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全球最強，美國疾控為何“失常”？_風聞

漫長的一個多月，許多美國人早上醒來，都會覺得自己生活在最“危險”的國家。

連續48天，美國確診病例全球最多。80000多個生命逝去，約等於2萬個完整的家庭破碎。他們分佈在美國的50個州，原本可以不經歷這場厄運。

《紐約時報》説美國“徹底浪費了2個月的時間”，《華盛頓郵報》説美國“錯過了最關鍵的70天”……

在這個“偉大”的國家，每一個生命都在為部分政客的選擇性漠視、選擇性視而不見買單。

關於美國疫情，有太多謎題待解：

·1月3日就接收到了疫情通知為何漠不關心？

·1月末宣佈的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為何視而不見？

·2月的全球疫情為何只是看客心態？

·3月底全球確診最多之後為什麼還只把矛頭指向海外？

·4小時內新增病例過萬為何依然強行説“不嚴重”？

·號稱醫療水平世界第一的美國，疫情何以蔓延至此？

帶着這樣的疑問，譚主開啓了一場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美國到底從哪裏開始錯過？透過11年前那場類似的傳染病“考試”，或許能找到答案。

2009年4月13日的美國加州，流感肆虐的季節已經過去。這一天，美國疾控中心（CDC）接到一份通報，聖迭戈縣一名10歲男童出現了呼吸系統病症。與此同時，200公里之外的因皮里爾縣，一名9歲女孩也出現類似症狀。

兩個相似病例隨即引起了CDC的警覺。流感病毒檢測發現，二人都感染了新型豬流感病毒。這一病毒，正是導致全球20萬人死亡的H1N1。

按照《紐約時報》的評價，最先警覺的CDC幫助美國“恰當”地應對了這場危機。

作為美國公共衞生體系中的核心機構，CDC是應對傳染病的第一道關口。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眼下美國疫情應對不力，很多人會先想到CDC。

對這次CDC“戰”疫行動，《紐約時報》也給出了評價：疾控中心是一個偉大的機構，但被無能地領導。

如果只説最重要的預警功能，應對新冠疫情，CDC絲毫不遜於11年前的那場災難，甚至反應更快。

早在1月7日，CDC就建立了“新冠病毒事件管理系統”，13天之後，美國才出現首例確診病例。

通報首例確診病例當天，CDC立刻啓動緊急行動中心，而11年前，美國發現首例H1N1感染者一週之後，才啓動這一應急措施。

緊急行動中心是應對重大公共危機的核心特種部隊，監管、實驗室問題、溝通、風險人羣、抗病毒醫療等響應隊伍一應俱全，一旦啓動，230人團隊就進入隨時響應模式。

“恰當”的預見性實現了，遺憾的是，曾經的戰“疫”效果沒有延續。

CDC最近在官網發佈了一份報告，列出了美國錯失延緩新冠病毒傳播良機的四項“罪狀”。這四項罪狀，更像是“怒其不爭”。

在很多美劇裏，美國CDC權力很大，經常力挽狂瀾，創造神話。這確是實情，CDC主任必要時可以直接向總統彙報。但作為一個專業機構，聲音不在大小，關鍵是能否被真正聽見。

美國公共衞生體系

核心機構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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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的上司、衞生部長阿扎早在1月30日就撥通了總統的電話，提示疫情可能會暴發大流行，電話那頭不太高興，認為這是危言聳聽。

機敏的預警，啞火了。而更大的“反常”，出在核酸檢測。

由於人員與設備不足，疫情初期，美國100多個公共衞生實驗室中只有總部的亞特蘭大實驗室有檢測能力。2月的最後4天，全美僅進行了46次新冠測試。

1月21日

美國出現首例確診後

政府遲遲沒有下放檢測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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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多位科學家任職的CDC，在整個二月左支右絀，只能眼看着病毒在美國蔓延。

不久前，CDC接受國會質詢，CDC主任雷德菲爾德直言疾控中心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錢。

“我們在公共衞生實驗室的投資不足。沒有足夠的設備，沒有足夠的人，沒有足夠的內部能力，沒有搜索能力”。

四個“沒有”映射了CDC由來已久的現實窘境。

1月底，CDC的上司阿扎就開始申請防疫預算，然後進入了遙遙無期的等待。

沒有錢，是籠罩在新冠病毒檢測的最大陰雲。

·2月份，CDC提出有關建立國家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系統提議，但因為成本過高，直接被否決。

沒有錢，是影響公共衞生實驗室檢測能力的最大難題。

·2月6日，當世衞組織宣佈將向全球實驗室發放25萬個試劑盒時，美國疾控中心開始向地方發放自產的試劑盒：90個，結果超過一半實驗室反映測試不出結果。

沒有錢，是掣肘CDC防疫舉措的最大障礙。

·2月下旬包括美國公共衞生實驗室協會在內的四家頂級衞生機構，聯合給白宮寫了一封信，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為CDC提供資金。

信中提到：

只有關鍵設備到位

才能儘快解決核算檢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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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直到3月7日，白宮才簽署了阿扎申請的防疫資金。2個月的響應速度，幾乎等同於向病毒繳械投降。

