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種模式更好？中美德三國專家激辯_風聞

哪種模式更好？中美德三國專家激辯

中國科學報 2020-05-1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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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全球暴發，Zeit Online成為歐洲哲學家發表觀點的熱點媒體，德國哲學家、以提出“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理論著稱的阿爾弗雷德·諾德曼在該網站發表“我們可以通過創造力來戰勝新冠疫情”“你們都只想當一個個小點嗎”兩篇文章，提出以公民驅動（citizendriven）的科技治國模式來應對疫情的觀點。

科技治國的主旨是以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來運行社會，尤其強調科學地治理社會公共事務。

4月中旬開始，諾德曼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和美國哲學家、SPT（技術哲學學會）首任主席卡爾·米切姆以郵件形式，對抗疫中不同的科技治國模式進行比較性討論。本報現刊登三人討論的核心觀點，本文由劉永謀譯成中文。

公民驅動的科技治國模式

阿爾弗雷德·諾德曼 | 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教授

中國和歐美應對疫情方式的主要不同在於：中國的目標是努力根除病毒，而歐美包括德國的目標僅僅是“讓曲線變平”，即努力控制病毒的傳染速度，避免不受控制的感染激增使得醫療系統崩潰。

西方人考慮的不是必須“趕走”病毒，而是與病毒共同生活，但它的衝擊應控制在公共醫療系統負載允許的範圍之內。

意大利的系統超載了，而德國控制得很好。疫苗研發需要很長時間，不能因此讓社會生活“停擺”。

德國抗疫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能在不“停擺”社會生活的情況下與病毒共存。

新冠肺炎全球暴發，讓我們處於“真實世界實驗”之中。

實驗通常在實驗室的封閉空間內進行，在受控的條件下實施有目的的干預。真實世界實驗發生在社會中，開始於意外的突發事件。

存在兩種不同態度：一種是把新冠肺炎當作“大號流感”來簡單對待，另一種是迅速執行以隔離為核心的科技治國措施。中國初期採取的嚴格隔離措施，在歐洲不可能完全複製。

德國也採取了一些有效的科技治國措施，同時努力維持默克爾總理所稱的“社會團結”。

然而，我們看到的科技治國模式都是“政府驅動”（government-driven）的，在歐美國家招致公眾不同程度的反對，人們擔心政府權力越界。

有沒有其他的可選方案呢？當今科技發達，社會技術長足發展，“公民驅動”的科技治國路線是可能實現的。

今日德國經濟實力雄厚，富有創造力，而且已數字化，民眾具備不少相關科學知識，人人均可嘗試發揮個人創造力來抗擊疫情。

尤其是可以通過“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方式，大家分享、匯聚和改進抗疫知識，主動運用這些知識來應對病毒。

最近，德國政府徵集抗疫辦法，48小時內超過28000名參與者提交了超過1500個想法，名為“我們對病毒”的黑客項目創建了新冠疫情追蹤程序。

很多德國人用“公民科學”知識來“自我”應對病毒，比如自制口罩、拉大餐桌距離、餐廳必須預訂，等等。

此類社會技術是公民自發創造和推廣的，需要民眾參與（常常運用信息和網絡技術）創造和實踐，而不是由政府強制施行，屬於相關科技知識的理性應用，並根據當地情況打上鮮明的地方性烙印。

公民驅動模式實現的不是默克爾式的“消極團結”，而是“積極團結”，鄰人們不是被完全宅在家裏，而是謹慎地走出家門，保持必要距離地共同生活。

在公民驅動模式中，我們不再是人口技術中的統計數字，或者盲目而被動如氣體分子般雜亂運動的“小點”，而成為能動性被激發的、訓練有素的自我治理者，可以自主思考並且承擔責任。

政府驅動的科技治國模式

劉永謀 |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在一定階段，存在“根除病毒”和“拉平曲線”兩條應對路線。

長遠來看，中國也要與病毒“和平共處”。

但是，特效藥物和疫苗研發出來後，才能真正實現“不停滯公共生活的情況下與病毒共存”。

在這之前，如果出現大規模死亡、醫療系統崩潰、社會動盪、極端勢力，能實現和平共存嗎？這樣的情況有可能在某些欠發達國家出現。

在某種意義上，抗疫只有一條路線：在特效藥和疫苗研發出來之前，最大限度減少病毒對社會的傷害，包括生命、經濟、心理和秩序等各方面的傷害。

各個國家根據不同國情，採取不同方法實現上述目標。隨着對病毒瞭解增多，各國不斷調整應對方法。

歐美有自己的國情：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盛行，很多人願意自行擔責，不希望政府過多幹涉；最近30年，反科學思潮在西方盛行，公眾不信任科學技術和專家；人民普遍儲蓄很少，對國家、政府和緊急狀態的不信任，等等。這些決定歐美政府無法採取理想中的嚴格隔離措施。

