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危亡之際，為何景泰帝能守住北京城，而宋欽宗卻守不住東京？_風聞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九魚亭

經常有人把于謙和李綱做對比，因為他們在國家危難之際，能挺身而出、力纜狂瀾，只是結果卻是迥然不同，于謙經過艱苦卓絕的抗爭，挽救了北京城和大明國運，而李綱儘管用盡渾身解數，也救不了北宋。

當然了，不論結果怎麼樣，于謙和李綱都是我們民族的大英雄，他們應受到後人的推崇和敬仰。皇帝是一國之君，是整個國家的最高領袖，所以不管成敗，統治者都難辭其咎。那麼為何朱祁鈺可以保住北京城，而宋欽宗則守不住開封呢？

一、朱祁鈺堅決抵抗，宋欽宗主張妥協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由於王振的胡亂指揮，明軍在土木堡遭遇慘敗，二十萬精鋭部隊毀於一旦，就連明英宗朱祁鎮也成了俘虜。追究原因，主要是由於朱祁鎮對王振的寵信和偏聽偏信。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軍大舉入侵宋境，宋徽宗趙佶看到事態危急，乾脆直接甩鍋，把皇位給了兒子趙桓，自己則打好包裹，逃出了開封城。宋欽宗趙桓面對的是個國之將傾的混亂局面。

在朱祁鈺、趙桓即位之前，都有一位不靠譜的君主，當然朱祁鎮比趙佶還是強不少，最起碼朱祁鎮被俘也沒有給大明王朝丟人，依舊保持着君主的氣節，而趙佶還未開戰就臨終逃跑，難免被人詬病不已。

朱祁鈺臨危受命，雖然他心中也有惶恐，但他仍堅持了下來，因為他心中還有抵抗外敵的信念。

史料記載“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瓦剌大兵壓境，朱祁鈺召開廷議商議對策，立馬有大臣上奏建議南遷，卻遭到兵部侍郎于謙的嚴厲批駁。事實上，于謙説得的確很對，但決策權還在朱祁鈺手中，朱祁鈺並沒有多説，很乾脆地定下了守城的決策。如果朱祁鈺是個膽小之輩，那麼不論于謙怎麼説，他都不會同意，之所北京保衞戰贏得勝利，朱祁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面對金軍的威脅，趙桓剛開始還在猶豫，李綱則掰開揉碎給皇帝解釋逃跑的利弊，稍微安定之後，侍者跑來彙報，皇后那已經打點好行李，準備走了，趙桓馬上從牀上蹦下來説了一句：“朕不能留矣。”

李綱則再次苦口婆心勸説一番，趙桓決定不走了，只是還沒有片刻功夫，趙桓再次決定要逃跑。**俗話説得好“事不過三”，趙桓卻是三番五次要逃跑，這哪還有一點君主的尊嚴，這不是拿軍國大事當兒戲嗎？**碰到如此君主，這城就不可能守得住！

當然，最終，李綱還是把趙桓留住了，只是宋廷的妥協政策依舊沒有變，只要金軍提要求，那麼宋朝就全盤答應，既然如此，金軍就變得越來越得寸進尺，於是覆國之禍無法避免。

二、明廷眾志成城，宋廷一盤散沙

在於謙大聲喝止南遷的言論之後，明廷變得空前團結，于謙升任兵部尚書，總覽兵權，開始了迅速、高效地戰前準備。于謙調集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南京的沿海備倭軍，江北各地的運糧軍迅速入京勤王。

為了解決京城糧食問題，勤王部隊在進京途中，將通州的糧食運抵京城，安全和效率兼備。在朝廷調配下，幾乎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他們毫無怨言，高效率地執行着中央的命令，因為這是帝國的都城，這是最後的防線。

事實上，當時所有的軍政指令都是由於謙一人下的，隨着形勢變化，于謙口述命令，官員直接下發執行，于謙才思敏捷、精力充沛，紙片大小的命令，即刻可以傳到萬里之外。除了于謙的高明之外，那就是上下齊心，如此大規模的軍事、物資調動，不可能只是于謙一人的功勞。

如果政令不通暢，下屬不服從，就算于謙再牛也無濟於事。大敵當前，所有人放下小我，成就大我，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大家眾志成城、勠力同心，這才贏得了北京保衞戰的最後勝利。

反觀宋廷，金軍兵臨城下，皇帝想要逃跑，百官一心妥協，為何趙桓屢次要逃跑，不全是皇帝的責任，是那幫宰執大臣一直在勸趙桓逃走。整個開封城內瀰漫着逃跑主義、投降主義，軍隊士氣低落，人人自危，這就是當時開封城內的局面，大敵當前，如何抵擋？

宋朝人不乏英勇報國之輩，可是在核心權力幾乎沒有這種人，於是乎百姓拿起鋤頭、扁擔準備抵抗時，朝廷則一直在妥協，割地、賠款，宋朝人的財富源源不斷送到金軍大營中，直到再也拿不出分毫。等金國人吃飽喝足，帶着徽欽二帝打道回府了。

三、國力不同

土木堡之變讓明軍損失二十萬精鋭，但只過兩個月，保衞北京城的部隊增加到二十二萬人，于謙在短短兩個月內，調集這如此數量的部隊，而且是訓練有素、軍容整齊。不僅如此，在極短時間內，京城的糧草、軍械、全部準備就緒。

雖説明軍失敗了一次，但整體國力沒有絲毫減退，行政效率、軍兵素質、物資調集能力，這都是國力的體現。仁宣之治給明朝積累了相當強的實力，只是因為在土木堡明軍被暫時打暈了頭，等轉過身來，仍是一頭猛虎。

宋徽宗是一代書法、繪畫大師，其藝術造詣之高罕有匹敵，但宋徽宗真不適合做皇帝。為了他的假山園林，在京城搞出個“艮嶽”，為了找到漂亮的大石頭，在江南搞出了“花石綱”，毒害江南二十年。加上那個臭名昭著的六賊，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把國家搞得是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從上至下，貪墨橫行、腐敗叢生，如此這般，國家還能有個好嗎？

綜上所述，如果將帝國的覆滅歸咎到命數，這是不恰當的，既然政權是人創造的，那麼就應由人來承擔責任。朱祁鈺臨危受命，表現得沉着冷靜，他無疑是國家的拯救者。宋欽宗面對危局，首鼠兩端，一味地委曲求全，成為眾矢之的，也無可非議。

參考資料：《明史·列傳第五十八》、《宋史·列傳一百一十七》、《宋史·本紀第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