公共投入沒有錢，代價只能讓民眾承擔。一方面，儘管3月份已經開始允許企業生產試劑盒，但缺口還在，另一方面，檢測的成本太高。

邁阿密一位居民奧斯梅爾在當地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雖然多次檢測結果均呈陰性，但在隔離結束後，竟然收到了3270美元（約合人民幣2.29萬元）的賬單。

許多美國人面對昂貴的檢測成本，只能望而卻步。

向前回溯，罪惡的種子早已埋下，把衞生安全當成累贅和負擔已經是美國部分政客的思維慣性。

自2016年現任總統上台以來，迫於財政赤字過高的壓力，聯邦政府把刀子一再動到了看似不太重要的醫療衞生領域，相關預算持續下降。

2020年，CDC的預算額度為80億美元，即使排除掉通貨膨脹因素，這一數字也比十年前下降了37%。到了2021財年，CDC的預算甚至已經被削減到少於軍費預算的1%。

美國公共衞生預算

被不斷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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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難以為繼，日子更加難捱，CDC被迫削減了80%預防全球疾病暴發的預算，撤銷了設在全球的多個疾控崗位。

白宮解釋過他們的邏輯：

“當不需要他們時，我們不喜歡有成千上萬的人。當我們需要他們時，我們可以很快將他們召回。”

當政治邏輯打敗專業邏輯，CDC的“沒錢”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在與譚主的視頻通話裏，連續兩年被《時代》雜誌評為“世界百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的傑弗裏·薩克斯也提到了這個問題：

在CDC的官網上，有這樣一句承諾：“我們的優先重點是挽救美國人的生命，繼續將科學付諸行動的光榮歷史。”

是誰，正在讓這份“光榮”變得黯淡？

CDC的遭遇是美國整個公共衞生體系潰敗的冰山一角。當遮羞布被揭開，專業主義的黯然離場已成常態。

最先出局的是

流行病學專家齊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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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默輔佐過三屆美國總統，他領導的應對全球大流行辦公室，負責帶領美國在發生致命“大流行”時做出反應。

這本是美國的一道“安全屏障”，卻在美國“最好戰的鷹派”博爾頓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後被打破。剛一上任，博爾頓就把“戰火”燒到了美國國土安全部。

作為齊默的上級，博爾頓上任第一週，就拋出兩套説辭：“全球衞生安全等級下降”與“精簡部門”。緊接着齊默的四名高級助手被迫辭職，另兩名助手被合併到其他部門。2018年，齊默被迫成了一個“光桿司令”，調任國際開發署，應對全球大流行辦公室解散。

團隊解散

齊默黯然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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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一位官員道出了實情：

“他基本上被趕了出來。他竭力維護自己和團隊的正直，但失敗了。”

同樣在2018年被迫辭職的，還有負責應對本土流行病的國土安全顧問博塞特，他所指揮的危機應對小組也在同一年被解散。頻繁的人事更迭中，流行病應對機構逐漸被邊緣化，曾經參與過防疫預案規劃的資深專家已經所剩無幾。

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有人開始懷念齊默們：如果他們在，或許還不會如此糟糕。歷史沒有如果，專業主義黯然離場的故事到今天還在上演。

疫情期間，已經有多位衞生系統高官因“直言”被辭退，負責疫苗研發與採購的高級官員瑞克·布萊特，因為反對過分誇大某一藥物的作用，被其上司——衞生部助理部長卡德爾茨剔除出了職員名單。

布萊特在長達89頁的舉報信中闡釋道：被驅逐是因為堅持要求政府將資金用於解決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安全且經過科學審查的解決方案”，而不是用於“缺乏科學依據的藥物，疫苗和其他技術”。當下美國公共衞生部門中任人唯親與裙帶關係盛行的風氣也讓他深惡痛絕。

堅持科學，卻成了“異己”。耶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的霍華德·福爾曼博士和譚主視頻通話時解釋了這個現象：

什麼在升級？那些留在白宮公共衞生系統的官僚們或許能夠做出解釋。

來看看布萊特的上司卡德爾茨。在前不久接受國會質詢時，卡德爾茨不小心説了真話：“我們從未考慮過呼吸機是第一道也是唯一的防線。”

不知道儲備呼吸機的重要性，但卻對怎麼輸送利益瞭如指掌。

早在2017年，他被提名為助理部長後的第四天，一家名為Emergent的公司就宣佈獲得生產天花疫苗的權利。在之後的幾年，這一公司迅速成為他所在辦公室的最大承包商，從聯邦政府獲得的年度付款飆升50%，佔到公司總營收的1/3。

潮水褪去，暗礁已清晰可見。伴隨着專業主義的落敗，政客們的政治鬥爭與利益爭奪粉墨登場。亂局中有人以權謀私，有人急於自保，有人忙於奪權。

不巧的是，千瘡百孔的公共衞生體系恰好遇上了這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病毒面前，裂痕無處躲藏，“和平”時期被忽視或默許的問題正血淋淋地暴露。

**當政治佔了上風，專業失了色彩，生命就要付出代價。**暗潮洶湧，美國又將被帶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