如何將科技治國與歐洲國情兼容？諾德曼提出科技治國的公民驅動模式值得關注。

有效實施諾德曼模式，需要國民具有很高的科學素養、教育水平和自治能力。

國民素質情況不同，實施效果不一樣。

在普遍科學素養有待提高的情況下，公眾必須要聽取專家意見，不能盲目行動。

作為疫情先發地，一開始對新病毒很無知，選擇2003年非典疫情類似應對模式很正常，將COVID-19視為類似SARS而非“大號流感”很自然。

政府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國傳統也有“人命關天”的觀點。

中國疫情應對成效有目共睹，也是根據國情作出選擇的結果。

在中國，科學和專家的位置較高，反科學思潮不流行。

在做決策前，政府對科學家意見給予足夠重視。不過，政府驅動的科技治國模式在中國取得成功，最關鍵的是社會隔離實施得好，這歸功於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

中國成功隔離湖北，全國階段性“停擺”，然後舉全國醫療資源幫助湖北。

政府驅動的技術治理模式顯然是更高效的，但也需要一些更周全的考量，如做好與社會社羣間的溝通與協調、將科技手段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對專家進行倫理和責任教育，等等。

同其他國家一樣，手機追蹤、“健康碼”等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並非什麼新技術措施，疫情讓隱私權保護問題暴露得更明顯。

全球瘟疫必須要全球共同應對，關起門來“獨善其身”不可能。如果印度和非洲疫情大暴發，其他國家不應袖手旁觀，否則肯定會讓其他國家疫情死灰復燃。

沒有科技治國約束的反智模式

卡爾·米切姆  | 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大學教授

美國的疫情應對很難理解，尤其是特朗普總統的言行，很多人會覺得匪夷所思。雖然顯得極端，但他的反應並不很奇怪。

實際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美國社會的主流，得到了大約35%到45%的公眾支持率，這是比較高的。

要理解美國的疫情應對，就要了解它長期的反智傳統。

美國是數百年前躲避家鄉高壓統治的歐洲人“人為”創立的，由啓蒙思想家勉強將各殖民地拼湊在一起，立法保護白人的個人自由，卻拒絕給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同樣的權利。

立國者深知美國的脆弱，設計了一種由科技治國約束的美式民主制度：表達普通民眾訴求的眾議院，由精英制的參議院制衡，還要與貴族式選舉出來的美國總統競爭，再加上半獨立的司法機構，最後成為洛威爾描述的“一架先要自己動起來的機器”。

1828年，特朗普最喜歡的傑克遜總統當選，立國時的科技治國秩序開始被“磨損”，受到個人主義和拓荒者、牛仔文化所固有的反智主義的衝擊。

一開始，美國就想實現“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可至今沒有完全實現，內戰之後與外來移民的嫌隙使之雪上加霜。

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宣稱只有個人，社會只是一種附帶現象。

羅斯福“新政”緩和了對精英和專家的懷疑，但極端的反智主義和個人主義在美國依舊非常盛行。

美國人沒有從病毒手中保護社會的共識。

自由主義者保護的是行己所願的個人權利。

持相反觀點的人也有，以科技知識支撐自己的立場，得到的支持和力量就很不夠——要知道，35%的美國人不相信進化論，僅25%的美國人承認氣候變化。非專業人士很難理解新科技的進展，這給美國人的政治生活帶來巨大挑戰。

不少美國民眾反對專家建議，抗議社交隔離和居家法令，要求重開經濟和公共生活，高呼革命年代的口號，比如“不要欺負我”“讓我自由，或者讓我死”，以及“我們有權決定如何保護自己。讓威權主義政府滾開”，等等。

專家容易輕視特朗普，但他是馬基雅維利式的大師，不需要專家實現效率，只需在推特上呼應上述要求——在推特上高喊“解放密歇根”“解放明尼蘇達”“解放弗吉尼亞”。

不少美國人迷信個人自由，這限制了公民驅動的科技治國措施在美國的施行。

自由主義在美國導致對專家和科學家共同體的懷疑。

一些美國科學家甚至被指責不忠叛國，不是真正的美國人。

因此，有的科學家不得不向落後低頭，以證明自己的“美國性”，但作用不大，有時候被搞得很感慨：“我們很忠誠，又有用，值得給我們增加研究經費”。

冠狀病毒研究要求加強科學家之間的國際合作，這會讓自詡為“真正美國人”的人覺得專家在聯合起來對付他們。

面對全球疫情暴發，我很懷疑是否真會有有效的國際或全球性合作和協作，尤其是發達國家是否會幫助不發達國家。

歐洲甚至不能相互幫助。而對於國內某些州幫助其他州的行動，一些美國人總是很矛盾，甚至比幫助臨近的其他美洲國家更矛盾，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建國前13個殖民地之間的衝突。

即使對外援助的聯邦預算數量一直很少，其仍然遭到美國公眾的持續反對。

某種科技治國方面的全球性的協作和合作從未如此被需要過，但希望渺茫。

《中國科學報》 （2020-05-14 第5版 文化，原標題《疫情應對中的科技治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