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窟裏的新冠大流行：4月底時巴西病例或已超過150萬例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8人蔘與2評論疫論·空間｜沉默的祭壇：里約熱內盧貧民窟的新冠大流行

巴西已經成為了新冠疫情的震中，新增病例僅次於美國——然而巴西的測試能力卻遠遠不足，實際死亡率可能要高得多。巴西貧民窟的檢測數據則更加匱乏。本文將目光投向受到新冠疫情衝擊的里約貧民窟，並解釋了里約城市空間中貧民窟與城市“遙遠的接近性”之悖論：里約熱內盧的不規則地形，讓這個城市詞彙之中強調貧民窟和正式城市空間之間的社會分離的隱喻浮現出來。在瀝青（asphalt）上，居民有權利和義務，住在正式的法治城市內。在山丘（hill）上，人們生活在貧民窟裏臨時搭建的棚户區內，在那裏，人們的權利是殘餘的，不穩定的；他們沒有受到國家警察的保護，反而受其威脅。建立在城市上層社區之間，貧民窟的居民為屬於瀝青的城市提供了最基本服務。貧民窟內近30%的女性是女傭，大多數服務於沿大西洋海岸的里約熱內盧高檔公寓，而那裏是新冠病毒首次出現的地方。

作者Lués Costa是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博士候選人，他研究1960年代的巴西紀錄片。本文英文版將刊於關注都市空間、媒體與社會的網刊“Mediapolis”下一期，約於六月中發佈的“疫情在全球城市”特輯，感謝Mediapolis授權澎湃新聞刊發中文版。

水果和蛋糕攤、酒吧、雜貨店和小飾品攤位排列在通往巴西里約熱內盧貧民窟Pavão-Pavãozinho的道路上。一桶桶的瓦礫和木屑堆積在狹窄的街道兩旁。在週六早晨，男男女女紛紛通過這條街道。在一條小巷的入口處，有人用水筆在一塊白板上潦草地寫道：建議居民使用手套、口罩和免洗消毒液。在街道另一邊，有人在酒吧的藍色和紅色的牆上塗鴉道：“這不是新冠病毒。這是新的世界秩序。”

Pavão-Pavãozinho位於科帕卡巴納海灘（Copacabana beach）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它是巴西里約熱內盧市的763個貧民窟之一。根據巴西上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在2010年，大約140萬人，即22%的城市居民生活在這些地區內。在這個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貧民窟從邊緣包圍了城市。隨着大流行在巴西的蔓延，人們為這場前景黯淡的對抗做好了準備。

Pavão-Pavãozinho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報道，5月初，只有美國的新增病例超過巴西。然而，巴西的死亡人數可能要比美國高得多。巴西是全球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到目前為止也是受測試人數最少的國家。根據巴西國立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的調查，截至4月底，巴西新冠的病例數量可能已經超過150萬，比衞生部當時確認的79708例高出近20倍。

在貧民窟內，關於疾病的統計數據則更少。在不進行檢測的情況下，感染人數通常只是一個純粹的假設，WhatsApp聊天中的傳言或居民協會的訃告都助長了這種假設。公共診所對疑似病例的調查也表明，大流行正在無聲無息地向前推進。5月初，在Pavão-Pavãozinho的大約10000名居民中，有7例確診病例，2人死於新冠病毒。

在這樣盲目的情況下，貧民窟採取了另類的方式來記錄瘟疫的傳染。在城市的北部，Complexo do Alemão社區最大的公共診所的醫生們創建了一個獨立的流行病監測系統。被監測的區域是一個由17個貧民窟組成的居住羣，這個羣落環繞着一個位於里約熱內盧北部的多岩石山巒Serra da Misericórdia，分佈在296公頃的山丘、斜坡和泉水上。

Complexo do Alemão

在5月2日，巴西新增了1288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住院病例57例。然而，官方報道的新增病例卻只有17例。數字上的落差可以從Inhaúma公墓（位於貧民窟一個入口的山腳下）進進出出的棺材數目中被感知到。在今年4月，這個公墓記錄在案的下葬數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2.7%。

該住宅區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0.711，為全市最低。在那裏，大約7萬居民中有29%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的平均收入不到最低工資的一半。在Complexo do Alemão社區入口處的街道上，到處都是被展開的手工製作橫幅，要求人們共享水資源。這個警示也反覆迴響於在貧民窟社羣穿巷而過的汽車廣播中。在一些地方，水龍頭一週只能接到兩次自來水，通常龍頭的水流量很小，像水滴一樣。你必須耐心地去填滿水桶，為本週剩下的時間儲存好用水。在沒有水的情況下，對於人均收入在45美元左右的大多數居民來説，免洗消毒液的價格是令人望而卻步的。四分之一的居民沒有收入來源。

