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民族主義和氣候變化的邪惡聯盟_風聞

新冠病毒疫情滲透並顛覆了我們的生活，人們一方面反思，急速全球化，是不是惡化了我們的生存狀況，尤其面臨新冠疫情這樣全球性大傳染病。另一方面，我們也在思考，在各國政客相互推諉、甩鍋脱鈎的喧囂聲中，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能源危機、氣候問題、衞生健康議題，還能形成一套跨國協作機制嗎？

特別推薦《MIT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的這篇文章，作者是詹姆斯 · 坦普爾（James Temple ）。

當新冠病毒全球性大流行病減弱時，我們將身處一個更貧窮、更分裂的世界，與此同時，仍將面臨全球變暖的威脅迅速上升。

 

12月15日下午早些時候，在馬德里舉行的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COP25會議）上，木槌落下。四年前達成的巴黎氣候協議關鍵部分的數週談判，以失敗告終。儘管比原計劃多花了將近兩天的時間，但數千名代表在離開會議大廳時，仍然因為推進議程所需的基本規則而陷入僵局。

人們對此有很多指責。但大多數人認為，澳大利亞、巴西和美國——這三個國家目前都由民族主義領導人掌權，他們掌權的部分原因是承諾無視全球加大氣候行動力度的要求——特別煞費苦心地阻撓進展。

巴西在亞爾 · 博爾索納羅當選總統後立即退出了這次大會的主辦權，巴西的代表們在馬德里會議上爭論，是否有必要開放亞馬遜地區的農業和採礦業。在唐納德 · 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有望完全退出協議，但它阻礙了建立一個向遭受氣候災難打擊的貧窮國家提供資金和支持的進程。

最後，COP25會議上幾乎所有的重大決定，都被擱置到原定於今年11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下一次會議上。世界資源研究所負責氣候和經濟的副所長海倫 · 芒特福德(Helen Mountford)在會談結束時表示，“促成巴黎協定的‘敢做敢為’精神，在今天看來就像是遙遠的記憶。”

兩週後，中國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致命的新冠狀病毒毒株，這種病毒很快感染了數十人，標誌着全球性大流行病的開始。跨國邊界猛然關閉。全球貿易停滯，市場崩潰。各國相互指責和侮辱。幾周之內，任何支持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的延續勢頭基本上都消失了。

隨着世界範圍內死亡人數的不斷增加，一些國家封鎖了城市，禁止了國際旅行，幾乎所有國家都實施禁閉停工，以竭盡全力減緩疫情的爆發。在社會疏遠的要求下，瑞典青少年活動家格里塔 · 桑伯格(Greta Thunberg)將她日益壯大的氣候運動轉移到了網上——但在那裏，它實際上已經從公眾視野消失了。聯合國最終取消了今年的氣候變化大會，扼殺了最後一線希望——原本各國計劃在協議簽署五週年之際，採納更為雄心勃勃的減排目標。

2015年的巴黎協定曾讓人們燃起了希望: 在猶豫了幾十年之後，世界或許最終會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幾乎每個國家都簽署了協議，每個國家都同意採取具體措施控制排放。但是，回想起來，如果巴黎協定不是一個合作時代的開始，而是它的高潮呢？

民族主義敍事

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世界肆虐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忘記氣候危機。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減緩流行病的蔓延，拯救生命，然後重新啓動一片混亂的經濟。但到那時，應該沒有國家能夠或特別渴望犧牲短期增長來幫助減緩全球變暖。

在短期內，全球排放量正在下降，就像過去經濟急劇下滑時那樣。但是二氧化碳可以在大氣中停留幾個世紀，這意味着即使我們產生的二氧化碳減少了，二氧化碳的總濃度仍將繼續上升。一旦經濟復甦，排放量就會反彈。在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已經再次接近正常範圍。

