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國渴望迴歸中國”，不過是信息孤島上的狂歡_風聞

（選自微信公號：傳真界）

國內的一些自媒體終於搞出了國際動靜。

4月14日，哈薩克斯坦第一副外長約談中國駐外人員時提到，近期中國網絡上刊登的題為《哈薩克斯坦為何渴望迴歸中國》的文章不符合歷史事實和兩國關係實際情況，對此表示異議。

在微信搜索功能中，以“渴望迴歸中國”為關鍵詞搜索，多個微信公眾賬號在不同時間曾發佈多篇諸如“越南為何渴望迴歸中國?”“印度曼尼普爾為何渴望迴歸中國”等為題的微信公眾號文章。

其中，名為“最新汽車的資訊”的公眾號曾發佈過近30篇“某某國為何渴望迴歸中國”“某國為何從中國獨立出去”為題的文章，數量之多、內容之浮誇，令人瞠目結舌，更叫人吃驚的是這些文章動輒就有上萬閲讀，有的甚至是10萬以上閲讀量，即人們常説的“10萬+”。

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採取了對國際輿論的屏蔽措施，如此一來，相對於世界輿論環境，我們成了信息孤島，唯一可以接觸世界聲音的途徑就是部分官方媒體。可是，所謂的官方媒體提供給國內的外媒信息偏頗之大，讓很多人開始懷疑其真實性。

僅舉一例。

通過國內最常用的搜索引擎以關鍵字“伊拉克”查詢，包括新華網、新浪等在內的官媒和商業網站給出的搜索結果全部都是關於這個關鍵詞的負面消息，關於該國國內的戰後重建、秩序恢復等問題避而不談，給人留下的最終印象就是該國國內民不聊生，甚至報道我們因為各項工作得力而讓外國嫉妒的新聞，試圖讓讀者產生這邊風景獨好的自信。

但也正是這種宣傳需要，讓一部分人開始自負起來，最簡單的表現就是網上充滿對外國的偏見和傲慢，甚至惡語相向，當有人指出問題，呼籲平靜的時候，這部分人又會説：你看看國外怎麼指責我們的指責他們不應該嗎？

**確實應該對於不實指責進行回應，但是他們走錯了片場——我們的輿論場還沒有融入世界輿論大舞台。**世界輿論的主動權在西方國家，被我們所熟悉的Twitter、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等社交平台在全球擁有巨大市場，保守估計，單是Twitter和Facebook全球已有十多億用户，也曾有媒體估計，截止2019年初，Facebook成立15週年之際，月度用户量已經達到23.2億，相當於全球46.7％的互聯網用户每月都在使用Facebook，或者佔全球總人口23％的人在使用它。

注意，這裏不是單個國家的用户數，而是幾乎遍佈世界各大洲。反觀國內的知名社交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又有多大的世界市場呢？有多少國外用户呢？

對於所謂在國內媒體平台回擊國外抹黑言論的徒勞性，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這就如同樓上下兩個鄰居吵架，樓上的鄰居擁有整棟樓，甚至整個小區的播音系統控制權，所以他能將吵架的原因、過程和結果以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告知所有人，而樓下的鄰居則只能關起門來對着自己家人大聲抱怨，當家人勸他小點聲的時候，他就説：我這是回擊外面對咱家的污衊！

這樣有用嗎？當然沒用，因為小區其他人根本聽不見，更何況外面廣播的聲音還是別人轉述給你的，到底失真多少，已經無法判斷。

話語權的疲弱，還表現在國外社交平台的強勢。

4月13日，推特凍結了我在斯里蘭卡和塞浦路斯兩個駐外機構的官方賬號，不過隨後又被恢復。

那如果放開網絡限制，也就是説，樓下的鄰居也安裝上播音系統會不會就能避免被動局面呢？恐怕有一點一廂情願了。

**我們的聲音沒有融入世界輿論洪流，與網絡限制有關，也與文化體系有關。**試想，即使放開限制，又有多少人可以無障礙英文閲讀，能夠用英文闡明事實真相呢？在普通網民中，恐怕是寥寥無幾。

推特早在2016年7月發佈的一項評估稱，中國大陸目前有大約1000萬推特用户。業內分析家表示，從這個數字中可以看出，使用虛擬專用網絡來登錄外國社交媒體尤其對於中國的年輕用户來説並非難事**。但在中文環境下，隨着國內社交平台的日益活躍，真正經常瀏覽國外社交平台並影響輿論風向的恐怕鱗毛鳳角。**