“COVID”、“大流行”、“SARS”和“封鎖”這些詞在小學畢業率不到50%的人的詞彙表中並不常見。（一則謠言稱，）用温水混合鹽和醋來漱口可以殺死在喉嚨裏的病毒。另一則假新聞表示，鹼性水果能使身體免疫疾病。一段匿名的WhatsApp音頻在貧民窟中流傳，警告稱可能有被污染的口罩將在該社區內被分發。

由於依賴於非正規經濟，當地經濟幾乎無法適應當下的孤立狀態。在新巴西利亞的貧民區內，酒吧和雜貨店照常營業，熙熙攘攘的街頭集市每天都吸引着當地人和商人。銀行和彩票公司門口排着長隊，人們在尋求約100美元的緊急援助，這是聯邦政府提供給失業者和非正式工人的救濟，但這隻比每月最低工資的一半多出一點。

對大流行破壞潛能的否認也加劇了人們的懷疑。塞拉斯·馬拉法亞（Silas Malafaia）是新五旬節派*（neo-Pentecostal）的明星牧師，他的教堂在貧民區內設有分支（在山巒附近至少有11個分支），他在Twitter上向自己的140萬粉絲大聲抗議，認為媒體在處理疫情時誇大其詞。馬拉法亞是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最重要的宗教盟友之一。博爾索納羅是巴西極右勢力的領袖，自危機開始以來，他曾四次利用電視和廣播發表公開聲明，試圖將大流行的風險描述為最低。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他稱新冠病毒為“小流感”（little flu）。

*【馬拉法亞是五旬節教會的領導者以及巴西福音傳教士跨宗教派別理事會（CIMEB）的副主席，該理事會由幾乎所有巴西福音派教派的約8500名部長和領導人組成。馬拉法亞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場，並公開反對同性婚姻和《墮胎法》。在2018年的競選中，馬拉法亞以及新五旬節教派對福音派競選人博索納羅的獲勝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貧民區內，由社區的年輕居民組成的coletivos組織試圖創造策略來阻隔瘟疫傳播。Papo Reto用流行的放克（funk）的流行韻律對大流行的風險進行了説教式的解釋，電子舞曲的節拍在被固定於貧民窟電線杆上的那些揚聲器之間迴響。他們的成員曾是“危機辦公室”（Crisis Office）的創始人員。“危機辦公室”是coletivos的一個特別小組，負責為社區提供指導方向，收集基本需求並分發食品籃子和衞生用品等。

4月27日上午，巴西塔維拉（Fazendinha）社區在軍事警察打擊毒品販運的突擊行動時傳出了槍聲，“危機辦公室”不得不取消了當天的安排。幾個小時後，貧民窟主要公共急診室的醫生必須暫停提供針對新冠的服務，集中精力為新受傷的患者取出子彈。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監控該市暴力活動的虛擬地圖Fogo Cruzado顯示，僅在今年4月，Complexo do Alemão社區就記錄了22起槍擊事件。

Complexo do Alemão社區曾經是里約熱內盧販毒集團的一個掩體。在2010年，國家安全部隊在一次大規模行動中佔領了這裏，其目的是向該地區植入所謂的和平警察。這是一種公共安全的管理模式，以永久的軍事佔領來管理衝突地區，該模式在2007年被裏約所採用。這種模式被寄予為貧民窟的發展提供機會，促進貧民窟與城市融合的希望，但很快就坍塌了，就像任何其它失敗一樣，它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象徵性事件。2013年7月，瓦匠阿馬裏多·蘇扎（Amarildo Souza）在Rocinha的貧民區消失了，Rocinha位於São Conrado海灘兩岸，是有着7萬居民的地理巨像（geographical colossus）。調查得出的結果是，蘇扎（Souza）因涉嫌為當地毒販儲存武器和彈藥而被非法關押在酒吧裏，他被帶到一個裝水的容器前，在正式死去之前，他遭受了40分鐘的電擊，溺水，用塑料袋悶住頭等折磨。而他的屍體從未被人發現。

作為巴西人口最多的貧民窟，Rocinha在巴西眾多貧民窟中佔據官方統計數字裏最多的確診病例。那裏的房子通風很差，很多房間不被陽光光顧，甚至在早上也需要燈光照明。實際上，自我隔離在物理上也無法在該地實施。如果Rocinha是一個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有着48258居民的它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紐約作為新冠病毒的全球震中，是美國人口最稠密的城市，而Rocinha的人口密度約為紐約的5倍。