因此，氣候變化迅速加速的威脅將繼續存在。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更加貧窮的世界，就業機會更少，投資更清潔系統的資金更少，對我們的健康、財務前景和其他潛在危險的擔憂更深。

這些都是進一步激發民族主義本能的成熟條件，使我們的全球挑戰更難解決。事實上，由於各國競相理解和應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國際(甚至國內)合作的被迫中斷，為我們的氣候變化合作未來提供了一個嚴峻的警告。

就其本質而言，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每個國家都需要幾乎削減排放。不是每個國家都有這樣做的動機。像歐洲這樣的發達地區在歷史上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氣體，相對於像印度這樣需要更快的經濟增長來減少貧困的國家來説，歐洲控制温室氣體排放的損失要小。這些富裕國家也不太可能面臨與貧窮國家幾乎同等水平的氣候災難。至於更冷的國家，如俄羅斯和加拿大，甚至從經濟上可以受益於全球變暖。

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國際法規實驗室聯席主任大衞•維克多(David Victor)表示: “巴西、美國以及英國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相信國家主義的民粹主義者中，他們也對巴黎持懷疑態度，這並不奇怪。”“但是，這整個議程對氣候問題來説是非常棘手的，因為歸根結底，你需要的是一套制度和某種程度的合作，幫助在全球經濟中傳播好的想法和產品。”

美國優先的民粹政策惹爭議

自稱是民族主義者的唐納德 · 特朗普譴責“全球主義” ，他在簽署巴黎協定的第一天就宣佈，美國將退出該協定，這給該協定造成了最大的傷害。在2017年6月1日的白宮玫瑰園演講中，他提出了反對這項協議的理由，但這項協議與實際條款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實際條款是自主決定的，不具有約束力。

他嚴厲批評國際條約和貿易協定，也是走零和博弈、狹隘的民族主義路線，與中國發動了一場痛苦、代價高昂、精神分裂的貿易戰。

“巴黎協定阻礙了美國經濟，以便贏得外國資本和全球活動人士的讚揚，他們長期以來一直試圖以犧牲我們國家的利益為代價來獲取財富，”特朗普當天表示。“他們不會把美國放在第一位。我知道，而且永遠都會知道。”

對於特朗普來説，這場全球性大流行病又是一個煽動外界恐懼、推行本土主義政策的機會。他多次將這種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 ，這是一種明顯的企圖，目的是將責任歸咎於海外，並轉移外界對他在處理公共衞生危機方面失敗的批評。

白宮表示將立即遣返尋求庇護者和其他非法跨越邊境的人，無視早些時候法院給予他們的正當程序。後來，美國政府試圖迫使生產商3M 停止向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客户發送口罩。該公司警告稱，此舉將導致對流入美國的關鍵醫療用品實施報復性限制。 

所有這些種種跡象，都昭示了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未來會很艱辛。

民族主義躁動與國際信任的崩潰

在這次危機爆發之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中國已經在增加太陽能、風能和核能發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用更多的電動汽車來滿足日益增長的汽車需求，並建立了龐大的國內工業來生產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和電動汽車。它似乎仍在實現其在巴黎協定的核心承諾(如果不是特別雄心勃勃的話)的軌道上: 在2030年之前達到排放峯值。

但最近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中國的努力有所放緩。根據 BloombergNEF 的數據，去年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資下降了8% ，達到201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儘管全球總投資略有增加。此外，它還開啓了煤電廠新一輪的建設熱潮: 根據全球能源監測機構去年年底的一份報告，近150千兆瓦的電力正在建設中或可能恢復，大致相當於歐盟整個機組的產能。

未來幾個月，中國可能會通過經濟刺激措施，向一些清潔能源領域注入資金，但幾乎沒有理由懷疑，中國會放棄對廉價煤炭的依賴，或在可預見的未來加快減少氣候污染的時間表。

事實上，甚至在疫情爆發之前，就有跡象表明中國在氣候合作方面正在惡化。在第二十五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明確表示，無論何時發生這種情況，他們都無意在下一次會議上收緊其排放目標，而且聲稱，富裕國家首先需要履行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支持。

