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後浪，100年前的不一樣_風聞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是1903年，22歲的“80後”周樹人，寫給好友許壽裳的一首詩。這首詩裏，濃縮着100年前的“80後”“90後”的成長背景。

從1864年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這30年，是一個清朝官府和士人們臆想的“中興”時代。

清朝海軍，“亞洲第一，世界第六”，但一場海戰，讓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打敗中國的，是中國人向來鄙夷的蕞爾小國日本。

用羅斯·特里爾的話説，這時的中國精英，“由當初的焦慮變得驚慌起來”。

何以驚慌？亡國滅種。

“救亡”一詞，就是由此興起。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戰爆發。戰敗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

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台灣，賠鉅款。“利益均沾”，德佔膠州灣，法佔廣州灣，英佔威海衞和新界。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一幫不諳大勢的貴族子弟在老太后扶持下，把持國政，愚昧顢頇，最終釀成庚子事變。

八國聯軍攻陷並接管北京，中國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舉國上下，一人一兩。

離做亡國奴，剩一步之遙。

19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與亡國之憂一起成長。

胡適後來概括説：“新文明之勢力，方挾風鼓浪，蔽天而來，叩吾關而窺吾室，以吾數千年之舊文明當之，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於是睡獅之夢醒矣。”

1

“船”的問題

李仲揆，湖北黃岡人，1889年生，1902年虛歲14。

這一年，他離開家鄉，到省會武昌“趕考”。在即將進入武昌的長江水面上，一艘插着外國旗的巨輪捲起的漩渦，掀翻了3艘小船，中國艄公落水，但巨輪沒有片刻停留。

看着艄公的狼狽，他流下熱淚：國家捱打，人民受欺辱，就是因為科技落後；如果能造大船，中國就能抵禦外侮，找回尊嚴。

他立志為國造船。

青年時期的李仲揆

1907年，上海。16歲的胡適在江岸眺望船舶往來，“時見國旗飄舉，但不見黃龍耳”。

黃龍，是黃龍旗，清朝官旗。

在自己國家的內河，來來往往全是外國船舶，年輕的胡適心境不佳。

事實上，在當時的中國內河航行的，除了外國商船，還有外國軍艦。它們屬於世界上先進的近代民族國家，最是重視主權，當然，重視的是自己的主權，以及如何把它延展到弱小國家的領土領海。

胡適

1912年，已是民國。19歲的盧作孚，報考了北京清華學堂。他準備乘坐從重慶朝天門碼頭開出的“蜀通”輪，先到漢口，再去北京，但他晚了一步，抵達碼頭時船已經開走了。於是，他一生的學歷定格在小學畢業。

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心裏種下了輪船夢。13年後，1925年，在重慶考察所有的輪船公司時，盧作孚發現，長江上游航道，都被“太古”“怡和”“日清”等英日輪船公司佔據，中國企業幾無一席之地。

盧作孚

對於這三個年輕人而言，船的問題，都是國家能力和民族獨立這些基本問題的象徵。但對於不同的人，具體意義是不一樣的。

在李仲揆那裏，這是科技問題；對胡適而言，這是制度文化問題；而在盧作孚眼裏，這是實業問題。

當路繼續往前延伸，最後只有“實業救國”的盧作孚繼續和船捆綁在一起。

2

光被四表

“十四”，李仲揆興奮地把年齡寫在了第一欄。

那是一張武昌第二高等小學堂的報考表，學堂由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設，考入其中，表現優異，可以公費出國留學，夢想啓航。