Rocinha

里約熱內盧的不規則地形，讓這個城市詞彙之中強調貧民窟和正式城市空間之間的社會分離的隱喻浮現出來。在瀝青（asphalt）上，居民有權利和義務，住在正式的法治城市內。在山丘（hill）上，人們生活在貧民窟裏臨時搭建的棚户區內，在那裏，人們的權利是殘餘的，不穩定的；他們沒有受到國家警察的保護，反而受其威脅。

記者Zuenir Ventura在1994年的一部經典著作中創造了一個術語，通過這個術語，城市研究這門學科可以去了解山丘和瀝青之間的不平等。Cidade partida，或“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y），描述了兩個勢不兩立的城市擠在山海之間的現象，這導致二者在空間上親近，但在社會上疏遠。在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中，Rocinha就是這種模稜兩可的空間形象的典範。它建於城市上層社區之間，貧民窟裏的居民為屬於瀝青的城市提供了最基本服務。貧民窟內近30%的女性是女傭，大多數服務於沿大西洋海岸的里約熱內盧高檔公寓，而那裏是新冠病毒首次出現的地方。

從瀝青到山丘，傳染病悄然循序的升級突顯了共享同一領土的兩座城市之間“遙遠的接近性”（far proximity）的悖論。不均衡的融合進程中，貧民窟進入了新的新冠病毒危機。這場危機因貧民窟被邊緣化的歷史遺留問題而衝破，邊緣導致的脆弱條件成為人類悲劇的沃土。然而，在這場大流行中，定義城市不平等的社會深淵仍然被病態且不確定的死亡估算所隱藏，這個預估僅僅通過數學模型和喪葬鐘聲暗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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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分析：智利疫情緣何迅速惡化

　　新華社聖地亞哥5月15日電 新聞分析：智利疫情緣何迅速惡化

　　新華社記者尹南 張笑然

　　進入5月以來，智利每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不斷創新高，疫情曲線由平緩變得陡峭。智利衞生部14日數據顯示，截至13日21時，智利確診病例比前一日增加2659例，累計確診37040例。而僅僅十幾天前，每日新增確診病例還只有400多例。

　　聖地亞哥所在的首都大區成為疫情重災區，半個月時間內首都大區確診病例總數從9625例增加到27216例。疫情迅速發展導致醫療系統不堪重負，該地重症監護牀位使用率已達93%。智利政府宣佈15日22時起在首都聖地亞哥市實施強制隔離。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智利疫情迅速惡化？

　　智利聖地亞哥大學學者、公共衞生博士克里斯蒂安·加西亞對新華社記者説，公眾每天看到的新增確診病例數其實反映的是五六天前、甚至十多天前的感染狀況，要想戰勝病毒就要跑在它前面，有時需要採取當時看上去很誇張的舉措。加西亞認為，應該在更早時間實施更大範圍的隔離措施。

　　智利新冠肺炎顧問委員會成員、智利發展大學流行病學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阿奎萊拉認為，在迅速隔離患者、切斷傳播鏈條和尋找密切接觸者等方面做得不到位，是導致疫情持續蔓延並加重的重要原因。

　　智利衞生部長馬納利奇説，病例數快速增加的原因包括檢測量加大，還有一些民眾不配合防疫。他説，有人違反防疫規定，在公寓舉行大型聚會，一些民眾也沒有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

　　一些流行病學家認為，智利4月下旬發佈《安全復工計劃》，隨之而來的公務員恢復現場辦公、商場重新開業、恢復擇期手術等“解封”行為，與5月份病例數增長也有關係。

　　智利重症醫學會主席托馬斯·雷蓋拉表示，管控措施放鬆、個人不注意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等規定，都與疫情蔓延有關係。

　　目前，疫情在聖地亞哥的傳播已從早期在富裕社區中有歐洲旅行史的居民轉移至大量低收入社區人羣中。聖地亞哥市一位區長表示，低收入人羣遵守隔離措施難度更大，他們居住環境擁擠，衞生條件不足，並且需要每日出門工作以獲取食物，這些因素無疑會擴大疫情蔓延。

　　智利總統皮涅拉和衞生部長馬納利奇近日表示，未來幾周將是智利疫情的艱難時刻。智利大學公共衞生學院一份研究顯示，智利的醫療系統有可能在未來兩週面臨嚴峻挑戰，疫情可能會在5月底到6月初達到峯值，6月起死亡病例數將明顯增加。