所以，在相對的信息孤島上，我們只能相信媒體流露出來的國外信息，相關信息的單一化、統一化，很容易讓網友標籤化，於是，“水深火熱”的“同胞”要求回家，就大有市場了，讓一些譁眾取寵的媒體賺流量賺了個盆滿缽滿。

在暫時不能改變大環境的前提下，辨識事件真假，加強獨立思考才是關鍵。

清代乾隆朝土爾扈特部的東遷，應該是為人們熟知的歸順事件，但其中的政治博弈遠比讀者看到的故事梗概複雜得多。

一般科普書上寫道：1771 年，渥巴錫率部東歸，歷來被視為史詩壯舉，“為鞏固中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

土爾扈特部是漠西衞拉特蒙古（即明代瓦剌）的一支，原遊牧於新疆塔城一帶。其西遷的原因，通常的説法是，同為漠西蒙古一支的準噶爾部崛起後，企圖控制土爾扈特部，土部首領不願屈服，於 1628 年毅然率部西遷。

不過據《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記載：土爾扈特部首領、“東歸英雄”渥巴錫在歸順清朝後，曾與乾隆談到祖先 100 年前的西遷歷史，他雖然承認“我衞拉特四部不甚和睦”，但同時認為“我所居之牧地不能容之”也是西遷的重要原因。實際上，草原對遊牧人口的承載能力十分有限，一旦人口增殖過快，出現大量剩餘，出路無非兩條：內部攻伐消耗剩餘人口，或者向外開拓新的生存空間。土爾扈特部西遷實在是無奈之舉。

而一百餘年後，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又東遷回來，主要還是因為生存空間問題。18世紀後期，隨着俄羅斯對土爾扈特部控制的加深，不少俄羅斯人和伏爾加日耳曼人移居當地從事農牧業，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土爾扈特牧場進一步縮小，牧民大批陷入貧困，很多人甚至把孩子賣給俄羅斯人為奴。

幾乎與此同時，從東方傳來了與土爾扈特部同文同種的準噶爾部落被清朝滅絕，伊犁一帶牧場清空、千里無人煙的消息。這對土爾扈特人無疑極具誘惑力，擺脱俄羅斯人控制，東歸故土的想法在汗國蔓延開來。嚴峻的生存空間問題和東方巨大的吸引力讓土爾扈特人只能選擇東遷。

但東遷回來的土爾扈特部隨機便遭到了朝廷的分化，大大降低了原部落的人員聚集度，清廷不但需要顧慮沙俄的反映，更是猜忌歸順部落是否有霸佔伊犁之心。

所以，對渥巴錫東歸動機的疑慮，讓乾隆帝下決心對土爾扈特嚴防死守。艱難東遷旅途後剩餘的土爾扈特部落人口被拆分安置，各部分遠遠隔開。渥巴錫最終也沒能如願以償，未能獲得伊犁附近的原準噶爾牧場。

土爾扈特部的東歸遠沒有歷史科普書上那般美好。

世界上有歷史記載以來，極少有國家或民族要求歸順另外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情況，這不但涉及兩個政權之間的戰略平衡，更是當局所不能允許的，因為人口意味着實力和税收，絕少有國家主動放棄人口，也絕少有部落或羣體冒天下之大不韙選擇所謂歸化，古代不可能，現代社會更不可能。

炮製所謂“多國渴望迴歸中國”的話題，不但毫無歷史常識，更是一種玩弄讀者感情的卑劣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