很快他就傻眼了，因為那是姓名欄。

他可以再要一張表，交一元錢即可。一元，指的是一個銀元。他太窮了，交不起。

他把“十”字改成了“李”字，這很簡單。

但是，“李四”，聽上去不成樣子。

一抬頭，他看到了大廳上的匾額——“光被四表”，這是《尚書》裏的句子。於是，“李四光”誕生了。

李四光考了第一名。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出國，去學造船。

李四光，神童也。

1904年，他15歲就遠渡重洋，赴日留學，進入預備學校弘文書院。他的校友有：陳天華、黃興、楊度、張瀾、馬君武、林伯渠、許壽裳、楊昌濟、魯迅、陳寅恪、鄧以蟄……

在日本留學時期的李四光

他在日本就與宋教仁、馬君武成為摯友，聽宋教仁講三民主義的真諦，聽馬君武吟誦“祖國前途正遼遠，少年發想要雄奇”。

他在東京與孫中山先生會面，中山先生親自叮囑他“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籌備同盟會，李四光是第一批會員，也是其中年紀最小的會員，時年16歲。

1907年，他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舶用機關——造船的關鍵專業，當年有1000多名中國學子報名考試，只招收10個人。

1910年，他21歲，學成歸國，回到武昌，成為新軍中的文學社、共進會之間積極的潤滑劑。

1911年10月4日，他成為清王朝最後一批“進士”，“工科進士李四光”。6天后，武昌首義第一槍打響。

民國建立後，1912年，李四光成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長，年僅23歲。

3

武風不振

李四光1910年作為“海歸”回到中國時，還是清朝。

這一年，在湖南韶山沖，有個17歲的少年，在一直希望他能學好算術幫忙打點家中田產和高利貸生意的父親的賬本上夾了一首詩，悄然離家。

詩曰：“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是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他是一名“90後”。

第一次離開家鄉的他，闖進湖南湘鄉高等小學堂，遭受一片嘲諷。他不卑不亢地説：“先生，我叫毛澤東。”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油畫）

在湘鄉高小，他讀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讀康有為寫的書，接受政治思想薰陶。

他從蕭三處借來《世界英雄豪傑傳》，結識拿破崙、華盛頓、彼得大帝、格萊斯頓、林肯、葉卡捷琳娜二世、盧梭、孟德斯鳩……合上書，他抬頭説：“我們需要他們這樣的偉大人物。”

1911年春，他來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革命黨辦的《民立報》，剪掉了腦後的辮子；武昌起義當月，他加入新軍，成為湖南新軍第二十五混成協第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的一名列兵。

1913年春天，他以一篇滿分作文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因為師範不收學費，一直讀到了1918年。也正因為讀了師範，他以後就無緣大學。

在此期間，1915年，他組織“新民學會”。他説：“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民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新思想？”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湘潭學友會合影。二排左三為毛澤東

馬上就有了，這一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開始讓青年知識分子心旌搖晃。

1917年，他和蕭子升用“行乞”的方式徒步湖南五縣，獲得了對中國農民的更深瞭解。

他為長沙工人創辦了一所夜校，公告裏説：“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

往後的日子裏，“工農”一直和他的名字並提。

1918，他去北京，遇到了自己最佩服的學者之一——北大教授李大釗，後者給了他一份月薪8元的圖書管理員工作。他後來回憶説：“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1919年，他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響應五四運動。

1920年，在李大釗、陳獨秀引導下，他進入了一個藴藏着無窮力量的思想世界——馬克思主義。但那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將運用它來改變中國。

1921年，他參與創辦了一個全國只有50名成員的政黨——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

“國力苶弱，武風不振。”1917年，“二十八畫生”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體育之研究》的文章。

毛澤東的名字，繁體一共28畫。

“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他寫道，“運動宜蠻拙。騎突槍鳴，十蕩十決。喑嗚頹山嶽，叱吒變風雲，力拔項王之山，勇貫由基之札，其道蓋存乎蠻拙，而無與於纖巧之事。”

武勇，最後變成一句“槍桿子裏出政權”。

4

請看分曉

胡適是個“90後”，生於1891年，比毛澤東大兩歲，比李四光小兩歲。

1906年秋天，胡適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這年他15歲。

這所學校裏聚集着一大羣年紀比他大得多的、失意而激進的革命黨人，他們啓發了胡適的政治思想，但也把他帶入糜爛生活。

“在昏天黑地裏胡混。”