**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研究中國能源政策的喬納斯 · 納姆説，這些轉變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其他地方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以及相關的貿易敵對行為，已經改變了中國對自身戰略的看法。**由於越來越無法依賴可預測的供應鏈和進口燃料及零部件的價格，中國似乎正轉向可以依賴的能源——豐富的國內煤炭。

“我認為，在美國和其它地方，民族主義的興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不確定性，這加強了強硬派的力量，迫使他們重新思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賴綠色能源為未來提供動力。”

這一流行病的另一個受害者，是我們對全球供應鏈的信心。隨着一些國家停止生產和分銷，首先是中國，然後是世界各地，生活必需品供應短缺。很明顯，我們在貿易關係和集中的製造中心面前是多麼的脆弱。

這也給氣候變化帶來了挑戰。正如 Nahm 去年在《科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強調的那樣，中國生產了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一的風力渦輪機，三分之二的太陽能電池板，以及大約70% 的鋰離子電池。即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企業也花了數十年的時間，以“驚人的速度”創造了技術、供應鏈和製造能力，才實現了這一目標。

“在特定的時間框架，要將氣候變化限制在2攝氏度以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與中國相匹敵，”納姆和來自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合著者約翰 · 赫爾維斯頓寫道。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國家、企業和研究人員，“尤其是美國”（他們特別強調），需要弄清楚如何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並開展更有成效的合作。

氣候法西斯主義

正如歷史學家尼爾斯 · 吉爾曼(Nils Gilman)今年2月在一篇頗具説服力的文章《即將到來的鱷梨政治》中指出的那樣，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對環境緊急狀況日益加劇的焦慮，將證明右翼採取一套更強硬的解決方案是正確的，這是一種“生態合理的新法西斯主義” 。

吉爾曼表示，這也可能將我們帶入更為黑暗的境地，可能為“新帝國主義”的反應辯護，“在那裏，我們積極尋求壓制世界其它地區的發展和野心。”具體來説，美國或其他國家可以採取極端的方法，從取消發展資金到部署軍事力量，以防止碳炸彈爆炸，畢竟，如果數十億窮人開始消費商品、服務和能源的水平與美國相同，後果不可設想。

冠狀病毒爆發的悲劇性疫情，無疑加劇了人們對情緒可能迅速轉向這一方向的擔憂。除了特朗普試圖煽動外國人的怨恨之外，最近幾周還廣泛報道了世界各地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和騷擾行為，包括在公共街道上的野蠻毆打、在地鐵公交的言語攻擊，以及網上的種族主義言論。

隨着新冠病毒的廣泛傳播和經濟衰退的加深，人們理應主要關注眼前的危險: 他們的健康、朋友和家人的健康、失去工作的可能性、退休儲蓄和房屋價值的大幅縮水。加強全球合作，應對遙遠的氣候危險，在一段時間內不會佔據優先地位。

當然，問題是隨着全球性大流行病的消退，還會發生什麼。從理論上講，這為氣候變化進程回到正軌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例如，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可包括加速清潔能源和氣候適應項目的資金和政策。如果各國更願意分享資源、專業知識和信息，世界肯定能夠更好地應對大流行病和氣候災難。

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會環境規劃署的項目官員 Jane Flegal 説: “就像人們談到口罩和藥品方面，兩者是密不可分。當你談到廉價清潔能源的重要性以及技術轉讓在氣候變化中的作用時，這一點也很明顯。”

但歸根結底，人們是覺得我們需要加強國際聯繫，還是需要築起更高的圍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幾周和幾個月疫情會變得多麼醜陋，以及在我們試圖弄清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時候，會出現怎樣的政治敍事。

（艾森/新知與常識）

https://mp.weixin.qq.com/s/8Q-aLQ5gjOqJApSg1s7t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