙重嵌入的現實，未來中國政府應該主動地推進這種既加入GVC又嵌入產業集羣的全球產業鏈集羣的建設步伐。黨的十九大提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羣”的要求，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提高“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與上述分析綜合起來看，就是要加快建設產業鏈集羣，抓住歐美部分產業停擺、經濟衰退的機會，在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成渝地區重點打造一批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幾千億到上萬億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鏈集羣，從而有利於實現加快先進製造業世界級集羣建設步伐，增強國際競爭力。為此，建議疫情後國家針對產業集羣的政策取向，應該朝着下列方向用力：

　　第一，以營造專業服務環境、加大產業鏈招商等手段，實現“引資緊鏈”。過去中國地方政府在實踐中發明的“產業鏈招商”等靈活辦法，為外資提供上下游配套的“溢出”效應環境，這為地方製造業產業集羣融入經濟全球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外資進入產業鏈集羣，加強了它與中國經濟的內在聯繫，是這次中國全球產業鏈能夠具備一定抗擊疫情風浪的重要保障，也是未來中國已經形成或即將形成的產業鏈集羣成為吸引全球高端製造產業鏈落户中國的基礎。雖然現在全球出現逆全球化趨勢，全球產業鏈有鬆動傾向，但是中國要以更加開放的理念和態度，塑造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擁抱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進入產業鏈集羣。過去放管服改革是為了降低包括外資在內的企業的營商成本，未來，我們必須為外資和民營企業提供更加強大的專業化服務，以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增強產業競爭力。產業的轉型升級和高技術產業發展，不僅需要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和職能轉變，更需要能夠為其提供知識技能密集的專業化服務環境，如很多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提供大學人才培育、IDC服務、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條件。

　　第二，以強化專利戰略、密集的研發投入等手段，實現實施“技術補鏈”戰略。現階段中國絕大多數嵌入GVC的低附加值產業集羣，都是靠拼價格參與全球產業競爭，而高端的技術密集環節大多分佈在發達國家。從降低對外依賴、提升集羣供給能力、形成完整的集羣產業鏈的角度，這些全球產業鏈集羣都應該加強對產業鏈核心環節的研發突破。中國企業供應鏈的全球地位，最終還是取決於我國的產業配套體系是否完善，供應效率是否領先，產品質量是否可靠。在此意義上，強化供應鏈地位的最關鍵因素，在於提升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率，把關鍵環節掌握在自己手裏，實現自主可控的產業發展格局。在具體操作上，建議各產業集羣中的政府機構牽頭，一方面按照揚長補短的思路，在產業鏈集羣中尋找本集羣關鍵技術和環節的缺失和瓶頸，同時另一方面要用好國家花費巨資建立的全球專利庫數據，查詢該類技術的研發和掌控人的信息，做到有的放矢的招商引技，或制定有針對性的研發投入策略。

　　第三，以改進收入分配、依託國內經濟大循環等手段，來實現“市場強鏈”戰略。中國過去的經濟全球化是出口導向型的，利用的是西方提供的市場。當今逆全球化趨勢的國際環境使中國再繼續維持這一戰略變得越來越困難。同時隨着國內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大規模市場的逐步形成，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模式可能需要轉向利用自己的市場來逐步替代出口導向，即未來中國經濟高水平開放的形式，可能是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模式。具體思路是要把現有的GVC與國內價值鏈（NVC）銜接起來，通過加強沿海地區、內地和東北地區的經濟互動與循環，沿長江經濟帶開發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聯繫和互動，使國內經濟循環成為促進全球產業鏈集羣成長的強大因素。銜接GVC與NVC聯繫的主要措施：一是利用內需吸引力虹吸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為我國發展創新經濟服務；二是要實施更加開放的創新戰略而不是閉關鎖國，不僅要利用全球化城市平台吸引更多的科技和知識，而且要爭取把中國的創新產出成果與世界分享；三是要從根本上改進國內的收入分配結構，均等勞動者的各項權利，解決全體國民消費的後顧之慮，使人口規模決定的潛在市場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第四，以鼓勵併購重組、基於集體行動等手段，來實現“組織固鏈”戰略。我國很多的全球產業鏈集羣在組織特徵上，往往呈現出分散化、無關聯趨勢，集羣中的企業雖然較多但是大中小企業之間的聯繫不夠緊密。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這些產業集羣往往不是自然生長演化出來的，而是政府用優惠政策招商引資打造出來，企業經常是鄰近空間集聚而不是按照產業鏈的上下游關係來耦合和聚合。這使中國全球產業鏈集羣在參與全球競爭時因缺少實力和組織而缺少協同，往往壓價競爭和過度競爭。實施“組織固鏈”戰略的主要辦法，就是要以集團行動的方式獲取正外部性，按照集羣對集羣的競爭思路，一是從縱向上企業之間的固有技術經濟聯繫看，要對集羣內處於同一條產業鏈的企業，進行大規模資產重組或業務整合，用產權聯繫形成緊密的縱向一體化大型企業；或者用外包合約方式，形成業務上具有緊密聯繫但產權上具有縱向非一體化的特徵的企業羣體。二是從橫向上企業的產品具有差異性和相似性的角度看，可以多途徑、多渠道、多辦法引進不同類型所有制、不同規模、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企業來集羣集聚，以便相互競爭和相互學習，提升集羣的發展水平。三是可以按照集羣企業加入GVC的類型，全面引進世界主要國家的“大買家”或“鏈主”與集羣內企業鏈接，使“鏈主”之間產生一定的選擇和競爭供應商效應。一般來説，美日歐三類跨國企業大賣家由於文化差異和習慣不同，對於GVC治理的模式和風格是相差很大的。利用這些差異把它與集羣內企業很好地銜接，會形成良好的壟斷競爭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