“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讓妓女上門陪酒)，從叫局到吃花酒。”

“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整日的大醉。”

後來他回憶説，自己終因醉酒鬧事而進了巡捕房後，突然醒悟，決心全力準備官費出國留學的考試。他考上了庚款留學，1910年8月赴美。

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屆官費留美的學生出國前留影。立者二排左一為胡適

一踏上美國國土，他就被彼國的社會文明所震撼。“此間夜不閉户，道不拾遺，民無遊蕩，即一切遊戲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國之風。”

他留學的費用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供給豐厚，物質條件超過一般的美國學生。唐德剛認為，因為他不必在美國討生活，所以只見到美國的好處，對美國一往情深。

後來胡適當然也看到了美國社會不光明的那一面，但正面的印象，依然左右了未來的態度。

對美國向來抱持好感的胡適，留學期間便已看到美國的“雙重標準”。他在1911年入了基督教，感受平等與博愛思想的薰陶，但他很快又發現，他們對待弱小國家，“全持帝國主義態度”。

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學生演説宣傳菲律賓自主，那些一貫同情弱國的美國學生就説，如果菲律賓自主，結果就是讓日本人來侵佔罷了。見聞之後，胡適感慨：“嗚呼，亡國人寧有言論之時哉！”

1913年康奈爾大學中國學生合影，第三排左一為胡適

進入康奈爾大學，他的專業是農學，因為他二哥認為學點實在的東西，可以復興家業，也可以為國家振興實業。但他不喜歡農學，想要轉系，去讀文學。

他需要徵得他二哥的同意，因此刻意羅織理由：西方農業注重對機器的利用，“非千畝百畝不為功”，而中國“地多零畸”，“不甚合宜”。

二哥也是個有見識的人，馬上就把他駁倒。他指出，胡適這是“拘於家鄉山僻之情形”，黃河以北，沃野千里，地廣人稀，正需要機器耕作才能發展。

言下之意，如今所學，正是國家所需。

胡適還是在1912年春季學期，轉入了康奈爾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轉系之後的胡適，以演講為樂事，他寫信給母親説，“演説愈多，工夫愈有長進，兒故樂此不疲也”。3年裏他演説70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

1914年，胡適寫了《非留學篇》，主旨就是，我們之所以出國留學，目的是將來中國人可以不再出國留學。“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

1915年秋，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獲博士學位而歸。

在哥倫比亞大學，陶行知（右一）與胡適（左二）等師生合影

即將從美國歸國，他在日記中記下了《伊利亞特》中的一句格言：“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

的確，他的迴歸驚天動地。文學革命的狂瀾，經由他温文爾雅的首倡，再由陳獨秀烈火烹油地推動，盪滌着中國思想文化圈裏的陳腐之氣。

“吾國之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不適於今日之世界耳。”

他把文學視為工具，希望文章“要為讀者着想”，讓更多人讀懂，跟着作者的思路走——就像他當初跟着梁啓超的思路走一樣。

他提倡白話文，這樣就能讓更多人讀得懂文章，更多人能參與表達，打破精英的文言壟斷，從而讓更多的人能夠獲得更好的未來。

結果就是，今天我們這樣寫文章，這樣思考，這樣交流。

5

“空想家”

盧作孚看上去更像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頗有羅伯特·歐文的情懷，早期作為也綽約着歐文的影子。

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風，讓他對暴力革命始終心懷抗拒，下決心腳踏實地，從教育和實業的角度，為中國民眾創造更多實在的福利，並且在潛移默化的引導之下，讓他們具備現代觀念，具備融入現代生活的能力。正因如此，他才成為民國的“鄉建三傑”之一。

用他自創的名詞來説，就叫“微生物革命”。

1939年，盧作孚在發表演講

但他也不排斥從事暴力革命者，主張不同，畢竟目標一致。20世紀20年代初，他依託軍閥楊森，在川南師範進行教育試驗，就聘請共產黨人惲代英做教務主任。共產黨人蕭楚女，也是他的知心密友。

惲代英一邊教學，一邊從事革命活動，盧作孚心知肚明，並不反對。“代英倘用心前線，我當後方支援，方向一致，目標無二。”

在他們的合作之下，“新川南、新教育、新風尚”美名不脛而走。

川南教育試驗，成敗全繫於楊森一人。軍閥戰亂，權力版圖隨時改易，所有努力就會在一夜之間功虧一簣。1922年，熊克武、但懋辛擊敗劉湘、楊森，川南試驗隨即毀於一旦。

盧作孚（右）與其弟盧子英（左）

事實上這就是共產黨人認識至為深刻的根本問題：不能結束國家分裂、封建割據，不能打跑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所有的建設都是無本之木，而改變這一切，唯一正途就是暴力革命。

盧作孚始終堅持他的“微生物革命”觀念，川南教育試驗失敗之後，他認識到依附武人辦教育，盡是沙基大廈，説倒就倒，於是開始尋求一份自己能夠掌控的事業。

1922年歲末，盧作孚到南通拜訪近代民族實業元老張謇，參觀其所辦的企業與學校，展開了依靠自身力量辦實業、建設現代鄉鎮的鴻圖。

在對軍閥不再抱有幻想之後，他從“教育救國”，轉向了“實業救國”。

後來，他從籌資購買第一艘輪船起步，創辦民生實業公司，一路艱難跋涉，改變了“長江上的航運權十之八九為外輪公司所控制”的局面。

1925年，民生輪船公司成立大典

世間之事，風譎雲詭。如果盧作孚沒有遭受前期的挫折，他可能就不會對航運產生興趣，那麼民國期間的“中國船王”就不會出現。而沒有這位“中國船王”，1938年轟轟烈烈的“宜昌大撤退”就無法完成，整個中國的民族工業將毀於鐵蹄，或操之敵手，那麼抗日戰爭的歷史，也就可能改寫。

6

亞洲站起來

在毛澤東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1913年，李四光的師友宋教仁被槍殺，孫中山舉起“二次革命”大旗，李四光心灰意冷，再度出洋留學。

這次去的是英國，進入伯明翰大學，一去7年。他放棄了那個學成之後卻無船可造的造船專業，改為攻讀地質學。

“我反覆想過，要造船就得有鋼鐵，當然需要採礦，可光學採礦也不行，首先得知道哪裏有礦藏。”

他説，“真理，哪怕只見到一線，我們也不能讓它的光輝變得暗淡”。

7年時間，半路出家的李四光就成為了當時全世界最前沿的地質學家之一。數十年後，他將用他的知識，為新中國找出油田，“把貧油國的帽子甩進太平洋”。更重要的是，自己有石油，工業化才有能源保障。他將用他的知識，為中國找到鈾礦，支持原子彈的研製，讓外國的槍炮，再也不敢對着中國開火。

1952年，周恩來總理接見首任地質部長李四光

而毛澤東，在千難萬險、九死一生中，背靠工農，運用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打出一個新世界。

他們冥冥中的交集，都和一個人有關——蔣介石。

毛澤東的戰友被蔣介石殺得血流漂杵，此恨難忘。而李四光則因為蔣介石早期不抗日，誓言絕不與之往來。每次蔣介石宴請科學家，都把自己身邊的席位留給李四光，但他一次也沒有出現過。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李四光為政協委員。當時他還身在英國，聽到消息，馬上踏上輾轉歸途。

毛澤東在9月21日的政協會議上致開幕詞：“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還在海外的李四光，則寫了一篇獻給新中國的科學論文——《受了歪曲的亞洲大陸》。

在這篇論文中，他用自創的地質力學，解釋亞洲大陸地形隆起的緣由。他在文末寫道：“我們的結論是，隨着地球轉動加快，亞洲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